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曆史、大視野是我們開啓南江文化大宅門的一把鑰匙。

　　南江文化的範圍很廣泛，我們應該盡可能地詳細佔有材料，但對林林總總的南江歷史文化和當代南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記述其各自表現形式和現象。只有在看清南江文化的形態下，才有可能進入研究的領域。我們要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深入發掘、系統分析南江文化的精神内涵，從縱横的角度去深層次地探索南江文化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及其意義，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這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課題，其中包括文物考古、歷史學、民俗文化、民間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内容。

　　可惜的是，目前對於南江文化的研究資料零散分佈，無論形成書面的或流傳於民間的均如此，對於研究工作也只是發軔，有待我們努力開拓。

　　什麽是南江文化？能用最概括、最簡單的三兩句話來説明嗎？這是一個總綱。這有待我們深入研究。筆者個人認爲，南江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試作闡釋：南江文化，在古代是漢壯瑶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中原文化向粤西海岸傳播的見证。它在近代體現了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廣府文化中具有顯著特徵的一種文化形態。

　　在南江文化各個具體的表象，我們很希望掌握資料後能直接引出結論，但是，歷史留給我們的資料並未能用來直接解讀歷史文化現象，這需要我們認真的從現有的資料中求证，以科學的態度來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獲取結論。

　　我們試舉一些例子作説明。

　　歷史上存在的政區有都城縣，這是我們從古代的典籍中可以看到的，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這個都城縣的行政區域範圍有多大，它對當地有什麽歷史影響，我們的祖先並没有給我們留下完整的答案，我們只能從各種可靠的歷史記録來進行推斷，從而獲得結論。

　　明代張元勛與南江流域各縣的建制有很密切的關係，對於他的歷史評價，不能如張公廟石碑鑿的那樣，籠統地説他功蓋“三羅”〔指明清時代羅定、東安、西寧三縣〕。我們要研究他對南江的重大的社會影響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地理環境，分析他處在錯縱復雜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對他的是非功過作出公正的評價。

　　同時，張元勛在南江流域征戰中有無其妹參加？史無明載，而民間却説得栩栩如生。

　　傳説當年張元勛當年經宋桂穿越盲塘逕進軍白石途中，在逕内安營紮寨而發生了一場傳奇式的戰鬥。

　　盲塘逕是個幾公里長的山谷，如今公路貫通雲安、鬱南兩地。公路兩旁，碧樹相連，梧桐樹白花似雪，臺灣相思黄花點點。遥想當年，高山密林相夾小路，實是天險，真有一夫守關萬人莫敵之勢。

　　從宋桂經盲塘逕可達東山中的大紺山、小紺山。“大紺山，山高絶，雲霞常罩其半，樵採者每見，有池館數所，碧桃垂實，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蓋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羅定，從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並運，凡百餘裏，經溪澗者四五，皆在積葉之中，谷中常有白雲填塞，一望渺彌，間漏出蒼崖，碧樹不可計。”（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東安諸山》）這種仙窟般的山林風光，爲清朝文人所記，在明代自然更甚。

　　張元勛到達盲塘逕時，月明當空，銀光皎潔，二鼓過後，附近村落山歌迭起。張元勛平生愛聽唱歌，就帶領親兵前去。興未盡，戰鼓聲大作，張元勛被敵重重圍困，奮戰而未能脱身。其妹張小姐駐守在十餘裏外的連灘，正在脱衣沐浴，聞報來不及穿衣，躍馬率兵前往，一番血戰，救出親兄。張小姐裸身出戰，肌膚盡露萬人目下，與封建時代的倫理道德實不相容。張小姐自殺以示貞潔無邪。

　　因而宋桂張公廟以前供奉有一白玉女祼體像，有一面黑旗也綉有女祼體像。黑旗長年卷着，只有廟會時巡行才能打開。

　　張元勛死於何地，史有相异的説法。在本書第二章已叙述，他告老歸田回到浙江度晚年，然而，清王植主修《羅定州志》有一段值得我們注意的記載：“張公祠在連灘，祀明總兵張元勛。勛萬曆四年大征羅旁，卒於軍上。民以有功地方，立廟祀之。”（清王植主修《羅定州志》卷一）

