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風雲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滅亡。但民國建立後，軍伐混戰，南北對峙。在南方，粤軍和桂軍又打了多年的仗，地處兩廣邊緣的鬱南，在戰火頻燒的年代，人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開創了時代的新紀元。1924年國共合作，1925年，鬱南有了共産黨組織。共産黨員廖翔儀、龍師候、鐘炳樞領道農民革命，建立農民協會組織，組織農民自衛軍，在都城舉行千人示威大遊行，反對北洋軍伐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實行二五减租，平臺成了我縣的革命根據地。正當農民運動風起雲涌之際，地主階級組織民團與農民對抗，農會組織農民自衛軍與之鬥争。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指令各地軍隊鎮壓農民運動，鬱南縣農會會長、共産黨員廖翔儀等人被捕，壯烈犧牲。爲粉碎反動派的圍剿，農民武裝1000多人與反動派進行激烈的搏鬥。在兩省（廣東、廣西）三縣（鬱南、封川、蒼梧）的敵人武裝包圍下，農民軍退守到銅鑊大山，堅守到1928年。

　　農民大革命失敗了，但革命的火種並未被撲滅。1937年，日本軍侵略我國，抗日戰争爆發，廣州中山大學的共産黨組織派遣黨員學生吴子熹回鬱南秘密發展共産黨員，成立了抗日先鋒隊開展抗日宣傳。鬱南一中的師生積極投身到宣傳中去，有一部份人參加了地下的共産黨組織。後來，抗先隊遭受解散，吴子熹等人也被迫離開鬱南。這時，共産黨員到農村隱蔽，按上級黨組織指示暫停活動。鬱南共産黨員有力地掩護了上級黨的領道人在鬱南，保存了革命力量。1944年秋，日軍鐵蹄蹂踽鬱南。地下共産黨人重新活動，與地方實力派人士組織鬱南人民武裝抗日指揮部，進行了武裝鬥争，使日軍只能龜縮在都城和南江口。日本投降，抗日指揮部解散。

　　1948年4月18日，地下共産黨組織了武裝起義，成立解放軍三羅總隊，在山區開展遊擊戰争，1949年擴編爲解放軍粤中縱隊，配合南下大軍，於1949年10月推翻舊社會統治。從此，鬱南人民不再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人民當家作主。

　　在這幾十年，人民利用文藝爲革命作宣傳。商業的發展，西方文明的影響，海洋文化沿西江向南江地域擴散，與原有的山地文化磨合以至融合，南江文化展現出新的一頁。

　　商業的發展

　　1912年，都城有電報業務，1932年設立電報局。

　　1928年，開始修公路。自此到1933年間，先後有大灣至南江口、建城到都城、都城到桂圩通車。

　　1931年，都城開拓中山路，建成南方特色的騎樓景觀。

　　地處西江岸邊的都城在明末清初設爲圩市。最初的圩場在黄皮城門之前，即今縣委縣政府的門前，稱作建隆圩。這是以黄皮城爲中心發展起來的居民點。後來出現了下圩、新圩，下圩在象山脚，新圩在今418路。商業發展，房舍增加，建隆圩、下圩、連成一片，有了一條名爲錦香、甘棠、青雲、安寧數坊的長街，位於全城的中心地帶，中間有一條十字街與新圩相連，之後陸續出現幾條縱横的直街，布局如棋盤。20世紀初期，都城舟楫往來，房舍鱗次櫛比。1930年之秋，黄鼎可任縣長，把幾條街巷拓寬，裁彎取直，建成較爲寬敞的馬路，甘棠、青雲、安寧這一段易名爲中山路。全城建築風格起了變化，街道兩旁，爲遮烈日、擋風雨，建成騎樓，方便行人，彰顯南方建築特色，自成一大景觀。

