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仿效蘇共採行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體制〔1〕。中國金融體制因而與高度集中的指令經濟體制相配套，國家計畫是資源分配的主要依據，銀行信貸資金按國家生產及流通計畫配置。政府支配銀行全部經濟剩餘，並承擔全部風險，其目的是建立以重工業為主導產業的工業基礎體系〔2〕。由於實行指令經濟，大陸金融體制被視為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資金的保管者，聽從行政命令分配、調節資金，金融主管機關無獨立行使的權利〔3〕。因此1950年至1970年代，大陸金融體系圍繞指令經濟體制運行，權力高度集中，金融機構向行政指令負責，完全忽視投資融資的效益和效率。

　　1979年起為了與改革開放政策配套，中國金融體制也相應調整改革。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化發展，中國出現Ronald I.McKinnon所說的：政府對金融體制和金融活動干預過多，造成金融體系和經濟效率低下現象，結果不但抑制金融體制發展，而且阻礙經濟發展，造成金融抑制和經濟落後的惡性循環。此即McKinnon所稱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4〕。為此，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南巡指出：金融銀行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5〕。

　　為了搞好、搞活金融，發展經濟，中國必須推動金融改革。本文主要討論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政策及其困境，討論重點：一、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與改革歷程；二、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目標；三、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困境。

　　二、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與改革歷程

　　國有商業銀行發展與改革歷經四個階段〔6〕：一、過渡階段(1949-1952年)；二、大一統階段(1953-1978年)；三、銀行體制改革試點階段(1978-1993年)；四、銀行商業化改革階段(1994年迄今)。

　　（一）過渡階段(1949-1952年)

　　中共建立政權後，將原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7〕。在全國普遍設立中國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大力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並逐一合併各革命根據地的銀行，形成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體，由交通銀行、中國銀行、公私合營銀行和大量農村信用合作社共同組成的過性社會主義銀行體系〔8〕。

　　（二）大一統階段(1953-1978年)

　　隨著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展，中國仿照蘇聯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體制。銀行也相應按照蘇聯金融管理模式，過渡時期形成的多種金融機構合併為大一統的銀行體制。交通銀行改組為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取消信用業務，只辦理基本建設投資撥款業務。農村信用合作社雖然倖存，但實際上已經中國人民銀行在農村的基層機構。大一統的金融體制反映在金融業務上是：取消商業信用，一切信用集中在中國人民銀行〔9〕。

　　（三）銀行體制改革試點階段(1979-1993年)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經濟改革開政策。1979年鄧小平指出：現在對財政、銀行，有很多反映。有的好項目只花幾十萬元，就能立即見效，但是財政制度或者銀行制度不允許，一下子就卡死了。這樣的事情恐怕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卡得死死的，動都動不了，怎麼行呢？當然也有成千上萬元的項目，那就必須慎重一點了，但是成千上萬元的項目也有很快見效的，財政、銀行應該支持，這樣就活起來了。這不是個簡單的財政集中分散的問題。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現在每個省市都積壓了許多不對路的產品，為什麼？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制度是採取撥款的形式，而不是銀行貸款的形式。這個制度必須改革〔10〕。在此一思想指導之下，中國開始推動銀行改革。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民銀行是惟一的銀行，國有企業融資都依賴於財政撥款，人民銀行遍佈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搆主要負責各項資金的劃撥。1979年2月至8月間此種單一銀行體制開始改變，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三家專業銀行先後恢復重建。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獨立出來，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不再兼辦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承辦上述業務〔11〕。至此，中國人民銀行管轄下的四大專業銀行體系初步形成。然而，銀行體系的初步建立，並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銀行扮演活化經濟的功能仍然未能發揮，因此，1986年12月19日，鄧小平在《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我們過去的銀行是貨幣發行公司，是金庫，不是真正的銀行〔12〕。

　　1987年交通銀行重組，其經營範圍不受專業分工限制，機構設置不受行政區域約束，成為第一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股份制銀行，打破專業區隔的綜合銀行，設董、監事會，全國分行均是獨立法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均由總管理處直接管轄〔13〕。

