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年均GDP增長速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伴隨經濟迅速增長的是嚴重的環境問題。作為一個地域遼闊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環境問題都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世界面臨的全球環境問題和區域環境問題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同參與，用環境合作的方式加以解決。本文將從論述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的聯繫著手，說明中國解決環境問題不但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對外環境合作。從經濟聯繫和地緣關係的角度來說，日本和韓國較之其他國家與中國經濟和環境情況的聯繫更為緊密，因此開展中日韓之間雙邊或多邊環境合作更顯重要。

　　一、中國環境問題分析

　　1． 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與中國環境問題

　　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與環境息息相關，經濟活動可視為一個不斷利用從環境中獲取的資源來生產各種物品並將廢棄物排放到環境中的過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來自人類經濟社會活動對環境資源的無限索取和對環境保護的忽視。環境問題的產生與經濟發展模式、生活方式和人類對待環境的態度密切相關。在經濟發展道路上有兩種模式：一是「先污染後治理」模式。把從自然界大量獲取的資源投入到生產中，轉化為物質財富大量消費，同時向環境排放大量的廢棄物，使自然環境成為經濟社會活動的資源庫和污染接納場，即「大生產、大消費、大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是發達國家已經經歷的發展過程。這種模式大肆利用環境資源和環境容量，給當事國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由於地球生態環境系統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一損俱損，這種破壞還會波及到周邊區域，並影響整個地球的環境。二是「可持續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吸取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從一開始就注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性，利用先進技術以較少的資源投入獲得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產出，同時轉變生活方式，降低資源的消耗量和廢物的排放量，即採用「適度生產、適宜消費、最小排放」的經濟發展方式，追求人類和環境之間關係的和諧、均衡，是一種可以持久發展的模式。

　　在經濟發展初期，中國經歷了類似模式一的發展道路，採取了一種外延擴張式的發展戰略。在追趕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步伐中以追求總量增加為中心，以大量的資源投入實現GDP的高速增長，從而實現經濟起飛。這種發展戰略不可避免地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了沉重的壓力，其部分表現有：（一）大氣污染嚴重。與日本和韓國不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經濟成長和發展所需的能源大部分來自國內自身的供應，採取的是自給自足的內向型能源戰略，能源構成中3/4是煤炭，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這種以燃煤為主要能量供應來源的能源結構產生嚴重的大氣污染問題。中國煙塵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都來自於燃煤〔1〕。 2004年煙塵排放量為1100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250萬噸，全國出現酸雨的城市298個，佔統計城市的56.5%。降水年均PH值小於5.6（酸雨）的城市218個，佔統計城市的41.4%。暴露於未達標（居住區標準，二級）空氣中的城市人口佔統計城市人口的66.9%〔2〕。（二）水資源缺乏、水污染嚴重。中國水資源總量居世界第5位，但中國人均淡水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1/4，相當於美國的1/5，加拿大的1/48。水污染使水資源缺乏的情況加劇。2004年中國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70億噸，城市汙水處理率僅為43.6%。全國7大水系中符合《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一、二類的僅佔32.2％,78％的城市河段不適宜作飲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北方原來是資源型缺水，南方是水質型缺水，現在北方是資源型缺水與水質型缺水的狀況同時存在。（三）固體廢物排放量巨大。2004年僅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就達到2387萬噸〔3〕。  

　　2． 不公平的貿易加劇了中國環境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經濟已和世界經濟緊密相連。2004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11547.9美元〔3〕，佔GDP的比重已超過70%，成為繼美國和德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5621億美元，居世界第四。中國已成為世界加工廠，不但貢獻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也貢獻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服務功能。這加劇了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壓力。

