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



更詳細的組合查詢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臺灣農業觀光產業群聚之研究——以苗栗縣後龍溪流域為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產業群聚是指在特定領域中,同時具有競爭與合作關係,且在地理上集中,有相互關連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商,以及相關之機構。而且,在近年經濟體系中,普遍可見到產業群聚,而非只是零星孤立的企業或產業,由此現象足以顯示產業競爭的重要性,及其在競爭優勢中地點所扮演的角色。產業群聚的出現,意味著許多競爭優勢來自企業外部、甚至產業的外部,而非該事業單位所在的地點。產業群聚的重要性,創造了一些尚未被充分認識的新管理議題,其所扮演的的更多元角色,已愈來愈為大眾所熟知。尤其產業群聚在萌芽或發展時,政府可以透過產業政策來強化或提供協助;但大多數產業群聚之成長,是獨立於政府行動之外。

  以臺灣每年約有9000萬人次的國內旅遊人口,及近千萬人次的國外旅遊人口來看,發展休閒旅遊產業時有其龐大的市場潛力,更重要的是,迥異於傳統產業農產品必須與進口產品在市場上相互競爭,由於休閒旅遊是一項結合土地、文化、餐飲與服務的產品,無法以進口產品替代,卻為傳統農業轉型的一大契機。隨著國際化的休閒時代來臨,臺灣社會的變遷,及經濟的發達,社會型態及休閒觀念已漸漸提升,擺脫以往工作僅是生活的唯一之概念,朝向休閒化的生活品質發展,已是不可擋的潮流。而今我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國,苗栗縣為本省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業人口佔全縣的44%,為因應加入(WTO)之競爭,政府該如何輔導農民轉型發展休閒旅遊,係利用三大族群——客家、閩南、原住民既有的農業、交通、自然等資源,提供休閒體驗、景觀、產業文化等服務,以便加速農業轉型。此外,農民也可藉此機會,利用農業產業資源之特色,接觸與學習休閒農業經營,吸引消費者消費意願,進而增加服務性之收入。

  綜歸本研究目的有二:

  1. 透過農民問卷調查,分析大湖鄉草莓與泰安溫泉及民宿餐飲業之間產業群聚的情況、成因與其效果。

  2.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言,以利觀光、休閒旅遊業結合地區農特產品在地行銷規劃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 產業群聚概念

  產業群聚(industrial cluster)的概念主要是有關於廠商之間或產業間密切聯繫的狀況、成因、以及可能產生的利益效果。將此概念進一步應用在產業發展規劃上時,則是強調如何提供相關措施,來促成產業群聚的有效發生與長期發展。群聚可視作是一種聚集經濟的現象,亦即不同產業間經濟活動因投入產出的聯結,而讓許多廠商產生空間聚集的現象,並藉由不同產業間的需求而讓彼此均能獲得利益。Weber(1929)以廠商為出發點,藉由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解釋群聚的利益,一般被認作是產業群聚相關理論的濫觴。其後,Hoover(1948)發展Weber的主張,區別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區位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與都會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es)等三種形式的聚集經濟。總之,聚集經濟理論解釋何以廠商規模擴大、在空間上集結,以及擴大或集結後之有利與不利發展現象。波特(Porter)進一歲將產業群聚觀念視作發展產業的一項理論基礎。學者Czamanski and Ablas(1979)在文獻中將群聚現象確實能表現出高度的地理集中時,特將此現象歸類為產業複合體(industrial complexes)。因此,對某些學者而言,產業複合體特指在空間上集結的產業群聚(Anderson,1994; Rosenfeld,1995;Feser & Bergman,2000)。在產業群聚現象所產生的經濟行為方面,有兩種:(1)內部經濟:廠商的生產量擴大,平均成本隨技術革新或效率提升而降低,因此而致生產費用之節省。(2)外部經濟:生產同一類型產品的廠商聚集在同一地點,產生生產或運銷上的利益,如技術革新的傳播、一般間費用(如瓦斯、水電、道路設施等費用)的降低。

  產業群聚成員的關係:產業群聚形成後,相關廠商彼此間自然而然會建立起一種共生共存的關係就如學者Feser和Bergman(2000)認為一群相關廠商所形成的產業群聚應包含一個或睥個下列的關係:正式的輸入輸出或買者供應者的連結、地理上的共同位置、共用與商業相關的地方機構、非正式合作競爭的跡象(evidence)。Anderson(1994)認為產業群聚廠商在效率與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可由三個構面組成:

