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説：“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1〕而“客家先民中原固有而在長途遷徙跋涉中强化的許多品質，諸如‘慷慨俠義’‘嫉惡如仇’的‘燕趙之風’。”〔2〕到了近代，更進一步的高揚。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爲祖國獨立、民主、富强的浴血鬥争中，涌現了一批“感慨悲歌”的客家志士。他們有如群星璀燦，爲同胞增輝。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一慷慨激昂、悲壯動人的歌，首先道出了“燕趙之風”的内涵和真諦。據《戰國策·燕策三》和《史記·刺客列傳》的記載：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司馬遷用他那凝重的如椽大筆爲他立傳，描繪他這一代義俠驚心動魄的刺秦王的故事。

　　荆軻刺秦王，雖驚天動地，但終於壯志未酬。從表面上看，他似乎在報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我們雖然難以完全排除這一點，但實質上至少不完全是這樣。太子丹多疑，他起初擔心田光泄密，故意説出他的擔憂，激將田光自殺，並以田光之死使荆軻爲其所用，後又猜疑荆軻改悔承諾，又激荆軻去秦。以荆軻的智慧，不會不清楚太子丹的爲人。但正是太子丹這一目的十分明顯的猜疑，讓荆軻不能忍受，因爲這是對一個俠士視生命的“已諾必成”這一信念的懷疑。因此，即使是還未完全準備好，荆軻仍帶着秦舞陽即刻起程。荆軻深知就這樣倉促而去，絶無成功的把握，必定是去而不歸，故在“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的易水邊上，和築而歌，唱出那千古傳頌的易水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後義無反顧、頭也不回地駕車而去，有“舍生取義”之慨，這不可能僅僅是爲了對他並不完全信任的燕太子丹。荆軻刺秦王，一方面應當是要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以證明和實現自身價值的内力驅使，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出於對强秦的義憤。雖然秦王結束了封建割據，使天下歸於一統，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恃强凌弱，横掃諸侯，所到之處生靈涂炭，百姓命不保夕，常至“伏屍百萬，流血漂櫓”。秦王之殘暴可見一斑，在當時真是人人恨不得而誅之。况且，燕太子丹要荆軻刺秦王，也並非是因爲秦王坐上金鑾殿後對他這個“質秦”的昔日伙伴不善，而是因爲燕國在强大的秦軍威逼下，已是危在旦夕，想以刺秦王解燃眉之急。所以荆軻之舉，是擔天下大任、爲天下除暴的正義之舉。”〔3〕

　　司馬遷在滿腔熱情地爲荆軻立傳後，同時評價荆軻等人説：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餘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作爲一個嚴謹的史家，對荆軻能有如此評價，説明荆軻並非浪得虚名。歷代文人騷客，也是多壯荆軻之志，哀其不幸，感其所爲。更有仁人志士傚法其擔天下之大任、爲天下除暴的正義之舉。據陳壽《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載：

　　“字益德，涿郴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從曹公破吕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嗔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决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飛雄壯威猛……萬人之敵也。……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伐吴，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範强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追謚飛曰桓侯。”可真是：雄壯威猛，英姿颯爽，勇冠三軍，義尚可風。

　　林冲是《水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須，八尺長短身材，身爲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還有一個和睦的小康之家，只因爲高俅的兒子高衙内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於是一連串的厄運便降臨到他的頭上。林冲忍無可忍，這才挺身而起，手刃寇仇，逼上梁山。經過了鬥争考驗的林冲，最後把武藝與生命一起都交給了農民起義運動。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僅在鬥争中表現得最堅决、最勇敢，後來在大勢所趨的招安局面裏，也是持反對態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説：“朝廷中貴官來時，有多麽裝麽，中間未必是好事。”(第七十五回)然而在無可避免的悲劇結局中，他最後還是無聲無息地癱痪而死了。林冲等水滸英雄的義，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礎上，所謂“仗義疏財歸水泊，報仇雪恨上梁山”，突出了一個“義”字。

