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穩定政經環境攸關社會安定與政權維繫，此一目標對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自1970年代以來，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始終是中共政權所致力防制之威脅，鑑此原則，中共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江澤民，乃至「十六大」後產生之現任胡錦濤等政權領導者莫不視「穩定」為第一要務。改革開放以來，「穩定壓倒一切」與「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之重要前提」等政治語言不斷出現在中共領導人之公開講話與官方傳媒。鄧小平在1989年2月26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布什時即明白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1〕90年代末期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大陸不計代價堅持穩住人民幣匯率等措施，即充分彰顯維繫政經環境穩定之決心。

　　事實上，社會穩定繫於民眾支持度，民眾支持度又攸關於政權之正當性。中國是處於轉型之國家，在持續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過程中，穩定之政經環境是最基本的要求。眾所皆知，80年代之改革不僅帶來高經濟成長與人民生活水準之提升，但另方面，經濟成長必定會帶來社會政治之間接轉變，基此，就大陸政權而言，其根本挑戰在於如何在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當口，仍能保證社會穩定。部分學者提出成功經改已有效強化威權體制之有效性與認同度；但亦有學者提出質疑：當面臨到經濟無法持續穩定成長之情況下，如何因應民眾對未來之期許？

　　如前所述，民眾支持程度攸關政權穩定，基此，本文嘗試以經濟持續發展之上海浦東地區為個案，由不同面向來探索此一地區民眾對政權支持程度。就理論層面論，上海浦東自1991年4月18日開放後，已由一片荒蕪發展至高樓林立，其GDP每年亦以近20%增長，藉由代間比較，當可探索社會快速變遷與發展對不同年齡群對政治態度與價值觀之衝擊，有助發展理論相關文獻之補充。再者，本文引用之有效樣本數多達千份，預期可藉代間差異及不同群族與不同背景之比較來克服一般文獻以平均值做支援度的盲點。更重要的是，經由不同社會階層對中共政治語言之接受度之瞭解，亦可檢測出中共再三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是否會緩和潛在反對族群之壓力與威脅。換言之，透過本研究當可清楚區隔不同族群政治態度之差異及區分出那些族群可能中共政權形成具體威脅。

　　二、浦東新區：典型經濟急速成長個案

　　在1990年前，浦東新區仍是一片荒蕪之地，惟自1990年4月18日時任總理李鵬宣佈浦東開發計畫後，浦東地區在短短數年間脫胎換骨，強勁的經濟成長速度，對上海加快建設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1993年元月1日，浦東市政府正式成立，浦東新區加快開放步伐，透過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其綜合經濟以驚人速度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由1990年的60億元（人民幣，下同）起步，到2001年已達1082億元。2002年繼續保持快速穩定增長，國內生產總值達1251億元，比2001年增長16.5%以上。1990－2002年，浦東新區國內生產總值保持了19.6%的年均增長速度（見下圖），預估在2010年將達4000億元左右，約佔上海全市經濟總量的1/3；在工業總產值方面，從1990年的177億元起，2002年躍上升至2180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002年達585億元；地方財政收入由1993年的5 .53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95億元；實際利用外資2002年達16億美元；外貿出口由1993年的12億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億美元。至2002年，浦東新區總體經濟實力已相當於二十年前的整個上海市。〔2〕 

　　三、文獻顯現之盲點：whose consent matters

　　國內外對政府支持度與認同探討文獻頗多（李英明 1999；楊開煌 1999；石之瑜1994；Mueller 1975；Chen et al. 1997），其中大多將其視為政府合法性之重要指標。九十年代中末期數篇實證研究亦顯示在1989年前後所從事之問卷調查均顯示中共政權在八九民運前後享有中高程度之支持度(Zheng 1994; Chan & Nesbitt-Larking 1995; Chen et al. 1997)。