　　四大專業銀行成立之後，專業銀行掌握多數國家金融資產。1993年為例，專業銀行佔金融資產總額73.42%，非銀行金融機構為22.84%，商業銀行僅佔4.1%(見表一)。由於專業銀行必須承擔政策職責，向國有企業貸款，導致專業銀行政策金融與商業金融混合的經營矛盾〔14〕，此一矛盾突顯指令經濟體制本身的問題。

　　為解決此一矛盾，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確立金融體制改革目標：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由人民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建立政策行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以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體系〔15〕。

　　（四）銀行商業化改革階段(1994年迄今)。 

　　為有效將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1994年3月至11月間，四大專業銀行的政策性業務正式剝離，特別成立三大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從中國建設銀行分出)、農業發展銀行(從中國農業銀行分出)和進出口銀行(從中國銀行分出)。四大專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正式改組為國有商業銀行。其後，開放外資、合資、僑資銀行陸續進入大陸市場，形成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16〕。

　　表1   1993年大陸金融資產總額分佈表

　　

　　

　　資料來源：毛宏君，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新舉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5。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階段中信實業、招商、深圳發展、福建興業、廣東發展、光大、民生、華夏、上海浦東發展等九家股份商業銀行相繼成立，其特徵是：產權關係明確、行政干預較少；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按經濟區域與業務量大小設立分支機構；發展綜合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在人員運用聘任、工資獎金分發等方面有較高的自主權〔17〕。因此，1998年以來股份商業銀行蓬勃發展。2001年末，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合計存貸款餘額分別為16，463億元人民幣和11，410億元人民幣，分別佔全國金融機構的11.5％和10.2％，佔全國商業銀行的14.9％和14.1％〔18〕。

　　1995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保險法》相繼頒布實施〔19〕。值得注意的是，《商業銀行法》首次以法律確立商業銀行是企業法人的民事主體地位。到1995年底，中國已有保險公司25家，信託投資公司391家，證券公司91家，財務公司56家，融資租賃公司14家。外資金融機構142家獨資銀行5家，合資、獨資財務公司5家，合資銀行5家，外資保險公司分公司5家，投資公司1家，各類外國金融機構代表處469家〔20〕。形成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多元金融體系。

　　然而，整體而言，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權關係和表現形式並沒有改變，仍然是國家所有的產權關係，國有商業銀行仍必須承擔國家賦予的責任，必須對國有大中型企業提供貸款，而不能考慮盈利標準和還貸能力標準〔21〕。加上三大政策銀行主要是解決跨地區或跨行業的大型信貸，而且並未在全國普設，所以政策性銀行信貸無法延伸到的省、市，自然由國有商業銀行來承擔。此外，經濟較落後地區的地方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比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更強，因此，無撥始終離政策性貸款〔22〕。

　　為維持政局穩定和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政府要求國有商業銀行繼續向國有企業撥款，國有商業銀行無法自主經營，因此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並存〔23〕，導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節節升高，中國面臨新的改革局勢。

　　三、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目標

　　由於國有商業銀行累積龐大不良資產，加上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金融決策者警覺到必須解決不良資產問題，推動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才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確保金融穩定。改革重點是：一、財務重整解決不良資產；二、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

　　（一）財務重整、解決不良資產

　　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數量到底多少，迄今仍無法清楚計算。官方公佈數字和經濟學界預測數據差距甚大。1991-1995年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分別為2133億人民幣、4206億人民幣、5477億人民幣、8534億人民幣、10589億人民幣。五年間，不良資產增加了近四倍〔24〕。

　　根據最保守的估計，1994年至2003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最少為21%，最高達35%(見表二)，遠超過1997年發生嚴重金融危機的東南亞各國(見表三)。由於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弊端以及公司治理的缺陷，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採取各種隱性和顯性的擔保，使得國有商業銀行產生嚴重道德風險，不良資產高漲，整個國有銀行體系變得極度脆弱。Lardy於1998年指出，如果按照嚴格的國際會計標準，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銀行資本充足率是負數，最終注銷的不良貸款將幾乎超過它們貸款損失準備金和銀行自有資本的之和〔25〕。

　　表2   1994-2003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

　　

　　

　　

　　資訊來源：廖國民、劉巍，銀行體制、破產成本與政府擔保——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一個分析框架，《北京:管理與世界》2005年第3期。引自《北京:金融與保險月刊》2005年，第7期，頁7。

　　表3   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比例

　　

　　

　　

　　

　　資訊來源：J.P.Morgan， Asian Financial Market，January 1998.

