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全球化、區域化同時是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經濟學家斷言，21世紀國際經濟競爭的基本單位不是企業，也不是國家，而是城市群。城市群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未來世界經濟的格局。建設一個強大的城市群，將成為贏得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激烈國際競爭的關鍵所在。90年代以來，中國、日本、韓國在「環黃海經濟圈」(the Pan-Yellow Sea Economic Zone)的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心城市之間的交流異常活躍，地方城市之間的交流目的正在由單純交流向振興地區經濟、加強國際合作方向轉變，其交流質量也在迅速提高。〔1〕環黃海經濟區域包括日本的九州地區及山口地區、韓國的西海岸、西南和東南地區、以及中國的環渤海灣地區，人口2億6千5百50萬，土地面積667700平方公里，GDP 約6340億美元，面積遼闊、人口眾多，並且具備形成次區域性經濟（sub-regional economics ）的自然經濟地理條件和歷史人文條件。〔2〕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範圍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加速推進，中國成為新一輪外資集聚的熱點地區。中國已成經為「製造業大國」。〔3〕根據吾人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軌跡的觀察，中國對外開放進程是由南向北逐步推進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水準也表現出自南向北依次遞減的特徵。繼珠三角、長三角的外向型經濟率先得到發展後，按照規律性的判斷，環渤海地區已成為中國下一輪外資投放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點。〔4〕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後，2005年是中國加入WTO的第四個年頭，也是中國全面實現「十五」計劃目標，銜接「十一五」發展的重要一年。據初步統計，中國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106275億元，同比增長9.4%，進出口總額10245億美元，其中，出口5464億美元，同比增長31.3%，進口4781億美元，同比增長16.0%，進出口相抵，順差683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1303億美元，同比增長21.8%，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7690億美元，比年初增加1591億美元。當前，中國外貿的依存度已高達60%，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中心。〔5〕 

　　中日韓三國雖然已經加入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但仍積極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如中央級政府倡議的「東協10加3」，以及地方級政府倡議的「環黃海區域經濟協作」。這主要是因為，世貿組織主持下的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由於成員多、經濟發展水準差距較大，導致各自的要求不同，談判必然曠日持久，步履艱難，貿易磨擦從未間斷，包括中日韓三國在內。這使得中日韓三國認識到，在多邊貿易體制下，面對諸多的棘手問題在短期內不可能在經貿安排上達成共識。實踐充分證明，在國際區域範圍內，若干國家和地區通過談判達成合作協定比全球性多邊貿易談判具有時間短、見效快的特點。這使更多的國家試圖在世貿組織規則允許的範圍內，尋求通過建立區域經貿安排來規避形形色色的貿易壁壘，促進區域內經濟貿易的發展，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環黃海區域經濟協作就是其中一例，但在此區域經濟協作中既有國際分工重整的現象又有經濟摩擦的現象。本文將從下列幾方面來分析：(一)前言；(二)環黃海經濟圈的發展過程；(三)環黃海經濟圈的國際分工的形成； (四)經濟摩擦；(五)結論。

　　二、環黃海經濟圈的發展過程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同時並進，日韓中三國先後提出了各種構想。一是日本提出的「環日本海經濟圈」構想；二是韓國提出的「環黃海經濟圈」構想；三是中國提出的「環渤海經濟區」構想。但是，在過去一個時期，這些構想的提出，大多局限於學術界及其他民間層次。雖然有的民間性合作構想已為有關政府和國際機構所支持或承認，已正在步入規劃和實施階段。〔6〕

