冷戰結束前後，東北亞各國海洋開發進入新時期。島鏈縱橫交錯，海上經濟專屬區的重疊與海洋開發戰略的相互交織，造成挑戰與機遇並存，合作與對峙同在的複雜局面。圍繞著21世紀東北亞國家的海洋經濟開發圈的運作，出現了若干值得探討的新問題。回顧20世紀90年代東北亞各國海洋經濟圈開發戰略的緣起，或許有助於對問題的理解。

　　一、中國的海洋經濟開發圈構想的提出

　　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步署的順序展開，官產學三家聯手，啟動了以東北三省、京津冀魯為依託的東北亞區域合作進程。其中，吉林、遼寧兩省的有識之士尤其積極。1984年，東北師大、吉林社科院、吉林省經貿廳等單位聯合組成《吉林省對蘇開展地方貿易可行性研究》課題組。在研究開闢對蘇聯貿易口岸的過程中，提出恢復圖們江出海權構想。1986年課題組責成專人實地考察，寫成《關於利用圖們江及開闢我省對外貿易口岸的調查報告》。報告認為：根據1886年《中俄琿春東界約》的規定，恢復被人們忘卻的中國圖們江出海權，既有「歷史條約依據」，又有「現實可能」〔1〕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恢復出海權問題，將其列入《吉林省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之中，並將該省的對外開放方針歸納為「面向東北亞，打開出海口，走向太平洋」。〔2〕 課題組再接再勵，繼續在省內造輿論，提出一組圍繞圖們江出海權的論文和綜合報告。

　　報告引起國家海洋局的高度重視，1987年3月，委派官員赴吉林省實地考察，聽取彙報。同年6月，吉林省組成赴京彙報團將課題組起草的《關於解決我國圖們江出海口問題的報告》呈報國務院，並向有關部委作了彙報。同年10月，在中蘇第三輪邊界談判中，蘇方表示不反對中國船隻沿圖們江及江口地區航行，但須經朝鮮同意。同年11月，朝鮮外務省照會：同意中國船隻在朝蘇之間的圖們江水域航行。〔3〕此後，吉林省科委、課題組與國家海洋局、交通部官員以及專家和學者合作，研討圖們江航行權的開發戰略、規劃及具體措施，省駐京辦事處則舉行「圖們江口通航環境科學考察方案」聽證會。1990年5月，國家海洋局與吉林省科委實施中國經由圖們江河口段的首次試航考察。199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蘇，雙方簽訂《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重申恢復中斷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圖們江出海權。同年6月，中方又進行了經圖們江出海的第二次科學考察。

　　乘著圖們江開發輿論熱潮持續升溫的有利時機，1990年7月，中國亞太研究會、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共同舉辦了第一次長春「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國際討論會。出席會議的代表來自中、蘇、朝、韓、美、日、蒙古7國，提供了28篇論文，涉及東北亞區域範圍的界定以及經濟開發的若干問題。其中，圖們江開發問題成為代表討論的中心問題。1991年8月，第二次「東北亞經濟發展」國際討論會在長春舉行，會議發表了《長春宣言》，宣佈設立「東北亞經濟論壇」今後將在各國輪流舉行論壇的國際會議。

　　從圖們江口出海權問題的提出，到「東北亞經濟論壇」的設立，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樂於採納大學、科研機構學者專家的建議並給予有力支持，官學互通聲氣並採取相應行動，東北亞區域合作的輿論在中國搞得有聲有色，產生廣泛影響。在國外，繼「第一次東北亞經濟論壇長春國際會議」之後，與會各國又分別在朝鮮平壤（1992.4）、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1992.8）、韓國龍平（1993.9）、日本新瀉（1995.2）召開了論壇的第二至五次國際會議，對東北亞區域化各種構想的闡發、新的經濟開發計畫（如俄羅斯的「大符拉迪沃斯托克計畫」和朝鮮的先鋒-羅津開發計畫）的提出、吸引聯合國的關注與資助等，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圖們江出海權的恢復，鼓舞著中國學者、專家構思由琿春 - 波謝特 - 羅津小三角地帶與延吉-符拉迪沃斯托克－清津大三角地帶重合的「東北亞金三角」開發區域。朝俄兩國也表現了熱情，1991年朝鮮宣佈清津為自由貿易港、羅津先鋒為自由貿易區，同年俄國也宣佈納霍德卡為自由貿易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為自由經濟區。1992年3月國務院宣佈琿春為邊境開放城市，延吉市努力跟進，「東北亞金三角」呼之欲出。

