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國經濟威協論始於2001年，在日本流行一時，來勢甚為兇猛，即所謂的「中國勞動力廉價」、「人民幣匯率不正常」、「無法與這樣的國家競爭」等。我認為這些說法類似於呻吟，對解決自己的問題毫無益處。 

　　因此，我從2002年夏天開始寫《中國崛起——日本該做些什麼？ 》，此書2003年初在日本正式出版。這時，我做好了將受到很多人批評的心理準備。但是，自從該書出版以來，從未有人向該書或我發起抨擊。回顧在我執筆的2002年，正是日本輿論開始轉向的時候。自跨國大企業開始，越來越多的公司意識到，大談「中國經濟威脅論」，不如在中國崛起這一前提下，探討自己今後應該怎麼走。2003年底該書獲得了在日本學術界較有權威的「三得利學藝獎(政治經濟部門)」。看來在日本也有許多人士和我有同樣的感受。 

　　二、如何看待所謂「中國威脅論」

　　日本企業界的看法大約從2000年開始，値日本對華出口量猛增之初。據統計，2000年日本對華出口為300億美元，但在2003年上升到570億美元。本來就很龐大的出口規模在短短的三年時間裏又擴大了一倍，這在全球國際貿易史上也是罕見的。與此同時，中國對日出口也在快速增長。2004年日中貿易進出口總量達到1680億美元，如果加上日本-香港貿易（其實加上這部分才是日中貿易的實際總量）則達2050億美元，超過了日美貿易總量1890億美元，中國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 

　　2001年日本還陷在「失去的十年」所帶來的不景氣和通貨緊縮的泥濘中，但2002年宏觀經濟開始復蘇。其原因是，在所謂「失去的十年」當中整個日本經濟進行了「重組」。許多企業被淘汰，倖存下來的企業也經歷了痛苦的裁員、從虧損領域撤退，處理了大量的潛在不良資產等。因此與十年前相比，整個日本經濟提高了效率。 

　　但由於產業界普遍實行「重組」，難免出現通貨緊縮壓力。因此只實行「重組」，還難以啟動經濟，因此需要「新需求」。啟動日本經濟的「新需求」是機械、鋼鐵、化工、電子配件等類產品對華出口的猛增。很多日本行業都享受到了「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新需求，效益得到大幅提高。日本國內甚至出現了一個新辭彙，叫「中國特需」。 

　　在日本經濟復蘇過程中存在另一個問題，即：享受到中國崛起利益的「勝者組」和因此而受到損失的「敗者組」的「兩極分化」。勝者主要是以出口為主的大企業，敗者主要是以前以「為大企業做配套」為主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地方的中小企業，因為他們的客戶——大工廠遷往中國的現象比較嚴重。隨著2003年日本經濟全面進入復蘇階段，這種「兩極分化」現象逐步淡化。但是，直到現在它還在影響著日本政界和政府方面對中國的看法。 

　　這是因為尋求國會議員或政府幫助的企業一般不是經營狀況良好的勝者企業，而是陷入困境的敗者企業。國會議員回到家鄉，每次聽到的都是對中國的抱怨（勝者就此問題保持沉默），那麼，他們的看法傾向於「中國崛起弊大於利」也是比較自然的。 

　　三、積極推動建立FTA，促動雙嬴戰略

　　在經濟迅速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出現勝者和敗者之分是必然的。但如果因為某種原因，使本來應該贏利的企業陷入敗者的困境，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怎樣才能使儘量多的敗者企業轉為勝者企業？ 

　　日中兩國為何不簽訂FTA？目前東亞地區經濟出現了建立自由貿易區（FTA）的熱潮。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被稱為「FTA空白地區」的東亞地區遭遇亞洲經濟危機以後，許多人士開始深思「經濟危機對東亞地區的影響最嚴重的原因是否因為東亞各國缺乏互相協調的機制，所以一個個被經濟危機所擊敗」。此後，很多東亞國家開始與其他國家商討FTA。目前，東亞地區有許多FTA協定已開始執行，或即將簽署。 

　　那麼「雙贏」日益明顯的日中兩國之間的FTA又怎樣呢？目前只有像「十加三（東盟＋日中韓）」FTA那樣的模糊構想，「可以看作其中包含日中兩國的內容」而已，雙方政府都不敢提到這個問題。很遺憾，至少今後幾年內日中兩國簽署雙邊FTA的可能性很小。但除了簽訂國際條約並建立FTA關係，可視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制度性」經濟融合之外，還有一種只要沒有任何正式協議，就沒人能夠阻止的「實際上的經濟融合（de-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模式。 