　　在世界不平等的貿易活動中伴隨著不公平的生態壓力和環境污染轉移。隨著發達國家國內日趨完備和嚴格的環境管制，那些資源消耗大或環境污染嚴重的產業便轉移到環境管制較鬆的後進國家中。同時後進國家的出口產品常常為初級資源類產品，利潤較低。通過貿易交換，資本和產業輸出國（同時也是污染輸出國）不但獲取了較高的經濟利益，而且利用了輸入國的資源和環境服務功能，免去了環境治理和保護的成本，獲取了超出其在本國所得的利潤，把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代價轉嫁給了輸入國。這樣先進國家居於利益鏈的高端，通過資本導向和不同產業分工以貌似合理的方式享受了全球生態系統的產品和服務，卻輕鬆地卸去了本應負擔的環境生態保護和恢復的義務。例如2003年中國向日本出口的金額是594.09億美元，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機器機械類195.57億美元，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144.58億美元，食品、飲料及煙草類29.68億美元，賤金屬及其製品27.82億美元，礦產品27.53億美元；中國從日本進口的金額是741.48億美元。據統計，進口的主要商品有：機器機械類400.87億美元，賤金屬及其製品72.55億美元，精密儀器儀錶類62.36億美元，化學及相關工業產品54.41億美元，運輸類設備42.99億美元〔4〕。中國對韓國出口的最大商品是紡織原料及製品，礦產品也是對韓出口的主要產品。韓國對我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有機化學品、電子產品、鋼鐵製品、一般機械、皮革及皮革製品等〔5〕。從上面的商品條目可以看出，日本、韓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為初級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加工製品，向中國出口的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上游高端產品。中國付出了資源和環境的代價，佔據的卻是利益鏈的低端。從系統生態學的角度來說，中國和日本、韓國進行的是不平等的財富交換，中國的真實財富減少了。這種不平等貿易實際上是以犧牲中國的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發展。

　　3． 中國自身改善環境問題的努力

　　面對著嚴峻的環境問題，中國的環境意識不斷提高，越來越重視並致力於環境的改善。近二十年來，中國萬元GDP的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逐步下降，萬元GDP的鋼材消耗量下降70%；萬元GDP的煤炭消耗量下降90%；萬元GD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85%。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環境保護還是取得了相當的成績，萬元GDP的廢水排放量、廢氣排放量和固體廢物排放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分別從1990年的134.1噸、4.60立方米、3.12噸下降到1999年的23.5噸、1.0立方米、0.93噸。此外，中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逐年增加，從1990年的102.5億元（佔當年GDP的0.55%） 增加到2004年的1908.6億元（佔當年GDP的1.40%）；中國環保產業的產值也以每年15%-25%的速度增長，大大高於世界年均8%的增長速度，1990年到2003年，環保產業的產值從300億元增長到2300億元，企業數量從不足8000家增長到22000家，從業人員從不足180萬增加到了300餘萬。

　　與此同時，中國不斷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宣傳，努力提高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除對青少年、大學環境專業學生和環境工作在職人員等各個層次的人群進行環境教育外，還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向一般民眾通報環境質量、展示環境污染問題和環境執法情況，極大地促進了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隨著對環境問題認識的深入，中國開始努力從經濟和環境的整體關係著手，倡導迴圈經濟，提倡建設「節約型社會」。但是中國要使得自身在改善環境上的努力更富有成效，並在解決全球和區域性的環境問題上承擔起相應的義務，還需積極展開對外環境合作。 

　　二、中國需要進行環境合作以解決環境問題

　　1. 中國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環境治理經驗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人均資源十分有限，同時國際環境保護要求日益增多、環境標準日趨嚴格，國內外的現實條件決定了中國不能繼續走「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 「大投入、大產出、大排放、大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損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據計算，2003年中國由於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當年GDP的15%；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導致國民生活質量的下降也削弱了經濟發展的意義。所以中國必須改變過去經濟發展的模式，利用後發優勢，吸取發達國家的環保教訓，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歷史上最重大的環境污染事件以及各種類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故而在制定環境保護法律、樹立環境保護思想、預測和評估經濟活動對環境影響、發展各種環境保護技術等方面有較強的領先優勢。中國可以吸收其先進的環保理念、學習其領先的環保技術，選擇比較有利於自身經濟和環境特點的生產生活方式，利用各種經濟合作和環境合作降低發展的摸索成本，避免資源和資金的浪費。

　　2. 世界需要中國參與國際環境合作

　　中國有豐富的自然生態系統類型，各地的資源稟賦條件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準不同，同時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速度迅猛，這些都使得中國經歷和面臨著複雜的環境變遷，積累了許多環境保護的教訓與成功經驗，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中國已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許多環境問題在各種經濟交流和貿易活動中產生，中外各方需要環境合作來共同應對。對於世界來說，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經濟總量越來越大，環境的對外影響也不斷擴大，若中國不參與國際和地區環境合作，那麽解決全球和區域性環境問題的有效性值得懷疑。