　　千古瀟瀟燕趙風，一直在以其巨大的感召力呼唤着承傳者。其中就有不少客家志士，有如，廣州紅花崗四烈士。他們是：

　　温生才(1870～1911），字練生，廣東梅縣丙村井塘村人。兄弟六人，排行第四。少年失父，由母撫育成人，慈訓甚嚴，且受維新思想薰陶，故深明大義，稍長就有革命從戎之志。早年在鄰縣鎮平(今蕉嶺)教會學校讀書，後到廣州投入軍隊，因目睹清政府之腐敗，乃潔身引退，赴香港，改習機械修理。

　　1903年，温生才往南洋謀生，先後在新加坡、吉隆坡、霹靂州的暗邦等地做工。時值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南洋宣傳革命，對其思想影響很大，常懷救國救民之偉大抱負，憤懣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統治，擁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1907年在霹靂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在咖啡山組織廣益學堂，討論革命方略。1911年(辛亥年)，由廣東同鄉會籌款給他回國。該年春扺廣州後，在廣九鐵路當工人，並與華僑興業社及革命黨人聯繫，擬刺殺清水師提督李準。

　　4月8日，滿洲正藍旗人、署廣州將軍孚琦率部前往廣州城東燕塘勘旗地，兼閲飛機試飛，回轅途中，經紅花崗脚附近，温生才誤認他爲李準，立即在崗上向其連投三枚炸彈，護衛騎兵被炸死20多人，孚琦未死，温生才即冲向孚琦繼續開槍，將其擊斃。孚琦的衛兵及附近巡邏兵向温生才襲擊。是時革命黨人林德中前來接應，但不幸被清兵擊中，當場壯烈犧牲。温生才由紅花崗後面邊戰邊退，一直退至蟾蜍崗，投出兩枚炸彈，炸傷兩名清兵，但清兵未退。温生才左冲右突，不能逃脱，終因彈盡援絶，不幸被俘。

　　温生才被俘時毫無懼色，大義凛然，昂首挺胸。雖經嚴刑拷打，仍堅貞不屈，慷慨就義，葬於唐務崗。〔4〕

　　陳敬岳(1867～1911)，字接祥，梅縣丙村横石村人。少時好讀書，奮發進取，但他厭惡八股文章，不願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1908年冬，陳敬岳36歲時往馬來半島，在新加坡霹靂埠(今屬馬來西亞)一間華文學校任教。那時，義和團運動失敗，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使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加深。陳敬岳處在馬來亞這個殖民地，又身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對清廷的腐敗統治和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非常憤恨，經常教育學生要反帝救國，常曰：“漢賊不除，滿清不覆，中國不强。”他在學校任教時，常閲讀“中和堂”出版的《圖南日報》，並結識一批革命志士，參加了聯絡華僑的團體“中和堂”。1906年春，孫中山先生到新加坡宣傳革命，並創立中國同盟會分會。陳敬岳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響，經革命黨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立志投身中國民主革命。

　　1911年春，陳敬岳與中國同盟會員王和順、温德政等，率華僑30餘人從新加坡返國參加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即黄花崗起義)。是役，他率一支敢死隊參加圍攻清兩廣總督署的戰鬥。起義失敗後，陳敬岳出走海外。四月，陳敬岳又與王和順、温德政等人從海外回到香港，加入了支那暗殺團。該團亦稱“東方暗殺團”，中國同盟會的暗殺組織，1910年3月由劉思復、謝英伯等在香港組成。亟謀暗殺清朝督、撫、將軍等大員，以推進革命工作。團員共計20餘人(一説12人)，分擔執行和輔助任務。陳敬岳加入支那暗殺團後，旋赴廣州，欲刺殺鎮壓黄花崗起義的劊子手、清水師提督李準，但未成功。

