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紅水河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幹流，自西向東横穿廣西中部，幹流全長659公里。本文主要介紹該流域考古發現的衆多新石器時代臺地遺址，並與周邊地區同時期遺址相對比，以期瞭解它們之間的關係。
　　Abstract:　Red River is the stream of Xijiang River,crossing the central part of Guangxi from west to east with full-length 659km of main stream.In this paper,the author mainly introduces those many Neolithic tableland sites excavated in Red River valley,and contrast with the relative site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一、主要遺址
　　
　　紅水河流域的臺地遺址主要分佈在紅水河兩岸臺地上，常見於兩河交匯的三角地，地勢開闊平緩。由於已發表的臺地遺址材料比較分散，有必要對一些主要遺址作簡單介紹。
　　
　　l.都安北大嶺：位於都安瑶族自治縣百旺鄉八甫村那浩屯東南約1公里的北大嶺，地處紅水河及刁江交匯處的臺地上。遺址可分爲早、晚兩期，早期遺迹主要有石器製作場和墓葬。墓葬墓坑均不甚明顯，葬式有仰身屈肢、側身屈肢和肢解葬三種。陶器僅見夾砂陶，火候較低，胎質較粗糙，疏鬆多孔，手制，内夾石英顆粒、植物碎末等。器型多爲敞口圜底釜。以夾砂紅褐陶爲主，有少量的褐陶及黄褐陶；紋飾以粗繩紋爲主，有少量中繩紋及細繩紋，胎壁大多較厚。石製品類型包括斧、錛、鑿、研磨器、石刀、礪石、石砧、石錘、砍砸器、刮削器、石片及大量的石料、斷塊、碎片等。其中以原料、斷塊、碎片和石器毛坯、半成品爲主，石器以斧、錛、鑿、研磨器爲主。晚期主要發現灰坑等遺迹。遺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陶器完整器較少，胎壁較薄，有泥質和夾細砂兩種；陶色有紅陶、褐陶、紅褐、灰褐、黑褐幾種，紋飾主要爲細繩紋，其次爲刻劃紋，圈足多有鏤孔。器型多圜底和圈足，主要器型有高領罐、帶耳罐、陶罐、陶鉢、陶盆等，以高領罐居多，有敞口、直口兩種，有的領中部有一道裝飾花邊，有的爲一道凸稜。石器以雙肩石器爲主，器型有鏟、斧、錛等，均通體磨光〔1〕。
　　
　　早、晚兩期的地層和器物特徵都有明顯的不同，早期地層的土質爲棕紅色砂粘土，晚期地層爲灰褐色砂粘土，差异較大。早期的陶器器型多爲粗繩紋的圜底釜，火候低，胎體厚，石器以磨制斧、錛爲主。晚期的陶器類型已大量增加，以高領罐爲主。胎薄，紋飾常見細繩紋，石器出現較多的雙肩石器，兩期文化差异極大。
　　
　　2.巴馬坡六嶺：位於巴馬瑶族自治縣巴馬鎮巴廖村停歲屯東北方向的坡六嶺上，地表散佈大量的礫石、石錘、礪石、斷塊、石片、碎屑，以及石斧、研磨器等石器或石器毛坯等，特别是石英斷塊和碎屑較多。遺物全是石製品，類型豐富，有石斧、石錘、研磨器、毛坯、石拍、礪石等石器〔2〕。
　　
　　遺址的地層有三層，自上而下第一層爲灰褐色的耕土層，第二層爲灰黄色沙粘土層，土質較板結，出露少量的石器。第三層爲棕黄色沙粘土層，同樣出露少量的石器。遺址文化性質與北大嶺基本相同，應爲一個石器製作場。出土的石製品類型也與北大嶺類似，但已出現方格紋石拍，年代可能比北大嶺早期稍晚。
　　
　　3．大化大地坡：位於大化瑶族自治縣羌圩鄉古龍村古龍屯北面的大地坡，紅水河與靈岐河交匯處的二級階地上，地層包含大量的石片、碎屑，特别是一種石英的碎屑較多。從采集到的石器看，遺址至少應存在早、晚兩期不同的文化遺存，但主要堆積以早期爲主，器類主要包括砍砸器、石斧、石錛及其毛坯和半成品，此外石錘、礪石等石器製作工具也比較多。在北大嶺遺址晚期普遍存在的有切割痕迹的石料和磨切器在本遺址中也有發現〔3〕。
　　
　　遺址的地層堆積較厚，保存較好，第一層爲灰褐色耕作層，土質疏鬆，第二層爲棕褐色沙粘土，包含物有石器、斷塊、石片、碎屑等石製品，厚約1米。遺址文化性質與上述兩處遺址類似，從發現石製品類型、特徵可以確認存在石器製作場遺迹。遺址早期的文化特徵與北大嶺相似，晚期發現的切割礪石主要用以磨切、加工石器，石器製作技術已比早期有明顯進步，這也是早期不見的器型。
　　