  A. 買者與供應商的關係:在早期經濟發展的文獻中此項群聚結構是最常被使用的。包含了提供產品或服務給最終消費者的廠商、提供中間產品加工與原料供應的廠商與商品或服務的配送者。

  B. 競爭者與合作者的關係:由生產相同或相似產品的廠商所組成,因共用產業內產品、程式創新與市場機會的資訊而發生競爭,但也可因藉由共同研究來發展新產品。

  C. 共用資源的關係:當廠商依賴相同原料資源、科技、人力資源與資訊時,即使生產的是不同的產品,也具有此項關係。同時,文中也指出產業群聚的確認可藉由①定義區域;②計算就業的集中程度;③將區隔組成初步的群聚;④確認群聚;⑤繪出產業群聚;⑥評估群聚的重要性並分析其最新趨勢等六步驟來達成。

  產業群聚內組織間的關係概略可分為下列五項:(A)地理上的聚集:地理上的聚集指產業群聚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現象。(B)廠商間的垂直合作關係:廠商間的正式輸入與輸出合作關係,可具體表現在與客戶和供應商的合作關係上,可以說是買者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C)廠商間的水準競爭關係:指與廠商具水準關係的廠商通常為競爭者或替代品廠商。彼此間往往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D)廠商間的水準合作關係:與水準競爭的廠商相同,指與廠商具水準關係的廠商通常為競爭者或替代品廠商。彼此間除了競爭關係外,有時也會有互相合作的機會,而產生水平合作關係。(E)共用資源關係:群聚廠商往往會共用一些共同的資源,如原料、科技、人力資源與基礎設施等。

  (二)產業群聚的絛件

  Porter(1993)提出了一個分析區域及國家競爭力的模型,認為高科技群聚的形成概念,應包括四個策略資源:高品質人力資源、技術基礎建設、知識資源和資本資源,說明如下:

  1. 高品質人力資源:高品質的人力資源是高科技公司重要的組成特色,對現代高科技公司而言,人力資源被認為是公司的資產,而非一般的生產成本。擁有高素質的技術人員將使公司更有競爭力去造新產品。

  2. 技術基礎建設:此處所指的技術基礎建設主要是物理性的資源如實驗室、專業設備、研發專用設備,這些在高科技廠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將成為高科技廠商賴以生存的競爭優勢。同時擁有較佳的技術基礎結構將使高科技公司更容易達到規模經濟,並減少交易與契約成本。

  3. 知識資源:如同所說知識將是高科技群聚廠商不可捉模的重要資產,也是決定競爭力的策略資源。專利權的數目及其涵蓋的地理範圍可以表現出廠商保諏私有知識資源和減少來自競爭模仿威脅的能力,亦即擁有越多專利權保護的廠商將比專利較少的廠商更有競爭力。

  4. 資本資源:高科技廠商的競爭力要依賴大量資本的支援,如初期的高科技事業創立的投資,到策略聯盟與公開上市,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注入。同時,從事研發活動所需要的資金與風險,也依賴在一個可信賴且有效率的財務系統上。一般而言依靠外在財務支援的高科技群聚廠商將較依賴自有資金的廠商更具競爭力。

  Sabourin及Pinsonneault(1997)在探討加拿大生物科技產業群聚中的競爭力,指出Porter四個群聚要素的關係。他們認為四個策略資源具有一個連續路徑的因果關係。最初高品質人力資源扮演創造群聚關係的關鍵角色,推動整個高競爭力群聚的形成。知識資源則扮演保護知識資產的角色,技術基礎建設則成為發展新產品與研發技術的能力。最後,豐富的財務資源則成為技術發展及商業化的推動因素,更為兩者取得乘數效果。Olson(1998)曾指出策略性群聚在今商業中是一個快速改變的趨勢,而群聚現象可使社區經濟發展由資源基礎的經濟型態快速轉變為科技基礎的經濟型態。同時科技基礎產業的四項核心能力將可鼓勵群聚現象的產生,群聚社區應盡力提供此四項核心資源以幫助高科技產業的成長。此四項核心能力為技術性的工作力量、大學與研發中心,運輸與通訊基礎設施、高品質生活。