　　雖然貨物 ／ 服務貿易方面的制度性壁壘會影響企業的商務決策，但目前各國（包括日中兩國在內）大多數產品的關稅率已降低至不到百分之十。因此從企業來看，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對企業運作成本和商務決策形成更大的影響。我認為日中兩國的經濟可謂是全球實行「實際上的經濟融合」最為明顯的例子。理由很簡單。十年前，把貨物從日本運到中國內地，很難判斷需要多少天。因為當時只有鐵路，要預約貨車需要一些關係，否則等多久貨物也不一定會到。現在，中國沿海有很多很先進的港口設施，還有較完備的全國高速公路網，外資物流公司已被允許按自己習慣的商務模式負責客戶配送。今天日中貿易如此發達，是因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基礎設施的完善，物流成本和其不確定性比十年前大幅減低了。從企業來說，儘管還有百分之幾的關稅，可是這又算什麼呢？因此，中國很快被納入全球經濟，距離近、互補性最強的日中兩國經濟實際融合發揮了明顯的作用。 

　　如果說像FTA那樣的「制度性經濟融合」擁有雙贏的效果，那麼「實際上的經濟融合」也應該具有同樣的效果。到2002年前，面臨工廠紛紛遷往中國，產業空洞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許多日本人對中國人經常提到的「日中經濟具有互補性」的說法持懷疑態度，暗中覺得「你們中國獲利比我們日本多」，但看到對華出口猛增，現在許多人都開始認識到這是「雙贏」。 

　　日本會更多地吸收來自中國的收益，我之所以要談經濟融合的效應，是因為與上面提到的「勝者組和敗者組的兩極分化」問題有關。在我看來，日本從中國的發展和日中經濟融合中獲取的利益還不夠。這不是因為中國吝嗇，不讓日本獲利，而是因為日本自己存在「三個沒有」的問題。即：雖然獲了利，但還沒有意識到；雖然理論上清楚可以獲利，但沒有想方設法去獲利（心理障礙使其不然）；雖然很想獲利，但由於行政制度等方面的障礙而沒有機會獲利。我認為，如果日本人勇於改變的話，將可以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關鍵在於日本人能否拋棄對中國的固有觀念。這裏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旅遊。說到日中旅遊，都是指日本人到中國去觀光，但大批中國人到海外旅遊的時代已經來臨。三年前談到這個問題，大概日本人首先就會想到「中國到底有多少有錢人？ 」或「來日的中國人增加，會不會提高外國人的犯罪率？ 」但自去年起，日本的很多景區都陸續派遣宣傳推介隊伍到上海等沿海城市，看來他們對中國的情況已經有所瞭解了。

　　但要想讓中國人到日本來旅遊，首先必須全心全意地把中國人當作「客人」並提供服務。但由於日本人還抱著固有觀念，所以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日本也和現在的中國處於同等地位。當時歐美各國為了把日本遊客當成座上賓，（某種程度地）拋棄了白人優越的固有觀念，雇用能講日語的工作人員，為日本客戶提供服務。這次輪到日本人了。給儘量多的中國人提供親眼看到日本的機會，除了經濟利益之外，應該還富有政治意義吧！ 

　　第二個例子是2001年上海某國企集團收購東京一家已倒閉的中堅企業的故事。該集團剛開始收購工作時，遭到了日方拒絕。但該集團負責人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早就預料到了這些，所以並不著急，而是慢慢地消除了各方面的擔憂。現在這已成為中國企業成功拯救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業（產業再生）的首批例子。 

　　那麼，在中國已提出「走出去」口號的今天，中國企業收購日本企業的類似例子會不會越來越多呢？我想問題並非如此簡單。跨國收購往往會遇到因語言、文化、公司理念等不同而引起的摩擦。從目前一般中國企業還很不瞭解日本的現狀來看，距「中國企業收購日本企業」成為普遍現象的一天，尚待時日。不過，我相信幾年後將有更多的成功例子。 

　　第三個例子，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正在增加。迄今為止已有很多企業在美國或香港地區上市，今後的機會（好地方）將是東京。當然，還存在語言障礙、運作成本較高、市場規則不同等問題，但因為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可籌集巨額資金。日本方面對中國企業的關注度正在迅速提高、對和日本有業務聯繫的中國企業來說，在東京上市將意味著巨大的商機。 

　　日本應該更溫布頓化。總的來看，日本應該把日本經濟這個舞臺向以中國人為首的亞洲人進一步開放。即為中國人、中國企業在日本投資、做生意提供機會。有一種說法，叫「溫布頓現象」，即在溫布頓舉行的全英網球公開賽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出場選手卻幾乎沒有英國人。溫布頓現象具有諷刺意味，意在指出某個國家雖然成為國際性的經濟活動大舞臺，但如果在舞臺上活躍的都是外國人的話，就意義不大。

