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何誠端和平臺義勇祠

　　1840年發生中英鴉片戰争，之後列强相繼入侵中國。中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開始了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人民深受外國列强和封建制度的壓迫，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854年，陳開和李文茂在佛山和廣州發動了反抗清廷的武裝鬥争，都城何誠端響應，率數千人起義，圍攻縣城，城内羅子萬爲内應，幾陷城，被官兵調各地團練到來，雙方血戰。羅子萬被殺，何誠端撤退回都城。官兵和團練圍剿都城，何誠端設下伏兵。風嵐嶺是當時主要的通道，一過山嘴就可見錦江書院，有紳士廖履貞立於書院門前頻頻揮動手中蒲葵扇以示退兵，團練警覺而没有全陷包圍圈。何誠端在郊外與之大戰，殺敵數百，該紳士也被殺。

　　1855年，陳開和李文茂圍攻廣州半年之久，撤兵到廣西，建立大成國，繼續反抗清廷，勢力波及廣西大部和廣東、貴州部份地區。大成國的兵稱爲紅巾軍。兩廣交界的西江地段，成爲了與清廷水陸交戰的地方。

　　1857年，清兵扼守猪仔峽，列舟横江，以鐵鏈使船船相扣以抗擊，並派水兵進駐都城。陳開、李文茂兵沿江東下，被清兵擊沉兵船40多艘。後西潦大作，紅巾軍乘勢冲至敵後，清兵陣脚大亂，守備中彈墜海身亡，部將戰死，全軍復没，大成國兵攻陷德慶。

　　清廷修戰艇，募士卒，辦團練，其中平臺的團練勢力最大。1858年6月，5000餘人集結都城，水陸兩路，向西進攻，直逼封川江口。駐守在該地的紅巾軍以砲相拒。雨驟浪急，清水兵難進。後東風大作，清兵乘勢而上，攻下封川江口和廣西梧州等地。

　　大成國的主力退守到廣西，但西寧縣内的戰鬥還時有發生。1860年5月，紅巾軍從廣西來，攻佔桂河逾月始退。1862年10月，紅巾軍8000餘人從廣西來，攻佔了桂河和縣城。攻城之日，梯冲百度，進入城中，巷戰通宵。官兵團練屢次反攻，均告失敗。西寧知縣避亂逃往寶珠病死。德慶知州率兵到都城對江元頭沙，聯合團練，直撲桂河和縣城，激戰兩月，紅巾軍始退守廣西。

　　清朝統治者重新鞏固其政權，知縣在縣城、平臺妙門村興建義勇祠，爲戰死的團練招魂。

　　自1840年至1949年的百多年間，社會動盪，盗賊蜂起，人民反抗壓迫。這期間，海洋文化進入，傳統文化的大門打開了門縫，南江文化在海洋文化開始進入的情况下受到衝擊而逐步演變，其文化反映了傳統鄉村社會緩慢地向近代文明轉型的過程。

　　張公祠變爲張公廟

　　紅巾軍的活動環境與張元勛所處的時代不同，兩者全無關係。歷史有時真奇妙，可以説，紅巾軍的戰鬥促使張公祠的昇級。

　　我們先看看清代初期西寧的名祠情况，除了明代建築的名宦祠、鄉賢祠、張公祠、龐公祠、遺愛祠外，新建的有：

　　王公祠，祀知縣王鋮，康熙九年建。

　　沈公祠。祀知縣沈寶善，康熙十三年建。

　　張公祠，祀知縣張溶，康熙三十二年建。

　　忠義孝弟祠，祀孝子吴邦憲，雍正二年建。

　　節烈祠，祀烈婦鄧氏，雍正二年建。

　　安定祠，祀明代的凌雲翼、殷正茂、李錫、張元勛，道光七年建。

　　在道光以前，西寧縣衆多的名祠，經過歷史的選擇，有些隨着建築物的頽倒而銷聲慝迹，只有在古籍中纔可以找到它的身影。有的却變得格外輝煌，歲月爲它增添風采，最典型莫過於張公祠。

　　相傳最初的張公祠在宋桂。民間流傳人們爲了紀念張元勛平定南江一帶地方的功迹，就在群蟻銜土壘成墳的地方首先建起張公祠，座落在今宋桂鎮鳳塘村虎山腰。

　　原廟已毁，石碑不存，何年所建，尚待查考。現在所見者爲重建。

　　連灘張公廟初名張公祠。“張公祠在連灘，祀明總兵張元勛。……”（清王植《羅定州志》卷一）此廟建於明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清諸豫宗《西寧縣誌》卷五）

　　現存連灘張公廟内的《張公元勛碑記》説：當時，“積年蠶食之土宇悉歸版圖，累世被戳之官民盡償冤……山城如畫，行者歌，居者寧，此皆張公之力也。士民永懷恩德，念念不忘，因此立廟祀於連灘。萬曆五年丁醜春，武成，獻議開拓州縣，欽命陳璘昇瀧水縣爲羅定州，建西寧、東安二縣，其事載在《羅旁善後功績碑》，《羅定州志》彰彰可考，萬曆十二年副總兵陳璘所作。”此碑記爲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羅定州晋康司巡檢劉鴦齡重録，命人石刻。