　　三、環境合作的理論基礎

　　按照生態學的觀點，地球可視作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系統內各部分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以保持系統功能的完整。系統中環境介質的流動性，如大氣、水的不斷運動使得環境影響的範圍不會局限於一時、一地。局部地區的環境破壞總是會對其他地區造成影響和危害。環境污染能夠長距離擴散，生態破壞的後果會危及全球。像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核電站的失事，大氣中的放射性塵埃不僅在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地出現，還隨著氣流飄移到了歐洲地區，有約300萬人受到了核輻射，北京也曾檢測到它的放射性塵埃。對於臭氧層的消耗和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森林面積減少、海洋環境惡化、大氣污染及污染物的長距離擴散與傳輸(如酸雨)、沙塵暴、國際河流和國際水域的開發與利用等等環境問題來說，都是各國所共同面對的全球或區域性的跨國環境問題。各國處在「同一個地球」上，彼此需要合作來解決公共問題。

　　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解決跨國環境問題就是一個在國際層面提供環境公共物品的問題。公共物品的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在消費中會出現「搭便車」的問題。一般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有下面幾種：1. 非合作（市場）方式。2. 自願（不具有約束力）的協定。3. 有限契約方式。4. 嵌入更寬泛的協定中。5. 將決策權委派於超國家的機構。6. 霸權國家提供。7. 國際組織提供〔6〕。對於具有負的外部性的環境問題，可以採用上述的2、3、4、7解決方式，它們立足於合作的基礎之上。因此環境合作具有理論上的必然性。

　　四、中國參與國際環境合作的原則和現狀

　　在參與國際環境合作中，本文認為中國應主張：(一)尊重合作各方的主權，防止環境殖民主義。合作各方有權選擇適合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的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水準，不能以環境保護為由限制各國追求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的權利。（二）將環境合作融入經濟合作中，從更廣泛的經濟社會進步中尋求環境改善的機會和途徑。隨著人類對環境問題認識的深入，環境保護的著眼點已不再單純局限在單一環境要素的治理或者控制某種物質或行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是一個既對立又相互聯繫的有機整體，解決環境問題要更加著眼於人類生產、消費、貿易等社會經濟活動範式的改變。（三）在合作各方存在政治、經濟、對環境問題的認知度等各種差異的情況下，各方採取協商一致的方式進行環境對話和合作。

　　中國參加了所有國際環境公約的談判，加入了30多項國際環境公約，已先後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關於保護臭氧層的維也納公約》與《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訂本）》、《關於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賽爾公約》與《責任與賠償議定書》、《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式的鹿特丹公約》、《1972年倫敦傾廢公約》（防治海洋污染）與《傾廢公約1996年議定書》、《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關於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國際捕鯨管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與《生物安全議定書》等一系列國際環境公約和議定書。目前中國已與32個國家簽訂了53份各類環境協定、備忘錄、行動計劃或聯合聲明（截止2003年3月），在這些文件的基礎上，中國與挪威、德國、加拿大、韓國、意大利、美國、荷蘭、澳大利亞、日本及歐盟等10個國家和地區在環境保護領域共開展了百餘個合作專案，合作領域包括水資源研究與保護、大氣質量研究與保護、有害廢棄物研究與管理、動植物研究與保護、環境宣傳教育、環保技術合作、能力建設等。中國在政府和民間層次上與多個國家和組織進行了各種形式的環境合作和交流。

　　在環境合作中，中國要根據自身情況選擇重點發展的環境夥伴關係。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環境保護先進國家不斷展開對華環境資金援助，環保技術轉讓也較為積極，同時中國與歐盟等國之間的經濟政治聯繫緊密，是中國要展開對外環境合作的重點國家。中國地處東亞， 從環境影響的遠近關係和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中國要優先考慮與東亞國家的環境合作。在與東亞國家的環境合作中，基於地理環境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中國應更加注重與日本和韓國的合作。 

　　五、中日韓環境合作

　　1． 中日韓緊密的經濟聯繫和三方環境合作

　　中國、日本、韓國是世界上具有重要經濟位置的國家，是東北亞區域合作的核心，彼此在經濟和地緣關係上有緊密聯繫。目前中韓日三國之間的相互貿易增長已超過了三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增長，2003年中韓日之間貿易總量達2500億美元。統計資料表明，1990-2004年間，中日貿易從129.3億美元增長到1678.9億美元，增長了13倍，年均增長率達16.6%，而同一時期，日本外貿的年均增長率不過4.6%。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日本也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在投資方面，日本在過去15年中對華直接投資累計達443.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3.7%。僅去年一年，日本對華實際投資即達54.5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而2003年中韓兩國進出口總額已達到632.3億美元，中國是韓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而韓國目前已成為中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

