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政權的建立

　　1644年，明將吴三桂引清兵入關，清兵攻陷北京揮兵南向。

　　1646年11月，兩廣總督等人擁立明朝宗室朱由榔在肇慶即位，建元永歷，聚兵以抗清兵。

　　翌年，防護西寧縣城的鐵砲鑄造。砲身長11米，砲筒圓形，直徑75公厘，砲身上鑄有銘文：“永歷二年鑄造，防護西寧縣，重300斤。”

　　爲什麽要鑄造鐵砲來防護呢？

　　1647年春，清兵提督李成棟自廣州西攻肇慶，朱由榔敗走廣西，清參將商之盤由廣州領兵護陳曜到西寧任知縣，原明朝西寧參將趙千駟、署縣倪在翰剃發投降。趙千駟部下把總朱家臣不願降清，率兵扺抗，攻下東安縣城，殺死了新任東安知縣邱隅。兩月後，清兵援軍迫至，朱家臣被清參將商之盤擒殺，羅成基逃入西山堅持鬥争。

　　此時，西寧一帶反清勢力還相當强大。1647年舊曆7月3日，莫黎成率領漢、瑶各族人民包圍西寧縣城，被商之盤擊退。越十天，又有二萬餘人圍攻縣城，適逢滂沱大雨，山洪暴發，商之盤趁勢殺出城，致令水陸陳屍逾萬。8月，明將李定國自廣西進攻西寧，挫敗了商之盤，清西寧知縣陳曜歸順明朝。11月清總兵閻可義又率兵攻佔西寧。

　　1648年5月，清提督李成棟反正，迎桂王朱由榔歸肇慶，兩廣盡歸明朝。清西寧署縣王準、參將趙千駟投歸明朝。

　　當時形勢對明朝很有利，但是明朝内部派别很多，力量互相牽制，朱由榔無從駕馭，只能任其各自爲戰。李成棟死後，1650年1月，廣州復爲清兵所占，朱由榔又倉惶由肇慶西逃。12月，清參將宋裕昆護知縣桂可培重奪西寧縣城。

　　1652年，朱由榔在廣西重組政權，分路出師，各路民軍紛紛配合，大敗清兵，清西山中軍陳良弼及知縣桂可培均降，清西山署縣龔銑則吁請梧州總兵救援。此時，早年逃入西山的羅成基配合明將吴子聖率兵數千攻陷羅定州城，殺死清知州慎掑及鄔象鼎。明將李定國部下宋相國率兵再攻西寧，清西寧知縣王承時、遊擊陳之都認爲戰守均不利，退出西江。1654年，明將李定國兵敗，退往廣西，王承時、陳之都趁勢復城，翌年羅成基被清總兵候襲爵籠絡瑶族首領殺害於深山。

　　於此十年間，西寧縣城多次爲明清兩軍交替佔領，反正、投降也反反復復，戰事頻仍，形勢混亂，連年饑荒，百物騰貴，人民流散，痛苦不堪。直到1661年，清廷徹底戰敗朱由榔，知縣李翼鵬出榜招流散群衆回鄉復業。

　　被清廷封爲藩王的明代降將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1673年反清，史稱三藩之亂，1675年西寧縣城發生戰鬥。之後，清兵平亂，西寧縣境始趨安定。於是，這兩門鐵砲保存在西寧縣的城頭上。

　　清朝初年，西寧設兵防守營汛情况如下：

　　羅旁、逍遥、封門、夜護、函口五地是交通要塞，設立營汛，各有把總1名，守兵150名。

　　羅旁負責西江一帶的防守，從古備、白木、田舍、丹竹坑、大曆到上迭。

　　逍遥負責南江一帶以及從逍遥口到縣城之間的西山大路支路，地域包括南渡、古蓬、變夷嶺、大榕、下城垌（今寶珠）、梅花營。

　　封門負責縣城（今建城）到州城（羅定）之間的西山大路一帶，從車滘、茅暹、黄五嶺、大傘（今大全）到雲霄。

　　夜護負責扶合、牛頭、思慮一帶，這裏地接廣西岑溪七山六十三山，是個關隘。

　　函口負責排阜、安鵝等地，也是連接廣西的關隘。

　　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西寧一帶太平，駐兵已陸續减少，只有騎兵26名、步兵53名、守兵185名駐防。