  5.、政府:政府的角色對產業發展過程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但究竟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卻是爭論不休,也非絕對。政廠的補貼、教育和資金市場等政策會影響到生產因素,對國內市場的影響也很微妙。另外,政府定本地產品規格標準之後,必然會影響到需求狀態,而且政廠本身往往也是該國市場的主要客戶。這些角色使政府可能成為產業發展的助力,也可能是障礙。Porter認為政府的角色對產業發展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要看它對鑽石體系的四大因素的影響來觀察。並且產業的發展除了政府力量的支持外,如果沒有其他關鍵要素的搭配,也是無法成功。若政府政策是運用在已具備其他關鍵要素的產業上,則可強化、加速產業的競爭優勢,提高廠商的信心,但政府本身並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還是只能站在協助的角色。本研究以此五項因素為本研究所定義的產業群聚條件因素,也為後續實證研究的理論依據。

  三、苗栗縣觀光產業

  (一)苗栗地區簡介:為響應行政院積極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中的子計劃–新故鄉社區營造之計劃,即在藉由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國內經濟繁榮,各鄉鎮政府無一不往此大方向努力。苗栗具有「山城」之稱,它給人的印象是封閉型的縣市,沒有人去發掘它;也因為如此,同時保有了最原始、原味的文化氣息與特色。西海岸線有柔軟的沙灘,越過丘陵,東部有3000公尺及的高峰挺立,蒼翠蓊鬱氣象萬千。同時集合了客、閩、原住民和新住民等多族群的生活型態、潔淨的山川、純樸的田園景象、舊有山線的鐵路情懷、濃鬱的人情,苗栗縣全都具備了。擁有多樣族群的生活型態更孕育了多元性的文化內涵,鄉土技藝和地方特產等豐富人文與自然景觀,是難得一見的珍貴寶藏。在一千多年以前,臺灣原住民移居此地,苗栗成為平埔族的生活居所。舊名「貓狸」的苗栗,即是平埔族語「平原」一詞的音譯。自十七世紀中葉起,漢人逐漸移入屯墾,原住民被迫同化或向山區遷移。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苗栗成為一個多族群匯聚的地方,主要為客家、閩南、泰雅族、賽夏族。

  休閒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帶動了第三級產業的高速發展,使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近年來,因國內隨即加入WTO,而苗栗縣為山多田少的農業縣,其傳統農業勢必面臨衝擊,所以配合縣內群山環繞,風景優美的地理條件,再加上多元化的農業及豐富的農物特產,以及縣內族群繁多,包括客家、閩南、泰雅族、賽夏族等,豐富的人文色彩,使得本縣休閒產業的發展受到重視。苗栗縣休閒產業,主要以農業、漁業、製造業及住宿與餐飲業等構面,結集而成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產業。農業細分產業中,包括特殊作物栽培業、每一鄉鎮特有農產品的農作物栽培業、酪農業,相繼與食品製造業合作,創造出地方特色美食,成為支援休閒農業之相關產業。並加上遊憩據點的旅館和政府機關所提供之觀光設施,整合而之為休閒農業。

  (二)苗栗十八鄉鎮特色及慶典:苗栗地區共有18個鄉鎮,各自有其發展的重要性。造橋鄉今年就在香格里拉樂園舉辦了油桐花祭發展客家文化與成立於1999年的苗栗縣國際假面藝術節等活動、在南莊鄉的宗教祭典活動—矮靈祭…等、三義鄉則擁有「臺灣的木雕之城」的美讚,成為苗栗的景點之一、苑裡鄉則可享有陶瓷文物的傳統洗禮、位於大湖鄉與卓蘭鎮的水果之旅(大湖草莓、有水果王之稱的卓蘭鎮)、致身於大自然中,享受原始溫泉待遇、在民間也都各自保存了屬於客家文物的特殊文化。

