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言: 「發展是硬道理」揭示的新時代、新經濟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實踐-政策-模式，在中共十一屇三中全會後，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折；「發展是硬道理」 正在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其義理與效益〔1〕。

　　相應於改革開放高速成長政策的出臺，和臺灣與港澳前途問題解決的需要， 「一國兩制」 遂應運而興。中國決定在香港北邊建立深圳，在澳門北邊建立珠海等兩個經濟特區；並且施行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導致港澳商人北上投資。於是，兩個 「經濟特區」 （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s） 和兩個 「特別行政區」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s） 及其周邊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Pearl River Delta: PRD） 在發展上，出現 「2+2+1 跨越時空、產業、文化交流協作」 ，成為一個重要的境內外（國內外）的現象、理論和實踐 〔2〕。

　　二、「2+2+1地區」對優質化的可持續發展範式的探索

　　自1980年代以來，廣東省珠江流域及其附近縣市，成為中國大陸最為興旺、也是最為突出的一個發展地區。在港澳與華人華僑商人之後，臺灣和日本及歐美等地的商人也相繼投入，使珠三角出現了所謂 「世界工廠」 或曰 「世界生產車間」的現象〔3〕。

　　不過，相應於珠三角和內地其他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統治精英顯然並未能洞察先機，進行必要的改革開放，對其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及發展範式等進行主動、及時、必要的結構性調整，所以，一旦受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便出現風雨飄搖，惶惑不可終日的變局。回歸以來它便一直處於經濟低迷、內部爭論的狀態，即未能引進西方發展理論所謂的 「典範轉移-體制創新」。相形之下，澳門特區 （RAEM-MSAR） 的情況比較簡單，回歸後，利用中央給予其開賭的優惠政策，它的政府在賭權開放的問題做了斷然的戰略性處置；並相應地制訂以旅遊博彩為 「龍頭產業」，一時之間，出現了一個十分活躍而令人不安的 「一枝獨秀」 局面。兩個特區開局大為不同，但其前景都充滿變數。 

　　其實，中國大陸的持續性高速成長及產生的所謂 「磁吸作用/輻射作用」，對東亞地區的所有經濟體，在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上，都造成了不同的壓力；逼迫它們及時及早地 「要超越自己」，以免被中國超越〔4〕。這對兩岸四地和東盟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及其相應的策略和前景有所關注的產官學人士，可以提出一系列相關的理論與策略問題。

　　1. 19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在今後三幾十年裏，是否可成為一個可持續的、優質化的、和諧的高速成長；其成敗，對於包括港澳臺和日韓及東盟等東亞經濟體的可持續發展，有什麼意義與作用?

　　2. 在這樣的背景下，港澳特區在 「一國兩制」 的框架裏，對於境內的發展和境外、國外的關係，應進行什麼樣的結構性調整，然後才能在新型態的交流協作中，既滿足其本身的發展需要並對他人 （包括 「一國」 之內另一制） 的發展亦可發生相互促進的作用；倘若 「一國兩制」 未能有突破性的開發開展，一旦被內地的發展的邊緣化，港澳特區會有什麼後患呢 ?

　　3. 「2+2+1珠三角」 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因此，涉及港澳和廣州等地區的境內關係也需要以新的關係型態。如果，把它視為一個整體，稱之為 「大珠三角發展系統」；如果它不能在更高的層面上，利用特區及其 「一國兩制」，在對境內外（國內外）的關係進行相應的調整，則對各系統及系統內各經濟體的可持續發展，會有什麼影響？ 

　　4. 抑有進者，可持續發展有多元化和差異化特點：大於 「2+2+1」 的 「大珠三角發展系統」 在兩岸四地的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10+1FTA，及東盟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區/10+3FTA等 「三跨越」 區域協作中，相對於中國大陸其他的區域經濟 （如，「長江口-長三角-大上海發展系統」，「環渤海發展系統」，中西部大開發），它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5. 有意義的發展和成長，亦涉及一個民生和民主的根本問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的發展大計，一個經濟體境內的發展，如何對境外以致於國外其他相關的經濟體及其社會的發展也能產生促進的作用；使到上上下下，內內外外千家萬戶的生存發展，都會因此得到不同形式、方面、程度的提升和充實……這樣的義理，如何落實於包括大珠三角和它周邊地區在內的任何經濟體的社會發展，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一個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問題，更是一個文明交流、文明創新的問題。

　　一句話，對個人 「五理系統」 （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的多元化、創新性的開發開展，及在此基礎上對人類生存的各個層面都能發生的促進性作用的經濟發展，才是優質化的、 可持續的、 和諧的社會發展〔5〕。

　　三、世紀之交，珠江口兩岸出現了一個「產業革命」

　　「2+2+1小珠三角」 及 「大珠三角地區」 出現了另一次產業革命，其現代化過程進入一個新階段。那麼，世紀之交，它已不是處於一種高速成長、萬箭齊發的狀態，而是進而尋求優質化的、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新狀態 〔6〕。