　　中日韓之間緊密的經貿聯繫有利於彼此間的環境合作。有研究表明，當參與國際環境合作的國家彼此之間也是貿易夥伴時，國際環境合作成功的可能性會增大，「搭便車」的動機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7〕。 

　　因為地緣關係，中日韓三國有密切的環境聯繫。日本和韓國都曾聲稱受到了中國環境污染的影響。日本認為其酸雨的40%來自中國，但根據中國科學院1986-1995年期間對酸雨的調查研究，中國SO2對日本的影響僅佔5%，對韓國的影響僅佔8%。這種影響遠小於西歐-北歐之間或美國-加拿大之間的酸雨影響強度〔8〕。由於大氣污染物長距離傳輸機制和污染作用原理的複雜性，若要全面瞭解跨界酸雨在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影響大小和程度，三國需聯合起來進行共同監測、並就治理進行技術和產業合作。

　　中國與日、韓隔東海、黃海相望，面臨著公共海域的環境破壞問題。韓國比較關注黃海的污染。中韓雙方曾在1998年進行黃海水質調查。按照韓國提供的採樣與分析方法在24個監測站點進行水質檢測。結果顯示除韓國的個別站點外，各監測站點的各項水質檢測指標均達到中國一類水質標準，黃海的污染主要為各國的近岸污染，各方都應對這種污染負責〔9〕，要解決公共海域的環境污染問題，需各方進行聯合監測，共同開展海洋洋流運動、海洋生態變化、海洋污染治理等海域環境狀況方面的基礎研究。

　　中日韓環境合作是中國開展環境合作的重點之一。1999年中日韓為了探討解決三國共同面臨的區域環境問題，促進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商討和擬訂區域環境保護行動方案的具體原則，舉行了第一次三國環境部長會議，並已連續舉辦七次。作為東北亞地區主要的區域環境合作機制，會議對加強三方環境對話和溝通，加強對重大多邊和區域環境問題的協商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國已在東亞酸沉降監測網、沙塵暴研究、氣候變化、環境教育、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態保護、環保產業等多個方面開展了專案合作，並取得了切實的效果。2001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舉行第三次非正式會晤，一致同意繼續加強在經貿等領域的合作。會晤中也把環境保護列入了三國經濟合作議程。環境合作除被列為中、日、韓區域經濟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外，還是一項獨立的合作領域〔10〕。中日韓還在亞歐環境部長會議、東盟-中日韓（10+3）環境部長會議、東北亞環境合作會議等區域合作組織中展開對話並積極開展彼此間的雙邊環境合作關係。

　　2．中日環境合作

　　中日兩國由於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能源問題等各方面的爭執，使得雙方的政治關係緊張，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經濟關係。若從環境合作入手，雙方較易找到溝通和互相理解的平臺，並且取得實效。因為在環境問題上雙方的觀點相對中立，利益的紛爭較小，在環境領域的對話和合作能夠對雙方的緊張關係起到緩解作用，成為改善關係的一個重要途徑。例如在1989年12月，日本政府宣佈恢復對華環境資金合作，由此拉開兩國關係改善的序幕。環境合作的成功有助於兩國加深瞭解，增加信任。