  (三)苗栗地區產業群聚的形成:臺灣海峽。縣內丘陵佔全縣面積的82.7%,包括大霸尖山、鹿場大山、八卦力山…等山脈,其中數條河川穿越期間,主要有中港溪、後龍溪、大安溪等,因而展現了苗栗特有的美麗山川景色。學者Joseph & Rugman(1993)指出,因地理接近性所形成的群聚現象通常由一旗艦廠商或少數大廠聯合接近相同或相關產業的中小型廠商,透過協調彼此的網絡利益、安排競爭策略的一致性,建立緊密互惠的合作網絡關係。透過合作網絡的建構,彼此可互享生存資源並追求共同的策略目標,例如可共同研發新產品或新技術、降低研發成本與風險,其他如共用外部性資源或基礎建設可有效降低經營成本費用。他們均認為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群聚,必須包括供應商、消費者、競爭者、基礎建設等,建立有異於傳統合作或競爭的網絡關係。依據地理接近性的觀點,可得知苗栗縣因人口遷移的因素形成三個族群文化分明的群聚,其所居位置的優勢可獲知閩南族群位在沿海區域,在早期仰賴的產業為傳統漁業,而客家與原住民族群因所居地位於丘陵和高山區,造就了本縣多樣化之農業。而現今傳統農業與漁業勢已漸衰,轉而以既有形成群聚之優勢文化主導成為主力發展產業的核心。鄉村地區相對於都市最重要的資源就是屬於鄉村的特有文化,因此利用文化在鄉村地區發展文化、休閒觀光被認為是提振區域經濟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如何以地方文化之特殊性與世界接軌會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業群聚的概念代表一種思考國家和城鎮經濟體的新方式,並指出企業、政府和其他法人機構致力於提升競爭力上的新角色。產業群聚的出現,意味著許多競爭優勢來自企業外部、甚至產業的外部,而非該事業單位所在的地點。在經濟體中,普遍可以見到產業群聚,而非零星成立的企業或產業,此一現象足以揭示競爭本質的重要性,以及競爭優勢中地點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全球化造成昔日形成產業群聚的理由減弱,產業群聚在競爭日趨複雜、知識導向和動態的經濟體中,其角色也愈來愈重要。於群聚內現今主力發展的特色劃分,目前重以發展各自首推地方特色為著眼點。客家地區其傳統工藝面,具有豐富的資源,木、竹、陶、磚等藝品莫不讓人讚賞,以三義木雕街為例,其為著名木雕發源起點,因經濟效益愈漸擴展,吸引外來產業加入此群聚內,使得產業地理群聚的型態更臻穩固,形成客家族群以工藝產業為主軸的一成功範例。再者,閩南地區就以文化展演中心為發展重點,因閩南地區位置屬地理交通位置與工商業較為發達之地,經由政府規劃建設,加以輔助。如後龍外埔漁港、竹南運動公園為例,不僅作為休閒運動的最佳去處,搭配大型藝文、商業活動,吸引人潮及產業至此,鞏固各產業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相扣。最後,原住民地區中其特色就為原住民文化,當中原住民之音樂及表演藝術最為特殊,結合其他產業將此特色發揮至最大,如當地民宿業者,提供技藝表演與文化演出,提升自身產業的附加價值與競爭力,藉此帶動群聚的邊際效應,招募外資產業進駐當地發展建設。休閒產業本在提供國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服務多為配合當地之人文風情和地理環境加以結合發展,從而將其產品配合休閒之需要,運用精巧之加工過程發展為加值產業。因此休閒產業可謂是融合了一、二、三級產業之層次,擴大了其範圍並提升層次。苗栗縣之國民所得,一向偏低,如能藉由休閒產業的發展提升服務層次,擴大產品銷售面,自可直接提升居民所得。同時透過休閒產業的發展,有計畫地加強改善縣內軟、硬體設施,亦可維護苗栗縣社會文化與環境景觀,促進縣內整體生活環境的改善,同時休閒產業的發展亦可促進縣內的活力,增進縣民對政府的信心。都市與鄉村互為依存、互補有無、相對服務之機能關係,但臺灣地區的鄉村與都市相較,無論社會經濟以及各項實質建設,均相對落後。休閒產業的發展,不但可帶動地方建設,有利於均衡城鄉發展,同時並可提供生鮮食物、田野美景、清新空氣環境及悠閒的地方活動,以吸引都市人口流連於地方,有助於促進城鄉交流。休閒產業不但可以藉教育、宣傳、觀摩及輔導,促進自然資源之保育與環境之維護。而對於地方各項資源,亦可透過有計畫的安排,達成合理的利用。