　　1. 深圳

　　在產業發展大計上，相應於香港經濟特區的發展策略，它提出了 「以優化整體經濟素質，增強發展後勁，提升國際際競爭力為核心，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因此要做的幾件事是：繼續突出發展高新科技術產業 （包括電子資訊產業，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光機電等12頁重大科技專項），繼續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建設面向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物流中心，利用香港增強深圳業競爭力，及金融中心區規劃建設和金融資訊化工程建設；還有便是發展購物中心和批發中心，推動旅遊業上新臺階，以及大力發展會展業） ；積極地發展高附加值的先進製造業，加大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武裝，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推進資訊化建設，以及大力推進企業結構調整，積極培育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較強的企業羣。〔7〕

　　2. 珠海

　　因為前一階段發展策略上出現的偏差和問題，顯然有更大的逼切性來對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及發展範式等，及時地進行根本性的重組，所謂 「珠海人發展工業的意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過」 。因而有 「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增大經濟總量，提高經濟質量」 之議。這是改變前此的，在東區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和服務業 （包括旅遊業） 而改在西部地區來建立中小企業 （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醫葯及醫療器械製業，計算機軟件產業，石化原料及製品產業） 等等 〔8〕。

　　原來，在過去一、二十年，珠海的發展策略以我為主，是在它的東部地區倡導旅遊業和高新科技及知識產業。因此，許多來自境外的中下檔次的中小企業不受歡迎，它們只好向東莞和中山等處尋找出路；而為中山 「工業立市」 制造了有利的條件，並且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截止2002年底，包括世界500強企業在內的境外企業有500家在中山市投資，全市合同利用外資累計達92.5億美元。目前中山市已經形成了以電子資訊，電氣機械，化學製品，紡織服裝和金屬製品為支柱的多元化的輕工業發展體系。〔9〕

　　3. 東莞

　　它自1985年以來便專注於爭取臺商，目前已有5，300多家臺灣廠商在那裏，累計合同利用臺資71.9億美元，臺商，管理人員加上眷屬約有8萬多人定居。因此，今後的施政方向是更多地利用臺商的人脈網絡，把在東莞臺資企業的子公司，母公司，上下游企業也吸引進來，在東莞建立新的群聚經濟體。因為，產業配套後，生產成品的企業可以就地得到原料或零部件供應，而生產原料或零部件的企業也容易就近銷售給客戶，這種方式降低了成本，又便於企業及時掌握生產資訊。因而使東莞成為並保持其加工製造業的理想地區 〔10〕。

　　4. 佛山

　　這個 「千年古城」 雖然聲稱 「接受廣州的輻射」，但是，它也有一個野心勃勃的發展大計。它的南海和順德等地在製造業上有比較大競爭力，因此可以進而發展新興行業，比如電子資訊、生物工程等新產業。使它同廣州競爭的地位，得到加強。廣東省當局提出要把佛山打造成為廣東的第三大城市，要在建設經濟強省和文化大省的過程中，起到佛山特殊的作用；並且要在中國面臨的全球化競爭中也有所作為。比如說，它和香港貿發局合作，利用香港的專業服務，讓佛山企業 「走出去」〔11〕。 

　　5. 廣州

　　近年來的發展大計當然更是不落人後。全力推進其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以提高其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並確立它在大珠三角經濟發展格局中，志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抗爭的 「龍頭地位」。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工業化進程。大力推進資訊化，以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重點發展汽車及機械裝備製造、 石油化工、 精細化工、 綱鐵、 造船、 電子資訊製造、 醫葯及輕紡等八大類工業。實施重大技術裝備帶動戰畧，培育大企業戰略和名牌戰畧，增創廣州工業發展新優勢。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科技園區建設，促進科技轉化，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把廣州市工業化提高到新的水準。

　　加快傳統服務業的改造，突出發展現代服務業，進一步增強產業服務功能和經濟輻射力。重建設黃埔，南沙，廣州國際空港等三大國際物流園區和芳村，白雲，番禺，花都，增城等區域性物流園區，建設好一批能形成廣州價格的重點專業批發市場。實施資訊化大交通發展規劃，重點建設物流資訊公共平臺，智慧交通平臺和交通管理資訊平臺，加快實現交通現代化。發揮新建成的廣州國際會展中心的作用，積極籌辦綜合性和專業會展項目，培育一批在國內外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會展品牌，做大會展經濟。充分利用廣州率先向外資開放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重要契機，加強區域金融中心建設，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落戶廣州。促進仲介機構的整合和統一管理，優化仲介行業的創業和發展環境，進一步發揮仲介機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項功能作用。〔12〕

　　很清楚地，廣州市是要按照國際一流城市－國際大都市－國際大商都的標準，滿懷信心地加強城市的基礎建設和改革開放高速成長的戰略；它是把上海和北京當作競爭的對象，而香港和臺北及新加坡已經不在它學習的考慮之中。最終使廣州成為珠三角乃至華南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和大流通中心；成為帶動全省，輻射華南省區和兩岸四地，以致於影響東南亞的現代化大都市。〔13〕

　　四、「在地經濟」的重複建設與惡性競爭

　　無可否認，1980年代以來，包括廣州、 深圳、 珠海在內的珠三角市鎮等處各自為政的發展大計，作為其境內本土經濟或在地經濟的建設工夫，是勢在必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如果要對 「發展是硬道理」做多元化和民主化的開展，基層政府不大搞發展，或者說，不追求優質化的、 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因不可能滿足其市民生存發展的日益逼切的需要，它們便可能因失職而得不到公眾的支持，以致於喪失其統治的合理性。