　　(一)「環黃海經濟圈」構想的提出。60年代中期以來，韓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主要面向東南海岸，主要產業部門也都集中在東南沿海和漢城市一帶。但到80年代，由於越來越加劇的國際經濟摩擦和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韓國不得不把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區位重點轉移到西海岸一帶。這是韓國經濟發展中一次戰略性選擇。韓國對美、日兩國市場、資金和技術的過度依賴不斷加劇各種對立和摩擦，從而迫使韓國改變向西方國家傾斜的貿易政策，尋找新的貿易夥伴，採取貿易多邊化政策。韓國按照「北方外交」的既定目標，積極發展同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進而實現關係正常化。在這種背景下，韓國建設部和國土開發院1986年先後提出《重新劃分工業局的計劃》及《國土綜合開發方案》。〔7〕按照這一計劃和方案，到2001年之前將發展經濟和國土開發的重點由東南海岸和漢農地區逐步轉向西南海岸地區，即黃海地區，並於1988年正式提出「西海岸開發戰略」，以加強包括牙山、群山等地區在內的西海岸基礎設施建設，擴大與中國的經濟往來，進而實現黃海經濟圈的構想。

　　(二) 日本海經濟圈。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西川潤先生最早提出了環日本海經濟合作，主張日本、中國、韓國和朝鮮的有關地區在航空、貿易、推進企業合作、設立環日本海合作基金等方面進行行之有效的合作。90年代以來，日本海沿岸地區在「環日本海經濟圈」研究方面十分活躍，各地先後成立了有關的研究機構和研究會。環日本海的中國吉林省、日本鳥取縣、韓國的江原道、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政府首長已經建立「環日本海地方首長會議制度」，蒙古中央省也隨後參加進來，並決定每年舉行一次地方首腦會議，就區域內經濟合作問題進行溝通與對話。1999年10月9日，在韓國江原道召開的第六次會議上，五國地方首長提出並認真協商了「構建環日本海國際經濟合作體系問題」和「建立經濟交流據點問題」。這些都標誌著環日本海的經濟合作正在由具體領域的經濟合作向全面的區域化經濟合作邁進。〔8〕日本中央政府對黃海經濟圈構想的態度一直比較曖昧，不積極倡導，而背後卻鼓勵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方針。面向黃海地區的北九洲市和福岡市對發展同黃海經濟圈的經濟合作關係非常積極，並聲稱要充當中韓經濟交流的仲介和橋梁。

　　1993年11月，在日本的北九洲召開了「東亞(環黃海)城市市長會議」，規定每一年召開一次實務者會議，每兩年召開一次市長會議，至今已經包括中國的天津、大連、青島、煙臺，日本的北九州、下關，韓國的仁川、釜山、蔚山九個城市。該會議下設委員會、事務局等組織，標誌著環黃渤海區域經濟合作已經從民間交流階段轉向地方政府間的合作。〔9〕

　　在2000年4月九州通產局發表了「九州國際化推進計劃」，表明了九州地區將向國際化邁進的中期計劃。這項計劃指出，在全球性大競爭時代，促進與中國和韓國建立「環黃海經濟圈」是很重要的。還提出建立「平成貿易基地」構想，及日本九州、中國和韓國3個地方締結相互提供最優惠待遇的協定，相互提供各種機會，推動民間的經濟和產業交流。此外，還計劃設立「環黃海經濟交流會」，制定「環黃海產業和技術交流計劃」，以及「環黃海共同研究推進構」。

　　(三) 「環渤海經濟區」是「環黃海經濟圈」的中國部分。

　　80年代中國政府確定的一條重要方針——改革開放。26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勢是沿海岸線從南向北推移：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在珠江三角洲掀起了開發開放的第一次浪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長江三角洲掀起了開發與開放的第二次浪潮，在跨世紀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環渤海地區正在成為中國第三次開發開放的重點地區。1992年，加快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問題寫進了中共「十四大」報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許多經濟界的專家、學者推斷，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熱點要從8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90年代的長江三角洲，轉向21世紀的環渤海地區。

　　根據中國對經濟區域的規劃，「環渤海經濟圈」指的是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河北省、天津市和北京市等的環渤海經濟帶，同時可輻射到山西省與內蒙古中東部，陸地面積為51.4萬平方公里，渤海海域面積7.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15億，約佔中國國土面積12％與人口的20％，經濟總量與對外貿易額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產業以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機械、電子、紡織、食品八大支柱產業為主。