　　張公祠自從明萬曆建立以後，到清代康熙年間，它在縣誌上與名宦祠、鄉賢祠、蘇（至卿）公祠、王（鉞）公祠、龐（嵩）公祠等並列，並未見有什麽特别的記載。

　　而且，後人爲在此地張姓當過知縣的人建祠紀念也稱作張公祠。康熙年間，西寧祀張溶的祠堂稱爲張公祠，道光四年的《東安縣誌》説，“張公祠在城東玉皇殿，祀知縣張沆。又，張公祠在寧波堡新圩，祀總兵張元勛。”可見當時張公祠的名聲並非十分顯赫。

　　但是，紀念張元勛的張公祠却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重修。直到道光年間，依然稱作張公祠。連灘張公廟，何年改稱廟，記載不詳，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編的《西寧縣誌》仍然把它稱爲祠：“張公祠在連灘……一在城東十裏魯富坑……均祀明總兵官張元勛。元勛於萬曆四年大征羅旁勞卒，士民感其澤立祠祀焉。”到1935年重修的《西寧縣誌》則稱爲廟了：“張公廟（舊志作祠）祀明總兵官張元勛……”（何天瑞主修《舊西寧縣誌》卷六）至於宋桂張公廟初建之際，是祠還是廟，今難查考。

　　按照詞義分析，祠廟有時雖可同用，如杜甫詩中有“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但兩者畢竟存在一些差别，祠是社會公衆或某個階層爲共同祭祀某個人物而修建的房屋，而廟則是供奉神佛或歷史名人的處所，從祠變爲廟可反映前人把張元勛神化的軌迹。

　　張元勛爲什麽從人間被捧上神壇？其原因史無明載。但細細考察連灘、宋桂一帶歷史，可以找尋到一些若隱若現的脈絡。

　　從建立張公祠的1578年起，至已確知改成張公廟的十九世紀末，在西寧縣境内曾發生激烈的軍事行動有兩次。一是1646年至1660年十多年間，西寧縣城多次爲明清兩軍反反復復佔領，戰事頻盈，形勢混亂。一是1854年至1864年的十年間紅巾軍與清兵反復戰鬥。這兩次軍事行動涉及的地方很廣，而查考地方史籍記載，並無發現地處羅定、東安、西寧三縣縣城的中心點連灘直接受到軍事衝突的大影響，此地似非兵家所争，成爲亂世中的太平地，當地人就把這種現象歸結爲張元勛的庇護，把張元勛逐漸地神化，“每遇地方不靖，神必示警保護治安。連灘一隅皆慶安堵。”（何天瑞主修《舊西寧縣誌》卷三十三）連舊縣誌也記載有張元勛所謂顯靈的故事，可見這種神化在民間廣泛流傳。這一來，必然促使“張公祠”變爲“張公廟”，並道致廟堂“香火最盛”。張元勛從人間走上了神壇，變成菩薩而受人頂禮膜拜，這是過去社會秩序混亂形成的心理産物的外化。

　　從此，鄉民往往只知有一個冥冥之中顯示神靈的菩薩“張公”、“張爺”，多不知其名及生平。

　　宗族勢力的加强

　　維護封建統治基礎的宗族勢力，在清代中葉有所加强。從建築的文化和文化的建築，都可以看到它留存下來的踪影。蘭寨祠堂、冷水祠堂、大灣祠堂群體，都是當時社會主流意識的集中體現。

　　連灘蘭寨，一條處在平野的普通村莊，有一個古代昇旗的設施。出奇的是，幾條石柱和其中的木杆，刻有“狀元及第”四字。

　　村内，林家祠堂有一塊狀元牌匾，高一米多，寬約半米，雖然陳舊，但三行文字迹還十分清楚。第一行小字爲“道光三年”，中間爲“狀元及第”四個大字，第三行落款文字爲“林召棠立”，文字都是鎸刻而成。顯然，這是清代的文物。

　　與蘭寨祠堂相似的有羅旁冷水村建於清代同治十三年（公元1834年）的錦堂書室和建於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的餘氏宗祠全名爲“性垣餘公祠”。人們習慣稱它爲冷水祠堂。

　　大灣祠堂群體，建築别具一格，有一些顯示社會實力的牌匾。

　　這些祠堂散發着粤西獨有的特色，詳見下章《古廟、古祠堂》一節。

　　小業主文化嶄露頭角

　　生産力和交通發展，把自足自給的經濟打開缺口。佛道儒文化龢民間文化的相互滲透而形成山地文化，到了清代中葉，受到海洋文化的衝擊。其特點：一方面宗族勢力在新形勢下努力鞏固其地位，另一方面小業主嶄露頭角，其文化突破傳統。在西風東漸的大環境下，南江文化吸收了西方實用經世致用之學，促進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在抗争中逐漸趨向交融。