  根據上列的描述,我們以Anderson所提出之產業群聚的經濟發展來探討,苗栗縣境內休閒產業產業群聚的狀態,產業群聚被建議為改善產業目標努力的一個方法, 因為它佔有經濟在特定產業這部分之間的關係,及因為它提供一系列的輔助方式,幫助定義經濟發展成為策略。產業群聚能透過預期部分和特定優勢定義的鑒定來改善短期產業吸引外資效果。另外,產業群聚對定義既有的中期策略,建立發展中地區型產業,幫助組織長期策略去支援地區型發展。憑藉著苗栗縣在休閒產業方面,備有豐沛的資產佐以當地政府對於縣內宏大之願景冀予厚望,便積極推動各項新建設及政策,築以構成穩健的產業群聚,供給本地居民之育樂及外來觀光客休閒之遊憩。所以,當地政府斟酌縣內資源的分佈及地方產業結構的現況,設定其縣內首要的產業目標——休閒產業。

  在思索苗栗縣在發展的資源與優勢後,文化產業的想法就自然浮現,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於具有地方特有資源與意象的獨一性(unique),因此為了使地區能永續發展並保有特色,「文化」就成了一項重要的發展策略,成為地區發展的新方向。此一說法並且也重新界定文化不僅是地方文化特色的象徵,更是構成地方的基本元素,也能刺激地方的再發展,吸引新的產業型態。從地方文化的探索與瞭解,以帶動地方再次的轉型與發展是目前最主要的文化政策與認知。所以本縣文化產業可以被當作地方產業振興與文化延續的重要方針。「文化產業」一詞,是由「文化」與「產業」組成,這二者在一般認知中是屬於相互矛盾或毫不相關的詞彙,較具文藝氣質與精神象徵的文化與重商業強調物質的產業似乎呈現著渾沌不相關的關係。在文化產業化的要求下,文化與經濟並向發展其實也不是令人意外之事,但是將文化產業化的過程不單單是技術性的問題,如何在過程中將文化轉為經濟優勢就是重要課題。產業目標即是在經濟發展活動過程中重點的、特定的產業或者為企業類型鑒定用在地區發展策略上,成為一種重要的要素,因為為了增加效率和影響其成果,產業目標使發展者能夠使資源聚集在一個特定的目標上,加強發展。然而,目標方法學非常廣泛是由這產業到另一產業。因此,苗栗縣使用群聚即能獲取在特定產業之間關係的經濟,可瞭解有關地區動態資訊中的上游廠商比在既有的特定產業類型部分上更能利用。另外,使用群聚為分析工具,落實政策制訂和建立地區型組織及增加經濟發展策略效力的實施。

  四、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苗栗縣觀光休閒與水果產業之產業群聚因素,並分析產業群聚內廠商的行為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依據四項產業群聚形成的原因:高品質人力資源、技術知識、資本資源與基礎建設做出假設;產業群聚內的廠商行為則有廠商間互動機制、制度化程度與知識流通機制,本研究共訪問200位大湖鄉種植草莓或兼經營觀光草莓園的農民,採問卷調查法,扣除答題不清楚與資料不完整的樣本後,共計取得160份有效樣本。

  五、分析結果

  (一)研究構面整體性分析:針對問卷中各構面進行統計分析,彙整受訪者對各問項評分之標準差與平均值,分述如下:

  1. 產業群聚成因:在高品質人力資源中,以「本人能找到具有相關經驗的員工」,(4.3503) 的同意程度最高,其他兩項則其次。可見受訪者多半認為能找到具有相關經驗的人力,比找到具有專業技術或高學歷的人力來的容易。在技術知識上,以「本人擁有創新的能力,並持續保持該活力」,(4.4586) 為最高,顯示多數受訪者在其所處的環境中要獲得大學或研究中心的資源上有困難,同時多數受訪者也重視創新的能力,並持續保持該活力。資本資源則以「本人能獲得短期或隨時性的財務支援」,(4.1019)為最高,顯示多數受訪者在短期財務支援上沒有很大的困難,但是面臨擴大營運或其他長期資金需求時,會有較大之障礙。在基礎建設的部分平均值均在4.3至4.7間,儘管「本人能獲得充沛的水、電與土地資源」,(4.7452) 為最高,但整體而言,各題間差異不大,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對所處環境之基礎建設,均認為符合其需求。

  2. 產業群聚程度:在各構面中除了垂直及水準合作的題項在「普通」與「稍微同意」之間,其餘題項均以稍不同意居多,從平均值看,顯示泰安溫泉、民宿與大湖草莓等產業間的群聚的現象並不明顯。另外發現:

  (1)廠商間互動機制:在互動機制部分,平均值落在4.1至4.7之間,並以「認為產業內流通的經營方法、技術、資訊等非常有用」,(4.7389)為最高,可顯示受訪者在產業內互動機制尚稱多元,彼此間的交流還算融洽。