　　同年夏，在中國同盟會第二號人物、原黄花崗起義總指揮、傷後餘生、逃往香港的黄興策劃下，陳敬岳再次接受執行刺殺李準的任務。閏六月初，他與林冠慈回到廣州待命。經過多方偵探，他們得悉是月十九日李准將到廣州長堤中法韜美醫院探病，决定在中途狙擊李準。是日，陳敬岳與林冠慈化裝成乞丐，分别行動。陳敬岳在水師提督行臺所在地之長堤附近尾隨跟踪李準，當他步至大南門口時，聞巨響，知林冠慈已行動，他也携帶着裝有兩枚炸彈的吕宋小木箱，便迅速折入育賢坊至聖廟門前，準備去殺李準，但却爲清巡警鄭家森所疑，被攔住盤問。陳敬岳正欲將炸彈擲向巡警時，巡警紛至而不幸被捕。

　　陳敬岳被捕後，兩廣總督張鳴岐親自對其審訊。張鳴岐問：“你和李提督有何讎恨?”陳敬岳義正辭嚴答曰：“李準鎮壓革命，我爲革命而殺他……”。言時神色自若，鐵骨錚錚。後在獄中關押數月，受盡殘酷刑訊，他終不屈服，厲聲痛斥清政府官吏窮兇極惡，腐敗無能。辛亥年九月十七，陳敬岳英勇就義於虎門。〔5〕

　　林冠慈(1883～1911)，廣東歸善(今惠陽)人，原名冠戎。早年在家務農，後到廣州，在基督教會福音船上學習駕駛，受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在香港加入支那暗殺團，謀刺清大吏以壯革命聲勢。次年閏六月初，他與陳敬岳回到廣州待命。經過多方偵探，他們得悉是月十九日李准將到廣州長堤中法韜美醫院探病，决定在中途狙擊李準。是日，林冠慈携帶兩枚炸彈在怡興縫衣店門前等候，假裝購衣。當李準乘轎至雙門底下街縫衣店門口時，林冠慈立即對準李準投擲兩枚一磅半的炸彈，李準從轎内滚出，胸部和雙手俱重傷，斷肋骨兩條，未斃命，轎子前後的清兵衛隊死傷者20餘人。林冠慈則因額部中彈當場犧牲。

　　鐘明光(1881～1915)，字達權，廣東興寧人。家庭貧苦，父親鐘其祥，早年去世。兄弟四人，其最小。妻陳氏，有子女各一，子名英發，女名英昭。有侄二，長名烈發，次名均發。鐘明光自幼由慈母廖氏所撫養，母親牢記明光先父經史不可不讀的遺訓，家境雖貧困，仍竭力讓鐘明光求學，諸兄長也念其最小，多加關懷，使他得以安心向學。自是鐘明光勤苦讀書，手不釋卷，“寒暑不敢問，晨夕不敢離”，不敢虚度時光。課餘之暇，“喜讀英雄傳，每遇荆卿、聶政事，輒掩卷嘆息”。〔6〕時值粤荒，家境益窘，於是違背父母叮嚀，棄學改習商販，只身跋涉江西、福建、湖南等省，期望獲得一些蠅頭小利，以報答老母親養育之恩。

　　20世紀初，鐘明光離鄉出國，到東南亞謀生，在馬來亞霹靂州著名的暗邦當礦工。鐘明光因痛心於祖國内憂外患，國家變得不像一個國家，便毅然加入革命黨，並以拯救國家於危亡作爲自己的志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爲了盡快取得全國統一，孫中山先生等人以袁世凱反正和贊成共和爲條件，將大總統職讓位於袁氏。鐘明光對此甚感痛惜，他説：“革命不徹底，大錯鑄成矣”。不久，袁世凱的面目暴露，派人刺殺了革命黨人宋教仁，以排除异己，實現其復辟帝制的野心。孫中山先生於是發起“二次革命”進行武裝倒袁。