　　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朝代已改變，當年曆史上所形成的矛盾已經大大弱化，經皇帝批準，裁撤了都城巡檢司，清干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把距離信宜縣城僅數十公里的懷鄉四都復劃歸信宜管轄。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三潘平定，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裁撤都城巡檢司，這可説明該地政權的穩固。

　　瑶寨的衰微

　　西寧縣建立後，歷經明清政權交替，到清干隆年間，100多年來，瑶寨逐漸走向衰微。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時的瑶寨，都城鄉28個，晋康鄉77個，瀧水縣65個，悦城鄉12個、金林鄉37個。都城鄉瑶寨地名，在今天看來，除了大力山之外，其餘都與今天地名迥异，難以對照、考定。

　　清干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西寧縣册上瑶洞村寨有中村、白芒、息村、知備、木蔃等40多個。（《舊西寧縣誌》道光本，卷三十三）因爲瑶族人大多向廣西方向遷移，只剩下極少數的盤、藍、雷等大姓留在西寧。他們被編入民户，逐漸隱去民族身份。原有的民族語言、民族心理特徵和風俗習慣，也隨着時光的流逝而消失，他們的後裔生活習性逐漸與漢人相同。經過歷史的風雨滄桑，他們失去了瑶族的身份。

　　僮文化和漢文化、僮人和漢人更易於融合。清代夏修恕的詩歌説到：“社鼓聲喧戰鼓歇，僮伶盡作太平人。”

　　詩中説的僮伶，實是以個别代替少數民族的整體。

　　瑶寨衰微後，經過若干代，以至數百年後的今天，瑶人的身份更無從辨認，他們也自報爲漢人。近年，在寶珠鎮大林村，有人在户口册上恢復其瑶族身份。

　　瑶寨的遺迹至今仍有遺存。1985年8月縣文物考古隊曾到東壩佛路村考查。從考古發掘來看，在北牛頭山上，瑶寨遺迹平面1500平方米，橢圓形，中間地勢凹下，周圍灰沙築圍墻，墻高2米，寬1 米。東西兩邊有砲眼，當年瑶民防禦征剿而退至此。

　　書院的拓展

　　從康熙至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0年）的150多年間，西寧的社會比較安定，文化有新的發展。

　　 “就清朝而説，儒家正統思想的地位勝過以往歷代。”（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清王朝政權鞏固後，儒家文化有良好的生存土壤，促使了儒道佛文化龢民間文化的活躍。

　　清朝初年，西寧遭受多年戰禍，人民流散，當社會穩定之後，官府招人回來創業。此刻，讀書聲少，明代所建的五間書院，房舍經歲月風雨剥蝕，已經頽廢。

　　這時，官府舉行考試，又出現土附不分，甚至外邑人士有人鑽空，靠金錢或關係打通關節，賄借他人文契，假冒姓名應考，或换卷作姦，冒名頂替，占了西寧的名額去參加鄉試，以致册上人才濟濟，學宫人才寥寥。

　　從康熙七年起，縣令張溶和土著士人肖九臬等人多次上書，要求防止冒籍應考，繼而力陳附籍的流弊。康熙四十七年，獲准永除附籍，外邑士人到來競争功名的路途才斷絶。

　　因此，萬曆六年至康熙四十七年的130年間，本縣考取進士或舉人的，有一部分並非本縣在册人士。

　　我們試從大曆史、大環境、大視野觀察地方科舉制度的變化，它的背後隱藏着解讀一部分南江文化的密碼。南江文化的發展從宋代末年到清代康熙初年的380多年間，走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此刻，詩書弦歌興盛，恢復宋朝儒家風氣，南江文化有了新的發展路標。

