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認識客家文化的特質首先必須瞭解客家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

　　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漫長的歷史時期内逐漸形成和完善的，毫無疑問，孕育這一産兒的母體就是贛閩粤客家大本營地區。在這一特定的時空範圍條件下，諸多因素對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作用，擇其大端，其中最爲重要的有三個方面。

　　首先，唐末至宋末的移民運動是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動因。這一時期，由於戰亂等原因，大量的漢民從江淮、荆湖、兩浙乃至中原遷入贛閩粤三角區，由此打破了這一區域長期處於原始封閉的狀態和古越族的後裔山都木客以及畲瑶等少數民族爲主體的居民格局，給這一區域注入了新鮮血液和勃勃生機。一方面，漢民們把先進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帶入這一地區，使這一地區得到較快的開發，迅速改變着往昔那種“人烟稀少，林菁深秘，野獸横行，瘴癘肆虐”的面貌。另一方面，漢民們與畲瑶等少數民族交錯雜居在一起，勢必以自己優勢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對他們發生方方面面的影響以致最後同化他們。楊瀾《臨汀匯考》描述了長汀、寧化等地原來“刀耕火種”的畲瑶等少數民族被漢族同化後的情况，“於是負來者，皆望九龍山而來。至貞元(785—804)後，風土之見於詩者有曰：山鄉只有輸蕉户，水鎮應多養鴨欄，隱然東南一樂土矣。”上述兩個方面便促使贛閩粤三角區發生着歷史性的變化，以致到了宋代，這裏人文蔚起，一個以中原傳統文化爲核心同時又藴涵着其他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態——客家文化便初步形成了。

　　其次，贛閩粤三角地帶獨特的地理環境爲客家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條件。一方面，客家先民從北方遷到南方，從平原地帶入居山區丘陵，他們雖然遠離了動亂與戰火，却面臨新的生存劣境。因此，他們不得不對原來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作某些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由此久之而形成新的風俗習慣，如温仲和在《嘉應州志》中寫道：“州俗土瘠民貧，山多地少，男子謀生多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婦人。故鄉村婦女，耕田、采樵、緝麻、縫紉、中饋之事，無不爲之，絮之於古，蓋女工男工皆兼之矣。”這是與中原地區傳統的“男耕女織”很不相同的新的男女分工格局，由此也就鑄就了客家婦女喫苦耐勞，精明强幹的優良品格和不纏足、不束胸的健勁氣習。又如，贛閩粤山區不宜種麥子磨麵粉，客家人就在豆腐裏面塞上肉餡做成釀豆腐，形似餃子，這便是北方人吃餃子習俗的一種承傳和變异。另一方面，客家大本營地區四面環山，交通不便，成爲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爲客家文化保存其濃郁的地方特色龢民係個性創造了條件。如客家方言中保留着較多唐宋時期的中原古韵和古漢語詞彚，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第三，贛閩粤三角地區土著居民的文化給客家文化的形成予重大影響。從人類發展的通則來看，不同民族間文化的影響和融合是雙向式的。如前所述，南來漢民在進入客家大本營地區後，以自己優勢的文化去融合、征服土著居民，那麽，土著居民也勢必以自己固有的文化去迎接這種外來文化，雙方便在這種不斷的撞擊中激盪和交融，最終孕育出一種新文化，即客家文化。根據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一般認爲贛閩粤三角區的土著居民即是古越族的後裔和畲瑶等少數民族。因此，客家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古越族和畲瑶等少數民族文化的强烈影響，這一點是肯定的，也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二

　　由於客家文化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復雜性，便决定了客家文化搆成因素的復雜性。仔細分析客家文化的搆成，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既有漢民族傳統文化的成分，也有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數民族文化的因子，同時還混合着粤文化、閩文化、贛文化以及其它地域文化的斑迹。下面略作闡述。

　　如服飾方面：過去客家婦女，“穿的是側開襟上衣，衣領、袖口、右襟沿及衫展四周，綴以花邊，寬紋一寸，褲頭闊大，褲襠較深，褲脚口亦綴以花邊。着的是布鞋。鞋面由兩片色布縫成，鞋端略向上翹，狀似小船，上面川五彩絨綉了花。身上還係着圍裙子，用銀鏈子係結，裙子壯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綉有花卉或圖案，如此等等。逢年過節或串親走戚時脖子上掛着銀項圈，手腕上戴着銀鐲子，打扮起來活像個畲族婦女”。這樣穿着與漢族傳統服飾“束發冠帶”不同，顯然是受畲族影響所致。

　　飲食方面：客家人有吃蛇的習俗，然這一習俗是受古越族飲食文化影響形成的。《淮南子·精神訓》裏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的記載。可見早在漢代，越人就把蛇當作美味佳肴了。而漢人一般是不吃蛇的。漢·應劭《風俗通義·九·怪神》記載：杜宣飲酒時見杯中有蛇影，酒後就覺胸腹作痛，多方醫治不愈，後來知道是墻上赤弩照在杯裏，影子有些像蛇，他的病就好了。這則“杯弓蛇影”的故事，充分反映了漢人對吃蛇的恐懼心理，故吃蛇習俗與中原飲食文化無關。