　　1997年至1998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26〕，促使中國金融當局開始意識、警覺到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已經迫在眉睫，非要解決不可。過去，中國金融當局不願公開討論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2000年1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才首次對外指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帳佔整個貸款餘額的2.7%，與逾期貸款和呆滯貸款加起來可能在8%-9%。這個數字明顯低估〔27〕。

　　為因應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確保金融穩定，當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陸續推出一系列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措施：一、財務重整；二、改善內部管理；三、強化外部監管〔28〕。

　　根據官方資料，2003年6月底，中國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總額約26.5萬億人民幣，佔全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85％。在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約佔全部銀行業資產的60％，在國有重點企業貸款中，四家銀行份額約佔80％；在國有重點建設貸款中，四家銀行份額約佔70％〔29〕。

　　在國有重點建設貸款中，四家銀行份額約佔70％，國有企業壞賬是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主因。為了處置銀行不良貸款，中國政府發行特種債券，1998年向國有商業銀行注資2700億人民幣，2003年又注資3200億〔30〕。1999年中國開始著手處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先後成立華融、長城、東方、信達四家資產管理公司(見表四)，分別承接了由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剝離1.9萬億人民幣不良貸款〔31〕，限定10年處置完畢〔32〕。

　　表4   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成立與功能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曉明、卞卓丹，國資賤賣解疑，在目前體制下國資流失是必然的，《環球雜誌半月刊》，2005年02月25日。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註冊資本金均為100億元人民幣，由財政部全額撥入，其主要任務和經營目標是收購、管理、處置四大國有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和最大限度保全資產、減少損失，化解金融風險〔33〕。

　　在改善內部管理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實行嚴格的授權授信制度：正式取消貸款規模，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將經營效益和資產品質納入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考核，由行政評價轉變為經濟評價。並大規模精簡機構和人員〔34〕。

　　在強化外部監管方面，1998年5月成立中央金融工委，負責領導、協調全國金融工作，並監管全國金融行業〔35〕。2003年4月26日，確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取代中國人民銀行(央行)〔36〕履行對國有商業銀行監管職責。4月28日「銀監會」正式成立，直屬國務院，形成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管理體制〔37〕。

　　（二）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2006年中國將全面對外開放銀行業務，國有商業銀行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因此「銀監會」把2005年定為銀行業改革年，推動銀行業市場化〔38〕。

　　根據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國內研究室副主任黃金老所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方向：一、形成多元化的產權制度。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人民銀行已明確按照三步驟推動改革：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上市〔39〕。可見，改革企圖是：打破國有獨資局面，全面實行產權多元化(即所謂銀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然後將國有商業銀行公開上市，從而建立現代化、市場化的商業銀行制度。

　　據周小川指出，2003年起中國政府決心從根本上推動金融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是重點之一。股份制改革之後，推動上市，上市只是改革步驟，目的不是只為籌資，主要目標是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強調投資者利益，建立規範的公司治理，徹底打破國有商業銀行「准官僚體制」，改變官本位文化，通過合理的、符合商業銀行運營要求的績效激勵機制、充分的風險控制和資本約束，將國有商業銀行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40〕。

　　2003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領導小組」，國務院也組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領導小組」。黃菊任組長、央行行長周小川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領導小組辦公室設立在央行。成員除央行之外，還將財政部、國資委、證監會和銀監會納入其中〔41〕。

　　中國政府推動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第一步是儘快完善國有獨資公司體制，按照「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轉變為經營貨幣的金融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有獨資公司；第二步是進行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則是創造條件分步上市。改造原則是：國家控股，廣泛參股。國家控股，即國家對改組後的四家銀行擁有股份控制權，先絕對控股，後相對控股；廣泛參股，即可採取「股權分散、比例控制、法人持股、基金轉換」的模式，在國家控股的前提下，按一定比例廣泛吸收內外資企業參股。同時，組建若干基金，吸收自然人資金組成基金法人對銀行進行參股〔42〕。