　　康熙年間社會穩定，生産發展，人口增加，往昔那種瘴煙彌漫的景况不復存在。“香生遠浦花初發，日照晴瀾瘴已收。”（張溶《題文昌閣》）“瀧江環帶水，曲折一舟行。鳥道沙沿岸，寒山樹繞城。東風楊柳色，殘照鷓鴣聲。儼有桃源趣，蕭蕭野興生。”（戈息《舟入羅旁》）這些詩，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縣令張溶着力發展教育，把東門、南門、西門和葵嶺四所社學重修。

　　東臯書院又名典學書院，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干隆二十三年（公元1756年）兩度重修，後來圮毁而重建，有碑記，紀念明代知縣謝天申，清初區國龍有《典學書院應謝邑候詩》咏此事：

　　    昔年孺子未相親，今日神君入夢頻。

　　僻邑以來無此宰，讀書之上見其人。

　　榕陰復地回溪静，山色當門過鳥馴。

　　時有窮鄉黄發老，看碑扶杖泪沾巾。

　　從康熙年間起，相繼出現新的社學或書院有：

　　通門義學，舊爲公館，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縣令李翼鵬改建，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爲義學，後圮毁，干隆九年縣令劉斯組重建。

　　都城義學，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冉熾、史賢建。後改爲錦江書院，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縣令諸豫宗從都城象山遷到石人岡。

　　甘棠書院，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建。

　　天禄書院，干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劉斯組建。

　　羅西義學，據《西寧縣誌》道光本説，在“泗淪圩大塘山麓。泗淪爲州縣交錯之區，故以羅西名。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知縣沈寶善倡州生員沈虞階及附近紳士捐建”。當時，由於榃濱、嘉益地近泗淪，所以西寧縣在泗淪辦了這間書院。

　　喜泉書院，在連灘舊圩，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沈寶善倡建，候友建。

　　桂河書院，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沈寶賢倡建，紳士劉仁守建。

　　甘泉書院，在通門黄五嶺，原是陸星達别墅，嘉慶十年改爲書院，道光九年（公元1830年）改建。

　　所謂社學，是鄉間的學校；義學，則是免費的學校；書院，則是有規模的學校。

　　這些書院，至今大多已毁，只有桂河書院、錦江書院保留部分風貌。羅西書院則保留較好，上世紀50年代因嘉益、榃濱劃歸羅定管轄，羅西書院現成爲羅定的一個景點。

　　詩詞的豐盛

　　清代西寧詩詞文化興盛，豐富的歷史文化沉積至今仍彰彰可考。

　　按經史子集四部來分，其中集部當屬現代所説的文藝作品。從諸豫宗編縣誌時，收入阮元所編的《廣東通誌》記載的作品集，牽涉到西寧縣的就有：

　　清代初期有金燦《放言詩》一捲、區國龍《黄石集》、戈息《石樓集》、袁珂《刻鶩集》、衛金章《茶源詩稿》、羅大鯤《垂雲堂北行詩》一捲、《咏物詩》一捲、金光綬《燃灰集》、岑國士《錦江集》、彭士仰《坳堂詩集》。

　　清康熙年間的縣令張溶重視外來的和本土的人才，留下了可觀的詩詞。張溶與詩人唱和的詩集，如《龍井亭唱酬集》、《山響亭集》、《鬆閣唱和集》，各有一捲。到干隆期間，有彭沃輯的《三瀧詩選》，把當時許多詩歌收進去。被稱爲廣東詩壇三大家的屈大均、陳恭尹、樑佩蘭，在北京詩壇享有盛譽的夏修恕，都在鬱南的土地上留下過詩篇。

　　清代西寧人包括到來任職的外地人寫下了相當數量的文學著作。這些詩集有無存世，諸豫宗在道光九年編修縣誌時没有説明。民國時代以諸豫宗編的爲底本增補而成的縣誌，則説明這些詩集大都已失傳。

　　名人屈大均當年何以到西寧？其人生平如何？屈大均（公元1630－1686年），番禺人，生平處於明末清初，曾從業師陳邦彦抗清，邦彦遇難，到肇慶投永歷帝，上《中興六大典書》，被授中秘官職，遽父病歸鄉，父殁，曾一度出家，後出遊大江南北，結交文人學士，著作甚豐。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屈大均55歲，應縣令張溶的邀請到西寧，由張溶的侄子陪同參觀。