　　從地理上看，它環繞渤海呈「Ｃ」字形。在長度佔中國三分之一的5700公里海岸線上，分佈大小40多個港口。這一地區從歷史上就是中國東北、華北、西北以及部分華東、華中地區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已提出近十年，但未取得較大的進展，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國自建國以來實行的工業發展政策，主要是按照地區組織國民經濟，強調每一個省區都要建立相對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財政分竈吃飯制度和扭曲的價格體系，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特點，使省區成為重要的一級利益主體，政府成為當地經濟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因此，該地區雖然工業基礎較為雄厚，但產業結構雷同，互補性低，難以開展深層次的合作。發展環渤海圈區域經濟合作，必須尋求外援，為此積極發展與毗鄰的日本、韓國的經濟合作，成為環渤海地方政府的共識。

　　中國發展渤海地區的設想是：以天津為龍頭，以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為兩翼，通過發展渤海地區經濟，對內地產生擴散效應。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推進及中國對經濟發展的啓動，對原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經濟特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逐步取消了給予外資非先進技術企業的所得稅和進口機器設備等關稅減免的優惠待遇。對尚處於初步開發階段的保稅區 (亦可稱自由貿易區，在環渤海地區的大連、天津港、青島均有設立 )及新興建的出口加工區 (在環渤海地區有大連、天津、煙臺、威海四個)，鑒於按照國際慣例，屬於實行「境內關外」特殊政策的區域，不僅進入的一般商品豁免關稅和增值稅，而且這種政策將是長期不變的。這就是說，在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仍將在這些特殊區域對外資企業實行關稅以至所得稅等的優惠，仍將對外商前來投資辦企業產生相當的吸引力。

　　學者厲以寧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是「北移」，8０年代東南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推動了華南經濟快速成長，成為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第一引擎」，9０年代長江三角洲全面崛起帶動華東地區與長江流域的振興，成為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第二引擎」，而時序進入新的世紀，環渤海灣經濟圈將肩負起促進華北與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成為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第三引擎」。〔10〕

　　三、環黃海經濟圈的國際分工的形成

　　(一)環黃海經濟圈的核心城市之間形成垂直分工和水準分工相結合的模式。

　　(1)從整體來看，環黃渤海地區的核心城市既是本國重要的港口城市，又是重要的工業基地。雖然從國別來看，總體上日本環黃海城市的製造業及產業技術水準居於領先地位，韓國環黃海城市次之，中國環黃渤海城市位列最後。但中國、韓國的部分城市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也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優勢產業，擁有了先進的技術，有的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準。因此，就環黃海地區的經濟合作而言，可以在中日韓三國之間形成垂直分工和水準分工相結合的模式，政府著力於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穩定公正的政策環境並大力改善基礎設施，營造良好的生活和商務環境，而企業則在利益驅動下及成本約束下，重組生產鏈，實行跨地區、跨國經營。

　　(2)從製造業的角度看：(i)中國環黃渤海地區的核心城市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借助國家開放沿海城市的政策優勢，已發展成為小區域的製造業中心，但資金匱乏、技術落後也嚴重制約著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與日韓城市擁有的產業技術和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相比，亟待技術和人才的導入。同時，與中國的其他地區相比，這一地區作為中國傳統的製造業中心，在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積累和開發了大量的技術，並培養了相當數量的技術工人，加之與日韓毗鄰的區位優勢，使得這一地區在發展與日韓製造業的合作中有著先天的優勢。

　　(ii)韓國的環黃海地區在石油化工、汽車、船舶製造業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部分技術具有世界領先水準。同時，韓國政府大力開發西海岸地區，給予各種優惠政策，促進了這一地區在招商引資方面邁向新的臺階。這一地區重點發展的汽車、船舶製造等行業正是中國急需導入資金和技術的行業，如造船能力位具中國第四的山東即提出了建設船舶工業大省的發展目標，而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也吸引著韓國的企業，這種巨大的互補性產生了蓬勃的商機。韓國企業以財閥的大規模生產為主，重視發展重化學工業，中小企業薄弱，這從中國環黃渤海地區引進的韓資企業規模小、資金含量低的現實相吻合。