　　因此，對於身處穗、 深、 珠和珠三角之上的廣東省政府來說，如何駕馭這個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的 「在地經濟－本土經濟」 的建設浪潮——處理所謂「諸侯經濟」 的混亂局面，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 「全面否定－全面肯定」 兩個極端間擺動，便有一個 「範圍而化之」 （宋儒朱熹語） 的問題；用西方現代發展理論，是 「典範轉移－體制轉移」 的挑戰。

　　其實，先不糾纏它過去一、二十年在珠三角發展現象中的角色與作用問題；廣東省委省府在今後是有一個新機會來發揮其新的領導作用的。比如說：

　　1. 在各個市鎮的本土經濟－在地經濟的發展大計和經營管理上，省委省府所扮演的角色及發生的協調作用，也有個持續學習、與時俱進的問題；那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在中共十六大和 「三個代表」、 「新型工業化」 及建立 「小康社會」 等綱領性的觀點提出來後，省委省府又能做些什麼和不能做些什麼呢? 它手上的傳統權威正在喪失，那麼，新功能、新權威又如何去開發開展呢?

　　2. 一個地區的地方經濟－在地經濟的建設和管理，應該有什麼根據；從當地的歷史－現實－未來的發展過程，到它的具體情況和潛在力，以致於它同鄰近的境外經濟體的關係，同珠三角以及大珠三角的關係如何處理? 是否因為省委省府的介入，區域協作才成為可能；它使眾多 「在地經濟」 可以相互對接，發展為一個 「區域經濟」 呢 〔14〕?

　　3. 廣東省是否需要在包括「2+2+1」 的基礎上，成為一個具有其特色的「發展主體、發展系統、發展平臺」呢? 它的合理性、合法性、效益性在什麼地方? 它對其他省內和華南的區域經濟，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體，對國外的經濟體以及10+1FTA/ 10+3FTA所能提供的服務，是個別的 「在地經濟」 所不可能勝任的嗎?

　　顯然地，混亂與競爭所反映的發展與政治之間矛盾，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調整轉換及對接的矛盾。如果，死水一池，根本沒有什麼發展；見之於無數發展中國家者，還可能引發社會問題和政治危機。

　　如果，廣東境內 （特別是珠三角地區） 「在地經濟」 的發展未能 「恰如其分」，而它們之間存在著的 「激烈競爭」，以及可能演變為 「惡質化競爭」，卻是給省委省府在發展進程中，帶來一個介入其事、協調其事的良機；或者說，省委省府 「恰如其分」 的介入，正在於使各個經濟體可以找到 「恰如其分」 的發展定位，使它們免去不必要的惡性競爭。如此，珠三角在同長三角的競爭中，才不致於出現後勁不繼的問題。

　　五、 辯證地對待「在地經濟」中存在的發展亂象 

　　這裏，各個 「在地經濟」 之間的矛盾，給廣東省委省府 「從上而下－從外而內」 的 「第三者介入」，同第一者和第二者 「自下而上-自內而外」 的 「被介入需求制」，產生 「對接作用」 。

　　1.  機場建設及其設備過剩是1980年代以來珠三角重複建設的問題。除了香港和廣州的機場營業情況尚佳外，其他的機場 （特別是珠海機場） 幾乎是乏善可陳。落成後的廣州市白雲機場，是內地首個按照中樞概念設計並建設的中樞機場，它宣稱將壓倒香港和浦東及漳宜等機場，號稱是 「亞洲第一大機場」；預示穗港兩地機場的一場角力和競爭及珠三角五大機場的 「重新洗牌」 是難免的了。而深圳機場又規劃投資190億美元，興建第二條跑道，壓倒香港，使其客運量達3，000萬人次，貨運量達250萬噸。〔15〕

　　2. 不計港澳，深圳和廣州都在忙於建立各種 「物流港」，發展物流業；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如果，不及早用 「兩個特區一個省」 （「2+2+1」） 的框架來建立 「大物流業」 的營運系統，珠三角地區對於物流業的炒作過份，將會走上惡性競爭的那條死胡同 〔16〕。

　　3. 廣州和深圳同香港競爭，致力於建立金融產業，可能是 「多此一舉」。

　　4. 每個地方都搞個工業園，肯定是事倍功半的。

　　比如說，增城市便要建成廣州東部綜合性輕工業製造基地，區域性物流中心，休閒旅遊度假區及現代化都市型農業基地；並由 「中國牛仔服裝名鎮」 爭取成為 「中國牛仔服裝名城」。問題是，大廣州市的範圍內，還有多少個區鎮的發展規劃，是和增城市 （鎮） 近似的？ 再以高明區而言，它便以 「廣東省的中心鎮」 來推進其楊梅，合水，明城等三個鎮的 「城鎮化進程」；但，七年內真能投入100億元，是否確能建立工業園和商貿城及生態旅遊休閒基地 〔17〕？

　　5. 幾乎每個珠三角的市鎮都在建立包括資訊科技產業在內的高新技術產業 。

　　珠海市把軟件產業當著第一支柱產業，已經產生了不少名牌。目前市委通過省市認定的軟件359個，2002年軟件行業產值達到23億元。在它的 「新型工業化的決定」 裏，更是以 「做大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兩大產業」 為重點，據說，根據 《國家軟件基地 (珠海) 產業發展規劃》 ，它在八年後要把IT整體競爭實力推到全國前列呢。但是這比不上北邊的中山市及東莞市。至於佛山的南海軟件科技園，即使受到省府和中央的重視，能確保先後成為國家科委網絡建設試點市，全國城市資訊網絡服務系統建設試點市，而其資訊技術亦又可用於傳統產業的改造之上嗎 〔18〕？