　　4．馬山古樓坡：位於馬山縣金釵鎮樂江村上凌屯古樓坡地上，北爲紅水河，與北大嶺遺址隔河相望，地層中可見大量的動物骨骼、炭屑、紅燒土，和一些石器、石片、碎屑等石製品。石器有打制和磨制兩種，以打制居多；打制石器主要爲砍砸器，磨制石器有石斧及斧、錛毛坯。
　　
　　地層分爲二層，第一層爲灰褐色沙粘土耕土層，第二層爲棕紅色的沙粘土層，剖面出露石製品、動物骨骼、炭屑等，地層保存較好。遺址文化性質與北大嶺類似，存在石器製作場遺迹，其時代應與北大嶺遺址早期相當〔4〕。
　　
　　5．大化琴常：位於大化瑶族自治縣岩灘鎮常吉村琴常屯東約500米的弄石坡，東臨紅水河。1990年12月至1991年6月進行發掘。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石片和礪石，石器以斧、錛、鏟爲主，多數僅在刃部加工磨制，通體磨光較少。也出土少量磨制精緻的小型石器和大石鏟。陶器分夾粗砂、細砂兩種，以紅陶、紅褐陶爲主，有少量灰陶，火候低，多飾繩紋。器型有鉢、罐等，陶足有柱狀、錐狀和方形足。遺址中發現的墓葬皆爲長方形竪穴土坑墓，多無隨葬品，有的只在墓底放置一塊石頭〔5〕。
　　
　　遺址的原報導較簡單，但從石製品組合看，存在大量斷塊、礪石、半成品、成品，也應該是石器製作場的特徵，陶器、石器的特徵與北大嶺相似，但器型有所變化，特别是出現了石鏟，因此年代上比北大嶺遺址早期稍晚。
　　
　　6．大化音墟：位於大化瑶族自治縣北景鄉音墟屯紅水河西岸臺地上，1990-1991年進行發掘，遺址文化層分爲上下兩層，厚約30-200厘米，均爲紅土堆積。出土器物較少，僅有少量陶片和石器。陶器有夾砂灰陶、紅陶和泥質紅陶、灰陶。紋飾以繩紋、方格紋爲主，還有少量素面陶片。石器類型有斧、錛、鏟、石拍和礪石等。斧、錛器型較小，磨制精緻。石拍的拍面爲方格紋，刻槽清晰。
　　
　　從陶器、石器特徵分析，遺址時代爲新石器時代晚期〔6〕。
　　
　　7．馬山六卓嶺：位於馬山縣金釵鎮獨秀村那爛屯六卓嶺上，處於紅水河的右岸臺地上。遺址出土大量陶片，絶大部分陶片爲夾細砂陶，少量夾粗砂，不見泥質陶；陶片有夾砂紅陶、夾砂紅褐陶、夾砂灰褐陶和夾砂灰陶四類。陶器的胎壁普遍較薄，大部分陶器燒制的火候高。陶器製作方法一般是手制，紋飾有繩紋、刻劃紋。其中以繩紋爲主，另有素面陶。繩紋極少見交錯式繩紋；刻劃紋有多條平行斜綫、漩渦、曲折、水波、勾連紋、弦紋等，也有少量的刻劃紋和繩紋組合紋。紋飾製作比較規整，繩紋普遍壓印較深，比較細密，而刻劃紋的刻劃痕迹較淺。陶器可辨器類有圈足器、三足器、圜底器，未見平底器。可辨陶器主要有高領器、雙耳器、鉢等，其中以高領罐和雙耳器最有特色。石器有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石餅等，其加工比較簡單，爲單面加工。磨制石器部分通體磨光，大部分僅磨制刃部，器型有石斧、穿孔石錛、石拍、磨切器、石芯、石管、礪石等，其中磨切器數量最多，而且器型比較特殊。
　　
　　文化堆積層較差，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主要出於第四、五層，包含少量的夾砂繩紋陶片、石製品。從以上的器物特徵判斷，遺址年代已在廣西新石器時代晚期〔7〕。
　　二、文化特徵和分期
　　
　　除了上述遺址外，另外還發現天峨塘英遺址〔8〕、東蘭坡文〔9〕、大化江坡〔10〕、馬山索塘嶺〔11〕、馬山拉如嶺〔12〕等遺址，這些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類似，地表和地層中包含大量的石製品，砍砸器與磨制石器共存，石製品類型有砍砸器、斧、錛、斧（錛）半成品、斧（錛）毛坯、石錘、斷塊、礪石、碎屑等，應是製作石器的場所。我們可以依據以上的論述，結合地層和出土物特徵，臺地遺址的文化可分爲三期，第一期包括北大嶺早期、大地坡、古樓坡、索塘嶺、拉如嶺、塘英，第二期包括坡六嶺、坡文嶺、音墟、琴常等遺址，第三期包括北大嶺晚期、六卓嶺等遺址。
　　
　　第一期的文化特徵：以北大嶺遺址早期爲代表，陶器以夾粗砂紅褐陶爲主，有少量的褐陶及黄褐陶，火候較低，器壁較厚，紋飾以粗繩紋爲主，器型多爲敞口圜底釜。石器中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并且打制石器的數量不少，打制石器的加工技術簡單，一般作單面加工，少部分作雙面加工，類型多爲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等。磨制石器主要對刃端加工並精磨，小部分通體磨光。器型主要有斧、錛、鑿、研磨器、石錘等，研磨器以近似圓柱形爲典型器。遺址中通常發現石器製作場，出土大量的石料、斷塊、石片、碎屑、石砧、石錘和石器毛坯、半成品等製作石器産生的石製品。墓葬特徵主要是在北大嶺發現的墓葬葬式有仰身屈肢、側身屈肢和肢解葬三種。
