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是人類動態的傳遞信息、觀念和感情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人類交往溝通的社會性活動，英國學者特倫斯·霍克思説過：“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作爲人類社會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層和最復雜的現象之一，傳播與文化有着先天的聯繫。正如傳播學大師施拉姆所説，文化的傳播“是社會得以形成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可以説傳播是文化的本性，文化與傳播是一體兩面的。一方面，傳播促成文化的整合、增殖、積澱、分層、變遷和“均質化”，形成各個主要的文明圈，爲不同的國家龢民族畫上鮮明的文化特徵；另一方面，文化對傳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傳播者對受傳者的文化意義，同時還體現在傳播媒介及傳播過程之中。尤其是進入近現代社會後，伴隨着信息量的急劇增加，傳播活動的産業化，傳播與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的程度和速度都呈現加速現象。一方面，大衆傳播正在有力的衝擊不同文化的邊界，加速全球化的進程；反過來，不同的文化又以其本身特徵影響着傳播的形態與效果，從而表現出各文化的傳播特色。中國的文化是現存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對中國的傳播當然有着特殊的影響。而客家文化作爲中國古老文化的一個發展或變异，它與現代傳播之間的銜接，自也有其特别之處。

　　美國學者海爾特·霍夫斯泰德在1967年至1973年間，從IBM公司在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的子公司的雇員中收集到116000多份問卷進行分析研究，這些國家分佈在北美、南美、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包含了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阿拉伯等各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要分析不同文化的差异，可以從四種維度入手：對權力差距的接受程度；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對不確定性的强逥避傾向和弱逥避傾向。我們也可以從這幾個維度來看看中國傳統的文化及客家文化特徵對傳播有些什麽樣的影響。

　　集權統治的後遺症

　　對於不同的文化來説，權力差距小的文化認爲社會上的不平等應縮小，所有的人都應當相互依賴等。而權力差距大的文化則認爲世上存在不平等的秩序，人們的地位的高低由該秩序保護。中國有着幾千年的集權統治傳統，完善精密的封建社會制度。與此相對應，中國文化對權力差距的接受程度遠遠大於西方，任何場合下都極其講究名分和等級，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明白了名分，才知道什麽該説，什麽不該説，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

　　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等級倫理高於其它一切，社會倫理要求每個人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角色，并且自覺服從這一角色的安排和制約，自覺接受社會權力的落差，并且主動維護它。顯然，在這種專制環境下的交流，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這種等級觀念的存在，也使得“言論自由”從來都未能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激起强有力的回應。中國封建社會缺乏對“民權”和“國民”的認識，也缺乏對建立在個人平等之上的個人言論自由的真正贊同。大衆傳播意味着人與人的平等，獲得同等的知情權，擁有同等的思考空間，這與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是背道而馳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它注定會受到嚴厲的打擊和禁止。因此，在中國的社會中，也就很難萌發出像西方近代新聞傳播業類似的傳播交流方式。

　　施拉姆在其傳播學著作《報刊的四種理論》裏面，把傳播的發展概括成兩個不同的方向。在西方國家，首先是集權主義時期，然後是自由主義時期，再發展到社會責任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傳媒受政府的控制越來越少，而其影響力和對政府的監督功能却越來越强大。而在“共産主義國家”，報刊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把集權主義發展到另外一個更高的階段，媒體已經完全被政府控制，成爲極權統治的工具。在這本書中，施拉姆所謂的“共産主義國家”主要意指蘇聯，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新聞傳播業套用的是蘇聯的模式，這種模式與中國專制的文化傳統相結合，在集權主義模式的路上走得更遠，媒體淪爲了階級鬥争的工具。《人民日報》對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就被讀者斥爲“國會縱火案”，抛開那個時代的特殊性，我們還是能够看到文化傳統在背後所起的作用。即使是在當前的傳播業中，這種等級觀念的束縛仍然嚴重存在，尤其在黨報體系中。而受到這種思想操縱的傳播觀念，在很多時候，成爲中國信息流通渠道不通暢的最主要原因。

　　客家文化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演繹而來的，當然有傳統文化的印記。但同時，客家文化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也有自身獨特的一面。例如太平天國，這場被西方稱爲“客家人的革命”，首先是其對西方宗教的接受與改革。被視爲西方倫理精神的發端的基督教，同樣對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産生影響。與太平天國之前的會黨組織如天地會、洪門等相比，太平天國作爲會黨的聯繫、傳播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异。從其早期的男女平等觀，到晚期《資政新篇》中所倡導的現代郵政等，在在説明與傳統文化相比，客家文化更能兼容現代傳播。傳播的發展對於民衆的素質是極爲重要的一環，在中國近代革命中，客家人之所以能發揮那麽重大的作用，與此是分不開的。