　　根據銀監會公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先海外、後國內。規劃2004年中國建設銀行上市，中國銀行完成改制；2005年中國銀行上市，工商銀行完成改制；2006年工商銀行上市，中國農業銀行完成改制，2007年農行上市。依照國務院計劃將有120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改造國有商業銀行，包括向中國工商、中國農業兩家銀行的資本金注入和發債計畫〔43〕。

　　2004年1月6日，國務院正式宣佈已將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注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兩家銀行各獲得225億美元〔44〕。2003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特別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45〕，中央匯金經國務院批准組建的國有獨資投資公司，代表國家對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等重點金融企業行使出資人的權利和義務。匯金公司副董事長汪建熙認為，匯金公司採取公司形式，但卻是一個非營利機構，基本職能是代表國家行使出資人職能，主要從事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見表五)。成立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體現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推進公司治理。但這並不妨礙匯金在履行大股東職能方面表現得逐漸強勢。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報告，2004年建行稅前利潤達502億，比上年增長34%，匯金公司可以分得利潤超過400億元人民幣。匯金公司只拿走27.9億元的分紅，2005年上半年紅利要留在建行。這些分紅將作為再注資，用於核銷成立建行股份公司前的損失。

　　目前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代表國家行使所有者職能的各級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第二層次是直接持有國有企業股份並能對公司治理結構有重大影響的投資實體，這些實體包括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公司、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等。第三層次是進行具體經營的大量的國有企業。按照這一分法，匯金公司當處於第二層次。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認為，匯金公司已經轉向為純粹的投資控股公司。未來應該定位為管理部分外匯儲備、國有銀行等在內的國有金融資產、高度市場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匯金公司不論採取何種定位，都需加強透明度，披露公司章程和資產負債表等關鍵資訊，並確立必要的法律地位。

　　表5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的企業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國企業家》BUSINESS.SOHU.COM　2005年7月7日。

　　國務院強調，注資只能用於提高資本金，而不能用於沖銷壞賬。新資本金可真正帶來收益的投資，通過擴大貸款組合創造更多收入，從而吸引外國戰略投資者投資〔48〕。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中將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外資參股的最高比例定在25%〔49〕。

　　根據巴塞爾協定最低資本要求，商業銀行在持續經營的全過程中，必須時刻將資本充足率保持在8%以上。這條規定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重要條件之一。2003年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年報顯示，資本充足率分別為6.98和6.51％，未符合要求。獲得國家225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注資後，再發行次級債可使兩家銀行滿足資本充足率不低於8%的要求。中國建設銀行估計，在總額400億元的次級債發行完成後，其資本充足率將超過8％；中國銀行發行完總額600億的次級債後，其資本充足率將達到11％。上市另一個條件是：不良貸款率降至10%以下。2003年年底，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6.29％和9.12%。2004年上半年，通過拍賣，兩家銀行將2787億元不良貸款剝離到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分別銳減至5.46%和3.08%〔50〕。

　　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首先在香港以每股2.35港元的發行價公開發售(IPO)12%股份，可籌集80-92億美元，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建設銀行公開募股之前，引進美國銀行和新加坡國有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為戰略投資者，並分別以25億美元和10億美元收購該行相應的股份，為中國建設銀行IPO滿足發行資格〔51〕。

　　中國建設銀行成功地首次公開募股，將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推向新的里程碑。然而，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政策的成敗關鍵並不在募集外部資金，主要關鍵在於公司治理的能力，在於公司管理文化的現代化。

　　四、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困境

　　早在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便委託德勤會計師事務作《國有商業銀行法人治理結構的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由於四大銀行是准行政機構，人事由上級任免，經營受政府干預。例如行長只願向國有企業放貸，即使是壞賬也不用擔太大責任，而向私營企業放貸，一旦有差錯就有理說不清；有些地方行長和地方政府合謀，如果不向其指定企業放貸，政府則可調動其他企業擠兌。在內部經營上，目前只有中國銀行有董事會，其他則由黨委負責；核算體系尚不不清晰，國外的商業銀行有四本賬：總賬、部門賬、產品賬、客戶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只有一本總賬〔52〕。