　　Chan & Nesbitt-Larking 在1987年以大陸性全國性樣本之調查研究指出，中共政權整體而言享有高支持度，惟問題出在於為何當時中共政權享有高支持度並不能保證政權穩定，亦即八九民運依舊發生？其中一可能為民眾不滿程度於八九年間達臨界點，如真如此，至少某些警告跡象(warning signs) 應可由其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現。而此warning 適足強化本研究主要論點：整體大眾滿意度不能保證政權穩定。前蘇聯狀況也證明此一論調的可能性：根據1980年代末期CBS NEWS， The New Times， and Institute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三大機構聯合作的問卷調查顯示，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獲得受訪者一致性(unanimous)的全面支持(Keller 1988)。諷刺的是，蘇聯政權在此問卷報告出爐後旋即解體。准此，Chen 1997年以北京市民為樣本作出市民整體平均對政府具中高支持度之結論似乎對政權穩定不具有任何意義。

　　上述文獻探討再再說明，民眾對現今平均政權支持度高不代表社會所有各階層都具有同樣之滿意度。同樣地，不同階層必然擁有不同程度之影響力，其中必有某些族群重要性高於其他族群。上述文獻不足之處在於忽略了「誰的一致意見」 (whose consent)此一關鍵性問題 (Bialer 1980)，更深一層析論，我們得探究的是「誰的意見重要」（whose consent matters）。

　　四、研究假設

　　回顧中共八十年代1987年及1989年兩次大規模反政府民運，知識分子均扮演著催化與點火的角色（Link 1992），因此，相較於其他族群，本研究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是政治穩定重要且不容忽視指標，並據以發展下述假設計（assumptions）：

　　1. 知識分子之政治態度比其他族群或一般大眾更適於預測中共政權之穩定性。

　　2. 一般大眾對政府支持度降低未必會對政權帶來立即而明顯之危機；反之，知識分子支持度下降對政權穩定將是嚴重警訊。

　　值得一提者，上述兩假設（assumptions）並不表示其他族群之支持度不重要，但由於一般民眾對政治態度較為保守，儘管在對政府滿意度下降情況下，如無知識分子在反政府上起帶頭作用，對政權威脅性相對較低。因此，知識分子之政治態度為重要關鍵。

　　五、研究設計

　　(一)採用樣本：本研究資料主要採用浦東市政府委託上海復旦大學於1995年所作之「浦東千戶調查問卷」資料為主體，並輔以其他相關訪問及文獻資料。

　　(二)以下列六面向來探討浦東市民政治態度及對浦東政府支持度：

　　1. 政府表現評估(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2. 政治認知 (political awareness)

　　3. 政治與社會穩定性偏好度（preference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4.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5. 對政府依賴度(reliance on government)

　　6. 對政府信任度(trust in government)

　　(三)研究步驟：本文依循下列步驟進行：

　　1. 代間區分

　　(1) 採用標準有二：

　　a 重大歷史事件（Historical Major Event）：代間研究學者在區分代間（Generation or Age Group）概念時，多根據研究個體政治社會化形成年間(Formation Years)所歷經之特定政治環境與學習經驗來加以分類，如學者多同意美國之Baby Boomer係二次戰後約十五年間出生，由於成長過程歷經人權運動及越戰，故其思潮相對較為自由，對不同種族容忍度亦相對高於上一輩之族群(Inglehart 1997；Alvin 1998）。故重大歷史事件可援引作為代間分類標之一。回顧中共政權成立以來，至少有三件重大事件足左右影響民眾政治認知與價值之形成：首先是1949年中共成立，意味著馬列思潮已逐步取代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主要政治思潮；其次是自1966年起之十年文革，這段期間毛澤東思想成為主流，傳統文化價值幾被摧殘殆盡；第三是八十年代之改革開放政策，此時期意味著資本主義思潮興起與社會主義價值之沒落。

　　b. 政治態度與價值定型年間(Formative Years)：依據政治社會化理論，本研究採用Dawson(1977)之研究結果，以童年晚期至青少年間（約9至18歲期）為個體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價值觀和政治認知模式的形成過程。政治價值與態度定型期（formative years）。對個體來說，政治社會化是一個人特有的，它不僅使一個人形成了特有的政治觀念﹐而且對一個人參與政治的行為有決定性的影響。