　　當時一些拆了前座房屋後，對建造騎樓缺乏資金，則可留待以後才建，因而有一些房屋未建騎樓。

　　  在縣城的中山路，我們至今還可以看到南方特有的騎樓，兩條磚柱在人行道上立起，樓上與裏邊的建築連爲一體，樓上是住户，樓下是人行道。樓上面對着街道的是採光的窗户，左右兩側與隔鄰相連，都有一道門相通，門是幾道大木柱制成，平時鎖牢，水浸街時則打開可以跟鄰家相通，這是1930年開闊馬路時所建，以便洪水來臨可以成爲一條街市，在横跨馬路的地方架起浮橋則可全鎮相連。然而幾十年來並未發揮作用，因爲拆馬路時並非户户都能建設起騎樓。如今這些建築物或則改建，或則把這木門砌了磚，失却了原來的風貌。不過，還有幾間左右並無相連的騎樓仍未改舊觀。這種爲外地所無的特别景觀，是鬱南縣城人民長期受洪水困繞的歷史見證物，它可以作爲文物而引起我們深沉的思索。

　　如果在夏季，江水泛濫，江水離碼頭就只有幾級之遥，這時候的都城鎮，真可和世間著名水城威尼斯媲美。但是，洪水泛濫時，淹了沿江街道，甚至直扺達鎮中心鬧市區中山路，就會成爲灾難。沿江街道受浸十天八天幾乎每年都發生，洪水太大時，還會浸上江邊樓房的二樓。在長長的中山路上，所有樓房二樓，很多外地人到來發現臨街一面都開有一扇神秘的門，感到奇疑。這扇門，是當地人與洪水搏鬥的産物。每年洪水上漲，中山路成了一條河，行駛着不少木船。居住在這裏的人們，就從二樓的小門放下竹梯，爬下來乘坐木船，到没有受洪水淹的地方購買物品。這小門，成爲了洪水中的一景。

　　1937年，中日戰争爆發。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和珠江三角洲。當地的人紛紛逃難，因語言、生活習慣與西江人相似，他們多逃到西江來。由於日軍佔據了羚羊峽口，肇慶距離前綫較近，商人大多不敢在那裏立足，而逃到廣西嫌遠了一些。而且，當時西江上，在廣東、廣西交界的地方各設有海關。進入廣西的食鹽、布疋，廣東要征税；進入廣東的谷米、桐油，廣西要征税。還有環境制約，從廣西來的小木船，往往怕經過浪濤滚滚的猪仔峽，從西江下游來的大貨船，在寒天枯水期越不過水淺的新灘。於是，從珠三角來的商人就必須在猪仔峽和新灘之間找尋一個謀生地點。在這段江邊，有羅旁、都城、長崗三個圩鎮，其中都城最有商業基礎，因而商人選擇在都城落脚，促使了都城商鋪林立。

　　由於珠三角陷入敵手，粤漢鐵路被敵占，原先廣西、湖南、西江一帶與海外貿易的通道被隔絶，從廣西或湖南經都城、南江、新興江到漠陽江而扺達南海邊，成爲進出口物資的新通道。都城成爲中外貨物的雜散地或轉運站，地位顯得十分重要，被稱爲“小廣州”。

　　1944年秋，日軍侵佔都城，商人逃往深山避難。1945年秋，日本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從珠三角來的商人有部份回遷，有部份落籍鬱南繼續營商。

　　都城的首富

　　在20世紀初期，隨着工商業的發展，出現了一批營商致富的人士。朱以周可説是一個代表人物。

　　該地有一個私塾教師名朱偉庭，是晚清的廪生。所謂廪生，是經過地方科舉考試名列一等前列的，才具有此資格，每月可獲得政府的廪膳即生活津貼。朱偉庭受到在都城做生意的黄秀山的邀請，到其家鄉羅旁大衝口私塾執教。朱偉庭就帶着他的第三子朱意周同往，與黄家的子弟一齊就讀。

　　朱意周勤奮好學，成績優良，深得黄家人喜愛。朱意周15歲時，因家貧，就到黄秀山設在都城鎮的代客買賣業務的商行去當“後生”，這是一個干冲開水、掃地、客人來時上茶的角色。幾年之後，被提拔在帳房里干鈔寫、算帳，開始接觸商場的生意。