　　與此同時，在華南、華東經濟開發熱潮的刺激下，京、津、遼、魯、冀等兩市三省聞風而動，聯手謀劃開發「環渤海經濟圈」，頗有同「東北亞金三角」一爭高下的氣勢。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至1993年，華南經濟圈的廣東、福建兩省的生產總值佔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由7％上升為13.1%；華東經濟圈的上海市和浙江、江蘇省的同期比重，由18.2%上升為19.3%。〔4〕 相形之下，華北、遼東、京津遼魯翼兩市三省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期比重出現了0.1%的負增長。華南、華東經濟增長迅速，對華北五省市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1989年環渤海地區的16個城市的決策長官在天津舉行聯席會議，建立了環渤海資訊協會以互通聲氣。1992年，中央政府派遣6個調研組分赴各地、包括環渤海地區調研；民盟中央提交了加快開發環渤海地區的報告，江澤民批示給予支持；國家計委立項並開展環渤海地區開放戰略研究。1993年，國家計委根據中共「十四大」加快開發環渤海地區經濟開發戰略，提出初步報告。1994年，京津魯晉京津6省市的省市長、中央14個部委領導召開聯席會議，研討環渤海地區的開發思路，制定規劃，確定一批重點項目，「環渤海經濟圈」隆重出臺。 〔5〕

　　與學者專家倡議構思、政府審議支持下的「東北亞金三角」開發進程有所不同，「環渤海經濟圈」開發構想，幾乎從一開始就置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關注之下。 〔6〕1984年5月，在國務院宣佈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中，環渤海沿岸即有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等5個城市列入其中，為總額數的1/3強。1985年全國7個沿海經濟開發區中，又有膠東半島、遼東半島、河北沿海市縣列入其中，七居其三。

　　環渤海地區之所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亦非偶然。國防安全、臨近首都、基礎設施完善、工業體系齊全、交通網絡發達等多年積累的雄厚開發基礎和資源、資訊、人才優勢，都使「環渤海經濟圈」極有可能繼80年初期華南經濟圈、90年初期華東經濟圈的開發而掀起第一、第二次高速增長之後，成為中國第三次經濟飛躍新的增長極。至90年代中期，上述環渤海沿岸的5城市和北京市紛紛提出對外發展的戰略目標，例如1995年北京市強調與東北亞國家開展國際合作，使北京經濟開發充滿活力；天津市提出「把天津建設成為全方位開放的現代化國際港口大都市」；〔7〕大連市熱心建成「北方香港」，開展以大連為中心的東北亞國際合作；山東省組成官產學三位一體的課題組，計畫以中韓經濟開發的突破口，加強與東北亞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實現「海上山東」和「開放開發黃河三角洲」的目標，爭當環渤海地區經濟騰飛的龍頭，等等。 〔8〕

　　政府的主導行為促進研究工作的展開。一系列相應成果陸續推出，1991年出版有：史敏等主編《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探討》、張景柏《東北亞經濟合作與中國的選擇》、朱世良著：《挑戰與機遇――面向21世紀的東北亞經濟》中國環渤海地區經濟研究會編《中國環渤海地區經濟開發合作指南》；1992年出版有：金振吉《東北亞經濟圈與中國的選擇》、許立言著《東北亞經濟圈的魅力――中國的選擇與策略》、韓鎮涉著《亞太經濟發展趨勢與區域合作》、張思平等著《走向東北亞經濟圈――綏芬河市發展戰略研究》等。 〔9〕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環渤海經濟圈課題組與京、津、遼、冀、魯以及大連、瀋陽、青島等8省市相關課題組共同合作，出版了8卷版的《環渤海圈大型系列叢書》，8省市分別立卷，暢述開發規劃與目標，為環渤海經濟圈的形成呐喊助威。此外，何劍的《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研究》（1996）、李靖宇的《中國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對策》（1999）等也先後出版。以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驟發為轉捩點，相應研究成果明顯減少，雖然在《東北亞研究》、《東北亞論壇》、《世界經濟》、《東北亞學刊》及大學學報中仍有論文發表，但「東北亞金三角」、「環渤海經濟圈」乃至「三海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大東北亞經濟協作區」的構想熱度逐年下降。