　　但是，日本卻應該再溫布頓化一些才好。我們日本人在思考問題時，總是不知不覺地以日本人支配的日本企業和日本經濟為前提（「島國根性」）。可是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沒有一個發達國家是用這種「純血統主義」的觀念來運作的。我們應該請中國企業來投資，來創造就業機會。 

　　利益分歧產生的不同看法包括以上內容，也許令很多中國讀者感到莫名其妙。日本在中國的發展中享受到了這麼多的利益，對中國發展的認識也逐漸出現變化，那麼目前的日中關係為何如此糟糕？我認為，這與現在以日中兩國為首的東亞地區正在進入一個非常微妙的關鍵時刻有關係。就是說，中國崛起使中國本身以及整個東亞地區進入了一個過渡期。 

　　另外就是上文已經提到的日本國內出現了勝者和敗者的兩極分化，中國也面臨同樣的情況。一方面有抓住了高速發展機遇的企業家享受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有失去工作崗位的工人、邊遠地區的農民、找不到好的就業單位的學生，他們對整個社會的變化和現狀是持不同看法的。

　　勝者和敗者對國際關係也會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們可以聽到來自中國的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對「雙贏」、「和平崛起」持肯定態度，相信中國的明天會更好。另一種是被極端的愛國主義所支配，認為今天中國的利益不應該太受外國的制約，並把其原因歸納為以往中國受到外國的歧視和侵略。 

　　四、如何化解被激化的矛盾

　　歷史創傷可否癒合？我在自著書裏曾提到過，中國在歷史上遭到以日本為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使生命、物質及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打擊，給中國人的心靈留下了巨大的創傷。所以對中國的崛起，日本人的感情比較複雜，有些日本人不禁想到「中國看到他們所憎恨的日本在走下坡路，一定在心裏看笑話」。甚至有人認為今後日本會遭到中國的報復。

　　我倒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在思維方式上逐漸出現了一種積極的變化。比如，採取更為冷靜的態度看待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而不是採取情緒化的態度。針對國際上的各種問題，主動提倡作為大國應該承擔的義務與責任。我所接觸到的中國朋友們在談到國際問題時也開始表現出本來所具備的開闊胸襟。從這一變化中，我看到了中國人以往所背負的心靈創傷。日本過去的行為不僅傷害了當時的中國人，還在刺痛著今天的中國人。不過，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以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日本最近的萎靡不振（日本人稱始於1990年泡沫經濟崩潰後的低迷期為「失去的十年」），使中國人心靈上的創傷開始癒合。基於這些想法，我提出了日中關係正處於黎明前的觀點，我相信並祈禱日中關係很快就會迎來曙光。 

　　我曾過分樂觀地看待日本人對中國崛起所持的態度。幾年前日本經濟依然在通貨緊縮的泥濘中呻吟，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樣，真正拯救這種困境的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一觀點幾乎已成為日本媒體的共識，因此我相信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將有巨大轉變。 

　　這些轉變確實存在，尤其在經濟界，但並不是日本的全部。目前日中兩國之間存在以日本國家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為主的各種問題。最近日本對中國多次採取較強硬的態度。這裏當然有日本政權本身的因素，日本國內也有支持這些態度的氛圍。中國朋友是不是會因此認為大多數日本國民贊成日本國家領導人去參拜靖國神社？認為大多數日本國民相信日本過去沒有罪？ 

　　據我瞭解，有一部分日本人確實這麼想。不過，總的來說，這些人只是少數。持這種觀點的日本人是因為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這部分人的心靈受到了創傷，出現了一種僅想看自己要看的東西，而不敢看不想看的東西的「後退現象」。

　　但問題是，除了上述一小部分人之外，還有較多的日本人在某種意義上肯定日本現政權的對華態度。他們不一定支持參拜，也有人堅持「自己不去」的態度，但他們明確反對國家領導人出於中國的壓力而不去參拜。有很多人在為目前陷入糟糕局面的日中關係歎氣的同時，認為如果一旦決定參拜後出於中國的壓力而取消，那麼今後的日中關係將會更為糟糕。換句話說，雖然自己覺得國家領導人不應該參拜，但是，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不應該受制於國外壓力。 