　　國有商業銀行的主要問題是：一、內部治理缺陷所導致的制度性風險，引發內部金融腐敗。普遍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個人權力過大，內部人控制嚴重，易滋生腐敗；內部治理結構的漏洞導致內部人員有大量的尋租機會，懲處機制的缺失也為犯罪者提供示範效應。二、銀行監管缺失。普遍存在管理不當，尤其內部審計機制不健全，流於形式，很難真正地起到監控的作用〔53〕。

　　中國金融決策者深知，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關鍵在於公司治理。但公司治理並非一蹴可及。誠如周小川指出，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主要體現在《公司法》中，而中國《公司法》尚需進一步完善；再者，公司治理涉及理念、慣例、法律以外的約定、自律組織的約定以及文化，僅靠《公司法》還是不夠。中國各部門對公司治理的說法和要求也不盡一致，這些要求中都有若干重大遺漏，對實踐中的重大難點也未給出解決的指導。另外，對OECD公司治理原則（1999年版和2004年修訂版），中國也沒有一致的看法〔54〕。

　　國務院要求，國有商業銀行加快深化內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中國銀行提出要建立規範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以及高級管理層制度。中國建設銀行提出，要設計一套既能符合資本市場要求，又能支持建行管理的全新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清晰的組織結構〔55〕。為完成股份制公司要求，2003年中國銀行聘請美國著名的翰威特咨詢公司為顧問，完成人力資源改革，建立市場化的人力資源管理、考核和獎懲制度。中國銀行將取消行政級別，實行符合市場要求的職銜制。在翰威特公司的協助下，中國銀行已公開招聘部分海內外主管職〔56〕。

　　外資參股之後，在董事會中僅佔一至二席，董事會仍官方掌握；歷來國有商業銀行行長，都是官方指派，而且與央行、財政部有深厚淵源。我們認為，最關鍵的是治理結構的有效改革，董事會能否真正發揮作用。行長是否由董事會在市場中挑選專業經理人任命，還是由政府任命。其次，分行行長是否也在市場中挑選專業經理人任命，這涉及到國族主義(Nationalism)、中國官場文化、既得利益等突破，非常艱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維持高度增長，在全球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現代化公司治理的理念尚未普及，企業倫理或專業倫理觀念普遍缺乏，依法統治、依法行政的觀念仍然薄弱，黨政官員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中國政府行政權獨大，中國共產黨一黨獨大，輿論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力量極為有限，在這種環境下，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只有仰賴官員的道德自律。

　　五、結論

　　為解決金融體制阻礙經濟發展、造成金融抑制和阻礙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問題，中國經濟學家參考西方金融理論〔57〕，倡導金融體制改革，期望與經濟改革配套，發揮籌集、融通資金，提高資金運用效率，達到促進經濟成長的目標。

　　綜觀中國推動的國有商業的改革政策，主要是參考、引用西方經驗和做法，但是既有的金融體制的特質(國家主導、國家控股)，銀行改革、管理以運作，皆可見明顯的行政權力介入〔58〕。中國政府透過國有商業銀行改制為股份公司，為其注資，推動其上市。主要用意是，施加足夠的外部壓力，確保真正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切實切斷機關化運行機制，以確保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

　　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中國政府已經學會運用更多的市場手段來達到調控經濟的目的，以回應社會各界對政府行政權力對經濟過度干預的責難。因此，行政權力讓位於資本權力也成為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一種趨勢。通過國有獨資金融控股公司控制商業銀行股權進而影響商業銀行經營行為，從而以資本管理取代原有的行政管理。匯金公司的成立，透露中國政府已經透過資本運作來達到商業銀行改革的目的。

　　匯金公司絕非推動競爭而是限制競爭，中國銀行業更趨向高度壟斷的市場，這種壟斷是在市場化下的資本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雙重壟斷。推動市場化，使銀行更具競爭力應是政府追求的目標。可是，目前所出現的高度壟斷的趨勢，對中國銀行業的產業生態來說無疑是一種破壞。