　　據成鷲《紀夢編年》説，“庚申八月至西寧，九月扺下城峒。長者龐卯君博學狷士，遂主其家，即其人也。”

　　在張溶主修的《西寧縣誌》，註明林之枚、屈大均、龐嘉耊爲校訂（即審核），看來屈大均到西寧的目的是審閲《西寧縣誌》。該志書收入屈大均《瀧西事略跋》、《文昌閣記》、《童子稚歌序》（現存該書《瀧西事略跋》只有目録，缺正文）文章三篇，《山響亭》、《題龍井亭》詩歌各兩首。其當時所作的詩歌大多没有入編。

　　據鄔慶時《屈大均年譜》載，當年屈大均應張溶邀請，到西寧寫下的詩詞有：《舟入羅旁之水將訪西寧張明府有作》四首、《訴衷情·近西寧山中》、《至西寧贈張大令》、《采藥西寧承張大令使君命其侄孫豫表陪探燕子岩、大峒、龍井諸勝》、《龍井》、《題西寧張邑候山亭》二首、《拂霓裳·從西寧使君乞白鷳》、《一叢花·題西寧長春寺》、《至西寧下城峒奉訪龐卯君五丈》。

　　屈大均的詩，在張溶主編的《西寧縣誌》收録4 首，在以後的縣誌中却没有收入，其原因看來關係到清代的文字獄。

　　屈大均死後34年，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因北方曾静之的著述有反清内容，皇帝頒行《大義覺迷録》令各地宣讀。因屈大均著作有相似的反清内容，其子孫自首，刑部議，認爲屈大均身死已久，應仍錐屍梟示。皇帝命刑部與九卿面議復奏，最後免錐屍梟示，其子孫因自首而不致斬决，流配福建。子死獄中，孫到干隆二年（公元1737年）才獲赦回原籍。干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間，屈大均死後已80年，鄉人收藏屈氏著作，曾三度被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上報，擬將收藏者斬首。後干隆皇下旨，内有：“屈大均悖逆詩文，久經毁棄，本不應私自收存，但朕屢經傳諭，凡有字句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人無涉。其中如有詆毁本朝字句，必須削簡焚編，杜歇邪説，勿使貽惑後世，然不過毁其書而止，並無苛求。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訪求遺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粤東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止須銷燬，毋庸查辦。……若經此番誠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慝僞妄之書，日後别經發覺，即不能復爲輕宥矣。”這時，干隆皇對抗清戰死或自殺的明朝文臣武將大加褒奬，認爲“舍生取義，各能盡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没不彰？”“屈大均輩幸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耻，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能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字自圖掩飾其媮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衮鋮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酌理而公好惡，是以植綱常，即以是示彰闡。”（以上引文見《四庫全書提要》）當時，對於屈大均的著作一律銷燬。對於其他人著作中引用屈大均的議論或詩詞者則要“簽明抽毁，於原板内鏟除，仍存其原著以示平允”。因此，干隆後出版的《西寧縣誌》等著作，自然就無屈大均的詩詞了。

　　清代有人吟詩：“不將一死酬君父，空有遺書累子孫。”

　　這種情况，持續了百多年，到清代末年，屈大均的著作重見天日。這時有評論説：“先生之書經清廷禁毁乃愈行，先生之名經干隆醜詆乃愈起，先生之志經清吏蹂躪乃愈發揚而光大。……干隆有知，自當悔此一舉。”

　　在清代的縣誌烈女傳中，我們看到封建社會扼殺女性天才的一例。

　　明代知縣朱謀堡之女嫁與參將趙千駟之子庠生趙大奇，數載後夫死，豪貴逼她改嫁，她不從。朱女日日作詩，詩不傳外，唯鄰家婦人得其兩句詩：從今不見三郎面，空對茱萸到白頭。她不久哀傷而死。