　　二、日本的「環日本海經濟圈」構想

　　在日本，強調環太平洋合作，是成為世界經濟大國進程中國際合作的基本選擇。環太平洋沿岸出現從川崎到北九洲等多個工業化先進地帶，「表日本」突飛猛進，充滿活力。相形之下，日本海一側的「裏日本」卻沉寂了許多。1994年11月國土廳舉行第18次國土審議會，研討前四次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成敗，制定適應21世紀新形勢的國土開發新方針。1995年12月，被稱之為「21世紀國土偉大構想」的第五次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發表。該計畫從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日本進入老齡化和人口減少時代以及高度資訊化時代等基本認識出發，強調「糾正目前國土構造的偏差，是21世紀國土政策的基本課題」。〔10〕 其具體規劃是：將以往只重視東京至大阪、名古屋、福岡的太平洋工業地帶的第一國土軸開發，調整為日本列島的均衡發展，即形成自北海道札幌至九州長崎或青森至下關，連通東北地區、西南地區和日本海沿岸地區的第二國土軸和日本海國土軸，借助十數貫通東西工業帶的網路，使三個國土軸相互補充呼應起來，實現國土開發的一體化。與此同時，新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還強調：「為了在全球一體化與注重加深同周邊各國、各地區間的相互依存中思考日本的發展，當務之急在於今後能作為世界的一員、特別是亞洲的一員，積極推進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11〕該計畫高度評價1994年國土廳在《四全總綜合研討調查部會報告》中關於「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構想，認為這一經濟圈內的交流與合作必定有助於增強各地區的自主性、自律性，有利於長期發展。在環太平洋合作圈之外，「環日本海經濟圈」成為日本開展區域合作的新天地。

　　官方表態，學界聞風而動。財團法人環日本海經濟研究所（1994，新瀉市）、環日本海學會（1995，金澤），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中心（1997，東京），島根縣立大學東北亞地域研究中心（2000）等研究團體紛紛成立。加上1988年以來已建立的新瀉產業大學環日本海教育會、新瀉大學環日本海研究會、金澤大學日本海域研究所、富山大學日本海經濟研究所等已設置的東北亞研究機構，形成與第二國土軸、特別是日本海國土軸相對應的學術研究群落。上述團體多集中在「裏日本」一帶，學術交流活動相當頻繁，成為熱心促進「環日本海經濟圈」區域合作的積極力量。日本學者認為：「環日本海經濟圈」包括中國東北三省、俄國遠東地區、朝鮮半島的東海岸等地區，均為遠離首都並有待開發的落後地區；為形成環日本海經濟圈，即需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需要政府級別的援助，在基礎建設整備、培養人才和資訊交流等方面打下牢靠基礎。〔12〕為了同一目的，理應發揮重大作用的日本要促進各國相互理解、特別是加深有關歷史問題的理解和反省，使日本海成為「和平友好之海」，「相互依賴」和「取得共識」是構築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最優先課題」；此外，還應與周邊國家擴大經濟交流以及教育、研究、文化、體育等廣泛的多層面交流；作為國際交流的前提，是活躍日本海沿岸各道縣之間的交流，為便於協調相互關係，避免惡性競爭，建議設立新省廳「日本海開發廳」；加強對日本企業國際化的監督和規則等。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還研究了事關「環日本海經濟圈」的經濟、歷史、國際法、地理、文化等許多問題，提出肯定他人與自我的「協生哲學」。