　　個人——集體的附庸

　　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個維度上，中國的文化明顯是偏於後者的。家族本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個家族據血緣的遠近親疏形成一張張網絡，被縛於其間的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對權威的服從和對家族的責任、義務，在由家族網擴展成的社會和國家大網絡中更是如此。重重密織的宗法網絡維係着傳統社會的超穩固形態，在這其中，能看到的只有權威的作用，集體的利益，個人只是集體的附庸，個體的分量就像塵埃一樣，輕微得壓根感覺不到。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的傳播，當然也没有考慮到個體的需要。在傳播的功能中，只有教化功能被關注，而信息交流作用和交互性則被忽略，信息流通的渠道只有下行，廣大受衆只有被動接受，缺乏必要的知情權。這種模式下的傳播，信息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進而會影響到傳播媒介的可信度，甚至傳播效果會適得其反。

　　2003年10月，幾個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福岡縣因爲無法打工賺到足够的錢，竟鋌而走險搶劫錢財，慌亂中殺了一家四口。此事在日本媒體予以大篇幅報導，中國人的形象在日本一落千丈。然而，此事在中國媒體却被淡化處理。當一年後，中國駐日大使王毅與駐日中國企業經營者座談，特别强調必須遵守當地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時，這樣一個客觀報導竟然在網絡上引起一些“憤青”的攻擊，認爲王毅大使是在長他人之威風。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風波就更加典型了，由於媒體被管制，不能及時將疫情通報給大衆，給了謡傳四處流傳的機會，結果導致民衆恐慌情緒失控，引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對疫情的控制没有任何幫助，反而嚴重影響了大衆對政府和媒體的信心，時至今日尚餘波未了。

　　在這些事件中，媒體往往成爲指責的對象，而實際上，真正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觀念，正是在這種觀念决定下，中國的傳播模式長期都是一種信息由上而下的單向流通狀態，而缺乏建立完善的反饋和互動模式。受衆，從某種程度而言，只是接受和實施政策的工具和手段，傳播效果被忽視了。而這，正是中國傳播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

　　客家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樣，在個人與集體上，同樣偏向於後者，尤其是其聚族而居的模式，演繹出土樓、圍龍屋這樣的物質符號，都説明瞭這一點。但另一方面，客家文化又有其漂泊、遷徙的基因，客地的男人如不外出闖世界，“混出個人樣來”，是不會爲這樣的集體所認可的。所以，他們漂洋過海，開拓墾殖，每每又帶有强烈的個人奮斗色彩。

　　客家文化的這種漂泊性，决定了客家文化對信息的可信度，對個人信用的重視。客家人在過去的職業“信客”，以及經濟活動“僑批”，便是建立在對個人高度的信任上。信客是一種傳遞信息的職業。過去郵政網没有普及，民間信郵又不能使用快捷的驛鋪傳遞，所以要靠信客這種特殊的職業者去做這種事。他們所要傳遞的信郵不但有書面的書信，還有口信，其中包括很多商業機密和個人隱私，而這種職業的收入並不高。以此爲業的人，其信譽是非常重要的。僑批，是由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寄回國内，連帶家書或簡單附言的匯款憑证，由於直接涉及到金錢的誘惑，對於傳遞人的信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顯然，要防止信息傳遞過程中的問題，只靠道德説教是不够的，還需要一套信用體系的限制，而其中，作爲信息傳遞者的個人，並不是淹没在集體主義中的微塵，正是靠着個人的發揮，信息的傳播才能順利進行。從這點來看，客家文化不再是純粹的集體主義，個人的分量已經有所增强了。

　　文化的女性氣質與泛道德化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這一維度測定的是這樣一種程度：社會中主導價值觀男性化的程度。男性氣質一般被描述爲勇敢、進取、自信、競争甚至進攻性，而女性氣質一般認爲善良、友好、柔順、服從及養育的天性。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處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中，以道德的自我完善爲人生價值的第一取向。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顯然不鼓勵冒險、競争及攻擊的思想，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帶有更多的女性氣質，是一種道德至上的文化。

　　在中國文化中，道德意識浸入文化的各個層面，對各種文化要素有指導作用和重大影響。在社會生活方面，道德至上表現爲政治道德化、法律道德化，而這些在給中國社會整體面貌抹上一層温情的色彩的同時，也是專制主義滋生的温床。而專制主義下的泛道德主義，壓抑了個人的正當權利，同時導致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思維方向。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就這樣説中國文化的這種特色：“人與人之間又没有一種個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爲極度的自暴自棄。正由於他們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以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

　　表現在傳播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樹典型了。從影視節目中的英雄人物如劉胡蘭、董存瑞等，到新聞報導中的學習榜樣，像20世紀80年代的蔣築英、新世紀前夕的李向群等，所有的形象給人的感覺都是不像真人，它們的共同點是高大光輝，十全十美，只有好的事迹，不好的表現被完全剔除，整體形象乾癟，完全没有感召的力量，甚至引導受衆往相反的方向去聯想。而在某個時期的新聞報導中，甚至風行過“合理想象”，例如描寫上甘嶺戰鬥英雄黄繼光的那篇著名通訊，裏面有大量黄繼光在生死關頭的心理描寫。作爲一篇新聞報導，這正是一個不遵守客觀的反面典型，然而這篇文章還曾經被選爲小學語文課本教材，從這裏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傳統思維的影子。

