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青鬆

　　佛山河宕遺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距今4300～3500年）的一處重要發現，在廣東乃至嶺南地區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1977年—1978年由廣東省博物館與佛山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楊式挺領隊）對佛山河宕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於1981年發表發掘簡報，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1989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公佈河宕遺址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8月，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博物館聯合編著（楊式挺主編）的《佛山河宕遺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發掘報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共32萬字，彩色圖版37面，黑白圖版35面，插圖63幅，拓片18幅，裝訂精美高雅,著名漢學大師饒宗頤先生親筆題寫的書名。該書分類詳細地介紹了河宕遺址的地層堆積、文化遺迹及遺物、墓葬、陸生水生動物遺骨等，科學、詳細、如實地描述其遺址的文化面貌及探討其文化内涵和學術意義。本文作一粗略介紹。

　　該遺址揭露面積760平方米，發現有明確的文化層和豐富的人類活動居住遺迹，清理墓葬77座和各類遺迹及大批文化遺物。共計有各類石器200多件，骨牙器60多件，夾砂陶、軟陶、白陶、彩陶和硬陶達4萬餘片，還有陶器上的刻劃符號70多片（件）。有特色花紋和素面的陶紡輪120多件；墓葬出土可復原陶器20多件，此外，還出土有3500多塊陸生、水生動物遺骸。文化層遺留有數以噸計的當時人們食後遺棄的介殻類和魚鱉類遺骸。

　　從發掘面積不大的範圍内，竟然出土瞭如此豐富的器物，器形多樣、特點鮮明，這在當時學界引起不小的轟動。難怪現在聽起遺址的發掘主持者，該報告的主編楊式挺研究員談起當年發掘時的情景，仍然如數家珍，激動不已。他還深有感觸地説：“1977年冬至1978年夏，當河宕遺址的發現一批人骨和隨葬品遇到如何保護的問題時，得到了當時來遺址現場視察的全國人大代表、歷史學家尹達同志的重視，隨後得到了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的支持，特爲此派專家來保護鑒定人骨和測定年代。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和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都曾來考察過河宕出土的文物。廣東省博物館和佛山市博物館的領導和專業人員以及佛山地區各縣的文物幹部先後都參加了遺址的發掘，河宕貝丘遺址的發掘和發現在當時産生了很好的宣傳轟動效應。”

　　文化遺物主要包括石器、玉石飾物、陶器、骨器、象牙器、蚝殻器、動物遺骨器等。石器有：雙肩錛、單肩錛、有段錛、斧、鏟形器、鑿、鏃、矛、礪石、石環、石管、石環等，發現的霏細岩和硅質岩質料的石器，表明瞭河宕遺址與西樵山石器製造場有着密切的關係。

　　骨器、角器、象牙器具有明顯區域性的特色，反映了珠三角洲原始居民的生産、生活特點。骨鏃、骨針數量多是一次重要的發現。骨器的質料主要是獸骨，少量有魚骨、蚝殻。器形種類有錛、鑿、矛、鏃、錐、叉、織針等。骨矛、骨叉、骨鏃是捕魚狩獵工具，織針應是織網工具。65號墓人骨頭頂上發現兩件象牙筒形器（M65：1和M65：2），可能屬發冠之用。兩件器物形制幾乎一模一樣。平口折沿、亞腰、底部喇叭形外展，磨光精緻，薄如蛋殻，精美之致，讓人嘆爲觀止。這種器物在嶺南地區其他地方還未見過。

　　在河宕遺址發現大量的陶器，它最能體現那一時空居民的制陶工藝水平和生活樣式。河宕陶器的特點是陶係多樣，有夾砂陶、泥質陶，有軟陶、硬陶（燒成温度在1100℃以上），有白陶、彩陶。經佛山陶瓷研究所鑒定，河宕的制陶工藝已經采用了拉坯成型的輪制技術，在是全省新石器晚期的遺址中是經明確測試鑒别的一處，在珠江三角洲乃至廣東新石器末期具有代表性和特點。幾何印紋陶已相當發達，拍印的幾何印紋樣多達20-30種，發現有少量的彩陶，在陶器上發現有70件46種刻劃符號，是同時期、同類遺址中發現最多的一處。報告不僅對遺址出土的陶器進行了類型學的分型排隊，還同其他遺址出土的陶器做了横向比較分析。最後該遺址發掘報告指出：佛山地區的制陶業或陶瓷發展史，應當從河宕遺址講起。

