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化石壁現在屬於福建省三明市、是寧化縣禾口鄉地區。它曾被人稱爲：“客家祖地”、“客家摇籃”、“客家集散地”、“客家中轉站”、“客家樂土”，等等。這麽多的稱號，究竟怎麽一回事呢?誠然是從不同角度而説的，但歸根結底是與客家遷徙相關而提出來的。

　　本文擬從客家遷徙運動在寧化石壁這一特定環節，探索其作用和意義。

　　一、寧化石壁的地理位置和原住民

　　寧化縣位於閩西、毗鄰贛南，古稱黄連峒。唐高宗干封三年設置黄連鎮，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昇爲黄連縣，天寶元年改稱寧化縣，屬汀州。石壁位於寧化縣的縣城西約23裏，古稱玉屏，是有一百多裏的開闊盆地，被武夷山中段的東麓所圍遶，蜿如天然屏障。寧化縣處在深山却是閩江、汀江、贛江和韓江上游，東可從九龍溪經閩江達到東海，南從小溪經汀江達粤東韓江，西從琴江入贛江北達長江流域等，有開闢水路交通的優越條件。陸路交通有西邊的“石溪嶺腦”的站頭隘口，溝通贛南的石城縣。水陸交通方便，確實得天獨厚。還有蜿蜒南北的武夷山脈既爲屏障，又無巨石硝壁，却環山抱水，溪水緩流，林木茂盛，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氣候温和，一望平川鬱鬱葱葱，寒冬臘月依然滿目翠緑，充滿生機，給農林畜牧業提供良好條件。

　　閩西比贛南建治較晚，封建統治也較弱。設治最早的漳州是在唐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6年)。汀州設治是在唐玄宗開元廿一年(公元733年)比贛南在三國孫權時分廬陵郡設南部都尉，晋武帝罷都尉設南康郡，隋文帝改南康爲虔州晚了數百年。當時汀州管轄的長汀、黄連、新羅(今長汀縣西南)三縣，廣袤五百餘裏，山深林茂，“蠻僚”聚居。落後荒蕪，封建勢力鞭長莫及。

　　“蠻僚”、“峒蠻”，在隋唐時是閩粤贛邊的居民，到了宋代才專稱爲“畲民”。他們自稱爲“山客”，意指住在山裏的客人。他們最遲在隋唐即公元7世紀初，就生息繁衍和勞動於閩粤贛邊山區。據清光緒《漳州府志·古迹》記載：唐高宗派陳政和陳光元父子率軍鎮壓“蠻僚”反抗，進入閩粤，其軍只到達“六朝以來戍閩者屯兵於泉州之龍溪(今漳州的九龍江)以江爲界，插柳爲營”。這是説，當時鎮壓“蠻僚”的官兵只駐紮在九龍江以東，江的西邊是“蠻僚”聚居地，官兵不敢輕意進佔。明末顧炎武撰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卷》曾叙述此事，曰：“唐初，陳元光所鎮壓的汀、漳一帶‘蠻僚’，以盤、蘭、雷爲姓，信奉盤瓠傳説”。《資治通鑒》記載唐代鎮壓“峒蠻”起義，曰：“唐昭宗干寧元年(公元894年)黄連峒蠻二萬圍汀州，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率萬人擊之，蠻解去，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略定”。楊清瀾撰《臨汀匯考·畲民》卷三也記述其事雲：“唐時，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畲客”。南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漳州諭畲》一文寫道：“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來久矣。……西畲隸龍溪，猶是龍溪人也。南畲隸漳浦，……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的生活習慣，唐代劉錫禹的《竹枝詞》描述，雲：“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金釧銀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畲”。李商隱的《贈田叟》詩，有“燒畲曉映遠山色，伐樹暝傳深谷聲”之句。唐代詩人以民歌形式贊賞畲民在閩贛邊古稱黄連峒一帶生息勞動。