　　與傳統文化的女性氣質不同的是，客家文化的一個鮮明特徵就是它的開拓性。幾百年來，流傳於南洋的諺語“客人開埠”正是這種開拓精神的概括。客家民係是一個遷徙的民係，每到一處，都面臨着怎樣在新環境下生存的問題，在這種情勢下，男性氣質是生存的基本條件。無論怎樣的蠻荒之地，荆天棘地，蟲蛇出没，客家人都能憑雙手化腐朽爲神奇，開闢出一方新天地來。客家人，包括客家女人在内，都滲透有敢作敢爲敢擔責任的冒險意識與進取精神。且不説客家男人闖南洋的普遍性，客家女性在男人闖南洋或外出後，便承擔了整個家庭的責任，“健婦把犁”在客家人來説是很平常的，這與傳統社會的女子“話莫高聲，笑莫露齒”，困守深閨截然不同，與强調中庸之道，講究過猶不及亦不一樣，否則，第一位女將軍李貞也就不會出在客家人裏。

　　在中國文化陷入理學的泛道德化僵局，整個國家淪入閉關鎖國、落後捱打的可悲境况時，客家人却在東南亞開天辟地，客家文化傳播達到了一個輝煌的局面，這與客家文化的開拓性是密不可分的。

　　壓倒了一切的穩定

　　對於中國文化來説，穩定與統一是壓倒一切的。從三代至清末，中國社會的政治架構雖然不斷經歷着内部調整，却從來没有出現過由外來征服者造成的“斷裂”。半封閉的地理環境，比較優越的自然條件，加上超穩定的政治架構，産生了田園牧歌的中國農耕文化。中國文化延綿至今而未曾中斷，這與它對不確定性的强逥避傾向有關。

　　對不確定性的逥避，就是一個社會對不確定和模糊環境所感到的威脅的程度。不確定性會帶來風險、壓力和不安，對此東方人和西方人的反應方式是不同的。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是農業文化，要求人們安居樂土，穩定安寧，這樣就形成了安於現狀、保守穩重、遲緩戀家、懼怕競争等思想，因此中華民族傾向於逥避不確定性，這也導致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中，冒險、標新立异並不受到鼓勵，一切以穩定爲先。統治階級認爲對社會穩定有影響的信息，就不進行傳播，甚至對大衆有權而且應該瞭解的信息，也進行壓制，這種情况在中國，是自古皆然。即使到了現代，信息的傳播，還是受到嚴格的限制。在中國能收到香港電視節目的地區，一旦其新聞節目中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領域，整個電視信號就會馬上中斷。互聯網上也有許多網站被ISP屏蔽而無法瀏覽，而對於某些方面的言論，網絡警察也監視得非常嚴密，甚至影響到了民衆的正常交流與獲取信息的權利。

　　當然，國家安全和穩定，是所有國家都關心的頭等大事，西方國家亦不例外。但對於信息傳播如何控制，控制程度如何，却隨着這個國家對不確定性的逥避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文化對於穩定的極度追求和對不確定性的强逥避傾向，是中國的傳播偏重教化與引導，有效信息量少的深層原因。

　　相對來説，對於不確定性的逥避程度，客家文化比傳統文化要弱很多。這並不是説客家人對自己文化傳統不够重視，相反，客家人對於自己的傳統的繼承觀念非常强烈。客家民係最初開始於五胡亂華時期大規模的漢族南遷避禍，當時大多是名門望族的整族遷徙。這些客家初民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豪感，極力保持這種傳統，故客家人有雲“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但是遷徙所要面對的險惡環境，使得客家人無法逥避不確定性。從一開始，他們便没有一個安定的生存環境，只有在漂泊中求生存，求發展。長期經受這種環境的考驗後，客家文化對於不確定性的逥避程度已經與長期處於安穩的農耕狀態下的傳統文化完全不同了。雖然還是重視“祖宗言”，但客家人絶不會爲了祖宗所言而向環境妥協，絶不會死守穩定，逥避挑戰，這使得客家文化充滿進取性。伴隨着對穩定性追求的下降，是客家文化中冒險精神的上昇，對現存秩序的疑問與挑戰。這種狀况有利於信息傳播的通暢，進而大大提昇了客家文化對新事物、新觀念的接受程度。在推翻中國封建統治的民主革命先驅中，客家人佔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這與客家文化對不確定性的弱逥避傾向是息息相關的。

　　以上從四個維度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客家文化特徵對傳播的影響。事實上，這四個維度是一體的，它們之間相互聯繫，搆成文化的獨特面貌。這個文化以其獨特的方式影響着傳播，而同時，傳播也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反過來影響文化。二者到底誰影響誰大一點，這恐怕是個先有鷄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本來傳播與文化就是一體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許多精髓值得發揚，但對現代意義的傳播，亦有許多不利的因素。客家文化根本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只是由於客家這個民係的特殊境遇而發展出許多自己的特徵。本文無意去比較客家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優劣問題，但在客家文化的這些特徵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許多有利於現代傳播的變化，這一點是傳統文化無法做到的。認清楚不利的方面，對於日後加以改進，似乎不無小補。

　　
　　（作者：向　淵，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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