　　如果她的詩能傳到今天，我們也許能看到這位才女的感情。但是，封建社會禮教，使她把所寫的詩外傳也不敢，更不會破天荒地刊行。即使刊行，也不容易傳到今天。

　　科技的花蕾

　　隋唐開始的開科考試爲平民進入仕途開了一扇大門，從這點上看具有進步的意義。這種制度延續了千多年，到明清時期考試采用呆滯死板的八股文，學士只求有朝一日金榜題名，能坐擁黄金屋和顔如玉，所學知識與現實生活嚴重脱節。

　　明朝末年的宋應星在其科學著作《天工開物》的序言中就冷静地寫：“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這反映了科舉時代自然科學備受冷落的境遇。一些在文學上有創造性的才子，像《聊齋志异》的作者蒲鬆齡終生没有當上舉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竟連個秀才都未曾考上。經過歲月的磨礪和檢驗，隔了兩三百年後的今天，歷史作出了定性：宋應星成爲著名科學家，其著作也成爲科學巨著；蒲鬆齡、曹雪芹成爲文學大師，其著作成爲文學史上的寶貴明珠。當時一些獲取過功名的人當嘆望塵莫及，其作品對着這些耀眼的巨星竟黯然失色。

　　康熙皇帝也曾意識到八股文“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曾於1663年廢止八股考試，但是當時反對廢除科舉力量强大，1668年恢復八股考試。干隆時也有大臣上疏，應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别思遴拔真才實學之道。干隆也曾組織討論，發現没人能提出替代科舉的良策而作罷。

　　盡管封建時代統治者重視用《四書》、《五經》培育人才而忽視科技知識的普及，但我們從南江一些詩文却看到一些科技的花蕾。

　　康熙年間李玉鋐所編的《西寧縣誌》中在烈女這一章節中有一段話：“寧邑有天車之制，農家取水灌溉，其法以櫛椿絶流，令諸水聚注於一渠而車乃動。”寥寥數句，這是作者無意記下水輪車的使用。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在如今鬱南這片土地上，至遲在清初已經使用水輪車來灌溉。

　　龍其值得一提的是曾任縣令的李以寧的一篇詩文。他説及曾看到西方人利瑪竇《制器圖説》一書，内有平衡玉諸車從高處汲井水引來灌田，一日可千畝，可以頂上幾十臺龍骨水車，而且節省人力。他曾請人繪圖，並於大旱時仿製用於實踐。他以詩句描述此景狀：

　　陽烏赫赫行炎歊，火雲肆兀土山焦。

　　按視稻畦半龜裂，邨農望救如原燎。

　　焚廟鞭巫亦非策，溪流不得膏樑苗。

　　有客見請興婆娑，躊踷水法歐巴羅。

　　梯航萬裏精製器，龍尾之象若旋螺。

　　試問工師考尺度，鯨吞虹飲臨滄波。

　　圜轉千鈞引一發，頗似趵突噴岩阿。

　　童叟來觀驚未見，……

　　從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他使用的應是手摇水泵之類的機械。他的意識和行動都可以説超越當時人的水平。許多縣令面遇大旱時往往焚香祈禱，乞求神靈恩賜普降甘霖以濟蒼生。而他却提出“焚廟鞭巫亦非策”，即到廟裏焚燒香燭、請巫師祈求天賜都不是策略，而應該學習使用先進的生産工具抗禦灾害。

　　作爲主編的縣令李玉鋐把這些詩文收進縣誌裏，也説明見識高人一籌。

　　盡管主編並未能把科技當作縣誌一個綱目來處理，但在志書中能宣揚科技進步確是難能可貴的。這些科技意識在南江流域的薫陶，爲日後海洋文化的涌入打下了社會基礎。

　　廟宇林立和佛道勃興

　　從明代建立西寧縣以來，梵刹與縣城同建，到清代尤甚。清代西寧的廟宇大致可分爲四類：一是官方建築的，如文廟；二是屬佛教的，如天竺寺、西竺寺等；三是屬道教的，如關帝廟、天後宫等，四是不屬於上述三個系統的，是由當地民間信仰而供奉的廟宇，如張公廟；其中也有古越族的文化遺存，如盤古廟。上述四類的劃分，界綫並不是很嚴格的，有些廟宇究竟屬於佛教還是道教，就較難劃分。原本不屬佛教系統的宋桂張公廟，後來有和尚居住，可説是佛教門徒對地盤的擴張。