　　寧化石壁自然和人文的地理環境，爲客家遷徙運動起的作用是多樣的。現分述如下：

　　二、寧化石壁地區是一片樂土

　　羅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書研究客家遷徙歷程，指出：客家先民受戰亂的影響，從兩晋南遷到皖豫鄂贛的長江南北兩岸和贛江下游的栖地。其實，這時已有客家先民栖止於贛南。據江西石城《井溪村鄭氏六修族譜》記載：西晋懷帝永嘉五年鄭氏避居豫章西山龍園梅井坪。東晋義熙八年壬子，鄭氏兄弟遷徙南康揭陽縣。又據廣東惠州龍崗區《鵬城賴氏族譜》記載：“三十世碩公號築室翁遷赤鬆坪(今寧都縣)，三十二世得公由寧都遷寧化石壁，三十三世標公遷上杭古田裏，五十四世沙賓公遷長樂，五十八世厚公遷歸善縣淡水”。〔1〕再據賴際熙撰《崇正同人系譜》卷2《氏族》鐘氏條：“東晋末，有鐘簡者，世居穎州，生三子，長曰善，次曰聖，三曰賢。元熙二年，避寇南遷，……賢則徙居江西贛州”。〔2〕這些説明兩晋時，客家先民南遷已有少數氏族遷到贛南居住了。客家先民遷居贛南是少數的原因，可能與閩贛邊的地理環境有關。因爲它在上饒以南、贛江以東和閩西舊汀州，都處於自北向南武夷山的重岩叠嶂與毗鄰地區隔絶、形成相對落後爲“蠻僚”、“峒蠻”聚居的山區，也是漢族勢力難於染指之地。如在五代十國割據時，該地區北有李昇的南唐，東有王審知的閩國，西有馬殷的楚園，南有劉龔的南漢，這些封建割據王國都無力擴張到此，遂成爲“山高皇帝遠”的封建統治空白。唐末黄巢起義、領軍横掃十餘省市，行軍作戰采取流動方式，也没有進佔該地。唐僖宗干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率軍渡長江，入江西與王隱重相配合，一舉攻佔虔州(今贛州)以及武夷山西麓的各州郡縣。爲探明入閩道路又進兵寧化石壁，終因該路險阻不便流動行軍，折還虔州引兵北上，攻陷吉安、上饒。隨後，移師浙江，自衢州至建州(今建甌縣)劈山開道七百裏入閩，攻進福州。唐干符六年二月(公元879年)又從福州經泉州、漳州入粤，攻陷潮州、廣州。黄巢大軍流動方式的行軍路綫，從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册插頁“唐末黄巢行軍圖”，見其避開武夷山脈蜿蜓的閩贛邊區，使該地成爲“僥幸未受巢害”的樂土。

　　貧民老百姓是否風聞黄巢大軍就躲避逃跑?史書記載：黄巢率軍進攻洛陽和長安時，“閭里晏然”安居樂業，老百姓夾道觀看。也記載：黄巢“所過不擄掠，惟取丁壯以益兵”，“所至吏民逃潰”。可見，贛南貧民老百姓害怕黄巢抓丁補充隊伍，“吏民”害怕自己爲非作歹被黄巢懲罰，一遇風吹草動，聞風“逃潰”確實有之，贛南客家先民隨之舉家全族遷居閩西“樂土”也就很平常的事了。羅香林教授羅列移居閩西的十九個客家譜籍，其中有劉、孫、廖、虞、洪、羅、薛、李、温、蔡等十個姓氏的祖先，因避黄巢兵亂遷居閩西。〔3〕寧化石壁地區遂成躲避戰亂的一片樂土。

　　三、寧化石壁是客家先民遷徙的中轉驛站

　　寧化石壁爲中心的地區成爲客家先民遷徙運動的中轉驛站，是由其特定條件决定的，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

　　從地理上的自然環境説：武夷山脈既作爲屏障，免受鄰區動盪，有安全保障的優越，又受到它的局限，與鄰區隔絶，擴展了人迹罕至的落後。但在武夷山中段它有“石溪嶺腦”的隘口，爲溝通閩贛之間的交通捷徑，還有開闢水路交通，遠往鄰區的條件，加上石壁周圍地勢平坦，有方園百裏的自然盆地，便於人們往來停留居住。所以，鄰區一遇社會不穩，若有風聲鶴唳，人們便蜂擁前來尋找樂土安居，以求生存發展。