　　相對學術界的熱情高漲，對「裏日本」周邊國際環境不安定心存疑慮的日本政府對「環日本海經濟圈」問題態度，審慎過度。雖然國土廳對「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構想給予高度評價，但並無多少實際行動，基本上游離於「環日本海經濟圈」，或曰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日本出現學熱官冷、產業界旁觀的奇怪景像。東北亞區域化在日本尚處於學術界不厭其煩的探討、論證階段。儘管如此，隨著第五次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發表，東北亞區域化的問題畢竟被提上日程。當然，長時期的學熱官冷，挫傷了「裏日本」學界的積極性。近年來，當地的研究熱情和學術活動的活躍性，也在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

　　三、韓國的環半島海洋開發計畫

　　早在1988年，韓國政府即提出迎接「21世紀西太平洋時代」的西海岸開發戰略。其主要內容是：1，擴建大規模的產業基地，激發經濟開發的能動性，加快碼頭、空港、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交通設施，形成京仁、京釜運輸主幹線；2，振興農業等相對落後的傳統產業，開展圍海造田，充實西海岸作為糧食供給基地的生產能力；3，為穩定充足地保證工業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防止水污染的擴大，加快建設汙水處理系統並合理開發水資源。為完成規劃中提出的126個開發專案，由政府和民間兩方面投資。1988年計畫投資額度為22萬3000億韓元（約合320億美元），至1995年增至45萬5000億韓元，1996年追加1萬億韓元，至2001年又追加27萬4000億韓元，總投資額相當龐大。〔13〕 以下表可略見其開發概貌： 〔14〕

　　90年代前期的韓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1995年韓國貿易總額達到2512億美元，升格為世界第11位貿易大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萬美元，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15〕在巨大的業績面前，1995年1月，立志建設「新韓國」的金泳三總統提出「世界化構想」。概言之，即主張在全球化、資訊化、地球村化的新時代，韓國應推進世界化潮流，成為「統一的世界中心國家」，發揮與先進國家相稱的重用作用。 〔16〕韓國政府調集各界專家學者組成「世界化推進委員會」，針對世界貿易組織和北美、西歐區域經濟形成的新形勢，主張外貿過份依賴歐美發達國家市場的韓國應構築適應全球化的區域經濟合作體，使貿易多角化，並且在亞太、東北亞區域的經濟合作中保持主動。由於朝鮮半島位於東北亞的中心部位，為發揮韓國聯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橋樑作用，協調周邊大國利害關係，創造半島南北統一的條件，實現地區性的世界化。韓國對東北亞區域合作雖起步較晚，但態度相當積極。

　　西海岸鄰近中國沿黃海、渤海、東海南北走向的大孤型開發地帶，尤其與山東半島咫尺相隔。借助地利、人和之便，韓國中小企業成批成批地乘坐西海岸開發戰略之舟，搶灘齊魯，形成對華投資的優勢。

　　與西海岸開發相呼應，在政府支持下，1994年7月江原道提出「環東海圈」開發戰略構想，即分階段實施擴大環東海圈各國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設置定期協商機構、形成東海岸為中心的旅遊和貿易交通網絡。〔17〕為此，江原道於同年6月與中國吉林省訂立《增進友好及交流合作協定》，11月與日本鳥取縣訂立《友好合作協定》、與俄國沿海州訂立《基本意向書》，同年還邀請鄰國代表，在束草舉辦「環東海圈」地方政府知事及省長會議，討論合作與交流事宜。江原道先行一步，對韓國中央政府不乏推動意義。1995年3月，韓國交通建設部公佈第三次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正式提出「環東海經濟圈」的目標，將江原道率先提出的計畫升格為國家開發計畫。隨後，大邱 ·慶尚北道開發戰略、釜山 ·慶尚南道開發戰略依次提出，進一步充實了「環東海經濟圈」的構想。