　　當時，都城開始有電燈，碾米廠兼營發電，發電量很小，只能供應幾家商行用。居民晚上照明，多用一種被稱作松香枝的物品。這松香枝是手工作坊製作而成，用竹子削成一條條尺把長的竹條，大半截放在煮熔了的松香一拌，像現在的神香，然後曬干出售。居民買來點燃照明，其缺點很多，照明不遠，風吹光影摇動，濃煙大，有一股難聞的氣味，鼻孔也會弄黑。而煤油，當時當地正開始進入市場，一種有玻璃罩的小燈或懸掛在高處俗稱爲“大光燈”的汽燈，所需的燃料就是煤油，使用這種燈自然比用松香枝優越得多，經營煤油可獲利甚豐。

　　朱以周經營煤油，有人説他用一筆資金作擔保，取得外國一家石油公司給予他在粤西的銷售代理權。有人説，外國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到鬱南找經銷商，初時是找到和生行的，公司從香港先發貨來，到一段時間來收貨款並再次發貨。但是，和生老闆是一個只讀舊詩書的人，缺乏對西方現代科學文明的知識，認爲與外國貨和外國代理人打交道不可靠，不敢貿然答允。代理人看到賬房裏的年輕人朱意周，就請他個人代理銷售。朱意周有文化，接觸新鮮事物，認爲煤油會替代原始的燈光，就應承下來。也有人説，朱意周在幫助老闆料理業務的空閒，用其積蓄順便做一點買賣，熟悉生意網絡後，就獨自做起老闆來。

　　隨着業務的發展，朱意周幾個兄弟，在朱意周的安排下，都到都城營商。經過一段時間，各人對營商都有了經驗，可以各自獨立經營。於是，大哥朱伯經到賀州、二哥朱仲實到廣州、五弟朱芬圃到香港，各自分别營商。四弟朱貫初最初到賀州協助大哥，後回連灘開設化工廠生産肥皀，之後到梧州經營。朱伯經後來到了香港。

　　五兄弟都離開了連灘，各立門户，分别在商場拚搏。1931年，朱氏家族從香港進口煤油、並購入生鹽、火柴運往廣西的賀州，又從賀州運回瓜子、生油、豆類到都城銷售，在賀州購礦産和桐油出口，並投資賀州的礦産公司成爲股東之一。同時，經營兩艘貨船往返於都城到廣州、江門。朱氏家族幾年之間，從一貧如洗變成了鬱南的首富。

　　朱氏家族的人並没有忘記生他養他的本土，他們於1938年在故土的地方興建了豪華的具有西洋風味的朱屋，體現出海洋文化的普及。

　　學校、文化、衛生機構的建立

　　辛亥革命後，雖然在偏僻的農村仍然有一些私塾存在，一個教師教幾十個學生學習《三字經》、《千字文》之類，兼教珠算，使學童粗識文字及會打算盤計數，作爲謀生的基本手段，但各地都普遍開設了新型的小學校，使用新的課本來教學。

　　由於過去的塾師對自然、地理知識一無所知，培養具有科技、文化知識的小學教師就成了新形勢下的當務之急。1906年，縣學明倫堂改爲初級師範講習所，1908年停辦。1926年，在勵志小學（設在羅定縣城）附設簡易師範班，1928年縣立雲龍師範學校成立，三年後學生畢業停辦。1928年至1935年，在縣立一中、喜泉小學先後多次附設師範班，都是只辦了一兩年即停辦。1941年設立縣師範學校，開設中師初師各3班。

　　1923年，在建城興賢書院内籌建女子小學校，破天荒地培養了第一批女學生，這是對封建社會認爲“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的有力衝擊。

　　隨着小學在農村的建立，中學也逐步創辦。1913年，在當時的縣城即今建城創辦西寧中學。1926年，把設在羅定的勵實小學改爲鬱南第二中學，1940年，在千官創辦鬱南第三中學，在嘉益創辦鬱南第四中學，1946年，在連灘創辦鬱南第五中學。後兩所學校未創辦時，該地學生要上初中，要離鄉到設在羅定縣城的鬱南二中寄宿就讀。