　　在封建社會時期，每縣都由官方出頭興建文廟，祀封建帝王視爲至聖先師的孔夫子。而且，規定官員要按時按儀式拜祭。西寧縣城在城内和都城都有文廟，現均已毁。遺址在建城鎮中心小學和都城飛鳳山上。

　　也有祀關羽的武廟，關羽被尊爲關聖帝君。在都城和大灣都有關帝廟，在桂圩有文武廟。

　　在建城、連灘有祭祀盤古的盤古廟，有祭祀古代醫藥學家的藥王廟，在都城、桂圩有有祭祀龍母的龍母廟。還有北帝廟、華光廟、三聖廟、瀧水廟、威靈廟、張康帥廟、五龍宫、龍慶宫。

　　各地都普遍有的土地廟，每村口都建有俗稱社公（社稷）的神壇。社爲一方土地，稷爲谷神，後來社稷引伸爲國家的代稱，這説明農耕社會的人對土地和谷神的尊崇。

　　以上所説的廟宇，有些是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如文廟、關帝廟；有些廟是南方有的，如龍母廟；有些廟則是當地才有的，如威靈廟、康張帥廟。

　　威靈廟，在桂圩百擔，因當時有老虎出没傷人，鄉民認爲，神能伏虎，遂建此廟。

　　康張帥廟，在都城，20世紀50年代拆毁，在該地建設工人文化宫。此廟究竟祭祀誰人，古人也不大清楚。南宋皇帝趙構曾封地在康州，是否指趙構？張呢，誰能與皇帝並列？古籍對此廟，已發出疑問：查史乘，史乘不載，問父老，父老不知。

　　像這樣史不載、人不知來歷的廟宇，後世人就更難以明白了。

　　古代，皇帝的家廟稱爲太廟，只有祭祀被尊爲與皇帝一樣地位的人物，才能稱爲廟。祭祀士大夫官僚的、平民先祖的，只能稱爲祠。

　　清代西寧佛教盛行，出現十大寺觀：雲窩寺、天竺寺、西竺寺、龍華寺、龍井寺、石門寺、龍禪寺、龍盤寺、甘竺寺、梅嶺寺。

　　此外，還有長春寺、永寧庵、華林庵等。

　　龍井寺又名龍井庵。寺和庵的區别是：佛教供奉菩薩的建築由和尚居住的，稱爲寺；小寺或由尼姑居住的，稱爲庵。這些寺或庵，當時其名號並非稱爲廟。把一切立有菩薩供人祭祀的建築物都統稱爲廟，只是民間或後世人的説法。

　　古時的人早已認定西寧縣林壑美麗，自然景色誘人，正宜僧人建廟。明末的知識分子有不少在清初削髮爲僧隱居，驚嘆此地多廟宇，因而有一些高僧在此地廟宇擔任過主持，認爲西寧是個僧海之地。

　　佛教臨濟宗通玄係傳人道忞弘覺嗣法弟子與嶺南有關的是智華宗符和傳聚中介，傳聚中介在西寧雲窩寺任主持。智華宗符法嗣弟子元覺離幻，元覺離幻法嗣弟子成鷲迹删是肇慶慶雲寺的第七代主持僧，他曾在西寧石門寺任主持。