　　我不贊同這些想法。因為全面認識過去的侵略行為，對日本自身的成熟也是必要的。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把這僅僅看成是向鄰居低頭的問題。不過，希望中國朋友瞭解，這也和中國崛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雖然日本已明白中國經濟崛起所帶來的利益，但很多日本人開始擔憂中國在國際政治上越崛起，日本越受到壓迫。這也正是國際關係上一個新興勢力（雖然中國本來是最老牌勢力）的崛起，必然會帶來勢力關係結構性轉移之結果。 

　　日本人對超乎中國人想像的中國影響力頗為擔憂，中國朋友也許認為日本小題大做。但這可以證明日本和中國對中國影響力的看法不同。舉個例子，四月份在中國一些城市發生了過激的反日遊行活動。從大多數中國人來看，這不過是由一小部分人發動的而已，很可能早就被遺忘了。但是，這一事件卻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當時每家電視臺天天都在反復地播放，很多日本人取消了赴華個人旅遊或公司出差。我在黃金周（五一節）的連休日，到上海和北京旅遊，但是往返航班的乘坐率僅為百分之二十左右。本應座無虛席的經濟艙卻幾乎空無一人，這種情景讓我感覺非常怪異。後來，日本有問卷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的企業表示，正在重新評估中國的風險，延緩對華投資。由此可見，這一事件在中國和在日本所造成的影響完全不同。

　　現在，中國的一舉一動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日益增大，這是因為外國人腦海裏的中國形象已經比中國人自己想像的要大得多。可以說，中國打一個噴嚏，周邊國家就都有可能感冒。問題在於中國人的自我認識。 

　　東亞、太平洋地區的穩定能否維持？在地區經濟特別是日中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同時，國際政治卻出現了相反方向的變化。地區經濟與國際地區政治的不協調及其矛盾，將成為最棘手的問題。 

　　這一形勢，對日本來說至為關鍵。在地理上，日本永遠離不開中國這一近鄰。隨著中國這麼一個世界大國的復興，日本是走「雙贏、繁榮」之路？還是為了對抗外國威脅，保持心理上的獨立和平衡，拉開和中國的距離？

　　選擇的結果是日本很可能越來越依賴美國，經濟也走向衰落。不巧的是美國把中國看作下一個最主要對手的意識越來越明確。在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日益鞏固的同時，日中關係如此日益惡化，使得日中美的三角關係再次失衡。中美關係惡化時，夾在兩國之間的是日本。為應對相互矛盾的各種形勢，日本需要有高度的戰略，並在整體上進行自我認識的調整。 

　　不過，也有好消息，那就是現在許多日本青年把中國看作是可以給他們提供人生機遇的地方。前不久，東京某著名國立大學的一位教授向我介紹說，最近入學新生選擇第二外語時，報名學中文的每年達到約百分之七十。學校沒有那麼多的中文教師，為此理事會每年都很為難。語言是增進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雖然最難改變的還是人的心理，但隨著新老交替，日本的變化或許會超出人們的想像。 

　　五、結語

　　中國今後會怎樣？毫無疑問，隨著過去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但迅速變化帶來的新矛盾也日益突出。「和諧社會」這一新名詞應該是應對相互矛盾的各種國內形勢，尋找一個新平衡的關鍵字。但不僅一個國家裏需要「和諧」，國際關係上同樣需要「和諧」。 

　　新興力量的崛起將動搖原有秩序，引起地區的糾紛甚至戰爭，這在古今歷史上比比皆是。中國的崛起將給中國國內、東亞地區乃至世界帶來什麼？現在還無法做出正確預測。但東亞地區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進入了較不穩定的狀態。或許我們需要「只要今後東亞國際關係不出大事，就算及格」的心理準備。但如果我們日中兩國都以其為藉口不去努力的話，本世紀的東亞與上一世紀相比就沒有多少進步。受其影響的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也不僅僅是日中兩國國民，如果被後代或其他東亞國民刻上「沒有足夠的智慧構築更光明的東亞」的烙印將是一大悲哀。無論距日中關係的黎明還有多遠，我們都有責任努力下去。 

　　作者简介：

　　津上俊哉（ Tsugami Toshiya），1957年生於日本愛媛縣，1980 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律系，同年進入通商產業省產業政策局商政處工作。1986年曾借調到長崎縣，任經濟部企業振興處長。1994年任通產省通商政策局國際經濟部公平貿易推進室室長，負責中國入關談判在內的WTO有關的工作。1996年借調到外務省，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贊，2000年回國，任通商政策局西北亞處長（後改為東北處）。2002 任經濟產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2004年4月辭去經濟產業研究所及經濟產業省職務，任東亞投資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toa-capital.jp/）總裁至今。

　　（作者：津上俊哉，日本東亞投資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