　　又從人口的增减而言：據《寧化縣誌》記載：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寧化全縣人口爲五千人。經唐末五代至北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寧化全縣人口增到一萬五千人。從天寶元年到元豐三年的三百餘年，經歷了安史之亂、黄巢起義、藩鎮割據的紛争，客家先民因而再次遷移到閩西，寧化全縣人口不過增加一萬人而已。但從宋神宗元豐期間到宋理宗寶佑年間(公元1253年至1285年)約170餘年，寧化全縣人口猛增到十一萬餘人。從南宋末年到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寧化全縣人口却猛减到四萬四千人，以後，一直保持四萬餘人的適度。寧化全縣人口爲什麽這樣暴增暴减呢?這顯然是大進大出的人口流通的結果。這也反映客家先民遷徙運動在寧化石壁起着寄居的中轉站作用。

　　又再從贛南客家姓氏譜籍而言：據《豐城縣誌》記載：該縣謝氏在唐末原居虔州，因黄巢起義，從寧都遷往寧化石壁。又據朱祖振編《石城客家姓氏·石城譜》記載：豫章(今吉安縣)羅氏，其四十五世羅尚立者在元代時，由虔州遷往汀州寧化石壁。該譜還記載：在贛州居住的孫、利、池、嚴、張各姓氏遷往寧化，有的繼續遷往汀州各縣。《太和王氏譜》記載：東晋琅琊王氏、王導傳至十三世王涣之，任虔州刺史留居虔州，其後裔玄郎徙石城，不久遷往寧化。《寧化譜》記載：唐時鄭顔華由石城處遷至寧化招賢裏。又據：賴啓華主編的《早期客家摇籃——寧都》刊載的《寧都客家部分姓氏遷徙表》中收集了50個客家姓氏，其中有25個姓氏明確記載遷至寧化，有6個姓氏簡單地説遷往閩西，另有14個姓氏没有説明遷往何地。〔4〕由此可見，寧化石壁的確起着贛南客家先民遷移時的驛站作用。

　　四、寧化石壁是孕育客家族群的摇籃

　　客家族群、群體是漢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族人——客家先民形成一支獨特的族群、群體要有長期過程和必要條件。客家先民從兩晋到宋初的數百年，爲了躲避戰亂、天灾人禍，從中原渡江、不斷南遷，從無間斷，難得喘息，要取得形成族群、群體的條件，真是難矣哉。羅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書的“中華民族中客家的遷移和系統”一節，認爲：客家民係的形成“基於外緣、天截、内演三種重要作用”。對羅氏所提“三種作用”的“民係形成的通則”，本文暫不作評價。但是，他認爲促成這個“通則”發揮其作用，是與其遷徙的“移民運動”緊密聯繫的觀點，使人們認識客家族群、群體的形成秘密，得到一個啓發。羅氏在該書中從十八個客家姓氏譜籍，指出：在宋代的客家先民“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影響”，又掀起一次遷徙運動。然後按其遷移起程地點、遷移年代、遷移途徑、栖止地點等，列表製作其遷徙的詳情細節。現從遷移年代看，絶大多數是在宋末期間，只有少數是在元代初遷移的。從起程地點看。在安徽江蘇起程的是個别，在贛南起程的有6個姓氏，在閩西起程的有11個姓氏，其中寫明在寧化縣起程的有：丘、鄧、劉、巫、張、温、吴、羅等8個姓氏。他們從宋初到宋哲宗時，居住在寧化縣過着太平安居生活，約有140年。如果從宋徽宗、欽宗到南宋末才移居，在寧化過日子也有170年。這次遷徙當然有外族入侵、内政腐敗、躲避動亂的動機，也有山多地少、人口膨脹、另尋“樂土”的動機，説石壁有“三十八個坑，七十二個窩棚”的話來形容人滿之患。再從遷移途徑看：不外乎走兩條路綫。一條是寧化——清源——長汀——上杭——永定，再向粤東一帶；另一條是寧化——石城——瑞金——會昌——尋鄔再向粤東北一帶。從其栖止地域看：有些在汀江下游各縣，主要在粤東的大埔、梅縣、興寧、平遠、蕉嶺、五華、龍川、河源、惠陽、南雄、曲江、翁源、始興等地。〔5〕現據衆所共識，認同爲：凡一個民族及其族群、群體的形成有多種因素，其中必須有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地域，有凝聚族群、群體的共同經濟生活條件，有本族群、群體和個體社交活動的共同語言，有本族群、群體的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質等等。從這些共識，印证羅氏所提示的這次遷徙詳細情節，便不難發現客家族群、群體的形成秘密。