　　鐘明光做工的所在地暗邦，是革命黨人温生才曾做過工的地方，温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而英勇壯烈犧牲的事迹曾轟動了海内外同胞。鐘明光深受英烈事迹的感染，常對人表示願以温生才烈士爲榜樣，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1913年，正當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興起的時候，鐘明光只身回國，可惜扺達香港時聽説“二次革命”已經殀折。鐘明光只好先潜回家鄉。面對祖國大好河山竟葬送在獨夫民賊袁世凱一人之手，他立誓要推翻這一專制政府。是時，袁世凱欲將國内革命黨人斬盡殺絶，通令各省緝捕革命黨人。鐘明光認識到：“國之不立，何以爲家”(鐘明光絶筆書之四)。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便又再度離别年邁的母親和妻子兒女，重涉南洋。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建立中華革命黨，領導國内外同胞武裝討袁。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强無暇東顧，袁世凱趁機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以换取日本帝國主義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引起舉國上下的群起反對。但是，袁氏爪牙——廣東軍閥龍濟光及其兄龍覲光，竟致電支持袁氏，舉行提燈慶祝會，慶賀“二十一條”的簽訂。鐘明光深恨袁氏賣國和暴虐無道，獲悉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發動討袁，於是跟隨羅鏟湖回港待命。鐘明光發誓與袁氏不共戴天，决心“伐罪吊民，拯同胞於水火之中”(鐘明光絶筆書之一)。他聽説龍濟光喪心病狂，提燈慶祝日本亡我中國的“二十一條”之簽訂，對此敗類恨之入骨。他説：“非先殺龍賊，無以示儆。”但因缺乏活動經費，一時難於進行。適值鄧仲元(1886～1922，别字鏗，梅縣丙村人)奉命討袁，負責廣東方面軍事，他先後發動潮州黄岡及惠州等地的武裝起義，均告失敗，感到對不起孫中山先生和海外熱心支持討袁的華僑，便决心采取暗殺龍濟光的計劃，振奮民心和士氣，借此打開革命局面。鐘明光經李佐漢、羅鏟湖、李雅陶介紹，參加了丘漢苗領導的暗殺團，肩負刺殺廣東軍閥龍濟光的任務。在商討執行任務的具體方法與步驟時，擬定鐘明光扮作小販，在龍氏出入必經之地選定地點，擺設一個流動性水果攤檔，伺機進行狙擊。關於炸彈，根據鐘明光的意見制成秤錘型，以爲僞裝，不易察覺。於是由有經驗的、製造過多枚炸彈的羅鏟湖負責，由鄧文烈裝置炸藥。

　　在香港準備行動期間，鐘明光與丘漢苗、李佐漢、振民(女)等人“交結桃園，情同骨肉，誓誅國賊，拯民水火”(鐘明光絶筆書之三)。爲了鐘明光安心執行任務，振民等許下在明光身後負責奉養他老母的諾言並承擔起托孤的大任。鐘明光對此深爲感動，稱振民如此“仗義疏財，竟如女中豪杰，熱心愛國，不愧巾幗英雄”(鐘明光絶筆書之三)。當時，鐘明光在家鄉的諸兄長已分散，各自尋找生活，家中老母已是71歲高齡，兒女尚幼小，仰給需人。現在有同志應允照料一切，鐘明光也就消除了後顧之憂。遂抱定犧牲决心，義無返顧。

　　1915年1月，鐘明光離開香港前往廣州。扺廣州後，偵悉龍濟光住在越秀山振武樓，其胞兄龍覲光則住在天平街，從而選定了擺設流動水果攤檔的適當地點。此後，鐘明光便早晚窺伺龍濟光行踪，尋找時機狙擊。