　　職業學校也得到了發展。1932年，喜泉小學改爲喜泉農校，培訓農業技術人才，把系統傳授農業科技知識引入教學當中。

　　1930年，廣州庚戌起義同志會在廣州爲紀念廣東新軍反抗清朝統治而起義的革命運動，創辦了私立庚戌首義紀念中學。該校校址在廣州東沙路牛王廟，即當年起義的地點。1934年，該校收爲省辦，易名爲廣東省立庚戌中學。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該校輾轉六次遷移到西江，1945年抗戰勝利，該校定址於都城鎮金魚山和飛鳳山。1947年因庚戌起義同志會要求收回校名在廣州重辦，5月6日該校改爲廣東省立西江中學。

　　在文化方面，1931年，開始有電影放映，首次由廣東省35毫米放映隊在都城鎮政府門前放無聲黑白電影《白蟻蛀屋樑》。1932年，建城子銘氏開設攝影店，時爲黑白照片。抗日戰争時期，都城鎮有五家攝影店。

　　1933年，縣民衆教育館成立。

　　在衛生方面，西方的醫術在1919年進入鬱南，孔仁齋在都城開設了首家西醫診所。1935年，都城商人集資在象山創辦都城醫院，病床10張。

　　民國期間的詩文

　　從1912年—1949年的30多年間，詩歌、書法藝術方面有造詣的代表人物有王鐵鋒、潘小磐等人。

　　王鐵鋒（1881－1939），原名克猷，少時習經史，嗜書法，應縣學試，列優等，壯年設館授徒，從政修志，曾任鬱南文化科長。抗日戰争期間，隨陸軍軍官學校西遷，任圖書館館長，病逝於貴州省獨山。王鐵鋒畢生致力書法藝術，博取衆長，篆隸楷行草均有神韵，肇慶七星岩刻有其書迹。

　　其書迹在洞口左側，刻於1916年。是年，岑春煊在肇慶設軍務院反對袁世凱，林安遠（林少梅）奉岑春煊之命到肇慶。與日本友人同游。有碑刻記其游踪：

　　奇峰峰上見東風。

　　民國大正五年六月念五與林少梅先生同游有感。敬書勒石，以爲紀念。日本郡島今水書。

　　奇冠群峰。

　　民國五年六月夏間隨陳蘭兄恩波，辦理邊防稍寬，適逢都司令岑公命赴肇。公餘忽聞七星岩之勝，遊興勃然。遂邀李道閑、陳肇基、日商郡島、日本國民新聞社記者東幸治諸先生遍游諸岩，覺洞天福地，别有人間，胸際廓然，萬念俱壯。語曰：“粤西多奇峰”。今茲岩之勝，詎多壯哉！爰命工鎸石，以志因緣。潮州林安遠撰，瀧西王鐵峰書。

　　這石刻文字由日本人郡島今水和王鐵峰分别書寫，記載了中日兩國人民的交往。

　　這碑刻至今尚存。

　　潘小磐（1914—2001），號餘庵，順德人，抗日戰争時期流落鬱南都城鎮，沿途以舊體詩記載民間疾苦，對當時鬱南人民的飢寒交迫的苦况有深刻的反映。

　　他在愴惶逃難時看見路邊餓殍的慘狀，寫有一詩《伕骨》：

　　路旁一髑髏，不知誰家骨，

　　破帽敝衣，長竿尚横膝，

　　殗殜官道中，彼虜何曾恤，

　　唯餘死駿皮，伴爾孤雲鬱，

　　哀哉人爲刍，喃喃詛殘日。

　　潘小磐戰後到香港，歷任恒生銀行襄理，樹仁學院、香港大學校外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部講師，出版有《餘庵詩草》、《餘庵文存》等。

　　在反對日本侵略中，山歌《抗日救亡》、《收復失地》等唤起同胞覺醒，在解放戰争中，《桂河起義歌》有力宣傳了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