　　(iii)日本的九州地區在日本屬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區，但經濟總量仍相當於韓國的經濟總量，由此，其經濟實力可見一斑。如北九洲在環境產業、模具製造、機電一體化、陶瓷、成套設備維修等方面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同時九州地區正發展成為新興的汽車產業聚集地帶，因此，該地區製造業向中韓的轉移或技術的輸出，都將極大地促進中韓相關產業的升級和發展。

　　(二)沿黃海港口城市相互鄰近，交通便捷，具有開展地緣經濟合作的優勢。

　　(1) 日本環黃海地區

　　(i)福岡：是日本九州地區的中心樞紐。零售業、金融服務業、IT產業及資訊服務業發達，有舉辦國際會議的實力。福岡海陸空交通發達，有福岡機場，博多港。

　　(ii)北九州：是一個以製造業為特色的城市，具有代表性的環境產業和實證研究基地，積極推進與北九州學術研究區的聯合，實現產學官三者聯合進行技術研究，扶持創業，發展其國際港灣功能以及積累的材料型產業經驗，朝著國際性資源迴圈型基礎的方向發展。同時，北九州也是產業頭腦未來城市。北九州正在順利進行響灘大型國際深水港和新北九州國際機場等專案的建設。除了物流基礎建設之外，北九州以往作為重化工產業城市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目前雖然仍以基礎材料型產業為中心，但從模具等基礎技術到有關工業用機器人、光導通訊、IC相關零部件等尖端技術的產品應有盡有。汽車產業對現有製造業不斷滲透，汽車鋼板、氨甲酸脂、製造混合動力車輛的發動機模具以及汽車定位軟體的產品已經開始生產了。

　　(2）韓國環黃海地區

　　(i)釜山

　　釜山是東亞最大的國際中心港，是世界第三大集裝箱碼頭。隨著環黃渤海區域的交流在不斷加深。地區、城市間合作呈現多元化，使釜山擴大了資本跨境移動加快及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給釜山發展經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擴大了城市間的共同事業，為發展IT、會展等尖端產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釜山是連接亞洲大陸和太平洋的中心，是環黃海合作、交流和旅遊的中心。釜山交通發達，人口流動大，工作和業餘時間多樣化，這些都推進著釜山的國際化，推動釜山建成東北亞時代國際交流城市——海洋城市。

　　(ii)仁川

　　仁川作為韓國首都地區的對外視窗，利用仁川港附近的進口原材料加工產業和以富平、朱安工業區為核心的出口產業，為韓國經濟的產業化作出了貢獻。仁川的支柱產業為石油化學、機械、鋼鐵、電器電子、汽車等行業。仁川由於背靠著擁有2000多萬人口的首都地區，不僅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而且也可確保人力、資本、資訊等多種生產優勢。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快速穩步增長，仁川作為國際社會進入中國的視窗作用越來越大。而且目前韓國正在推進西海岸開發計劃，旨在加強與中國的黃海沿岸開放地帶和東亞地區的合作，仁川就是這一地區內的中心城市。依靠四通八達的交通基礎設施，仁川正在邁向環黃渤海區域的交通物流樞紐。立志成為環黃渤海區域核心機場的仁川機場的竣工開航、仁川港自由關稅區的建設等，使仁川遇到了可一躍成為環黃海流通中心的機遇。仁川也是首都地區的交通樞紐，鐵路、公路、地鐵均與首爾連接，公路交通網尤其完善。由於仁川位於韓國最大的生產、消費地——首都地區，加上韓國採取是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其一直是重要的貿易港，進出口相關產業發達。現在正在擴建有關港口設施，仁川港具備可實現不通關而直接轉航的環黃海樞紐港口的條件。