　　中日環境合作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機制。它們是中日環境合作聯合委員會和中日環境合作論壇。區域經濟集團化和地區環境合作機制也越來越成為中日環境合作的重要管道。兩國都是APEC（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和東亞「10+3」（東盟十國和中、日、韓）合作組織成員［10］。日本對中國進行的環境資金援助力度較大。截至 1997年，日本政府對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無償援助達1.2億美元，佔世界上六個主要對我國環境領域無償援助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和挪威）援助總額（2.6億美元）的46.1%。日本以ODA為中心積極參與環境領域內的援助，強調「環境對策優先」。從1994年起，日本開始改變以中國的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援建物件的方針，越來越重視對環境專案的支持。在第四次對華日元貸款援建專案中，就增加了防止大氣污染裝置等環保專案，在40項中佔了15項。從2000年開始，日本大幅度削減ODA額度。2001年日本對華日元貸款削減24.7%，並宣佈停止向東北沿海地區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的援助，而將重點放在環境保護和扶助內陸貧困地區等方面。從2001年開始的日本第五次對華日元貸款的16個專案中，有9個是環境專案〔10〕。2004年，雖然日本大幅削減對華ODA，但用於環境專案的佔協定額的53% 。不僅如此，環保貸款專案的利率也較低。日本對華日元貸款（平均利率為3%）用於環境保護專案的貸款利率1998年以前為1.3%，1998年以後為2.1%，特別環保專案的貸款利率為0.75%，低於一般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也低於其他發達國家政府貸款利率（3%-4.5%）。迄今為止，中日間已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環境合作專案，包括技術開發、合作研究、人員培訓、宣傳教育和能力建設等方面，涉及大氣和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農林業、水資源、環境監控、基礎環境設施建設和生態城市建設等多個領域。實踐表明這些專案在幫助提高中國環境管理能力、改善環境質量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日環境合作也存在一些問題。中國與日本在環境理念、環境技術和擁有的環境保護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雙方對於優先解決的環境問題的認知也不相同。中國抱怨日本的技術轉讓費用過高，使得中方無法獲取先進技術，而日本則認為中國最需要的不是精尖技術而是一些基礎的環境技術［11］。同時日本對外環境援助的意圖令人存慮：日本是否能秉持真誠的態度來解決環境問題，而不是借此作為攫取資源的手段、不是借環境合作來要求獲取更多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影響和回報、不是以環境援助來爭奪國際事務的主導權、防範和壓制其他國家。有事例表明日本對待環境保護的態度在國內外並不一致。例如日本仍從東南亞、中國等地大量進口木材。日本的森林覆蓋率已達70%左右，而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在2004年才僅為18.21%。日本對外國的這種木材交易將引起木材出口國的森林破壞，並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產生影響。對木材出口國的發展來說，雖然出口能賺取一定的外匯，但森林資源的減少使森林所在地的生態環境惡化，對於以森林提供的初級產品為生的當地民衆還可能造成幾代的貧困。日本還將保護知識產權置於「知識財產戰略」的首要位置，對華技術轉讓態度消極，日本對中國的環境技術出口似乎不像歐洲國家那樣感興趣。這些因素都大大地影響了中日環境合作的積極性和有效性。

　　3． 中韓環境合作

　　中韓自建交以來關係發展順利，總體上不存在重大利益衝突，在經濟、政治和環境等領域開展了各種交流合作。中韓早在1993年就已就環境合作達成了協定，1994年建立了聯合委員會並多次舉行會議探討雙方的優先合作領域。目前雙方通過聯合委員會開展的合作專案16個，主要涉及酸雨問題、黃海環境聯合調查、沙塵聯合研究、廢物堆肥、面源水污染控制技術研究、高濃有機廢水回收與治理技術研究等方面。除了政府間的環境合作，學術界和民間也進行環境交流。

　　中韓在環境合作中遇到的主要障礙是兩國對要解決的環境問題有不同的排序。韓國優先考慮大氣污染和海洋污染的問題，而中國並不將其置為唯一重要的位置。此外中國希望韓國在環境投資方面起主要負責作用，而韓國似乎無意這樣做〔11〕。

　　六、結束語

　　誠如《21世紀議程》所指出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但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建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並一直致力於用自身的努力和對外的合作來解決問題。各國若轉變經濟發展的理念，重新審視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攜手合作以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存的目標，那麼世界將享有持久的進步。如果中國、日本和韓國能在環境合作中建立起互信、有效的合作機制，那將為東北亞乃至亞洲的區域合作奠定一塊穩定的基石。

　　註   釋：

　　〔1〕《中國的環境保護》白皮書，1996年版。

　　〔2〕《2004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

　　〔3〕《中國統計摘要2005》

　　〔4〕《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2004》

　　〔5〕李淑娟，〈論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中韓合作〉《當代韓國》，2005年春季號，26-31頁。

　　〔6〕趙中偉，王靜，〈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國際運輸業為例〉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4，1-6頁。

　　〔7〕王軍，〈貿易和環境研究的現狀與進展〉 《世界經濟》，2004年7月，67-80頁。  

　　〔8〕陸建人，徐嵩齡，〈略論中國與東亞的環境合作〉， 《當代亞太》，1999年11月3-6頁。

　　〔9〕徐嵩齡，〈中國——東北亞國家之間的環境合作狀況分析與評價〉《東北亞論壇》2002年2月，49-55頁。

　　〔10〕何月香，王兵銀，〈 21世紀初中日發展環境合作有利因素分析〉 《亞太研究》2002年6月，53-57頁。

　　〔11〕張海濱，〈東北亞環境合作的回顧與展望〉 《國際政治研究》，2000年2月，76-79頁。

　　附：如無特殊說明，文中資料均來自公開報道。  

　　（作者：黃麗卿，中國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博士研究生； 欒勝基，中國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