　　(2) 依照上述兩標準，依研究對象將受測樣本區隔為下列四階層（參見附表一、二）：

　　* 改革代間（Reform Generation）：指在1996年年齡在30歲以下之族群。本族群特色為多為改革啟動後出生之年青人，此一代間者較不具毛時期之文革經驗，政治社會化過程類似美國之戰後嬰兒潮，較重物質享受。

　　* 傳統代間(Traditional Generation)：指在1996年年齡超過65歲以上之族群。此代間最重要特色大多在共黨赤化前即接受完整傳統教育，其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較不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

　　* 共產代間(Communist Generation)：指在1996年年齡在47-63歲間之族群。此族群多在1949年後出生，社會化過程介於傳統中國思想與共產思潮間。

　　* 文革代間(Cultural Revolution Generation)：指在1996年年齡在31-46歲間之族群，此族群最大特魢為幾無接觸中國傳統(文革期間摧毀殆盡)，

　　主要社會化教材為毛澤東思想及共產主義相關思潮。

　　2. 以知識分子為主軸，比較不同代間、性別等政治態度之差異：以SPSS為主要統計工具，首先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直立圖來分析樣本基本背景與重要特徵後，輔以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s及Two Way ANOVA來檢測比較兩主要變數間（如知識分子、一般大眾；男性、女性等）間對上述六變數差異，並探索各潛在變數間因果結構差異。

　　六、研究結果

　　綜合本研究之探討，得致下列結論（詳如下表）：

　　* 政府表現評估(Government Performance)：有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浦東政府已盡力做好相關建設，近半受訪者滿意政府之施政表現。此部分說明浦東市政府已藉由高經濟成長一定程度已有效維繫社會穩定。此外，知識分子與一般大眾在此一部分並無顯著性差異。

　　* 政治認知 (political awareness)：結果顯示，有近八成民眾知悉相關政治訊息與政策，近六成民眾「關切」或「非常關切」政治訊息，四成顯示政治冷漠。此外，知識分子對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關切程度高於一般大眾，呈現顯著性差異。

　　* 政治與社會穩定性偏好度（preference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數據顯示幾乎受訪者均有共識認為社會與政治穩定是重要的。當問及冒險性傾向時，有六成同意願從事冒險性行為來提升生活品質，但當告知此種冒險可能會招致不安定的生活時，不論知識分子或一般大眾冒險意願旋即降低，有近五分之三的受訪者寧可保持現狀而不願再冒險。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以穩定生活為代價從事冒行為時，其間知識分子意願亦高於一般大眾。此項發現可引申解釋於一般大眾對「穩定壓倒一切」之接受度高於知識分子。

　　*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多數受訪者對住房、醫療、工作、個人收入基本滿意。其間，知識分子對工作與收入之滿意度高於一般民眾。此外，受訪者對未來生活期許度高，但知識分子遠高於一般民眾，此說明當經濟成長未能滿足民眾預期時，知識份子可能為中共政權主要隱憂。

　　* 對政府依賴度(reliance on government)：資料顯示，知識分子因改革受惠程度高於一般群眾。但知識分子、年輕族群、收入高者遇生活困難較不會尋求政府部門、或街委會協助。

　　* 對政府信任度(trust in government)：多數民數(知識分子與大眾無明顯差異)對浦東政政府之誠實、效率、行政能力給予正面評價 。近三分之一受訪者對政治訊息之可信度存疑(其中知識分子與一般大眾具明顯差異；知識分子、男性、年輕者信任度遠低於女性、年長、及學歷低者)。儘管信任度低，但多數知識分子仍每週定期閱報，並知如何解讀官方語言。

　　七、结語

　　根據多項訪談與調查資料顯示，大陸許多官員及民眾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愛恨交織之矛盾情感，一方面，他們承認兩黨或多黨政治一定程度可有效規避一黨專政引發之弊端，避免走向獨裁專制之局面；惟另方面，前蘇聯的慘痛經驗卻又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民主制度解決不了中國社會問題，反會導致動亂」論調，進而接納「共產黨未必是最佳選擇，但現階段沒有共產黨領導不行」說辭。由本研究結論，不得不承認，中共官方再三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實已間接促使民眾接受此一論調之正當性與認同度。