　　這是明明白白地記載着張元勛在征羅旁中而卒。至於因何而死、死於何地，記載不詳。

　　羅定、雲安、鬱南一帶的民間傳説，都表明張元勛陣亡於戰場。

　　一種説法是在進軍盲塘逕中與亂民搏鬥後，因積勞和感受瘴氣而逝於軍中。

　　另一種説法是平定以後在盲塘逕聽歌，受人暗算，遺骸隨河水漂流到今鳳塘處打旋，有漁翁把它推向下游，它復流歸原處，漁翁奇之，拖上河岸，群蟻壘成墳。

　　説法雖异，但都認爲死於盲塘逕，這在當地似成爲定論。

　　傳説張元勛在盲塘逕受圍是一次還是兩次？如是一次，就與其妹裸身救險的傳説矛盾；如是兩次，又何其如此凑巧，同在一地受圍，一次脱身一次喪生？

　　盲塘逕受圍，没有當時的史料記述，僅是民間代代流傳。

　　歷史給後世留下的迷霧似乎並不僅僅在於張元勛死於何地、因何而死，更奇疑的是：爲什麽會傳説張元勛喪身盲塘徑？

　　是爲了頌揚張元勛爲明王朝犧牲的精神？

　　是原先出自敵對者的詆毁？

　　或什麽也不是，是代代的訛傳？

　　傳説所折射出歷史的人文現象，值得我們思索。

　　對於民間傳説，我們不必相信，而對於出自官修的《羅定州志》也記載着張元勛卒於軍上，却令我們感到疑惑。筆者對這問題思索了多年，經過深入的考究才初釋疑團。

　　當時交通閉塞，最先進的，陸路只是騎馬，水上則是一葉風帆，還未有郵局，更無電話，信息當然不靈。居於粤西的人，自然没有知道已當上了都督的張元勛告老歸田。“有求公不遂而語中公”者，决非一般黎民，肯定有一定的地位，説不定會造謡説張元勛死於沙場以泄憤。他的中傷會有一定的影響。此一傳，就會普遍認爲張元勛戰死。而代代相傳，經歷了多次的戰争灾劫，到清朝王植時已歷時近100年，編《羅定州志》沿用此傳説也就不足爲怪。

　　最權威的史書《明史》，王植編書時還没有看到，因爲該書還未出版。根據《歷史大辭典· 史學史》卷記載，“順治二年（1645）始設明史館，篡修明史。因諸事草創，遷延未就。康熙四年（1665），重開史館，又因修《清世祖實録》而止。到十八年再次開館，以徐元文爲監修。萬斯同以‘布衣’參與編修，審定用力最大。五十三年，王鴻緒任總裁，於萬斯同手定之史稿的基礎上，進行删改進呈，後題爲《明史稿》。雍正元年（1723），張廷玉爲總裁，以明史稿爲藍本加以增删，於十三年定稿，干隆四年刊行。從第一次開館到最後定稿，前後歷90餘年，是官修正史中歷時最久的一部。”

　　《羅定州志》是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所編，比起干隆四年（公元1739年）出版的《明史》早9年，自然未能根據正史來及時訂正。張元勛戰死之説，因有官書記載，其流傳就更廣泛。

　　對於明代的權臣嚴嵩，其子孫是否在大方繁衍，當地人似乎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查考史籍，没有這方面的記載。目前也找不到推論出肯定的資料。我們只能把實際情况揭示，留待時賢破解這迷魂陣。

　　明代學者龐嵩到西寧執教，寶珠鎮龐寨有其子孫，如果貿然認爲龐嵩在此定居，就會失實。查考佛山市的文獻，可知其老年在南海，死後葬西樵山，其子一德亦在南海。而在龐寨實地考查，有龐嵩子一夔之墓，可知在龐寨定居者爲龐嵩之子。

　　關於清代的文獻記載南江有跳禾樓〔禾樓舞〕的民俗，筆者根據學者費師遜《跳禾樓――遠古稻作文化的遺存》認爲起源於古代烏滸人的觀點，運用從古籍和實地調查所掌握的材料，提出五大證據論证禾樓舞起源於東漢時代南江流域的烏滸人，寫下長文《南江文化的活化石禾樓舞》在《雲浮日報》理論版發表（見2007年3月2日該報7版）。據市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工作人員相告，主要按筆者此文觀點向省申報禾樓舞爲省級名録，獲省專家組評審通過並經省政府批準。後又聞市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工作人員相告，南江流域有人認爲市申報的觀點是當代人先編好舞蹈後找理論根據托名古代烏滸人創造。筆者認爲，對於學術上的不同認識、争議，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希望任何人能以充分的論據對拙文觀點商榷或批判。女巫所跳禾樓舞的形態，前幾代人已有文獻記載，對傳承人的調查也有反映，這些記載和如今推論其起源於何時代何民族，是隔代甚至是隔了許多代人的事，舞蹈表現和結論出現的時間差异遠超百年，兩者怎能混爲同一組織所干呢？大前提已不正確，得出托名的結論未免武斷。

　　南江文化要論证的東西很多，以上只不過是作些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