　　歷史學家認爲，中國在明代萬曆年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南江兩岸，正如清代曾在西寧縣擔任教諭的葉雲葆所説，此地長於農桑而疏於蠶織，即是説，主要是農耕社會，對於紡織之類的工業生産則是落後的。

　　清代突破了主流意識的建築物，應該首推光二大屋。

　　著名建築考古學家、華南理工大學建築係分院副院長吴慶洲教授到此考察時説：“雖然廣東潮州、梅州也有類似大圍屋，但其圍墻只能防火、防盗，而不能防洪。像光二大屋集防火、防盗、防洪功能於一體的大圍屋，在全國是絶無僅有的。”光二大屋爲人們研究嶺南民居文化提供了實物資料。

　　大屋的主人名叫邱潤芳，因排行第二，年紀大之時，過早有點秃頂，額上閃光，鄉民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光二。這一來，村裏的人知道他真名的人少，知道他的綽號多。

　　代代相傳，到今天，有人聽到了這名字，就誤寫爲光儀。後來，人們查過族譜，訪問過衆多父老，才確知道用了同音异字。現在稱它爲光二大屋。

　　當地人説，邱光二生於清干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死於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享年89歲。邱光二年青時以製作油炸豆腐出賣爲生，因深受南江洪澇之苦，發奮積蓄財富，建造一座大屋。於是，工餘自建磚瓦窑以獲取建築材料，耗時10年始把大屋建成。大屋建築在嘉慶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間（公元1807-1816年），其時邱光二年齡爲24歲-34歲。這大屋是其青壯年時的杰作。

　　光二大屋並未在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的縣誌記載，這並不奇怪。我國封建時代統治者重視詩書而對科技重視不够，各地的縣誌對科技發展的記述都較缺乏。

　　今天，我們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光二大屋的出現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我們不應該責備它缺乏傳統的文化意識，它的出現實際上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挑戰。策劃建設者並非是官紳或富豪，他是個社會地位並不高的作坊小業主，是個市井之徒。他身受傳統文化束縛較少，崇尚實際價值，因而大屋雖然也有一些木雕，但並無着意的精雕細刻，雖然也有一些壁畫，但並没有精心描摹，更缺乏詩詞的點綴。從傳統的觀點看，它缺乏士大夫所欣賞的品位。但是，它反映出新興的商品生産者的審美情操。它講求實用，講求如何適應或戰勝惡劣的環境，用今天的話來説，它具有科學的精神，這是海洋文化在西寧對山地文化的一個衝擊波。光二大屋雖然未能完全擺脱山地文化的影響，但它畢竟成爲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結合的産物，在歷史的進程中應充分肯定其價值地位。

　　有關光二大屋的具體情况，在下章詳述。

　　清代後期的教育和文化

　　封建王朝已經到了落日時刻，西風東漸，海洋文化漸濃。

　　從1840年—1912年間，有兩個家族的詩人引起我們注意。

　　一個是桂河金螺村的劉慎之。他是咸豐年間的貢生，著有《補續書齋詩稿》、《鬆心室詩話》。其子劉日楷、劉日菼分别著有《蔗境軒詩集》、《詩芽池館詩鈔》。其孫劉品金著有《昨是齋詩鈔》。這幾部詩稿並未刊行，至今已失傳，只有零星詩作傳世。

　　另一是建城人何其彬、何庚生父子，分别著有《何中山詩集》、《覺庵詩存》。這兩部手稿賴其子孫代代相傳，到21世紀初期終於刊行。關於這兩本詩集，下章《文學藝術》有論述。

　　此時詩與歌的結合得更緊。《舊西寧縣誌》道光本記載此地的風俗：“男女雜沓唱歌，遂成習慣，文人中有好事者，平時每出歌題，招人作歌，略似竹枝詞。而土語多有音無字者，以意杜撰。歌詞亦以俗而有趣味者爲佳。”“歌詞合韵……語多雙關，不必雅，然情必極至。”於此可見歌風之盛。出歌題招人作歌，使詩和歌結合起來，使歌以文字的方式傳播，傳播的時空比以前更擴大。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大灣人鄧卓藩上考武舉，獲得乙未科武進士，欽點第8名花翎侍衛。

　　1892年，有機動輪船航行西江，1902年，西寧有郵政局。這説明交通運輸和信息傳遞有了進步。舊有的考試制度與社會進展的矛盾日益明顯。1901年，清廢八股文，改試策論。1906年，全國停止科舉考試。縣學明倫堂改爲初級師範講習所，把以前誕生秀才的地方改爲培養小學教員的摇籃。這一教育制度的改革，走出培養不諳世務的迂腐書生的歧路，使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不再只讀《四書》、《五經》，而接受了現代科技知識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