　　實際上，自1994年起，韓國政府的經濟開發戰略已進入全面規劃、逐步開展的成熟時期。在政府的規劃下，8大廣域開發圈陸續推出。其中包括1994年起步的釜山慶南圈、牙山灣圈，1998年劃定的光州 ·木浦圈、大田 ·清州圈，1999年劃定的光陽灣 ·晉州圈、大邱 ·浦項圈、群山 ·長項圈、江原道海岸圈等。 〔18〕上述8大廣域開發圈內的釜山、馬山、牙山、天安、光州、木浦、大田、清州、光陽、晉州、長項、群山、束草、江陵等中心城市成為區域開發的依託點，並以密集的交通網相互連接，形成全國規模的持續開發大框架。其中，牙山灣、群山 ·長項、光州 ·木浦、光陽灣 ·晉州、大田 ·清州等5個廣域開發圈西向中國的黃海環渤海經濟圈，江原道海岸、大邱 ·浦項、釜山 ·慶南圈等3個廣域開發圈東望日本的北九洲工業地帶和環日本海經濟圈，從而造成東西呼應、韓國居中發揮橋樑作用的態勢，力圖在中日韓三國經濟開發大格局中佔據具最有利的位置。

　　四、朝鮮、俄羅斯和蒙古的海洋開發構想

　　20世紀90年代伊始，朝鮮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一方面，因蘇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而引起對經互會國家外貿萎縮，蘇聯東歐的援助中斷；加之國內原料源缺乏、自然災害頻發、糧食供應緊張，軍費開支過高等原因，造成朝鮮巨大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1990年南北舉行總理級會談並提出改善南北關係協議草案，1991年朝鮮、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又為朝鮮擺脫外交孤立、調整經濟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種情況下，仿照中國設立經濟特區的嘗試出現在朝鮮。1991年12月朝鮮政務院公佈第76號令，決定將地處「東北亞金三角」的羅津、清津港開闢為東北亞國際貿易中轉站，分階段開發羅津 ·先鋒經濟自由貿易區，將其建設為國際商品貿易、加工輸出業、輕工業基地和國際旅遊區。為此，朝鮮接連制定有關投資的法規以吸引外國投資。1993年12月最高人民會議決定將羅津先鋒自由經濟貿易區由621平方公里擴展至724.5平方公里，並再次公佈多項法律規定。至1996年5月，意向性投資合同達49件，投資額3.5億美元，實際投資22項，實際利用投資額不過3400萬美元。〔19〕至1998年，羅津、先鋒自由經濟貿易區投資企業總共為130家，日資為40家。其中，合營企業70家，外資額0.9億美元，合資企業60家、外資額0.4億美元，與中國合營、合資企業的資金為0.4億美元， 〔20〕開放力度逐步加大。

　　南北交流與合作在這一過程中曲折發展。南北經濟交流，始於1984年9月朝鮮向韓國提供救災物資和大米。1990～1992年南北總理級會談期間，雙方訂立《南北交流合作意向書》為經濟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南北方的相互貿易、委託加工、合辦企業等專案，構成經濟交流合作的三大支柱。據統計，1989～1999年雙方貿易總額由1872.4萬美元增為3.3億美元，增長了17倍。朝鮮對韓貿易自1998年出現赤字3741.5萬美元後，累年增加，至1999年上升為1.2億美元。1991年韓國科倫商社來朝鮮從事製鞋委託加工、開闢了南北經濟交流的新途徑後，1992～1999年委託加工額迅速上升，由84萬美元增至9962萬美元，朝鮮盈餘達785萬美元。委託加工的韓國公司增至百餘家，分佈在平壤、南浦至新義州、羅津、先鋒等城市。南北合營企業開始於1996年。當年大宇公司與朝鮮「三千里總公司」合辦民族產業總公司，合辦紡織廠，但不久破產。1997年以後，韓國大中小企業紛紛申請來朝鮮投資開工廠，「LG商社」與朝鮮「三千里自行車廠」、「泰瑛水產」合資生產自行車、扇貝。1998年韓國房地產業公司向朝鮮「妙香經濟聯合體」投資60萬美元，合辦「朝鮮不動產總公司」，開工興建平壤高麗飯店、柳京飯店。此後，韓國食品業、製藥業、汽車業、電子業、旅遊業的大小公司也紛紛來朝鮮尋找開創事業的機會，〔21〕前景可觀。