　　6. 還有一項引人注目的競搞會展業的現象。

　　由於在 「高交會」 上做出了成績，深圳將大力發展它的會展業，以政府支持和市場運作相結合，培育若干知名會展品牌。而自1950年代以來便是中國春秋交易會大本營的廣州，當然更不後人，它要成為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中國第三大會展城市。光是2002年便舉辦了100多個會展。新近落成的國際會展中心，是要與其現代化大都市的的城市定位相適應，「也就是說，要建成華南會展之都，面向海內外，服務珠三角乃至廣東全省，輻射華南，影響東南亞」；「是發揮中心城市輻射功能的一個重要方面」 。即使是同香港的會展中心比較，它也毫不遜色，澳門和深圳的競爭，更不在話下了。至於剛從旅遊產業和知識經濟產業退出來的珠海，在賽車活動和航空展乏善可陳之後，今年3月底，又搞了 「首屇中國－珠海汽車產品展銷會」 ，提出它要搞另類會展，吸引周邊城市尤其是港澳地區，甚至東南亞國家的觀眾來參展。這固然是密切聯繫其產業調整，但會不會是 「想當然耳」 呢〔19〕？

　　7. 珠三角地區流行建立和經營 「大學城」 的現象。

　　始作俑者是珠海。由於內外條件的限制，它是五個經濟特區中唯一沒有自辦大學的地方。經過十年的折磨，它於1999年9月出之以大學城的計劃，對京穗等地的大學提出贈送土地和補貼辦校及社會保險等優惠政策，果然在三幾年裏引了16所大學來 「紮堆」 ；5年內師生將多達5萬人。當然這是同上一階段珠海只辦高新科技和知識經濟產業的發展策略有關。所以，大學城所在地的唐家灣馬上辦起了 「科技創新海岸」。據說，2002年，高新科技產業聚集創業，已經發生規模的效應，其GDP己達到8.9億元，同比增長25.4%呢 〔20〕。

　　曾幾何時 ，廣州市又以閃電的速度，在黃埔區的長洲島興辦大學城。於2004年秋季，讓十幾所廣東省的院校的三幾萬名師生遷入其地，開展教研的活動。由國內外15家擅長校園設計的公司參與競爭的廣州大學城，在設計和模式上，肯定將使各方面條件相對薄弱的珠海大學城遭遇到嚴重的壓力〔21〕。

　　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明星城市，深圳當然是不會放過機會的，從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由引進為主向引進與自主培養並重的轉變。除了深圳大學和綜合開發研究院外， 它有辦理 「虛擬大學園」 的項目，42家大學成員學院，計劃 「輻射」 珠三角。3年來已給26多萬人提供各類培訓班 〔22〕。

　　比較之下，廣州辦大學城的合理性和效益性可能是不成問題的；而深圳只是為解決自身的人材問題而辦大學城，亦無不可；令人感興趣的是，經濟規模不大及發展策略不明，文化底蘊也欠佳的珠海市，如何為其大學城提供發展的智力和動力，而這十幾二十家名牌大學，又如何為珠海市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呢？這麼一個水準的 「大學城」，能為當地的現代化訓練一流的人才嗎？而那麼多學貫中西的專家學者和教育家，憑什麼理論和經驗，一窩蜂地湧入一個山溝裏去辦分校和研究所呢？為什麼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會讓這樣的發展計劃出臺〔23〕？

　　六、在區域協作中促使「在地經濟」調整

　　當然，上述資料和分析議論，不能達致這樣的結論: 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嚴重的、低水準的、注定失敗的重覆建設；因為 「小珠三角」 和 「大珠三角」 能否出現可持續的、優質化的可持續發展，還在於 「在地經濟」 的相應發展以及它們能否摸索出協調之道。那麼，多幾個高新科技園區，多幾個軟件科技園，多幾個物流港，以致於多幾個大學城，不僅是供需問題，也是常識問題；是可以由市場規律和區域協作來決定其成敗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的。其間是有一個發展過程，不一定就導致資源浪費，引致 「反發展、逆發展」 問題。

　　也許，這正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傳統及運作模式所必然產生的 「逆反現象」，過去的計劃經濟殘餘影響所必然產生的 「階段性不規範化」 現象；有些項目中，作為形象工程和地產炒作的活動，其水份如何，不問可知；而其效益性，也難免要大打折扣。最近，珠海市立法防範 「拍腦袋工程」 ，違者將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是發人深省的 「自我完善」 的舉措。〔24〕

　　珠海市這個 「三報批」 立法可以是值得高度的贊賞。因為，它的大義是：一個地區的發展大計和經營管理，既存在科學性，公開性和專業化，規範化的問題；更涉及重要的項目應如何同當地及鄰近地區的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做有效協調及配合的問題。意即，要能 「與時俱進」地引進「境（國）內外」 及 「三跨越」 的高度和觀點來處理發展問題。