　　龍濟光無惡不作，自知革命黨人要索取其性命，因而深居簡出，處處防患。鐘明光因而很難得到下手機會，但是他的堅强革命意識和誓除姦賊的决心矢志不渝。他艱苦備嘗，風雨無阻地伺候着，未曾稍懈。在此期間，他除寫了五首自挽詩以自勉外，還先後寫了五封絶筆書以表其志，計有：5月28日《致壩羅國民黨支部、羔杯山廣益學堂、暗邦民新學堂諸先生書》、6月19日《致丘漢苗書》、20日《致同胞書》、22日《致長侄烈發書》和23日《致振民書》。他在這些自挽詩和絶筆書中，申明大義，誓誅龍濟光的决心，表示願“以頸血濺敵人於五步之内”，以期達到“振臂一呼，必雲合而響應”的目的。鐘明光不願看到“高麗、波蘭之禍”在中國出現，他舍身爲國的崇高精神，躍然紙上，慷慨激昂，催人泪下。

　　一念酬恩願尚違，卅年心事總堪悲。

　　不才敢擬擎天柱，無處能容立地錐。

　　破國亡家徒有恨，赴湯蹈火義難辭。

　　料應化作啼鵑去，欲報慈烏再世期!

　　豐城劍渺海珠空，忍看生靈飽毒龍。

　　我便安禪制將去，不辭踪迹血腥中。〔7〕

　　嗟呼!茫茫大陸，頓形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綉山河竟亡袁氏之手，千秋領土喪盡一紙空文。痛彼國賊，甘爲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牛馬之賤。吊民罰［伐］罪，湯武尚誅暴民之桀紂；締造共和，先烈流熱血而救民。兹我中原黄裔，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際此衆叛親離，袁賊之勢既孤；人心未死，大事尚屬可圖。同爲五族之民，共興討賊之義。速振義旗，掃除妖孽。毋任國賊盤踞，噬臍無及；勸我同志速進，急起勿忘。倘令振臂一呼，必雲合而響應。欲免爲波蘭高麗之慘禍者，在此一舉。同盤共濟，毋忘雪耻之心；卧薪嘗膽，共誓報仇之志。是則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其勖哉!

　　弟鐘明光　民國四年六月二十日〔8〕

　　轉入7月，粤省遭水火灾害，龍濟光以爲此時革命黨人可能懈於窺伺。7月17日，龍濟光前去其兄長龍覲光寓宅，鐘明光在積厚坊附近看見一乘轎子過來，前後有數十人持槍護衛，威風凛凛。鐘明光見時機已到，從容擲出所帶炸彈，立時炸死衛士17人，傷者無算。龍濟光因有衆多護衛，只傷了左足。鐘明光走避不及，不幸被捕。次日，龍氏門吏賀文彪告知鐘明光：將以凌遲處死。鐘明光聽了大笑，説：“果爾則龍賊或不免，吾無憾矣!”18日，鐘明光從容就義。

　　鐘明光誅鋤龍氏雖然未遂，但其成仁壯舉震動海内外同胞，袁世凱成爲舉國上下的衆矢之的，其爪牙龍濟光亦成驚弓之鳥。不久，袁氏暴死，龍氏外逃〔9〕。論曰：

　　天下惟至性人能具大勇，觀明光遺書，純孝出於天性。特以不忍亡國之痛，

　　擴其孝念，以除國賊，俾國人免奴隸牛馬之辱。抱至仁之心，行大勇之事，百

　　折不回，一以從容出之。吁，可風矣!”〔10〕

　　1918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領導護法運動，林森等人發起募款增修黄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時，兼修紅花崗温生才、陳敬岳、林冠慈、鐘明光四烈士墓園，即紅花崗四烈士陵園，以永志紀念。

　　燕趙之風實質上是俠義精神。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肯定地概括道：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他又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説：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