　　首先看長期生活的共同地域。清康熙時李世熊撰《寧化縣誌》寫道：“客家先民自中原南下遷贛，再由贛入閩，復由閩移粤，其與石壁發生寄居關係，蓋亦時勢與地理使然也”。此話是符合客家先民遷徙史實的概括，具體言之：客家先民在前次遷移栖止地贛南，因受黄巢起義、藩鎮割據的戰亂影響，“再由贛入閩”在寧化石壁“寄居”。其實有“寄居”一面，也有長期居住的一面。在北宋到宋末元初，又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戰亂影響，“復由閩移粤”，栖止於粤東、粤北各地。這就説明瞭唐末五代的贛南、宋代的閩西、宋末元初的粤東和粤北等閩粤贛邊山區，是客家先民世世代代栖居、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地域。客家先民得到這塊共同地域就獲得了形成客家族群、群體的先决條件。

　　其次，看共同經濟生活的條件：閩粤贛邊是被重山叠嶺所分割而隸屬於三個不同省區，其水系各有自己的不同走向的山區。但是，從山區的整體而言，是以耕作土地爲衣食泉源的小農社會。客家先民移居此地，繁衍後代，靠自己雙手勞動，靠山地貧瘠薄土，靠贛江上游、汀江和梅江水土而農耕生活，打造了虔州、汀州、和清代重置的嘉應州等所屬各縣城鄉市鎮，爲共同經濟生活中心。這樣，客家先民便獲得形成客家族群、群體的必要條件。

　　再次，看共同語言的形成。閩粤贛山區的原住居民，如上所述是“蠻僚”、“峒蠻”，講苗瑶語系的畲瑶族人。據《畲族簡史》考證，衆多認爲畲瑶兩族同源於武陵蠻、至遲於公元七世紀初就定居在閩、粤、贛三省交界地區。客家先民比畲瑶族人晚來該地以後，與畲瑶族人混雜在一起居住。客家先民從北方帶來先進的生産方式，漢族文化的文明生活方式，具有巨大的磁吸力，對畲瑶族人産生了極大影響。事物的影響作用總是雙向的。客家先民影響畲瑶族人，反之，畲瑶族人也會影響客家先民，應當説是互相影響的。現以人際交往工具的語言以説明他們互相影響的作用。客家先民講的語言是中州古漢語。南遷以後的栖止地從廣袤平原變爲偏僻山區，客觀環境變了，與中原漢人隔絶疏遠了，與畲瑶族人雜居親近了。作爲人際交往工具的語言，隨着時空推移也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帶有凸顯的地域性。它以古漢語爲基礎吸納畲瑶族語，演變成爲獨特的一種方言，即客家話。例如：客家話叫母親爲“阿姆”，叫臭蟲爲“干蚍”，是吸納畲語而來的。客家話把“咬”説成“嚙”與瑶語同音。畲語叫房屋爲“寮”，客家人用茅草蓋的房屋叫做“茅寮”。客家話是以古漢語爲母體的，它保留古漢語的詞兒自然多一些。例如：客家話把生火做飯的木柴叫“樵”，是古漢語的詞兒。許慎撰《説文解字》注：“樵、散木也。從木焦聲，作焦切”。可見，古漢語的“樵”，即是客家話的木柴。又如：客家話把吃早飯、叫“食朝”，吃午飯、叫“食晝”，吃晚飯、叫“食夜”。客家話的“食”是保留了唐代的古漢語的詞兒。客家話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首先在寧化石壁講漢語的客家先民與講苗瑶語系的畲瑶族人相交往，而初步形成客家方言。爾後，從贛南閩西移居到粤東的客家先民又與在那裏的畲瑶族人雜居交往，通婚融合，客家方言便最終定型了。梅縣的客家方言作爲客家話的典範，就是證明。假如説，北宋時，在贛南閩西形成的客家方言是初步的：那末，最遲在宋末元初，客家方言就達到作爲客家人的共同語言的定型程度，從此獲得形成客家族群、群體的决定條件。