　　俄羅斯同樣對東北亞經濟開發寄以厚望。1991年俄國提出建設「大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經濟區」的龐大開發規則，計畫在1991～1995年優先發展資源及出口加工業；1996～2000年發展進口替代型的中等技術製造業；2001～2010年發展出口導向型高科技產業。先低後高，逐步升級。在這個長期開發規則中，納霍德卡自由經濟區為重中之重，為此，俄國政府分別在第一、第二階段分別投資15億、22億盧布，用於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旅遊保健建設；1991～1993年貸款226.1億盧布；1995～2000年俄國財政部每年再追加4000萬美元的貸款，加上吸引韓國投資，納霍德卡自由經濟區的港口、碼頭、鐵路、機場設施狀況大為改觀。招資引商的環境趨於優化，外資進入比較活躍。至90年代末，註冊外資企業為1469家，日韓企業數約為外企總數的1/3，年貿易額度約為3～4億美元。〔22〕由於資金的總體匱乏與分散化，加之莫斯科與遠東地方當局存在需要協調的許多問題，大符拉迪沃斯托克開發規劃雖思路明確而合理，但仍處於舉步維艱的狀態之中。

　　蒙古作為內陸國家，熱切希望在東北亞經濟圈的開發中分得一杯羹。打通前往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出海口，建成便捷的國際陸路交通運輸線，是蒙古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1992年10月，蒙古政府制定參加東北亞經濟開發的《行動綱要》，力圖早日衝出制約經濟起飛的瓶頸。鐵路的現代化建設改造在加緊進行，大連、天津新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納霍德卡、波謝特港等出海口是蒙古走向海洋的優先選擇。與此同時，開通烏蘭巴托－中國東北－日本或納霍德卡的航空線、喬巴山-赤塔或哈巴羅夫斯克的航空線，架設與中俄相連結的遠程高壓輸電線，修築烏蘭巴托至溫都爾汗的柏油公路等，力圖通過基礎性交通、通訊建設的展開，為蒙古經濟開發插上翅膀。

　　東進參與圖們江區域開發，也是蒙古走向海洋的現實選擇之一。其具體思路是：建成塔木察格布拉克至中國伊爾施約170公里的鐵路，使烏蘭巴托－喬巴山－長春－琿春鐵路線最終與波謝特、羅津各港口相連聯；進而西進，開通烏蘭巴托至德國柏林的歐亞大陸橋，使蒙古發揮歐亞鐵路樞紐站的關鍵作用。 〔23〕出於地緣政治和參加東北亞經濟開發的雙重需要，蒙古強調「與俄羅斯所建立的傳統友好關係今後也將會繼續下去」；與中國「不可以不友好正確地相處，因為中國是東亞地區合作中最重要的條件與強盛的國家」；「日本在經濟上對蒙古給予的援助最大，蒙古與日本建立的協作關係」將保證「蒙古經濟得到高速發展」。 〔24〕總之，由日本較早倡議的東北亞經濟合作，已迅速擴展為國際聯合行動，從總體上看，尚處於探索階段，進展起伏大，冷暖不定。

　　五、圖們江開發熱的急劇降溫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NUDP）參與以圖們江出海口地區為中心的東北亞經濟開發，既突出了國際色彩，也使「東北亞金三角」走向世界。聯合國計畫開發署資助1990年第一次長春東北亞國際會議，邁出參與東北亞經濟開發的第一步。1991年7月，計畫署在烏蘭巴托召開東北亞區域規劃會議，準備將1990年形成草案的東北亞經濟合作開發專案納入1992～1996年度的計畫署全球開發規劃之中。會議認為，朝、蒙、中、韓四國地理鄰近，為計畫署支援下的區域技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農業生態的相似及經濟開發互補性，造成多國區域經濟合作的機遇。為此，規劃在1992～1996年間，優先援助開發溫帶食用作物、農業新能源與再生能源、促進圖們江區域的貿易與投資等4個專案， 〔25〕同年10月，計畫署在平壤舉行東北亞6國會議，研討圖們江地區開發計畫。會後，在聯合國總部公佈了圖們江地區開發專案（TRADP）。