　　
　　第二期的文化特徵：以坡六嶺遺址爲代表，遺址繼續存在石器加工場遺迹，陶器的陶質出現了夾細砂灰陶，紋飾還以繩紋爲主，新出現了方格紋，器型增加了陶鉢，并且了出現了較多的三足器。石器除了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并存外，并且出現了磨制較精的小型斧、錛，開始了出現大石鏟、石拍，研磨器以束腰的近似葫蘆狀的類型爲主。
　　
　　第三期的文化特徵：以北大嶺晚期爲代表，陶器有夾細砂和泥質陶兩種，陶色有紅陶、褐陶、紅褐、灰褐、黑褐等，胎壁較薄，紋飾主要爲細繩紋，其次爲刻劃紋。器型多圜底和圈足，圈足多有鏤孔。主要器型有高領罐、帶耳罐、陶罐、陶鉢、陶盆等，以高領罐居多，有敞口、直口兩種，有的領中部有一道裝飾花邊，有的爲一道凸稜。石器以雙肩石器爲主，打制石器明顯减少。器型有磨制石錛、斧、鏟等，多爲通體磨光，并且在北大嶺晚期、六卓嶺等遺址發現板狀石器，類似刀狀，刃緣與石斧刃類似，其功能用於磨切石料，加工規整的石器，在石料上可觀察到磨切後留下的平、直痕，可稱之爲“磨切器”。
　　
　　從器物變化看，陶器從第一期的夾粗砂、以粗繩紋爲主、器型單一，第二期的紋飾略有變化，紋飾增加，器型出現三足器，第三期演變爲夾細砂、泥質陶，以細繩紋並有較多的刻劃紋爲主，器型也增加，出現圈足器，并且以高領罐最具特徵。石器從第一期的大量的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并存，第二期的打制石器减少，開始了出現石鏟和石拍，第三期以磨制石器爲主，雙肩石器流行。因此，流域的三期的演變關係還是比較清晰的，同時，紅水河流域的第一、二期文化特徵更非常明顯，普遍存在石器製作場，墓葬流行屈肢葬、肢解葬，石器組合以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並重，石器類型以砍砸器、磨刃石器、研磨器爲特色，陶器以敞口圜底釜爲主，紋飾以粗繩紋爲主，胎體較厚，疏鬆多孔，製作粗糙，這些文化因素與廣西其它的文化類型相比，具有顯著的地域特徵，代表了一種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
　　
　　關於遺址三期的年代，據北京大學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對北大嶺早期地層的三個碳樣進行測定，年代分别爲距今8180±50（BA05513）、8320~40（BA05512）、8770±40（BA05514），考慮到測年會略有偏差，第一期的年代大致落在距今8000-7000年左右，相當於廣西新石器時代中期；第二期的年代稍晚，流域遺址發現大石剗的形狀爲大型的雙肩石器，具備了大石剗的雛形，年代上應比桂南大石剗的年代早。石拍的流行年代據鄧聰先生認爲環珠江口的石拍流行於距今6000-5000年間，是東亞已知最古老的“樹皮布文化系統”〔13〕。據謝光茂先生相告，百色革新橋遺址石器製作場的地層碳樣測年在6500左右，其典型研磨器同樣爲束腰的近似葫蘆狀的類型，因此，第二期的年代可推測在距今7000-6000之間：第三期雙肩石器、陶器特徵，已爲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大致在距今6000年以後。
　　
　　上面論述了紅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臺地遺址的文化特徵，對我們進一步討論其與廣西其它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關係大有幫助。一個文化並不可能孤立存在，往往有一個源流問題，也就是一個文化傳播、影響的問題，紅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當然也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從北大嶺遺址發現的墓葬和雙肩石器毛坯坑兩個方面試作分析。
　　