　　(iii)蔚山

　　蔚山是一個工業城市，產業結構以造船、汽車、石油化工為主。目前，蔚山已經著手旨在促進汽車產業的汽車城建設工程，以形成具有競爭能力的汽車零部件工業園，實現集中化管理，最大限度地發揮協同效應。此舉不僅會加快蔚山周邊主要城市的汽車相關產業的發展速度，還可能將這一地區發展成全球性的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這意味著蔚山可以推進東亞汽車產業間的交流和物流效率，從而創造增強競爭優勢的機遇。同時，蔚山還在進行優化石油化學產業結構的蔚山精密化學綜合支援中心的建設專案，旨在將這一地區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石油化學相關企業轉變為具有高附加值和發展潛力的精密化學產業，構築具有地區特色的精密化學產業平臺，將蔚山發展成為精密化學產業中心。

　　（3）中國環黃渤海地區

　　(i)天津

　　天津是中國環渤海地區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擁有全國最大的集裝箱碼頭。天津濱海國際機場是華北地區最大的貨運中心。目前天津已形成了以港口為中心的海陸空相結合、立體式、綜合性的現代化運輸網路，發揮著首都門戶的作用。天津是中國的老牌工業城市，形成了汽車、化工、電子、冶金四大支柱產業，是科技與製造業具有較大潛力的城市。天津投資成本低，利潤回報高，是跨國公司投資和產業轉移的重要據點，發展加工製造業及臨港工業潛力巨大。同時，天津的高科技企業不斷湧現，成為天津的支柱產業，在中國處於領先地位。此外，天津在銀行、證券以及保險等金融服務領域有很強的實力。在科技開發方面天津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ii)大連

　　大連的工業優勢主要表現在機械工業、石油化學工業、電子工業、食品加工工業和紡織服裝業。大連在發展國際中轉通道物流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大連以南為日本、韓國和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以北為中國東北、朝鮮、蒙古、俄羅斯遠東相對欠發達地區。這兩大區域在物流合作上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大連是聯結這兩大不同發展梯次地區的主通道和主樞紐，在推動環黃海地區中日韓三國物流合作方面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大連市是東北經濟區的最大口岸，是與東北經濟區聯繫最緊密的城市。    

　　(iii)青島

　　青島市有中國「海洋城」之稱。在工業發展方面，青島工業總量已具備了相當規模。目前在中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青島的工業經濟總量已進入第4位。青島已形成了家電、化工、橡膠、飲料食品、車輛船舶和機械電器等優勢產業和優勢產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青島自1984年起大力發展品牌戰略，注重培育本市的知名品牌和大企業集團，形成了以名牌企業集團為支柱的工業體系，成為全國創造知名品牌最多的城市。海爾、海信、青島啤酒、頤中、雙星、澳柯瑪、凱聯、黃河橡膠、鋼鐵、一汽集團等企業都是青島的納稅大戶。

　　(iv)煙臺

　　煙臺是農業大市，已經形成了以糧油、果品、蔬菜、水產為主的五大支柱產業。煙臺是中國北方水果重點出口基地之一，是中國最大的紅富士蘋果生產基地。煙臺建設了一大批規模大、檔次高的蔬菜生產基地和出口創匯基地。蔬菜加工出口數量占山東省第一位。煙臺聚集了一定的產業技術，現已建立起輕工、食品、紡織、機械、建材、絲綢、電子、儀錶、化工、冶金、煤炭等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是山東重要的工業基地之一。在利用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產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三、環黃海經濟圈的經濟摩擦

　　本論文指的環黃海經濟圈的經濟摩擦，謹限於中日與中韓。

　　(一)中日農產品貿易爭端引發的問題

　　中日兩國是互補性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國，中國也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國，兩國的貿易額2000年達800億美元。僅以2000年4月日本政府限制進口的中國大蔥、生蘑菇、藺草席為例，2000年對日出口額為2億美元，而中國政府即將徵收特別關稅的汽車、手機、空調等商品，2000年的對華出口額為5.158億美元。近年來，在中日貿易中，日本始終處於貿易順差的位置。