　　俠自東漢後，不再進入正史。但在文學作品中，俠並没有受到冷遇，而且，俠的形象多英風豪氣、義薄雲天、光彩照人。唐代詩人李嶷有《少年行》道：“玉劍膝邊横，金杯馬上傾。朝游茂陵道，暮宿鳳凰城。豪吏多猜忌，無勞問姓名。”遊俠佩劍傾杯，英氣逼人，致使那些爲富不仁的豪吏心驚肉跳，猜忌是不是冲着自己而來的。遊俠身上體現了輔正壓邪的俠義精神。李白也有一首《少年行》，描繪了“淮南少年遊俠客”的形象。詩中有句子雲：“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這是一個輕財豪飲，願把整個的身心獻給知己的形象。元稹《俠客行》中的俠客更是豪壯無比。他寫道：“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横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分海减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她延二國。”此中的俠客不怕死，只怕事情不能成功。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白天堂堂地殺賊除暴，具有海鯨機警滄溟的力量。這顯然是作者賦於他鍾愛的俠義英雄以這種力量，以便他更多地去殺賊除暴，匡扶正義。詩人賈島在詩作《劍客行》中寫道：“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剗盡天下不平事，這正是俠義精神的精髓所在。而且，古代文人中不少人本身即好行俠，如李白，《新唐書·李白傳》就稱他：“喜縱横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東漢時有名的竹林七賢如嵇康，也是性喜行俠。這些都説明瞭俠雖不再有，但俠義精神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理由。曾寫下“我自横刀向天笑，願留肝膽兩崑崙”豪邁詩章的譚嗣同，在他探索救國之路的著作《仁學》中寫道：“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一撥亂之具也。”鑒湖女俠秋瑾就是以身實踐者，她以“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干坤力挽回”的勇氣，以一個閨閣女子，自携書劍東渡尋求真理，踏上救國救民的征途，終於舍生取義，成爲民族的英雄。客家志士鐘明光“喜讀英雄傳，每遇荆卿、聶政事，輒掩卷嘆息”。紅花崗四烈士，不正是從千古瀟瀟燕趙風——俠義精神中汲取了有益的東西並激勵自身爲國家民族而獻身嗎?

　　燕趙大地也是客家人的主要祖居地之一。“客家是中國民族裏的一支，他們的先民，就是因爲受了邊疆部族侵擾的影響，才逐漸自中原展轉遷到南方來的。”〔11〕所謂“中原”，包括今河南省全部以及魯、冀、晋、陝、隴、皖等省部分地方。據吴炳奎先生對100個廣東梅州客家姓氏祖源的考查：祖居地在河北省的有15姓。〔12〕又據王淦文先生對廣東興寧58個姓氏的考查，其祖居地在今河北省的有7姓，即張、彭、刁、盧、歐陽、傅、韓。〔13〕因此，在客家民性中，具有慷慨俠義，嫉惡如仇的燕趙之風，也就不足爲奇了。

　　總之，客家志士繼承和發揚了燕趙之風，從而也就證明瞭客家主體先民源自中原，客家民風中保有祖輩遺風。

　　

　　（作者：吴建華，廣州大學）

　　注　釋：

　　〔1〕韓愈：《昌黎集》二十《送董召南游河北序》

　　〔2〕張弘昌：《“畲族影響”獻疑和客家文化形成的思考》，《永定文史資料》第19輯。

　　〔3〕參見程繼鬆《義——照亮歷史的道德之光》，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第132～133頁。

　　〔4〕參見梅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梅州人物傳》，1989年10月印行，第92頁。

　　〔5〕參見劉添元、劉小青《生經白刃頭方貴　死葬紅花骨亦香——記紅花崗四烈士之一陳敬岳》，《梅州文史》第五輯。

　　〔6〕《紅花崗四烈士鐘明光傳》，《興寧文史》第2輯。

　　〔7〕《鐘明光自挽詩》，《興寧文史》第2輯。

　　〔8〕《鐘明光先烈之遺書》，《興寧文史》第9輯。

　　〔9〕參見梅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梅州人物傳》，1989年10月印，第117~120頁。

　　〔10〕《紅花崗四烈士鐘明光傳》，《興寧文史》第2輯。

　　〔11〕羅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頁。

　　〔12〕吴炳奎《客家源流新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

　　〔13〕王淦文《興寧客家人的“根”在哪裏?》，《興寧風采》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