　　信仰方面：客家地區民間均崇信巫道，這裏有一習俗：明中葉以前，客家男性一般都有郎名和法名，如梅州客家聯誼會辦公室與梅州方誌辦合編的《客家姓氏淵源》，第一輯收録34姓，祖先有郎名和法名的30姓；第二輯收録35姓，祖先有郎名和法名的22姓。羅香林先生在《廣東民族概論》(《民俗》第56—63期)中解釋這種現象謂：“韓江一帶的客家人，其祖先有第幾千百郎的名號(大扺僅有郎字，而罕真名)，相傳即土著畲民雷、藍、毛、賴、盤各巨閥所給與的符號，這是客家人的祖先由閩西遷到粤境，欲求性命安全，不能不納點贄禮給那些强有力的畲閥，畲閥得客人贄禮以後，乃依其入境次序給以幾郎幾郎的名號。”事實果否如此?李默先生在經過考證分析後認爲：“客家人祖先郎名，不是什麽‘土著畲民之巨閥，依其入境次序給以幾郎幾郎的名號’，而是宋元明閩粤贛邊畲族與客家人祖先命名的習俗。”但是，其他漢族族群並無此俗，“從廣州方言區漢族族譜考察，極少見到其先祖有排郎名的記載，縱有，亦是從閩粤贛邊客方言區遷去的，遷粤前有郎名，遷入珠江三角洲後則未見。説明這是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一種特殊習俗。很顯然，這一習俗又是受畲瑶等民族命名習俗影響所致的。據民俗調查的資料，現在粤北的瑶民仍有此俗，“瑶民在世時有一條通用的名字，死後便用在世時‘師爺’所起的名字並寫在神主牌上。比如做過‘師爺’的(瑶民中有不少人會做‘師爺’)，也‘度過身’的，便榮獲‘良名’，如叫什麽趙明一郎、鄧明一郎，什麽二郎、三郎等等；凡没做過‘師爺’的，即没有‘度過身’的，便叫什麽法珍、法林、法橋等等。”可見，這一習俗又是與崇巫有關的，當是畲瑶等民族崇巫信仰對客家文化的一種滲透。

　　又如，客家婦女從事田間地頭勞動，少有纏足習俗，這與中原漢族婦女也是不同的。史載，畲族婦女“跣足而行”，她們“槌髻短裳，任田園諸務，採山負，逢跣往來，未免粗野，然而甘淡泊，服勤勞，其天性也。”(干隆《嘉應州志》卷一，“輿地部·風俗”)可見，客家婦女勤勞美德和不纏足的習俗，是吸收當地土著畲民族文化而來的。

　　再如，客家人喜唱山歌，男女對歌鬥歌早已形成傳統風俗。這種民間娱樂形式，也是從畲瑶等少數民族中採借過來的。因爲，對唱山歌，本來是青年男女求偶的一種形式，它産生和長期存在於不受儒家禮制約束的南方各少數民族中。畲族也是“非常喜愛唱歌的一個民族，畲村處處有歌手，男女老少，人人愛唱，人人愛聽。畲歌種類很多，題材廣泛，他們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簡直到了以歌代替語言的地步。”而在儒家禮制思想束縛下的中原漢民，有所謂“男女之大防”，是不可能男女在一起對唱情歌的。所以，客家山歌這一民間藝術形式毫無疑問是北方漢民族遷入大本營地區以後，接受了畲瑶等少數民族山歌形式産生並逐漸豐滿的。

　　此外，在婚喪習俗龢民間信仰等方面，我們都很容易找到畲瑶等少數民族文化的踪影。

　　客家文化的多姿多彩還表現在與相鄰民係文化的交融上。如媽祖原是閩文化圈的大神，沿着汀江流域傳到到閩西、再由閩西傳到粤東及其它客家人居住區。於是，閩西、粤東以及臺灣、香港、東南亞的客家人也成爲了媽祖的虔誠的信仰者。再如，許真君原是贛文化圈的祀奉神，由贛江流域逆向而傳到贛南，再由贛南到粤北，也成了贛南和粤北客家人的保護神。

　　在例舉了客家文化中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數民族文化的因素和相鄰民係文化的斑迹後，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客家文化中漢民族傳統文化的成分。如客家方言，因其保留有較多唐宋中原古音和古漢語詞彚，被語言學家們稱爲古漢語的“活化石”。如“耕讀傳家”“崇文重教”的社會風尚；如崇先報本的客家意識。其表現在客家宗教制度的嚴整，續修家譜的熱情和愛國愛鄉的赤子之情。如客家人最講尊老愛幼，孝敬父母，這便是漢民族的傳統美德。如客家地區盛行的風水觀念和風水術，也是唐朝末年客家先民從北方帶來並進行再創造的結果。還有宗教信仰中的普遍崇拜觀音、關帝；婚喪喜慶中的傳統禮節禮儀以及其它許多民俗文化現象，無不是中原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體現。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客家文化是“一體多元”的。這個“體”，就是客家文化這個整體；“多元”，就是客家文化搆成的諸多因子或成分。而在諸多成分中，其主體成分則是中原傳統文化，這一點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一體多元”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她使客家文化既多姿多彩又充滿活力，焕發出無窮的魅力。

　　客家文化“一體多元”的特色，映照出客家民係多元因素搆成的特質。因此，仔細分析客家文化中的搆成因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漢族與畲瑶等少數民族相互交融的情况，也可以從中領悟到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生生不息、枝繁葉茂的偉大氣概。

　　

　　(作者：羅　勇，是江西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