　　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部門宣佈，依據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規則和日本國內的關稅率法，從2001年4月23日至11月8日對來自中國的大蔥、鮮香菇和藺草席等農產品實施一般緊急進口限制措施。主要內容是，從4月23日起的200天內，如果從中國進口的這三種產品的數量分別不超過過去200天的平均進口量，即大蔥5383噸、鮮香菇8003噸和藺草席7949噸，則按現行的3％至6％徵稅，超過部分最高將課以266％的高關稅。中國就此問題多次與日方磋商，反對日方的不公平和歧視性的做法，日方拒不接受中方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仍然堅持其錯誤決定。中國外經貿部於6月18日宣佈，決定近期對於原產於日本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空氣調節器三種產品加徵特別關稅；6月22日，中國政府決定對以上三種商品加徵100%的特別關稅。〔11〕

　　日本對中國實施緊急進口限制措施的三種產品貿易額僅1.5億美元，中國對日本加徵特別關稅的三種產品在日本對華出口額僅佔2.1%。其中，日本出口汽車537億日元，佔日本汽車出口的比例不到0.9%；手持和車載電話111億日元，佔該項目出口的8.9%；空調器24億日元，佔該項目出口的3.3%。從雙方的貿易額和所佔的比例來看，對兩國的雙邊貿易總體上影響不大。    

　　在中國拒決對出口產品實施限制，日本即將啟動緊急限制進口措施的關頭，為避免摩擦擴大化，最終雙方於2001年12月12日在妥協的前提下，通過簽訂所謂的「民間協議」的方式使爭端暫告緩解。〔12〕從達成妥協的背景來看，主要是考慮到中日兩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同時又處於中國即將加入WTO的前夕，一旦爆發貿易戰，對雙方都有不利的影響。根據WTO的相關規則，禁止政府間就有關產品貿易數量達成協議，但並沒有關於生產數量的具體限制規定。因而日方提出，應根據日本國內相關農產品的生產和需求數量以及價格變化趨勢，來調整中國的現有耕作面積和確定生產數量。中方則表示，中國政府無法對生產者的數量採取強制性限制措施，但可以參照一定標準對本國生產者進行誘導，以制定對日農產品出口的急劇增加。

　　(二) 韓國大蒜進口限制案引發中韓貿易爭端〔13〕

　　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兩國經貿交往迅速發展。目前，韓國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第五大合作夥伴，同時中國也成為韓國的第一大投資物件國和第二大出口市場。但是，隨著兩國經貿往來的不斷擴大，貿易摩擦和爭端也不斷出現。韓國對中國頻頻啟用反傾銷措施，使中國輸韓商品屢屢受阻。自1991年至2002年底，韓國對中國反傾銷案件數量累計達19件。〔14〕

　　2000年6月，中國與韓國之間發生「大蒜戰爭」，曾造成兩國嚴重貿易衝突。當時韓國為了限制大批中國大蒜進口，衝擊韓國農民的生計，採取增收百分之三百多進口稅的措施，金額約1500萬美元。當時中共在爭取重新開放不成的情況下，斷然採取相應報復措施，禁止約5億美元規模的韓國國產手機與聚乙烯進口。「大蒜戰爭」在六個月後，雙方妥協落幕，韓國並沒有賺到便宜。〔15〕

　　2005年9月25日，兩名韓國議員向國會遞交的一份報告稱，進口到韓國的中國產泡菜，含鉛量是韓國產泡菜的5倍。〔16〕隨後至今的一個多月，「中國製韓國泡菜含鉛量太高」、「中國製韓國泡菜含有各種寄生蟲卵嚴重影響韓國消費者的健康」，這些來自韓國質量檢查部門的報告，陸續出現在韓國的媒體中，立即影響中國製韓國泡菜在韓國的進口與銷售，也造成中共方面對於韓國片面公開這些負面消息的不滿。大陸媒體認為，韓國對抗中國泡菜進入韓國，目的似在保衛本國泡菜文化和泡菜產業。至於這場可能出現的「泡菜戰爭」將如何落幕，如以上次的「大蒜戰爭」的結局來看，中國擁有太多對韓國貿易報復的籌碼，韓國應該很難玩得起一場新的「泡菜戰爭」。但目前看來中韓雙方都不願在泡菜問題上太過糾結。中韓貿易額今年預計將達到1000億美元，泡菜貿易只佔整個中韓貿易的萬分之二。