　　遺址還發現了77座墓，第三文化層發現26座，第二文化層發現51座。大部分的人類遺骨保存較好，這在嶺南地區是少見的。這些墓葬根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潘其風研究員的鑒定，可分辨其性别、年齡和人種體質特徵達57座，特别是發現其中19個男女爲人工拔牙個體，拔牙形態主要是拔除上頜兩側門齒，這與我國魯南——蘇北的“大汶口文化”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史前遺址的拔牙形態是一致的，此外，還發現有數例不同的拔牙形態，也是環珠江口區增城金蘭寺、南海竈崗、南海魷魚崗、香港馬灣、東灣仔、河宕遺址這六處遺址共發現拔牙29例之中最多的一處。研究表明，香港東灣仔人骨的拔牙還是河宕遺址傳去的。另外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是,在可辨的成年男女的墓葬中，男性頭均向東，女性頭均向西。墓葬的隨葬品不多，有的墓甚至没有隨葬器物，但其中不乏精美和重要者，如M25：1象牙環、M25：2象牙梳、M24：2水晶玦、陶鬲等。河宕遺址的墓葬是廣東目前發現的拔牙個體數量最多的一處遺址，它對研究勞動生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新石器晚期居民的體質特徵、埋葬習俗和拔牙風俗、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拔牙習俗的傳播、演變過程以及民族的形成、遷徙增添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學術意義。

　　該報告還附録了一些鑒定檢測報告，有:佛山陶瓷研究所的《對河宕和獅子橋遺址出土的一些看法》，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張鎮洪教授的《佛山河宕遺址出土部分脊椎動物遺骨的鑒定意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潘其風的《廣東佛山河宕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人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吴新智的《廣東增城金蘭寺遺址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這些報告編寫者試圖復原遺址的環境和考察河宕人的體質特徵，並與周圍地區出土的同期人類遺骨進行比較分析。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已經是當今考古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分支，運用這些研究手段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遺址的文化面貌，能够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環境變遷、原始居民的體質特徵以及葬俗等等。這些附録是非常必要的，難得考古發掘者如此認真和負責。

　　該報告的出版彌補了遺址發掘簡報的簡單陳述，進而作了一個更加全面、深入細緻的介紹,並對其文化内涵做了横向和縱向的分析。該報告不僅對該遺址進行分析,還結合遺址附近的大墩、獅子橋、深村、上麥村、塘頭村等7處遺址以及南海西樵山鎮頭西坡、大同竈崗、西樵魷魚崗、丹竈通心崗、船埋崗、廣州東北效的葵涌、三水銀洲豆兵崗、增城金蘭寺、東莞企石龍江、東莞蚝崗中層等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來看，可以看出在史前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確存在着一個生産工具以中小型有肩石器、有肩有段石器爲主，還有骨角器、蚝蚌器、象牙器，刻劃連弧紋的陶紡輪，有相當發達的幾何印紋制陶業，墓葬多長方形淺坑墓，實行仰身直肢一次單人葬，青年男女生前普遍實行人工拔牙習俗等文化特徵的考古學文化。這一類以貝丘遺址和從事漁獵捕撈經濟生活爲主的遺址和墓葬，在河宕遺址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和典型，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教授認爲可以稱之爲“河宕文化”（《廣東咸頭嶺一類遺存淺識》，《東南文化》1992年3—4合期）。

　　貝丘遺址類型在學界逐漸成爲備受關注的研究課題，2006年在佛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的重大發現也充分説明這一點。廣東省内的貝丘遺址衆多，充分整理這類遺址的發掘報告并發表於衆，這對研究在史前時期嶺南地區沿海這一特定生態環境下，古人類的經濟形態、生活狀態、飲食結構、體質特徵等文化内涵和古環境的變遷過程、古動植物的季節性復原都具有現實意義，這也是該報告編者的初衷。佛山河宕遺址發掘報告的發表無疑爲揭示這一研究課題揭開了新的一頁。

　　（作者單位：廣東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