　　北大嶺遺址的早期文化墓葬葬式有曲肢葬和肢解葬兩大類型，曲肢葬有側身曲肢、仰身曲肢。肢解葬一座（M5027），自頸部、腰部、上肢骨將人斬爲四段，頭顱置於墓坑西端，面向西南，軀幹骨側置於墓坑中，上肢左右兩側分别自上肢帶骨即鎖骨和肩胛骨割下置於軀幹骨下端兩側，右側尺、橈骨位於頭顱頂部。左側尺、橈及手掌骨位於墓坑西頭。左右下肢白骨盆割下置於墓坑東頭，將右下肢擺放成三角形，脛、腓骨屈至頭顱底部，脚掌骨壓在左尺、橈骨上，朝南。左側脛、腓骨屈折至右側髖骨處，膝部壓住左上肢的肘關節。曲肢葬和肢解葬流行於頂螄山文化，頂螄山文化廣泛分佈於邕江、鬱江、左江、右江等河流的河傍臺地，主要特徵是地層中堆積大量的軟體動物硬殻，主要代表性遺址有頂螄山〔14〕、横縣秋江〔15〕、南寧豹子頭〔16〕等。在桂北的甑皮岩〔17〕、大岩〔18〕等遺址除了曲肢葬外還可見到蹲踞葬，但未發現肢解葬。因此，紅水河流域的墓葬形式究竟是受到何處文化的影響，還待研究。但其與頂螄山文化不同的地層堆積，在生業方式上具有明顯的差异，應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
　　
　　另一方面，北大嶺遺址晚期發現雙肩石器毛坯堆放坑，出土的雙肩石器毛坯較大型，己具有石剗的雛形，石器製作規範。特别是紅水河流域臺地遺址發現的衆多的石器製作場，説明這一支古人類已具有熟練的製作石器工藝和水平。集中分佈在邕江、左江、右江相匯的隆安大龍潭〔19〕、扶綏那淋〔20〕、崇左吞雲嶺〔21〕等大石鏟遺址，出土大量的石鏟，其它石器、陶器極少。石鏟通常放置成一定的組合方式，有直立、斜立、側放、平直等方式。石鏟體型較大者多，製作規整、多通體磨光。年代的14C測年數據有59l0±105年、4750±100和4735±100三個〔22〕，已爲新石器時代晚期。對其文化性質，有的認爲是石鏟製作場〔23〕，有的認爲與農業祭祀有關〔24〕。大石剗的石料一般采用硬度較低的板岩、頁岩，扁薄易斷，石鏟體型普遍較長、大，其中大者長達70多厘米，有不少石剗的刃部還是平刃〔25〕。這些特徵都表明其生産實用性不明顯，遺址中發現的石鏟組合形式，顯然與祭祀活動有關。廣西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産生農業，在當時有可能是通過祭祀生産工具的象徵來祈禱豐收。由於廣西缺乏玉料，古人只能通過製作大型精美石器以祭祀通神，大石鏟已具有禮器的性質〔26〕。史前時期已産生原始信仰，爲達到通神的目的，人類製作了許多精美的器物，在玉器分佈的兩大地區即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遺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對其中的琮、鋮、璧等認定爲禮器已是普遍認識。禮器材質的不同，大都源於當地原料的不同，人類只能就地取材。
　　
　　大石鏟由有肩石器演變而來，而關於廣西有肩石器的起源，有學者認爲是由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傳入，“有肩石器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進入廣西”〔27〕，但有不同意見，認爲是本土産生的，在廣西發現大量的大石剗類型應是在廣西本地起源的，廣西的貝丘遺址已出現雙肩石器，年代早於西樵山〔28〕。
　　
　　上述表明可推測兩者之間的文化應該是有關係的，大石剗的最早發源地可能是在紅水河流域，從距今6000年以後，人類的一支從紅水河而下，通過黔江、鬱江，然後進入邕江、左江和右江交匯地帶，從而産生了繁榮的大石鏟文化。
　　三、生業方式
　　
　　紅水河流域的北大嶺出土不少動物的骨骼，爲我們初步探討其生業方式提供了依據。經初步鑒别，種類有水鹿、水牛、羚羊、麂、獼猴、猪、獾、貉、竹鼠、豪猪等。以猪、水鹿和麂三種的數量較多，未發現大型肉食類動物。發現的動物群反映了一個植被發育、水草豐盛的生態環境，這也説明瞭遺址周圍良好的生態環境爲人類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來源，人類依賴較易捕獲的食草類動物形成一個以狩獵、采集爲主的生業方式。
　　
　　生業方式與生態環境的關係异常密切，在生産力低下的石器時代生態環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類在缺乏大規模改造自然的經驗和工具的條件下，只能仰賴自然環境所能提供的條件生活。對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外國學者作瞭如下的論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生態系統中人與其它生物存在着相互作用的關係。人類的生活受到了環境的制約：緯度和高度，地貌和氣候决定了植被類型，植被又决定着動物的種類，而所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决定着人類的生存地點和生存方式”〔29〕。人類具有自然屬性，人從自然界進化而來，從一誕生就離不開周圍生態環境，在人與環境形成的人地系統中，兩者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只是在不同的時期這種相互作用關係的密切度高低不一致而已。