　　七、 追求內外上下協調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

　　人們或許可以不去追問上述珠海立項和投產及建設問題是否存在於珠三角的其他地區。但可以關心的是，如果對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能在一個較高的層面引進大方向、大規劃，其不規範化的問題及後患，還是會有機會得到協調、轉化、優化的發展的。廣東省委省府對 「在地經濟」 加以規劃與協調，在理論與實踐上需要做很多工夫。這可見之於，2003年3月底，新官上任的省長張德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尊，用了近乎 「挾天子以令諸侯」 的手法，要對建設部正副部長率領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調查研究的活動，全程加以奉陪；其實是利用外壓來迫使珠三角各層面的 「打群架」 的精英就範。〔25〕 張德江提出的是，任何地區、市鎮對其 「在地經濟」 的建設 （K），如果要實事求是，一方面要從本地的實際出發，另一方面也要具有境內外、國內外的觀點。即，「在地經濟」 發展的程度，決定於同周邊其他 「在地經濟」 進行區域協作 （L），是對接與調整，不是重複建設而是交流協作；最後才談得上加入 「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 的行列 （M），並取得可持續的優質化發展 （N）。

　　八、可持續發展的「丰-E字型結構」

　　這個建設部規劃團的專家學者也一再強調，珠三角的未來發展，既有城市群的大格局，也有城市之間的具體問題，因此，如何協調珠三角各城市間 （ 各個 「在地經濟 (K)」 的發展） 和珠三角及港澳 （「2+2+1」 地區） 間的資源、 交通、 人口發展戰略的部署 （ 諸K的對接），關係到由簡單的城市經濟走向區域協作 （L） 。而這個 （N: K < —— > L < —— >M） 的戰略，也才能對 「2+2+1珠三角」 本身持續健康的發展提供動力，亦可進而為整體中國-兩岸四地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N）。

　　一個對個別城鎮和城市群取得平衡發展的戰略，應運而興 （見圖1）。

　　（1）  經濟發展建基於 「在地經濟」 （K） 的發展；因此，基層對其經濟政策-產業結構參與規劃和打造，是發展的始發點與動力；是為 「內因」。

　　（2）  但，（K） 層發展策略的制訂，需要顧及境外以致於國外的差異性因素，即為 「外因」；包括促進境外-國外的區域協作 （L）； 而

　　（3）  （L） 以外，經濟全球化 （M） 也是建基於 （K） 的發展之上；三者是相互促進的。

　　（4）  （K，L，M） 任何層面的發展或三者的交流協作，必須體現於有關經濟體的各階層人士的民主參與及權益分享 （N: n (1，2)）。

　　（5） 亦即 （N） 存在於 （K-L-M） 的 「三跨越交流協作」 之中。

　　珠三角地區，在改革開放高速成長的市場經濟帶動之下，當地（在地）政府的作為如何，是對一個 「在地經濟」 建設的最基本條件和動力所在之處，即為其 「內因」；不完全是來自港澳和廣州當局的 「外因」。因此，深圳、東莞、中山、 佛山及廣州等地的突飛猛進，各有關市鎮政府的施政正是其 「內在作用」。相反地，由於在定位問題和策略問題上犯了錯誤和未能及時糾正，見之於其 「在地經濟（本土經濟）」 （K） 建立不起來而在區域協作 （L） 缺乏生命力者，正是珠海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徘徊不前的 「內在癥結」〔26〕。

　　不過，在無所作為和趕超快上之間，見之於珠海的 「三報批」 問題者，有一個制約的問題，即市鎮一級的發展決策和經營管理，如果要不出現大反覆，需要一個外面的力量來進行調節。

　　如果省一級的領導要講究科學決策、民主施政、市場規律、依法辦事，就得考慮用什麼方式，在什麼時候介入，介入到哪一個程度等問題。這些都是新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傳統的領導模式肯定是不受歡迎，而且也產生不了效益的。比如說，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如何制訂和推行；什麼地方出現了珠海那樣的 「三報批問題」 時，省府一旦介入其事，是否對各個方面都會是最有利的舉措？

　　在一個意義上，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已經使到中共及人民政府的傳統結構及其職能，發生了深遠而又深刻的變化，其領導與施政不能不向多元化和民主化靠攏。或者說，這就是政治改革和新政治文明的推進。再者，要講究市場規律、依法辦事，廣東省領導人當認識到，其宏觀、長遠、協調的取向，不可能始於 （或止於） 對各個 「在地經濟」 的取締，而其工夫在於提出比廣州、 深圳、珠海、 佛山、 中山等市更高的發展平臺；誘使 「在地經濟」 在發展中必須顧及區域協作。即 根據各自的優勢和特色的 「功能定位」，才是本小利大的作為。這麼一來，才有機會把它們拉開，避免其閉門造車，不搞大而全或小而全，從而減少惡性競爭、重複建設的沖擊問題。

　　其實，面對這種新時期的發展矛盾，中共已經不可能使用簡單的政治掛帥和行政命令來把它解決了。1980年代以前用以處理上下關係-黨政關係-政經關係的理論與實踐，可以說是已逾時，已經紛紛失效了。現在只有在 「十五計劃」 和中共十六大決議的大框架內，用政治說理、經濟手段、市場機制、法律程式來把局面打開，對可能導致 「反發展/逆發展」 的東西，盡快地用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的方法將其淘汰出去。