　　在行政權力的管制下，國有商業銀行，在經營行為上雖然日益具有市場化特徵，但是單一的國有產權屬性，決定其經營目標絕不僅僅是利潤的最大化，而是兼顧更多的社會福利目標，比如支援國有企業改制，承擔國企改制的成本，穩定地方經濟。更為重要的是，國有商業銀行承擔輔助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職能，尤其是在控制經濟過熱時，更要貫徹中央政府調控政策。隨著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是否還要扮演這個角色？

　　目前中央匯金控股下的國有銀行都在積極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以謀求海內外上市，從而成為公眾銀行公司。如果股東利益至上的公眾銀行公司與國家政策的走向發生偏離，銀行與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就會突顯出來。

　　更值得關注的是，匯金公司與海外資本的聯合可能會更強化其寡頭壟斷的地位。當然，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將有效改善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水準和管理能力。但是海外金融機構注資中國銀行絕不是救濟，它們看重的是中國銀行業的高額壟斷收益。資本權力下的銀行寡頭更具動力和能力游說政府，限制銀行業競爭，維持其壟斷地位。中國政府今後試圖打破壟斷的種種努力因而更加艱難。這種狀況勢必造成社會財富向銀行寡頭集中，進一步加大中國已經嚴重失衡的分配格局，抑制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資本權力下的銀行業寡頭壟斷對中國經濟的最大貽害。此一危機，是中國領導人日後要面對的最大、最頭痛的政策困境。

　　註   釋：

　　〔1〕Timothy Dunmore， The Stalinist Command Econom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0)，pp.1-3.

　　〔2〕李忠平，《中國金融國際化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 ，頁102。

　　〔3〕吳敬璉，《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引自90年代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頁40。

　　〔4〕Ronald I. Mckinnon，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pp.5-9.

　　〔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66。

　　〔6〕楊衛紅、陳卓，《現代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15-19。鄭曉東、張志和、許文建，《21世紀：國有商業銀行創新與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頁22-23。

　　〔7〕劉鴻儒，《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問題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7年) ，頁2。

　　〔8〕楊衛紅、陳卓，前揭書，頁15-16。

　　〔9〕同上，頁16。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0頁

　　〔11〕楊衛紅、陳卓，前揭書，頁18。鄭曉東、張志和、許文建，前揭書，頁22。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3頁

　　〔13〕施明慎，〈希望所在——我國九家商業銀行發展回顧〉《人民日報》，1993年5月12日，版2。郭俊秀主編，《中國商業銀行法律與實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頁6-7。

　　〔14〕毛宏君，《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新舉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12。

　　〔15〕劉光第，《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貨幣政策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6年)，頁282。

　　〔16〕劉波，《中國商業銀行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頁100。

　　〔17〕施明慎，〈希望所在——我國九家商業銀行發展回顧〉《人民日報》，1993年5月12日，版2。

　　〔18〕〈股份制商業銀行急需政策調整〉，《中國經濟時報》2002-10-10。

　　〔19〕劉光第，前揭書，頁473。

　　〔20〕鄭曉東、張志和、許文建，前揭書，頁24-26。

　　〔21〕黃鐵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運行機制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頁46-47。

　　〔22〕同上，頁46-47。

　　〔23〕劉光第，前揭書，頁286。

　　〔24〕趙毅，《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與處置》(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1年)，頁8。

　　〔25〕Lardy，N.R.，1998，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6〕Dick K. Nanto， The 1997-9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February 6， 1998.see http://www.fas.org/man/crs/crs-asia2.htm.