　　
　　紅水河穿流於崇山峻嶺，河水湍急，岩溶地貌發育，流域在古代應該具有良好的植被，茂密的森林資源，在此種條件下生存的動植物豐富多樣。遺址往往分佈在兩河交匯處，或者是河傍臺地，地勢平緩開闊，周圍有充足的水源。同時，由於河水湍急因素的影響，並不利於淡水貝類的生長，在此條件下，人類的生業方式仍以狩獵爲主。對一個周圍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的人群來説，這是最恰當的生存方式，也許根本没有産生農耕的動力。相對南寧貝丘遺址的不同的生業方式，其中生態環境因素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邕江河段有許多彎曲河段，貝丘遺址往往就分佈在這些地方，而且水流平緩，河面開闊，適宜螺螄、蚌類生長，人類當然依賴河流提供的豐富動物爲主要食物，因此不同的生態環境形成不同的文化堆積和生業方式。
　　
　　上面提及紅水河流域的臺地遺址發現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並論述了其生業方式，但出土這麽多的石器又當何解釋呢?我們認爲應該從木作業方面考慮。紅水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臺地遺址普通存在的石器製造場，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仍以舊石器傳統的砍砸器、刮削器爲主，磨制石器以斧、錛、鑿爲主。對於磨制石器的起源，傳統觀點認爲多與農業的産生有關，也有學者表達了不同的意見，認爲與木作業有更多的聯繫〔30〕，特别是雙肩石器的用途，與南方的頻繁木作活動有關〔31〕；而紅水河流域遺址中普遍出土的研磨器，也不代表是加工稻穀的，“研磨器可以用來加工野生植物、肉類、軟骨、鹽或顔料”〔32〕。南方地區氣候高温多雨，植被發育，獸蟲較多，爲了適應南方特有的環境，産生了干欄式建築。爲了建造房子，就需要大量的木作工具，用於砍、割、剖、鑿等，遺址出土大量的石器，往往具有木作特徵，如砍砸器的利刃適宜砍伐較大的樹木，石錛、石鑿適宜剖、鑿，因此應該是與建築中的木作工具有較大的聯繫。在革新橋遺址石器製作場出土的石鑿具有典型的凹刃，刃緣鋒利〔33〕，顯然是用於木作業中的鑿穿工序。在英國西南地區Smoerset levels遺址保存了至少距今5000年前的帶有石斧砍伐痕迹或截面的枕木和木樁，當時人類已熟悉運用石器製作木製品工藝如劈裂、切割、結合和鑿洞等〔34〕。東南亞地區的傳統建築多以干欄建築爲主，其發達的木作業所需工具爲石器製造業提供了廣泛的機會，石器制成後可以作爲不同人群交换的用品，東地亞地區的石器系統也是雙肩石器主要分佈地區，其建築傳統顯然所需的石器數量、類型與中原地區有差异。目前所發現的石器製作場主要分佈在長江以南地區，除了廣西的革新橋、北大嶺等，還有廣東西樵山〔35〕、史老墩〔36〕、江西新餘拾年山〔37〕、湖北宜都紅花套〔38〕等遺址，分佈的主要地域與干欄建築發達地區相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在浙江河姆渡遺址距今7000年至6000年發現的干欄建築，出土了大量的木構件，留下了砍伐、裁截、開板、劈削、挖鑿榫卯等工藝痕迹，用於這些工藝的工具主要有骨器、木器和石器。據發掘者研究，使用石斧進行采伐和截斷，也同樣使用石斧進行剖裂成板材，錛用作修整。榫口主要用梯形石斧砍成，卯口用石鑿和條形錛鑿成〔39〕。表明當時的人類己熟練使用石器進行木作業，而南方流行的干欄建築正體現了石器廣泛應用於建築的用途。
　　
　　除了建築所需工具外，人類遷徙、活動所需的舟船也需要工具進行製造。廣西有發達的水系，有數條主要河流如紅水河、黔江、柳江、潯江、桂江、鬱江、邕江、左江、右江等，在史前陸路不發達的情况下，最便利、安全的交通工具當然是船，不管是製作獨木舟，或是簡單的木排、竹排，都需要工具進行砍伐、截斷、剖、鑿等，新石器時代人類只有石器可用，因此製作大量的石器用於木作業是可信的。
　　