　　省委與時俱進的做法，也表現在 「內源型經濟」 和 「外源型經濟」 策略的提出，使發展波及內外上下等層面。即除了促使珠三角成為一個發展系統之外，還要利用廣東在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優勢，針對華南華中地區，引進一個生動活潑的局面。比如說，「廣貨」 自1980年代以來在全國獨領風騷的地位，可使它走向全國，並和其他系統交流。廣東省經貿委便提出，眼下，以武漢為中心的華中地區，以哈爾濱為中心的東北地區，以大四川為中心的西南省區，應繼續成為廣東企業投資最多的地區〔27〕。而剛剛逝世的香港實業家霍英東 （全國政協副主席）提出 「紅三角經濟圈」 論，利用霍英東基金會苦心經營南沙開發區。即廣東應利用 「2+2+1珠三角」 的發展，向江西和湖南及四川等省去尋找更大的發展腹地〔28〕。

　　一旦大方向、大原則、大範圍、大戰略加以確定，還得對 「大珠三角發展格局」 多做工夫。

　　1. 投資高達2，102億元來建設10項大工程，特別是打通廣東通往相鄰省份的高速公路，增強大珠三角的輻射力，拓展廣東下一步戰略發展腹地 〔29〕。

　　2. 在廣東省的 「十五」 計劃內，制訂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線網規劃》，以廣州為中心，把區內9個城市 「一網打盡」；在2020年建立所謂 「大珠三角」 的 「一小時生活圈」。〔30〕

　　這個主要把穗港澳和珠三角（珠江口-伶仃洋兩岸 「2+2+1地區」 ） 連成一體的交通網絡，已進入實際行動的階段；東莞市逼不及待地在其交通規劃中，加速建成北上廣州和南下深港的快速軌道；而廣州和佛山的地鐵，也在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的主持下，確定了線路和建設22個站的計劃 。〔31〕

　　九、「A-E-X字型發展策略、結構」的開發開展

　　這裏，涉及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廣東省一級的領導和珠三角各市鎮一級的領導，在談論其發展大計時，如何處理同香港的關係型態，這在理論、範式、實踐上，都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裏，在城際軌道交通網絡的建設上，可以有一個反映珠三角和港澳新型態關係的 「 『A』 字型發展策略」 論的實踐計劃 （見圖2）。

　　這個 「大A」 裏，實際上可以發展出幾個三角形:

　　——一是穗 （a）-深 （b）-珠 （c） 是一個 「小三角/ （O）」；即傳統的珠三角，或曰，「小珠三角」/「小A」。

　　——二是 （O） 和港 （d） 澳 （e） 可構成一個 「中三角」/ （P: a-b-c-d-e）；即本文所謂的 「2+2+1珠三角/「中A」 ；進而構成 「 『A』 發展策略」 的地區，即，「A: O+P+…」 是也。

　　——如果，「大A」 的左右兩劃向前延伸，東側右行一劃及於臺灣，西側左行一劃及東盟，便有第三個 「發展三角」 （Q） 〔32〕。

　　換句話說，在 「2+2+1地區」 的基礎上引進 「大珠三角發展系統」 （L），則其範圍內任何個別地區 「在地經濟」 的發展大計 （K），都缺少不了一個大前提，即，其效益或成敗，決定於同系統內 （包括穗，港，澳，臺在內） 的其他城鎮的 「在地經濟」 能否主動地進行 「豐-E」 字型所揭示的多元化和差異化的交流協作。

　　但是，這個 「多元化」 是不夠，還要加上一個民主化；所以提出 「X: x (1，2，3，4)」 的另一個概念，以突顯社會發展的義理（見 圖3）。

　　圖3要說明的道理是：

　　1. 順時針的方向，從大 「X」 的左下方/七點鐘方向開始 （x1），升及左上方/十一點鐘方向 （x2），然後轉向右上方/兩點鐘方向 （x3），以及於右下方/五點鐘方向 （x4）。而以 （x1），（x2） 為境內－國內關係；（x3），（x4） 為境外-國外關係。

　　2. （x1） 為境內-國內的基層人士和欠發達地區，以 （x2） 為境內-國內的中上層人士及發達地區；那麼，（x3） 是指境外-國外的中上層人士及其發達地區，（x4） 便是境外-國外的基層人士及其欠發達地區。（x1），（x4） 同為弱勢一方，（x2），（x3） 則是強勢一方。

　　3. 任何有意義和有前途的經濟發展，必須從 （x1） 開始，「在地經濟」 的建設 （K） 即發生在這個層面上；而由上級政府和全國性領導 （x2） 加以統籌與推動，引發國內的區域協作 （L）。如此，才能及於同境外（國外）/ （x3），（x4） 交流協作，並加入全球一體化的進程 （M）。

　　4. 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 （小者如珠三角地區，大者如中國的經濟體） 往往是在 （x2） 和 （x3） 之間進行，即發生於各國/各地的優勢群體及發達地區之間；但必須發展的優化和深化，應能植根於 （x1） 並造福之。否則，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 和 「反全球化」 那樣的事件，將會層出不窮的。

　　現在要提出的一個觀點是，這個注資、引資的活動及其引發的經濟發展，除了造福 （x1） 外，必須對 （x4） 的權益，也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促進 （N）。