  (2)制度化現象:在制度化現象的部分,平均值落在4.3至4.7之間,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外在環境的社會期望對於其本身的組織運作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3)知識流通機制:在知識流通機制上,整體的平均皆接近5,最高為「常常觀察競爭對手是否有可供學習之處」(4.9893),最低亦有「曾組成跨部門的工作小組,來引進新的知識或觀念」(4.7070),可見多數受訪者相當注意競爭對手,並不吝於學習及引進新的知識或觀念。

  (4)組織績效:在營業績效的部分,以「品牌知名度感到滿意」最高為4.3312,「對市場佔有率感到滿意」同意程度最低為4.0955,雖然整體平均值並不高,但皆大於4,顯示受訪者對自已的營業績效稍具滿意。

  在行為績效上以「員工流動率不高」(4.6497),「員工士氣高昂」(4.3185),可見整體的行為績效同意程度僅有稍微同意,從平均值也可發現從事農業人口的特性——流動率低及知天樂命的性格。在創新績效上,最高為「能改善舊有產品而使品質提升」(4.7134),最低為「能在短時間內,開發出新產品並上市」(4.0382),顯示種植草莓的農民會注重草莓品質的提升,相較之下對於開發新產品則有待推廣。

  六、結論

  苗栗縣的產業發展是屬於經濟相對弱勢的一環,產業結構必須面臨不斷的調整,甚至必須萎縮農業產值來發展高科技或休閒產業,才能符合經濟效益,因此思索如何因應全球化的衝擊是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最重視的課題。產業群聚內的廠商之間具有效率的互動機制,群聚內的客戶、供應商和關連產業之間彼此間雖存在合作的關係,但因互有差異,有時利益還是會互相衡突。而產業群聚內順暢的互動機制將會協助資訊的流動更順暢,緩和經濟利益的衡突,也為水準或垂直連結的公司創造合作與信任的空間。如何加強苗栗縣產業群聚的效果,充分利用個自獨有的資源,結合彼此的優點,充實苗栗縣農特產品的競爭力,便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另外在此產業群聚上可發現到:

  1. 在產業群聚構面中,除垂直合作較獲認同,餘如地理聚集、水準合作、水準競爭與共用資源均較不認同,從數據顯示泰安溫泉、民宿與大湖草莓等產業間群聚的現象已稍具雛形,但農民彼此的聯繫程度則不高。

  2. 在人力資源方面,農民較能找到具有相關經驗的人力,比找到具有專業技術或高學歷的人力來的容易。在技術知識方面,農民普遍認為自己能夠透過書面資料的學習來獲取新知,並擁有創新的能力與活力,然在獲得大學或研究中心的資源上較具困難。在資本資源方面,農民大多可獲得短期或隨時性的財務支援,但滿足長期資金需求時,其供應與管道會有較大之阻礙。在基礎建設方面,大多數均認為符合其基本需求,尤其是水電、通訊及運輸方面。

  3. 在制度化方面,結果顯示受訪者參與群聚內活動,使彼此間的關係變的更密切,群聚廠商間將產生生態學上所謂的共生現象,大家在行為、認知制度上會因相互模仿而趨於相似,發生所謂同型態現象。在知識流通機制方面,受訪者表示常常觀察競爭對手是否有可供學習之處,也常與其他相關行業接觸病吸收其新知,從整體資料顯示多數受訪者相當注意競爭對手的經營策略技巧,且不吝於學習及引進新的知識或觀念。

  4. 在營業績效方面,比較滿意自己的品牌知名度與營業營成長率,較不滿意市場佔有率。在行為績效方面,較滿意員工流動率不高與員工樂於學習新事務與新技術,但員工士氣並不夠高昂。在創新績效方面,較滿意能改善舊有產品而使品質提升及符合顧客的特定需求,較不滿意無法在短時間內開發出新產品並上市,顯示種植草莓的農民會注重草莓品質的提升,相較之下對於開發新產品則有待推廣。以整體而言,受訪者自覺在行為績效上表現較佳,其次是創新績效,較不滿意經營績效。