　　(三)避免貿易戰的兩點啟示  

　　(1)大蒜、大蔥的貿易爭端不會對中日韓的經濟產生震撼性的影響。中日與中韓貿易爭端的完滿解決，應該是大多數人意料之中的事，這樣的糾紛和類似的結局，今後仍會在中韓、中日之間出現。所不同的是，中日貿易爭端的解決被披上了一層WTO的背景色。〔17〕如果拿中韓大蒜貿易糾紛和中日大蔥貿易糾紛作為例子，就對未來將要發生的貿易爭端持一種盲目的樂觀態度，恐怕是不理智的。儘管中國的國力有了明顯增長，中國的經濟活力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屈指可數的，但是，中國在世界貿易秩序中還遠遠不具備主導性的地位。 

　　(2) 在貿易爭端中建立預警機制。對於中國的企業來說，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也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在許多行業還不具備風險防禦機制的情況下，貿易爭端的殺傷力是難以估量的。如果不從中韓與中日的貿易爭端中吸取教訓，不盡早建立預警機制、風險轉化機制，就很難避免重蹈覆轍。對中國那些主要以出口為主的沿海農業大省來說，這樣的工作應該由政府與行業協會主動發揮作用。當貿易爭端已經發生時，除了國家要啟動談判機制外，更多的行業協會也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律途徑，以符合WTO原則的措施積極應對。金熙德認為，要以平常心看待經貿關系發展中的摩擦，摩擦是兩國貿易擴大、依賴加深的結果，從這一角度看，發生摩擦是好事，是提出問題、建立機制、解決問題的過程。但貿易摩擦也不能放任自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當未雨綢繆，建立溝通的管道和談判的機制，在爭端的萌芽狀態解決問題。〔18〕

　　五、結論 

　　(1)21世紀是城市經濟的世紀，大城市圈之間的競爭和協作將決定新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中日韓三國的地方政府目前在環黃渤海地區的中心城市，如北九洲、富岡、下關，仁川、釜山、蔚山、天津、大連、青島、煙臺…等，每年都輪流舉辦東亞環黃海城市合作會議上，並積極探討開展合作的可能性，但僅僅通過論壇的形式難以對實質性的合作起到大的促進作用。但東亞城市合作會議畢竟為各方的合作提供了切磋和交流的場所和機制。此外，在全球一體化的影響下，生產工業也逐漸無國界化。日本國內產業界的部分人士也認為其生產系統不能單考慮以日本為生產據點，而應該考慮在亞洲乃至世界各國設立生產據點。

　　(2)「環黃海經濟圈」是中日韓三國在經濟上的互補性所提出的一個地方交流層次的經濟合作體系。與當今世界上所形成的一些國際間經濟同盟不同，環黃海經濟圈所側重的是一種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交流，這種地方層次上的交流由於其規模小，相互間的文化趨同，因而在實踐中越發顯示出其靈活性，往往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3)中國環黃海地區的核心城市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借助國家開放沿海城市的政策優勢，已發展成為小區域的製造業中心，但資金匱乏、技術落後也嚴重制約著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中國應在工業領域，積極引進日韓汽車、電腦、生物工程等高產業關聯專案，融入複合一體化國際分工體系。在農業領域，針對日韓稀缺的土地資源及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作為環黃海圈對日韓重要的食品加工和出口基地。