　　5. 全球化區域協作時代的經濟發展 （K-L-M），如果在世界範圍內是由一個或幾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大企業集團加以壟斷，而在一國之內是由發達地區的利益集團壟斷，便不可能取得優質化的、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所謂 「互通有無，平等互惠」，不但要存在於國家之間，其實，也要實現於一國一地的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否則，公平、 公正與進步的社會之建立，亦將是「緣木求魚」、「空中樓閣」 〔33〕。

　　十、結論: 對發展過程的多元化、民主化處理是關乎發展的義理

　　如果利用 「跨越時空、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發展協作」 的理論與方法論，目前在 「2+2+1地區」 出現的發展現象，或許可以用這麼 「兩個五十年」 論來進行理解：「第一個五十年」 （1950s – 1990s） 是中國內地受計劃經濟影響的時代，而港澳臺等地在 「美式和平」 下的日本高速發展和 「四小龍發展模式時代」；「第二個五十年」 （1990s-2040s） 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到高速成長和 「一國兩制」 及10+1/10+3 FTAs出臺的時代。

　　那麼，本文便可以有下面的初步結論：

　　1. 「2+2+1地區」 就 「在地經濟」 所進行的調整與重建 （K），是一件 「劃時代」 的大事，要有一個 「典範轉移-體制創新」 的取向。因此，對發展過程要做民主化和多元化的處理；盡管地方上作為（「無所作為」） 有其消極性的一面；但因其接觸、貼近基層人士、弱勢人士，應對之加以重視。而不可對之加以全面否定。

　　2. 是否把 「小珠三角」 擴大為 「中珠三角」 和 「大珠三角」，以致於後來張德江提出的 「泛珠三角/9+2區域合作」，或者更及於10+1/10+3 FTAs （小A-中A-大A的層層推出）升級擴大，固然有其合理性和效益性。但關鍵在於，空間規模的擴大，是否有利於 「E」 和 「X」 字發展策略的推行。

　　3. 「發展是硬道理」 在於尋求境內外各個層面的相關人士，在發展過程中，都能有其一席之位並分享一定的發展效益，即 「X: x (1，2，3，4)」 的落實是也。

　　4. 利用所謂 「A-E-X」 發展範式來進行經濟重整，對港澳與內地各省區，各級政府和社會精英，都有一個認識、 接受、 互動、 實驗、 掌握的過程，各方如果能進而交流協作，將會是一種雙鸁或皆贏的狀態。

　　註   釋：

　　〔1〕《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頁387］。

　　〔2〕同上書，頁387-390。

　　〔3〕王夢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認為中國現在 「不是世界工廠，而是生產車間」 （見: 《人民日報》(北京版)，劉泉訪談文章，2003年3月31日，第2版］。

　　另參考，《廣州日報》記者張素開，葉成雲訪談文章: <著名未來學 「大趨勢」 作者約翰。奈斯比特暢談世界八大趨勢: 全球化是中國的機遇> （2003年3月29日，A5版］。

　　〔4〕臺北《中國時報》記者李誠偉專題報導: <對抗大陸磁吸，臺灣要超越自己> （2003年23月30日，第14版）。

　　〔5〕關於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和珠三角的交流協作，作者在香港 （1） 《大公報。大珠三角版》 有 「澳門專欄」 （每週一），（2）香港《中國評論》月刊有 「蓮系中華」 等兩個專欄，結合 「跨越時空-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發展協作系統」 的理論，從不同的層面進行分析， 提出自己的看法。

　　〔6〕RAEM-MSAR行政長官何厚鏵《2003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提出 「澳門實現可持續發展」 的觀點； 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曾蔭權亦親自主持一個獨特的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2003年4月1日召開了首次會議。

　　〔7〕2003年2月27日在深圳市第三屇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于幼軍市長所做的 《政府工作報告》 （刊於《深圳特區報》，3月24日）。

　　〔8〕《珠海特區報》2003年2，3月的報導。

　　〔9〕「全方位招商引資結碩果，工業增幅在廣東三連冠」: 中山市顯現 『窪地效應』 「 （見: 《中山日報》，2003年4月3日，第1版）。

　　〔10〕東莞的發展欣欣向榮，見: （1）《人民日報》（北京版），孫立極文章，<東莞悄然占鰲頭> （2003年3月25日，第十版）； （2）《廣州日報> 楊迎春文章，<東莞人每百戶有車20輛> （2003年3月12日，A2版）； （3）《深圳特區報》 記者樊鵬等文章，<東莞: 向高科技城市進發> （2003年3月5日，A11版）。

　　〔11〕《廣州日報》記者顏曉明文章，<佛山360億整合基礎設施> （2003年3月19日，A14版）。

　　〔12〕《政府工作報告》 （刊於《廣州日報》2003年4月3日，引文出自A6版）。

　　〔13〕《廣州日報》 記者周祚，唐慧傑文章，<坐擁世界大港和亞洲最大機場，構建海陸空交通網絡: 廣州45億打造公路主樞紐> （2003年3月29日，A2版）。

　　〔14〕珠三角地區地方官各自為政、不惜工本的發展戰略，例子很多； 如 （1） 「新上任的高明區區長黃炳提出利用豐富的土地資源發展工業: 7 年投100億元建工業園」 （ 刊於《廣州日報》，2003年4月1日，A14版）；  （2） 增城市市長對記者大談增城發展重點: 「打造廣州東部板塊經濟亮點」 （同報，3月29日，A4版）。