　　計畫署還分別在漢城（1992.7）、北京（1992.10）、平壤（1993.5）、莫斯科（1994.7）舉行4次圖們江開發專案管理委員會（PMC）會議和北京（1992.4）、符拉迪沃斯托克（1992.7）、平壤（1993.5）三次專家組會議，協調步署，研討規劃、取得參加「東北亞金三角」開發各國政府的支持，工作相當活躍。然而，由於各國需求的互補性與差異性並存，參與國各自主權讓與的困難，加之1992～1994年朝鮮半島核危機、南北對峙、大國利益衝突乃至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衝擊，使聯合國的努力並未取得相應回報。特別是隨著計畫署圖們江專案工作基地遷往北京，遠離「東北亞金三角」，圖們江開發「熱」急劇降溫。

　　六、對20世紀90年代東北亞國家沿海經濟開發圈構想的反思

　　20世紀90年代東北亞國家競相提出各自的沿海經濟開發圈構想，並非偶然。概言之，是各國官產學在冷戰結束後應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時代潮流的自然反映，對維護地區和平，發展經濟和開展合作，具有雙贏或共贏的積極意義。

　　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世界上地區性區域化組織越來越多，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的東北亞，卻基本上停留在提出構想、發表宣言的口頭宣示上，區域化的實際行動如此舉步維艱？為什麼大都經歷了由熱變冷或者困難重重的過程？今後的前景應當如何？

　　東北亞經濟區域化進程舉步維艱的原因相當複雜。就目前推進區域化的現實力量而言，中日韓三國和俄朝蒙三國分屬兩個不同的檔次。關鍵在於雙邊經濟關係緊密的中日韓三國率先發展三邊關係，形成東北亞區域化的核心力量。屆時，東北亞整體區域化可謂水到渠成。因此，在此著重分析中日韓三國的諸多情況。造成舉步維艱的原因主要有：

　　1. 經濟因素。中日韓三國的經濟關係既存在互補性，也有抗阻性。產生抗阻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經濟開發圈的交叉與並立。三國經濟開發圈的構想均為本國中心型，缺乏區域經濟開發的通盤考慮，彼此難以溝通乃至產生摩擦和對立。（2）劣勢產業部門問題。三國均存在程度不等的劣勢產業部門，尤其是第一產業。雖其在各國產業結構中地位不斷下降，但由於從業人員、尤其是農民的生存狀況及其情緒取向對國會議員的選票有直接影響，或者對國內穩定局面舉足輕重。因此，農產品問題成為三國間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重大障礙之一。（3）三國經濟總體水準的差異。這個原因具有支配全局的決定性作用，是產生抗阻性因素的最主要的經濟土壤。目前，中國、韓國的經濟總量分別為日本的25％和10％，差距懸殊。在市場發育程度、產業基礎、科技水準、立法、環境等方面，存在各種發展層次上的差距乃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在日韓兩國之間，由於存在經濟規模的巨大差距，韓國對日貿易長期入超，韓國政界人士對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將加劇對日貿易入超而憂心重重。同樣，日本也對韓國農產品大舉打入國內市場的前景存有戒心。總之，上述差距和差異並非是在短時期內可以縮小或消失，因而也就決定了以中日韓為中心的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長期性。