　　從更寬廣層面探討，依大陸既有之宣傳邏輯與模式推斷，再三強調穩定適足反應出其對動亂與危機之戒慎恐懼。前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相繼垮臺，除強化穩定之必要性外，更適時提供部分政權為維繫穩定甚至不惜犧牲人權之合法性藉口。九十年代末期「新權威主義」主張以中央集權手段維繫穩定經濟發展之主張，不僅為威權體制提出理論上之依據，一定程度上也成功說服大陸民眾、學界、甚至中共領導接受威權體制之必要性。

　　儘管多項調查顯示中共再三強調「穩定」整體面達到一定功效，但這不意味著不同社會階層（如知識分子與一般工農階層）對政權支援度可等量齊觀。相對而論，知識分子之政治態度通常對政局穩定較具舉足輕重影響力，惟多數相關研究往往以整體平均值為考量，忽略到不同階層具有不同政治影響力，故如何有效區隔其間差異為中共官方所須著重之課題。由本文研究顯示，現階段大陸政權是受民眾支持的，民眾認同亦成為政權合法性主要來源。惟不容否認的是，多數支持來自於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但這種支持卻不是穩固的，主因為：

　　1. 在穩定之政治環境中，經濟成長暫時抵消政治上之負面作用。

　　2. 一再宣示「穩定重於一切」口號成功說服人民忍受政治上不滿。

　　3. 經改成效帶來對未來之期許與樂觀。

　　4. 經改成效未必能持久，故在支撐合法性本質是脆弱的。

　　5. 當菁英成功帶動群眾對政府不滿時，政權立即陷入危機。

　　Pfeffer & Salanick (1978)曾提出，內外環境變遷將使組織面臨不同挑戰，任一複雜組織在面臨環境變遷挑戰時有三選項，分別為忽略（Ignore）、改變（Alter）及調適（Adapt）。其中，在面對內憂外患時，忽略策略雖是最簡單，但絕對行不通的一種應對模式，畢竟，視而不見只會引發惡化。在無法改變外在環境前提下，改革初期，中共試圖藉由制拘禁異議分子、取締政治活動、宣傳改變內部環境，但亦徒勞無功。就現況而論，調適是最佳策略。如前所述，以經濟成長作為民眾支持之主要來源是脆弱的，基此，更深化之政治改革作為調整或為可行之道。   

　　限於資料，本文主要有三大研究限制，敬陳如後：

　　1. 由於資料限制，僅能從事橫切面研究(cross-sectional research)，此種方式最大侷限在於只能提供某一時間點人民的政治態度資訊。惟此一缺憾並不妨礙本研究整體目標之遂行。更重要的是，由於本研究亦從事代間研究，故時間緃軸之變化亦可由不同代間之政治態度作彌補比較。

　　2. 此外，由於民眾對政府支持度應考慮內外大環境，惟本研究僅著重於內部環境之探索，故民眾支持度對相關國際面之影響（如西方國家角色）與解釋無法兼顧。

　　3. 浦東地區具有短期內快速現代化之特質，故本地樣本不能以全國性樣本視之，故本研究結果不宜對全中國大陸提出通則性解釋。

　　註   釋：

　　〔1〕《鄧小平文選》，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頁284。

　　〔2〕相關數據，見http://www.pudong.gov.cn

　　參考文獻：

　　《鄧小平文選》，第三集

　　李英明，1998，《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臺北：生智文化事業）。

　　楊開煌 ，〈中國大陸村自治「民主管理」之分析〉，《東亞季刊第三十卷第二期》，民國88年春季，頁37-58。

　　石之瑜 1994，《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原理》(臺北：五南書局)。

　　Abramson， P. R.， & Finifter， A. W. 1981. “On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Trust: New Evidence from Items Introduced in 197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2)， 297-307.

　　Aikman， D. 2000. “China’s Search for Its Soul”， The American Spectator， 33(2)， 22-25.

　　Almond， G. A. 1960.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In G. Almond & J.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Bahry， D.， & Silver， B. D. 1990. “Public Perceptions and the Dilemmas of Party Reform in the USS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3(2)， 171-209.