　　紅水河流域處於一個喀斯特地貌發育地區，海撥較高，地表水源缺乏，並不利於水稻的種植，而且嶺南地區雜草、灌木叢生的地理條件，石器中的石斧、石錛顯然不適合作爲農業工具的鋤、挖、收割之用。同時，廣西地區具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如在貝丘遺址發現的動物有獼猴、竹鼠、豪猪、豹、蘇門犀、野猪、麂、水鹿、羊、水牛等，並在甑皮岩人的食物結構中始終包括有塊莖類植物，這與嶺南地區有衆多的植物果食、塊莖、花等可食資源分不開的〔40〕。人類在有充足自然食物來源的前提下，對改變現有的生業方式的主動性應不高。
　　
　　獨特的地理環境、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傳統的建築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適宜的人群數量，紅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早、中期時代的人類並没有産生農耕的主動性，其石器系統與發達的木作業有明顯的關係。當然，隨着社會的進步，人群的增加，生存壓力的增大，小規模的農耕産生後，石器與農耕的聯繫愈來愈密切。
　　四、石器製作場的文化性質
　　
　　石器製作場是人類生産製作石器的“作坊”，一般認爲其文化内涵是目的性明確的製作石器所進行的生産活動的遺留。其包含的遺物是以若干種規範的石制工具（半成品、成品、廢品）、石料、廢片、碎屑及相關的設施（工棚、工作檯面、製作生産工具的加工工具、砥磨工具、錘擊、切割器具等）〔41〕。確立一個石器製作場，簡單的判斷就是所發現的大量石製品能够復原製作石器的完整工藝流程，其流程如下：
　　
　　從以上流程分析，人類選擇合適的原料，撿拾江邊河灘上的礫石或是開鑿岩塊，然後利用石錘、石砧等加工工具把原料打制成定型毛坯，毛坯經過初步的去粗、啄打等工序後並略加磨礪成半成品，再加以磨礪、啄打等工序後，就形成了一個成品。同時，在加工製作石器時在地層中保留下了斷塊、廢品、石片、碎屑等副産品。作爲製作場的生産設施，可能存在“工棚”等遺迹，具備以上生産要素的是一個標準的製作場。但由於堆積情况的復雜性，或許“工棚”遺迹難以尋找，但在江西新餘拾年山遺址的製造廠内清理出兩座圓形房屋和五座簡易式工棚，棚内分佈有大量石料、半成品、廢品及石錘、石鑽等石製品，并且發現蓄水缸，缸的周圍堆有細砂，遺址應存在一處有工棚、設施齊備、生産環節齊全的石器製作場〔42〕。由於一個製作場都可能經過了較長的穩定使用時期，當時人類當然也會在製作場附近有其它活動，如居住、煮食甚至埋葬等，並有地表水的冲刷作用，這些人爲和自然因素對石器製作的原始工作面會形成一些擾動，時間的長期性也會形成了一個堆積層，因此石器製作場的文化因素需作具體分析。
　　
　　北大嶺的石器製作場内發現數萬件石器，從礫石到成品製作各個階段的石製品都可見到。石製品分佈密集，其中有15個探方石製品超過1000件，T606多達1700餘件之多。石製品包括大量製作石器的原料、製作工具（如石砧、石錘、礪石等）、不同製作階段的産品（如石斧、石錛、研磨器等的毛坯、半成品、成品）以及碎片和斷塊。原料、石錘、礪石基本上都是河灘礫石，發現三處石料堆放點，其中兩處爲平地堆放，一處置於坑内。石料集中堆放，層層叠叠。K6001爲直徑約60厘米的小坑，發現石料123件，石料均是作石錘使用的橢圓形或圓形礫石，絶大部分並無使用痕迹。部分石砧很大，上面有砸擊、錘擊痕迹，礪石大多殘斷，顯然經過反復長期使用。毛坯、半成品器身留下加工痕迹，在器側、端或通體加工，對半成品的磨礪基本上是主要對刃端，有一些石器直接磨礪出刃端，並未經過打制。在一些石砧或礪石周圍往往有較多的石錘及石器制成品分佈，似是當時加工的位置。我們選擇對包含石製品的土進行淘洗，發現了大量的小石片、碎屑，是爲製作石器的證據。並對一些石器進行了拼對，復原了不少的石器。在紅水河流域的臺地遺址也發現了大量的石製品，包括礫石、礪石、石錘、斷塊、碎屑，以及石器毛坯、半成品、成品等，明顯包含了石器製作的基本要素。紅水河的河灘有豐富的不同岩性礫石，爲石製品的原料來源，對當時的生産力人類只能就近選擇合適的石料，不可能在離原料很遠的地點建立石器製作場，另外河灘也爲人類的生活提供了食物、用水等生活保障。大塊的岩石可用作石砧，硬度較大的圓形、橢圓形、扁圓形的礫石適宜作石錘，扁長形的礫石便於加工成斧、錛類，而砂岩是用作礪石的最佳石料。從加工技術看，當時人類已具有熟練的技術，根據石料的形狀采取不同方向、不同的加工方法，錘擊、砸擊法是西種主要的打坯方法，因此原料的來源和加工技術爲石器製作場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同樣，在百色革新橋遺址位於右江南岸臺地，石器製作場内有許多分佈集中的石製品，以石砧爲中心，散佈許多礫石、斷塊和碎片等，在石砧的周圍發現有石錘和礪石，如果石砧兼用作礪石，則周圍没有礪石。有的石砧周圍還有石斧、石錛的半成品或成品。還有的石製品分佈呈扇狀，石砧在“扇”的把端，有可能是製作石器的人的位置〔43〕。如前面所提到的西樵山等遺址中所發現的石器製作場的確認，也爲紅水河流域臺地遺址發現的石器製作場文化性質提供了相佐的材料。