　　釋成鷲(1637—1719年)，本名方顓愷，字麟趾，番禺韋涌人，飽讀儒家詩書，又喜愛舞槍弄棒，少年曆經種種艱辛，中年看破紅塵。康熙十八年(1679年) ，皈依佛門，禮羅浮山石洞禪院元覺離幻和尚出家，得其法嗣。之後先後到過瓊州府(今海南省)靈泉寺、南海馬山龍華禪院、香山縣(今中山市)東林一庵、澳門普濟禪院。他1708年任肇慶慶雲寺第七代主持，在短短六年(1708—1714年)中使慶雲寺建設步入新境界。他擴建寺院，使布局更加完善，又撰修《鼎湖山志》(又稱《慶雲寺志》)，使鼎湖勝景並慶雲僧史載入史籍，供人瞭解、研究，增寫《重申祖訓約》，著《僧鐸》讓寺内僧人學習，重振戒風。

　　成鷲在住持慶雲期間，曾邀集各方文士賢達，爲慶雲寺鼎湖山選定了“十景”，並將“十景”之精華所在、登臨題咏詳細記載在山志之中。這是鼎湖山作爲風景區的首次正式記述，説明至少從那個時候開始，鼎湖山不但作爲佛教聖地，而且作爲著名的旅遊風景區爲人們所認識。另外，據山志所載，康熙末年，寺中專門開設了豆腐寮和炒菜寮，可知聞名遐邇的鼎湖素菜，在那時已嶄露頭角。

　　成鷲以前的六任主持都是當到圓寂爲止，成鷲六年任期滿後自動退職，定下以後歷任住持退院之規矩。此後，歷任主持都一任、二任之後自動退院。釋成鷲晚年曾主持番禺縣大通烟雨寶光古寺(大通寺)。

　　釋成鷲在康熙年間，在西寧石門住過數月，見其所著《紀夢編年》。歷史上遺民著書，往往貼上“夢”的標籤，如南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録》，吴自牧的《夢粱録》，清初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闕名的《如夢録》等等，甚至出家人也向俗人學習，成鷲的回憶録就是以《紀夢編年》爲名的。

　　民間詩社和樂曲

　　清廷重視漢文化、科舉，但知識分子獲得取名的僅是少數，大多生活在民間，與下層人民相結合，詩社的興起成了民間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民間詩社雖然有出題寫七絶詩體的，但多數還是以連灘山歌爲載體。

　　民間舞蹈也盛行。

　　據清朝康熙五十七年的縣誌記載，西寧的風俗，在立春前一天，官竂迎春在郊外，各裏鋪行，藝術人等例裝春色共數十架，及獅犀等戲，盡鳴鑼隨之，聲徹數裏，先出郊外候官臨，魚貫前道回城，閭里無貴賤少長，及近村，男婦盡共集通衢，遮道遠視，亦治具招其親友，謂之飲春酒。

　　自年初八起，通衢每間十家或八九家高架一棚，各鄉村則以社前搭棚，盡張彩懸花燈，或作煙樓月殿、金山銀海之類。處處宴集，謂之慶燈。高歌管弦，或徹競夜，又自演裝各項故事及龍鳳麟獅犀象之類，詣富厚家戲舞。在官衙前及富厚之家放烟花。至十五晚元宵節，並弛禁，縱民偕樂，男女縱觀塞道。

　　九月二十日，俗謂本縣城隍誕。陰陽官暨各鄉老各具牲醴諧廟朝賀，設戲棚金鼓鬧神爲賀。

　　以上的記載，説明西寧於康熙年間已有高聲歌唱和演戲活動、元宵花燈活動、舞獅舞麒麟活動，管弦鼓鑼合奏。

　　縣令張溶《華表江聲》一詩中有説到：

　　雲影碧連鬆籟暝，

　　棹歌聲和竹枝詞。

　　棹歌就是漁歌。竹枝詞是唐代詩人摹仿民歌而寫的通俗詩歌，但張溶的詩句明顯地表明不會是指寫成書面上的詩，而是指山歌，因爲它能以聲來伴和漁歌。

　　這説明此時此地有漁歌和山歌傳入縣太爺張溶的耳朵。

　　當時演什麽戲？這是我們關心的。

　　這不會是粤劇，因爲粤劇當時還未起源。

　　會不會是麒麟歌、麒麟戲？會不會是連灘山歌？可惜，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對有蓬勃生命力的民間文藝缺乏關注，在當時的縣誌上没有較細緻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