　　(4)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多邊溢出效應，但是貿易爭端可以給雙方帶來損失。在貿易關係中所講求的利害，常憑藉實力達成，而不太講求法理。究竟一國應如何開放市場讓其他國家的業者享受市場利益﹖一國在何種程度內可以對國內業者採行保護措施﹖一國的國內法應如何制定規範並執行，以避免歧視其他國家的產品或服務或造成貿易障礙﹖關稅談判的基本準則是「互惠原則」。而所謂互惠原則，在每次談判都有不同的解釋。有時是以「要求、承諾」(request-offer)的方式「捉對」談判，以達到各國「給予與獲取」的平衡。有時依照「齊頭式的公式」減讓(例如各國一律減讓50％)，才被認為符合互惠原則。有時認為依照「關稅較高者應減讓較多」的基礎設計出來的公式，才符合互惠原則。各國各懷鬼胎，但都主張自己的公式才最公平，才最符合互惠原則。這是明顯的以利害關係來詮釋協定條文。在這種談判中，利害關係顯然超越法理上的「法律安定性」要求。 

　　註   釋：

　　〔1〕結合目前已經開展的交流的核心城市包括中國的大連、天津、青島、韓國的釜山、仁川、蔚山、日本的北九州、富岡等部分次級中心城市。

　　〔2〕李文、胡澎、金英姬，《環黃海經濟圈形成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以中日韓3國12城市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引自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wordch-en/ch-lzlhj.htm

　　〔3〕參考黑田篤郎著，宋昭儀等譯，中國製造：揭開「世界工廠」的真相(臺北：經濟新潮社，2002年)。頁13-21。

　　〔4〕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一體化加速發展的特徵，區域範圍呈擴大之勢。中國沿海大區域的發展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先後出現了兩次浪潮：第一次是「珠三角」的發展。1979年，廣東成為改革開放「試驗田」，中國當局批准深圳、珠海、汕頭成立經濟特區，「珠三角」依靠開放的優勢和臨近港澳的條件，加快了發展步伐。從1980年到2000年，「珠三角」地區一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部分。「珠三角」經濟圈的形成是「珠三角」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近年來，隨著經濟貿易合作的發展，一個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珠三角」經濟圈正在形成。第二次浪潮是「長三角」經濟區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局作出開發、開放浦東的決策，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的上海和「長三角」的崛起就成為整個中國經濟開放和發展的第二波。

　　〔5〕陳東梅，〈戰略至高點〉，2005年10月25日，引自http://www.boraid.com/darticle3/list.asp?id=42264

　　〔6〕 〈推動環黃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必要步驟〉，《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第 42期(總第87期)， 1997年12月，引自http://www.jlpopss.gov.cn/new/newscontent.asp?id=160

　　〔7〕 同前註。

　　〔8〕〈21世紀初東北亞各國經濟關係及走勢〉，引自http://www.ecdc.net.cn/newindex/chinese/page/tumen/dongbei_jingji/01/1_3.htm

　　〔9〕 同前註。

　　〔10〕厲以寧，《區域發展新思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頁285。 

　　〔11〕 胡江雲 趙書博，《中日貿易摩擦的原因及未來走向》，引自http://202.130.245.40/chinese/2001/Jun/40686.htm

　　〔12〕趙放，〈如何看待WTO的相關規則圍繞中日農產品貿易爭端思考〉，《日本問題研究》，2005年第2期，頁1。

　　〔13〕劉力，《中國：直面國際經濟摩擦》(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頁1-2。

　　〔14〕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課題組，〈中韓經貿關係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建議〉，2003年10月31日，引自 http://caitec.mofcom.gov.cn/aarticle/bw/200310/20031000141797.html

　　〔15〕俞雨霖，〈中韓大蒜貿易戰恐重演〉，《中國時報》，2005年11月1日，引自　http://news.　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1+112005110100032,00.html

　　〔16〕「泡菜罎子」成為引發中韓貿易摩擦的導火索 ，《經濟觀察報》(北京)，2005年11月6日。

　　〔17〕蔡方華，〈避免貿易戰的兩點啟示〉，《人民網》，2001年12月22日

　　〔18〕〈中日農產品貿易爭端何以化險為夷？ 〉《網絡文摘》，引自http://www.people.com.cn/digest/200107/22/xw122201.html

　　（作者：丁永康，醒吾技術學院東亞暨兩岸經貿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