　　最後，關於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質。現以客家婦女與畲族婦女之間互相影響，而形成共同心理素質爲例來説：譬如天足，客家婦女有自己養成天足的心理和習慣，不能輕率地説，是“宗源於當地土著畲瑶族婦女”。〔6〕客家婦女與男人一樣參加自兩晋開始的舉族全家遷徙運動。如果不是天足，在不斷遷移、長途跋涉中，難於想象能够堅持下去，可知客家婦女是有保持天足的歷史。史實記載：漢族婦女以帛裹足認爲美，是在五代的後唐李後主時開始的。錢載中國詞箋作了詳細描述：“唐後主宫人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窈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由是人皆效之，爲中國婦女纏足之始。當時僅少數人效之，到北宋時已十分流行”。〔7〕徐曾旭撰《豐湖雜記》也記載：“客家婦女其先亦纏足也。自經國變，艱苦備嘗，始知纏足之害。厥後，生女不問貧富，皆以纏足爲戒”。〔8〕可見，北宋時十分流行的纏足陋俗，客家婦女也不能免俗。爲什麽又“以纏足爲戒”呢?這是“經國變、艱苦備嘗”的緣故。徐曾旭所指的“國變”是“宋徽、欽北狩，高宗南渡”，“元兵大舉南下，宋帝輾轉播遷，……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舉族相隨”。客家人這一次“舉族”遷徙移居，可苦了纏足的客家婦女。她們吃盡苦頭眼看畲族婦女的天足，大脚丫子走路。爬山越嶺如平地，輕鬆愉快，不禁想起祖先婦女不用帛纏的天足，和男人一樣走路多麽幸福喲!所以，她們以後“生女，皆以纏足爲戒”。總之，客家婦女的天足，不是“宗源”於畲族婦女、而是有自己的天足——纏足——天足的傷心史。再如：客家婦女參加農耕勞動，這舉動與中原漢族“男耕女織”的傳統習俗、大相庭徑。是什麽原因改變如此習俗，大興婦女農耕勞動風尚呢?據《長汀縣誌·雜録》記述：畲瑶婦女“榷髻跣足”，“析薪荷畚”，“種山爲業，夫婦偕作”，稱贊畲瑶婦女的勞動操作。客家婦女參加農耕勞動，可能是受到畲族婦女勞動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爲娶了畲瑶婦女爲妻的客家男人外出謀生，家裏缺少男勞力，畲瑶族媳婦挑起家務和農耕勞動的重擔，使家庭生活更加融洽，這對於只會紡織縫紉、針綫夸巧的客家婦女無限羡慕，以畲族婦女爲榜樣也參加了農耕勞動。又再如頭飾髮髻：閩西客家婦女把頭髮辮成狀如獨木舟的“高髻”，係上紅繩，插上銀簪，叫做“船仔髻”。這與畲族婦女用一支細長的竹木把頭髮辮成“高髻”也插上銀簪和各色料珠非常相似。閩西客家婦女的頭飾打扮可能是與畲族婦女互相影響的。最後，例如唱山歌。山歌是客家人喜聞樂見，抒發感情的民間文學藝術形式。客家先民從中原南遷帶來的漢族文化在閩粤贛邊與畲瑶族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有一首山歌雲：“客家山歌特出名，條條山歌有妹名，條條山歌有妹份，一條無妹唱不成”，充分表達了客家婦女是唱山歌的主角。按照中原漢族婦女的行爲規範，客家婦女不宜唱山歌的，更不準與男人對唱山歌。客家婦女到閩粤贛以後，入鄉隨俗，同畲瑶族婦女一樣也唱起了山歌。畲瑶族婦女没有文化，她們善於唱山歌，能够即興隨口創作，隨編隨唱，山歌行樂、以歌當話、以歌叙事、以歌抒情，唱山歌不伴動作，高聲清唱，個個是歌唱能手，用獨唱、對唱、齊唱、二重唱等形式，表達她們的無限才華。畲瑶婦女唱山歌的豐富内涵至今還爲客家婦女所喜歡，表現出她們互相交往和影響在文化層次上愛好的共同心理素質。這種心理素質還表現在語言、意識、習俗、飲食、民居、心理活動諸方面。在客家先民遷徙運動中揚棄舊的糟粕，吸納新的精華而獲得的共識，也獲得客家族群、群體得以形成的關鍵條件。