　　
　　紅水河流域的臺地遺址處於紅水河兩岸，有豐富的礫石材料，提供了製作石器的基礎，木作業的需求直接推動了石器生産製作的産生、發展，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生産時期，石器製作技術的進步提高了生産效率，各方面的因素形成了紅水河流域發達的石器製作業，從而留下了衆多的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包含了不同製作階段的産品，可以復原當時的石器製作流程，對遺址的石器製作場的文化性質是可以確認的。
　　
　　四、餘　論
　　
　　紅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構建廣西史前文化序列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意義，其特殊的地理環境，産生了不同於其它地區的文化内涵。廣西地理環境復雜，河流周邊山地、丘陵、臺地和喀斯特地貌交錯分佈，并且氣候差异較大，從而形成衆多的地理單元，導致各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各有自己的特色，形成相對獨立的發展演變關係。但另一方面，由於人類的不斷活動，交流的機會增加，文化互相影響的不斷加大，也導致了部分相同的文化因素的交相出現。因此要徹底解决紅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源流、發展演變以及與其它文化的關係，還有待今後的調查、發掘工作的材料補充、完善。
　　
　　注　釋：
　　
　　〔1〕林强、謝廣維等：《廣西都安北大嶺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2日。
　　
　　〔2〕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紅水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調查報告》，《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2007年。
　　
　　〔3〕同〔2〕。
　　
　　〔4〕同〔2〕。
　　
　　〔5〕李慶斌：《大化縣琴常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2年。
　　
　　〔6〕邱龍：《大化縣音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2年。
　　
　　〔7〕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馬山縣六卓嶺、尚來嶺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廣西考古文集（第二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
　　
　　〔8〕樑旭達：《紅水河流域原始文化概述》，唐正柱主編《紅水河文化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9〕同〔8〕。
　　
　　〔10〕同〔2〕。
　　
　　〔11〕同〔2〕。
　　
　　〔12〕同〔2〕。
　　
　　〔13〕鄧聰：《史前蒙古人種海洋擴散研究——嶺南樹皮布文化發現及其意義》，《東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工作隊、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邕寧縣頂螄山遺址的發掘》，《考古》1998年11期。
　　
　　〔15〕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横縣秋江貝丘遺址的發掘》，《廣西考古文集（第二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
　　