  5. 在待驗證假設方面,由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資本資源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資本資源是產業群聚成功的基礎,換句話說,企業越容易取得資本資源,則該產業越容易在地理上、與上下游廠商間的關係、與水準廠商的競爭關係、與水準廠商的合作關係及與其他廠商的共用資源關係,均有正面且顯著的效果。基礎建設對水準競爭有負向且顯著的影響,顯示基礎設施愈完善,愈能消除農民之間的競爭狀況,雖其他的結果並不顯著,從其正向的影響亦說明基礎建設有助產業群聚的形成,且均朝向彼此合作協調正面行為發展。

  6. 在待驗證假設方面,共用資源的產業群聚均符合原先的預期方向,而垂直合作則對信賴溝通、衝突解決、強制同型態與知識流通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水準合作對衝突解決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但對信賴溝通卻成負向影響;水準競爭對信賴溝通與衝突解決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從這些結果顯示,受訪者彼此間較喜歡追求公平的資源使用,相互間的合作似乎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而且它們也偏好與上下游廠商的合作,此一現象對於擴大產業群聚的規模是一大挑戰,值得深思。

  參考文獻:

  1. Anderson, G., 1994, “Industry Clustering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12(Summer):26-32.

  2. Bahrami, H. and S. Evans, 1995, “Flexible Re-Cycling and High-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7(3):62-87.

  3. Battisti, G. and C. Pietrobelli, 2000, “Intra-Industry Gaps in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s in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l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14(2): 253-266.

  4. Beaudry, Catherine, 2001, “Entry, Growth and Patent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A Study of the Aerospace Industry in the UK”, Int. J of Economics of Business, 8(3): 405-436.

  5. Clancy, Paula, Eoin O’malley, Larry O’Connell and Chris Van Egeraat, 2001, “Industry Clusters in Ireland: An Application of Porter’s Model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Three Sector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9(1): 7-28.

  6. Czamanski, S. and Ablas L. A., 1979, “ Identific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Complexes: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and Findings”, Urban Studies, 16:61-80.

  7. DiMaggio, P. J., and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47-160.

  9. Feser, E. J., and Bergman, E. M., 2000, “National Industry Cluster Templates: A Framework for Applied Regional Cluster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 34: 1-19.

  10. Helmsing, A.H.J., 2001, “Externalities, Learning and Governance: New Perspectives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2: 277-308.

  11. Hoover, E.M., 1948,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New York: McGraw-Hilpress.

  12. Ivarsson Inge, 1997, “Competitive Industry Clusters and Inward TNC Investments: The Case of Sweden”, Regional Studies, 33(1): 37-49.

  13. Jackson Catherine, 2002, “Classifying Local Retail Property Markets on the Basis of Rental Growth Rates”, Urban Studies, 37(8): 1417-1438.

  14. Lance, Ruth and Gordon Waitt, 2001,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and Native Title: Place, Time and Spatial Politics in the East Kimberley”,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2(4):381-405.

  15. Langen, P. W. De, 2002, “Clustering and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Maritime Clustering in The Netherlands”, Marit. Pol. Mgmt, 29(3): 209-221.

  16. Lundequist, Per and Dominic Power, 2002, “Putting Porter into Practices? Practices of Regional Cluster Building: Evidence from Swede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0(6):685-704.

  17. Nicolini, D., Richard Holti and Mark Smalley, 2001, “Integrating Project Activiti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naging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Cluster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19:37-47.

  18. Nunn, S., 2001, “Planning for Inner-City Retail, Development” APA Journal, 67(2): 159-172.

  19. Olson, K., 1998, “Strategic Clustering”, Executive Excellence, 15:12.

  20. Pietrobelli, C. and T. O. Barrera, 2002,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Colombia』s Fashion Sector”,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0(5): 541-562.

  21. Porter, M. E., 1993,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2. -------,1998,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3. Rosenfeld, S., 1995, Industrial Strategies: Regional Business Cluster and Public, Aspe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4. ------, 1996, Business Cluster That Work: Prospects for Regional Develop. went,Regional Technology Strategies Inc., Chapel-Hill, NC.

  25. Sabourin, V. and I. Pinsonneault, 1997, “Strategic Formation of Competitive High Technology Clus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13(2): 165-178.

  26. Turok Ivan, 2002, “Cities, Cluster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Cas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n Scotland”,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1(5): 549-565.

  27. 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35-67. 

  28. Whittan Geoff and Mike Danson, 2001, “Power and the Spirit of Clusteri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9(8):949-963.

  (作者:胡愈寧,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吳建國,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應用經濟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最佳瀏覽模式:1024x768或800x600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