　　〔27〕趙毅，前揭書，頁3。

　　〔28〕林鐵鋼，〈中國銀行業改革：歷史回顧與展望——訪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唐雙寧〉，《金融與保險》，2005第5期，頁23-24。

　　〔29〕唐雙寧，〈中國銀行業及其監管的改革與發展〉，《財經問題研究》2004年第11期。

　　〔30〕閻永新、韓文秀，〈銀行不良貸款的根治〉，《金融理論與實踐》2004年第11期，頁3。

　　〔31〕同上。

　　〔32〕李曉明、卞卓丹，〈國資賤賣解疑，在目前體制下國資流失是必然的？ 〉《環球雜誌半月刊》，2005年02月25日。

　　〔33〕丁靖蕊、吳慧，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謎底待揭，《21世紀經濟報導》，2004-04-12。

　　〔34〕林鐵鋼，〈中國銀行業改革：歷史回顧與展望——訪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唐雙寧〉，《金融與保險》，2005第5期，頁25。

　　〔35〕艾芳，〈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分業監管模式初定〉，《經濟日報》2003年4月2日。引自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3/Apr/305757.htm。

　　〔36〕趙何敏，《中央銀行學》(湖北:武漢大學，1998)，頁358-359。

　　〔37〕辛濤，〈金融混業對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挑戰及對策分析〉，《中國金融網》http://www.zgjrw.com，2005年3月25日。唐雙寧，〈中國銀行業及其監管的改革與發展〉，《財經問題研究》2004年第11期。

　　〔38〕韓雪萌，〈劉明康稱銀行業監管要密切關注四領域〉，《金融時報 》2005年11月17日。

　　〔39〕〈重塑中國銀行業人行拆分四大銀行改制上市〉，《三聯生活週刊》2001-12-25。

　　〔40〕康燕，〈國有商業銀行應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人民日報》2004年11月09日，第二版。

　　〔41〕顧列銘，〈中國四大銀行圖謀上市〉，《經濟導報社》2003年12月1日。

　　〔42〕李兆清，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時間表初定，中行工行先行〉，《財經時報》2003年11月21日。

　　〔43〕李兆清，〈大致先海外後國內?四家國有銀行上市時間初定〉，《中國青年報》2004年01月12日。

　　〔44〕450億美元注資不進入匯兌程式，而是以外匯資產的形式留在兩家銀行的賬上，不可以兌換成人民幣使用。管理這450億美元資產的是新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單位為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司董事長為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作為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大股東，行使出資人的權利，獲得投資回報和分紅收益。

　　〔45〕胡海岩，〈要當中國的淡馬錫?中央匯金公司金融版圖揭秘〉，《中國企業家》2005年7月7日14。

　　〔46〕滙豐是交行唯一的戰略投資者，投資19.9％，帶來一個董事、二個副行長和一個先進的管理技術。

　　〔47〕財政部投資150億美元，與匯金各佔50%。

　　〔48〕袁滿〈四大行注資總量預計1000億美元?工行等待被注資〉，《北京晨報》2004年01月08日。

　　〔49〕李兆清，〈大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時間表初定 中行工行先行〉，《財經時報》2003年11月21日。

　　〔50〕彭宇，〈資本充足率超越8%?中行建行半年「脫胎換骨」〉，《北京現代商報》2004年07月21日。

　　〔51〕〈建行香港IPO起航金融國際化〉，《第一財經日報》2005年10月27日。引自新浪網http://finance.sina.com.cn。

　　〔52〕〈重塑中國銀行業人行拆分四大銀行改制上市〉，《三聯生活週刊》2001-12-25。

　　〔53〕韓雪萌，〈劉明康稱銀行業監管要密切關注四領域〉，《金融時報 》2005年11月17日。

　　〔54〕付平，〈周小川：重視政府在微觀金融改革中的作用〉，《金融時報》2005年07月14日。

　　〔55〕劉彩娜，〈四大國有商行揭開股份改制面紗?中行建行何以拔得頭籌？ 〉，《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01月07日。

　　〔56〕李峻嶺，〈股改資產處置工作完成中行啟動人力資源改革〉，《國際金融報》2004年07月19日第二版。

　　〔57〕Gordon White，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New York: M.E. Shape Inc.，1991)，pp.75-78.

　　〔58〕參見薛暮喬、劉國光等著，《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探索》(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332。厲以寧，〈試論我國現階段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北京)，1985年第4期，頁27。厲以寧，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頁179。

　　（作者：戴育毅，醒吾技術學院東亞曁兩岸經貿硏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