　　〔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工作隊、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南寧市豹子頭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2003年10期。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傅憲國、賀戰武等：《桂林地區史前文化面貌輪廓初現》，《中國文物報》2001年4月4日。
　　
　　〔19〕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隆安大龍潭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2年第1期。
　　
　　〔20〕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訓練班等：《廣西南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文物》1978年第9期。
　　
　　〔21〕何乃漢：《崇左吞雲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廣西文物》1985年第1期。
　　
　　〔2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14C年代數據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23〕同〔20〕。
　　
　　〔24〕同〔19〕。
　　
　　〔25〕同〔19〕。
　　
　　〔26〕陳遠璋：《桂南大龍潭類型遺址初論》，《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2006年
　　
　　〔27〕傅憲國：《論有段石錛和有肩石器》，《考古學報》1988年第l期。
　　
　　〔28〕彭書琳、蔣廷瑜：《試論廣西的有肩石器》，《紀念黄岩洞遺址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年。
　　
　　〔29〕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譯，文物出版社，2004年。
　　
　　〔30〕錢耀鵬：《略論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類型》，《考古》2004年第12期。
　　
　　〔31〕王仁湘：《關於我國新石器時代雙肩石器的幾個問題》，《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3年。
　　
　　〔32〕同〔29〕。
　　
　　〔33〕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百色市革新橋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03年第12期。
　　
　　〔34〕同〔29〕。
　　
　　〔35〕曾騏：《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古遺址》，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36〕英德市博物館等：《英德沙口史老墩遺址》，《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3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餘市拾年山遺址》，《考古學報》1991年第3期；曾騏：《論史前時期石器製作場兼談香港西貢蚝涌的考古發現》，《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38〕紅花套考古發掘隊：《紅花套遺址發掘簡報》，《史前研究》1990—1991年輯刊。
　　
　　〔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年。
　　
　　〔40〕同〔17〕。
　　
　　〔41〕曾騏：《論史前時期石器製作場兼談香港西貢蚝涌的考古發現》，《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42〕同〔37〕。
　　
　　〔43〕同〔33〕。

　　（林强，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