　　以上所述形成客家族群、群體的條件，即客家先民在唐末五代移居寧化石壁地區，過渡到宋代元初，在那裏，繁衍生息，與畲瑶族人長期雜居，通婚融合，而獲得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質，使客家先民蜕變爲客家族群或客家群體。假如説，客家族群的形成是從贛南到寧化石壁地區開始，在粤東北地區完成的；那麽，寧化石壁是孕育客家族群的摇籃，就毫不夸張過分的了。

　　五、寧化石壁是客家人的祖居勝地

　　翻開一部客家南遷史，客家遷徙運動並没有因客家族群形成以後而終結。他們受着某種影響又會掀起新的遷徙，但其主體已經不同了。從兩晋之時渡江，開始南遷到北宋，是以客家先民爲主體的遷徙，從南宋到明末清中葉是以客家人爲主體的遷徙。客家先民的遷徙，起程於黄淮流域各地，栖止於河南湖北南部和安徽江西沿長江南北兩岸以及贛江上下游。爾後，再遷移至江西東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廣東東部北部。客家人的遷徙，起程於閩粤贛邊山區，栖止於海内外各地。在國内有：廣東中部、海南島和沿海一帶，廣西中部西部，四川中部東部，臺灣的彰化、諸羅和風山，有的回遷江西西部和湖南南部等地。在海外有：安南、爪哇、緬甸、婆羅洲的坤甸、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吉隆坡和新加坡、暹羅的曼谷和合艾，有的遠往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他們飄洋過海栖止海外，開荒拓地，開發農耕産業，經營工商業，發展經濟，爲僑居地的繁榮興旺作出重大貢獻。大埔人張理開拓檳榔嶼，梅縣人羅芳伯開創坤甸地區，惠陽人葉亞來開發吉隆坡，梅縣人謝樞泗創建合艾市。他們功績斐然爲當地居民無限景仰，尊稱爲“大伯公”、“大唐總長”、“開埠功臣”、“合艾埠祖”。他們僑居海外，在异國番邦，創基立業，繁衍生息，艱辛勞作，比移居國内各地的客家人，其困難程度何止萬倍。因而他們也就更加眷念故里，三年兩載總要回鄉探望，尋根謁祖。不少老僑胞囑子囑孫要想盡辦法將自己的屍骨送回家鄉安葬，以慰葉落歸根之情。他們這樣强烈的故土意識，當然會想起祖先來自何方，從而尋找族譜所揭示的叙宗溯源，寧化石壁自然成了客家人宗親朝拜的祖先勝地。

　　總而言之，寧化石壁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在客家先民遷徙運動中起着“樂土”和“驛站”的作用，在客家族群孕育形成過程中起着摇籃的作用，並成爲客家人的祖先勝地。

　　

　　改於中共中央黨校124樓憩齋2004年冬

　　

　　注　釋：

　　〔1〕以上引文見贛南客家聯誼會、贛州日報社編《客家與贛南》第69、75頁。

　　〔2〕轉引自羅香林《客家源流考》見《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頁。

　　〔3〕參見全上書第20—22頁。

　　〔4〕以上引文見《客家與贛南》第71—73頁。

　　〔5〕參見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6—28頁。

　　〔6〕見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頁。

　　〔7〕轉引自巫秋玉、黄静《客家史話》第213頁。

　　〔8〕轉引自葉揚《客家散論》第157頁。

　　

　　參考文獻：

　　1.羅香林：“中華民族中客家的遷移和系統”見《客家源流考》

　　2.畲族簡史編寫組：《畲族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劉敏：“從虔州到汀州的客家先民”，見贛南客家聯誼會、贛南日報社編《客家與贛南》

　　4.朱祖振：“石城是客家民係的摇籃”，見饒任坤、盧斯飛主編《客家歷史文化縱横談》

　　5.熊寒江：“福建先民與閩西客家”，見邱權政主編《中國客家民係研究》

　　6.巫秋玉、黄静：《客家史話》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