　　〔15〕關於珠三角競建機場，「一場惡鬥己擺在眾人眼前」 之論 （可見: 華昇，〈珠三角機場誰主沉浮〉； 刊於《大公報。經濟》 (2003年1月15日) ）。

　　〔16〕珠三角海港的發展也出現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的發展問題； 令人側目，參考: (1) 華昇，<港口發展應體現政府戰略發展意圖> (刊於 《大公報》，2003年2月14日，C10版)； (2) 吳春穎，<珠三角港口群組合優勢互補: 訪廣州港港務局黃國勝>  (同報，2003年3月25日，A21版）。

　　〔17〕同註〔15〕。

　　〔18〕珠三角競相建立IT產業的報導很多。如，（1）《深圳特區報》記者藍岸關於深圳在珠三角高新技術產業的優勢的文章 （2003年3月24日，A10版］； （2）《珠海特區報》記者尚濤關於珠海軟件產業 「五大基地」 的報導 （2003年4月6日，B1版）。

　　〔19〕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廣州市常務副市長沈柏年在 《廣州日報》發表的論著，<建設華南會展之都> （2003年3月23日，A12版）。

　　〔20〕珠海市唐家灣 「大學城」 的報導很多: （1）《人民日報》(北京版) 記者趙京安的報導 （2003年2月3日，第6版］； （2）《深圳特區報》特派記者樊鵬的報導 （2003年3月8日，A10版）； （3）《珠海特區報》記者朱燕的報導 （2003年4月1日，A4版）。

　　〔21〕關於廣州大學城的報導更多: （1） 《廣州日報》 2003年2月28日，A5版； 3月24日，A3版； 3月27日，A1版。另見 （2）香港 《大公報》 報導 （2月28日，A16版； 4月2日，B3版）。

　　〔22〕《深圳特區報》記者藍岸文章 （2003年3月24日，A10版］。

　　〔23〕李羅力在其 「經濟走筆」 中有此評論: 「深圳要努力使自己成為培養人才的基地。現在許多人對深圳大批引進國內名校到這裏辦 『虛擬大學園』，『大學城』 以及什麼各種各樣的 『基地』，頗有非議。我也有同感。我認為上述這些辦法對於 『短平快』 地解決一些急需的人才固然是有用的，但絕不能誇大它的作用，更不能把它作為解決深圳人才的唯一或根本的途徑…。」 （見:CDI 《開放導報》，2003年第4期，頁16）。

　　〔24〕這個 「項目建議書報批」，「可行性研究報批」，「初步設計項目總預算報批」 ，否則要負行政和刑事責任之條例，在全國範圍可能也是少見 （見: 《珠海特區報》，2003年4月3日，A1版）。

　　〔25〕張德江書記走馬上任後，就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調查研究做了許多評論 （見 （1］ 《深圳特區報》，2003年3月31日，A11版； （2］ 《 珠海特區報》，同日，A1版； （3］ 香港《大公報》，同日，A14版）。

　　〔26〕關於圖表1及相關的理論和方法論，可參考拙作，<兩岸四地E字型發展策略論: 「經濟全球化」 進程與 「中華經濟-中華文明」 的可持續性發展>； 輯入 《打造臺灣: 二十一世紀兩岸關係新探》 （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2002年2月版，頁461-474）。

　　〔27〕《人民日報》（北京版）2003年2月20日第十八版有關於廣東礭立外經貿工作新思路，提高外源性經濟發展水準的全版報導。另見: 《深圳特區報》 記者李明通訊: 張德江 「要求在外源型經濟發展方面實現新的突破」 的談話 （2003年4月4日，A10版）。

　　〔28〕霍英東關於 「紅三角經濟圈」 的評論及相關報導 （見《大公報》的有關報導: 2003年2月7日，A1版； 2月19日，A9版； 3月12日，A3版）。

　　〔29〕《廣州日報》 （2003年2月28日，A1版）。

　　〔30〕「快速軌道打破珠三角城市界限」 （《深圳特區報》，2003年2月17日，A9版）。

　　〔31〕繼廣州之後，珠三角市鎮興建快速軌道的報導，見: （1）《廣州日報》 （2003年3月13日，A2版； 3月20日，A2版）； （2）《大公報》 （2003年3月25日，B1版）。

　　〔32〕香港浸會大學地理學系李思名授授和社會學系邵一鳴博士是最早提出大珠三角的發展可以大 「A」 字來加以概括的學者； 他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院主辦的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第7屇國際研討會」 （2001。11） 上提及之。這裏，本文作者是採用了他們的意思來加以發展。

　　〔33〕關於世界經濟一體化時代各國的經濟合作必須對投資國和受投資國的各層面人士 （特別是弱勢人士）都必須帶來一定的機遇和權益，才是持續發展和國際關係及文明交流的常態……。本文作者多年前即有所議論 （參考拙作，<兩個千年兩個世紀，兩個三十年的思路: 探索中華文明再出發的 「X+O」 構造> (2000年2月初)； 本文即為 《指點天下: 探索二十一世紀的文選。自序》 (香港: 滙訊出版社，2000年6月版，頁vii-xviii）。

　　（作者：黃枝連，教授、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