　　2. 從非經濟因素而言，主要存在下述問題。其一，政治體制的差異。中日韓三國在政治體制上既有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等兩種體制上的差別，也有同為資本主義體制、但議會民主發展水準不盡相同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儘管超意識形態、超社會體制的經貿合作成為促進三國經濟合作的積極因素，然而客觀存在的制度差異仍然會在某種特定的場合發揮作用。其二，歷史認識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侵略擴張，對中韓兩國造成難以癒合的精神創傷。1965年的日韓關係正常化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既為雙邊關係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也在歷史認識上留下隱患。隨著兩國關係正常化初期友好「熱」的過去，由於靖國神社參拜、教科書事件的頻發，歷史認識的摩擦逐步升級，歷史創傷的隱痛表面化。國民間的友好感情急劇下降。其三，觀念轉換問題。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分裂、動亂、落後、貧弱的狀態，國際形象是所謂「東亞病夫」。新中國建立後，「東亞病夫」的舊中國成為歷史的過去。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走向富強和統一的歷史趨勢不可遏制。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機遇論」、「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等五花八門的說法鵲起，近代以來傳統的中國觀面臨著急劇的轉換，實現相互理解和信賴，同樣需要一個過程。

　　3. 中日韓三國之外的各種國際因素。其中，包括冷戰後東北亞集體安全、朝鮮核開發、冷戰對峙遺留等問題。這些問題均能對東北亞和平發展構成威脅，制約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問題或多或少總與美國的東亞戰略及全球戰略有關。因此，美國因素發揮何種作用，成為直接影響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大外來因素。顯而易見，東北亞國家相互之間摩擦衝突不斷，最有利於美國在東北亞的存在，一個強大而穩定發展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出現，被美國視為噩夢。

　　世界上的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由熱變冷是冷熱轉換的自然過程。既然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東北亞區域合作由熱變冷，在熱的條件具備後，同樣可以由冷變熱。經濟發展，包括區域合作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這是有理由對東北亞區域合作持樂觀態度的主要依據。當然，還需要三國官產學的有識之士，為冷熱的轉換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學者的責任，就在於此。今天的大會，也是一個生動而具體的例證。

　　註   釋：

　　〔1〕陳才等著：《東北亞區域合作與圖們江地區開發》，東北師大出版社，1996年，第180頁。

　　〔2〕陳才等著：《東北亞區域合作與圖們江地區開發》，第180頁。

　　〔3〕陳才等著：《東北亞區域合作與圖們江地區開發》，第180頁。

　　〔4〕仲肇明主編：《環渤海經濟圈》，《總序》社科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5〕仲肇明主編：《環渤海經濟圈》，《總序》社科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頁。

　　〔6〕1988年美國東西方中心早向中國政府提出環渤海地區開發的建議，甚至資助國家科委對此課題進行硏究。此後的所有舉措，均爲政府行爲。

　　〔7〕王輝等主編：《環渤海經濟圈》（天津卷），社科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頁。

　　〔8〕盧新德等主編：《環渤海經濟圈與黃河三角洲開放開發》，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9〕金煕德主編：《中國的東北亞硏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頁。

　　〔10〕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有信堂，1996年版，第70頁。

　　〔11〕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第71頁。

　　〔12〕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第76～77頁。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第72～75頁。

　　〔13〕尹陽洙：《黃海圈時代：西海岸開發戰略》，國土開發硏究院，第11頁。

　　〔14〕尹陽洙：《黃海圈時代：西海岸開發戰略》，第12頁。

　　〔15〕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第167頁。

　　〔16〕金光根：《韓國總統金泳三》，時事出版社，1997年，第314、317頁。

　　〔17〕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第177頁。

　　〔18〕交通建設部：《廣域圈開發計劃》，1999年12月。

　　〔19〕小山洋司編：《走向PAEC時代的戰略：環日本海經濟圈的新局面》，第163頁。

　　〔20〕李靖宇：《中國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對策》，第378頁。

　　〔21〕小林英夫：《朝鮮與東北亞新秩序》，學文社，2001年版，第188～197頁。

　　〔22〕李靖宇：《中國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對策》，第378頁。

　　〔23〕陳才等著：《東北亞區域合作與圖們江地區開發》，第325頁。

　　〔24〕北京大學東亞硏究中心編：《東亞硏究的現狀與發展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第9頁。

　　〔25〕里男主編：《東北亞金三角的熱點》，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23頁。

　　（作者：宋成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