　　Bensman， J. 1979. “Max Weber's Concept of Legitimacy: An Evaluation”，In A. J. Vidich & R. M. Glassman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pp. 17-48). Beverly Hills: SAGE.

　　Bialer， S. 1980.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gdan， R.， & Taylor， S. 1975.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New York: John Wiley.

　　Campbell， A.， Convese P. E.， & Rodgers， W. L. 1976.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age.

　　Chen， F. 1995.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7. “The Dilemma of Eudaemonic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Polity， 29(3)， 421-440.

　　——. 1997. “Order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ition: Neo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89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51， 593-613.

　　Chen， S. 1998. “Leadership Change in Shanghai: Toward the Dominance of Party Technocrats”， Asian Survey， 38(7)， 671-687.

　　Dahl， R. A. 1962.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Dalton， R. 1978.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olitical satisfacti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Mass Publics ［dis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awson， R. E.， Prewitt， K.， & Dawson， K. S. 197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Deng， X. 1993.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3). Beijing，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aston， D. 1965.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435-457.

　　Easton， D.， & Dennis， J. 1965. “The Child's Image of Government”， The Annals， 361， 40-57.

　　——. 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Easton， D.， & Hess， R. D. 1961.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In S. M. Lipset & L. Lowenthal (Eds.)，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72， 22-49.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2. “Democratization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L， April 9-11.

　　——.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 Basanez， M.， & Moreno， A. 1998. 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Jaros， D. 1973. Socialization to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Kelle， B. 1988. Muscovites in Poll Are Split on What Their Future Holds，New York Times， 27/May.

　　Key， V. O. 1961.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Lane， R. E. 1962. Political Ideology: Why the American Common Man Believes What He Do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Lau， T.Y.， & Wang， J. 1993. “The First National Survey of Mass Media Use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Areas”，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25(4)， 3-100.

　　Liang， C.C. 1930.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L. T. Chen，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1981.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Mosca， G. 1939. The Ruling Class，New York: McGraw-Hill.

　　Mueller， C. 1975.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ller， E. N. 1977.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Suppor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454-467.

　　Muller， E. N.， & Jukam， T. O. 1977. “On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Suppor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1561-1595.

　　Needler， M. C. 1991.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Norris， P.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ry， E. J. 1992. “Casting a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 Roles of Students， Workers， and Entrepreneurs”，In J. N. Wasserstrom &  Perry Elizabeth J. (Eds.)， Popular Protest & Political Cultures in Modern China (pp. 146-164).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iaget， J. 1965.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M. Gabain， Tr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ye， L. W. 1976. Mao-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1. The Dynamic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ss.: OG&H.

　　——.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Rosen， S. 1989. “Value Change Among Post-Mao Youth: The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In P. Link， R. Madsen & P.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pp. 193-21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Rosen， S.， & Chu， D. 1987. Survey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 D.C.: U.S. Information Agency.

　　Rosenthal， U. 1978. Political Order，Netherlands: Sijtoff & Noordhoof.

　　Schoenhals， M. 1998. “Political Movements， Change and Stabil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159， 595-.

　　Smith， R. 1989. “The Future of Chinese Culture”，Futures， October， 431-446.

　　Sniderman， P. M.， & Brody， R. A. 1977. “Coping: The Ethic of Self-re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501-521.

　　Thomassen， J. J. A. 1989. “Economic Crisis， Dissatisfaction， and Protest”. In M. K. e. a. Jennings (Ed.)， 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ction (pp. 103-134). New York: de Gruyter.

　　Wang， D. 1997. Wang dan yuchong hueyiLu (Wang Dan's Memoir in Prison). Taipei: New News publication.

　　Wang， J.， C. F. 1989.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White III， L. T. 1987. Shanghai Shanghaied? Uneven Taxes in Reform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ao， S. 1998.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rt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287-302.

　　——. 2000. “Criminality and the Policing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hina Journal， 43， 101-110.

　　（作者：國安民，醒吾技術學院東亞暨兩岸經貿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