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提倡客家文學，是爲了弘揚本土文化，突顯族群意識，恢復客家尊嚴，拯救客家語言文化。另方面，也是和“臺語文學”分庭抗禮。本來，“臺語文學”應包括客家文學，但鑒於福佬話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客家話，故客家文學只好另張新幟。

　　50年代以後，由於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本土化遥遥無期，故長期受歧視和排擠的客家話及各族群母語無法得到尊重。在這種情况下，從没有哪位客籍作家正式打出客家文學的旗號進行創作，以免被國民黨扣上分離主義的帽子。到了本土化呼聲開始高漲的80年代，時在日本的張良澤率先提出客家文學的看法。那是1982年7月，他應紐約“臺灣客家聯誼會”之邀，演講《臺灣客家作家印象》。由於以往客家文學没有人提倡當然也談不上研究，故早已忘掉自己是客家人的“福佬客”張良澤對客家文學的解釋，不那麽令人信服。

　　70—80年代蔣經國實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使得閩南和客家籍的本省人士取得重要的社會地位。正是在政治風向驟變的1988年，擁有400多萬人口的客家人開始萌生族群意識，先後開展了“還我母語”、“新客家人”運動，並於1990年創辦了爲客家族群説話的《客家風雲》，後改名爲《客家雜誌》。1993年創辦了全球首份客家語文刊物《客家臺灣》。次年，召開首届“客家文化研討會”，還出版了《客家臺灣文學選》，另成立了“全國客家權益行動聯盟”、“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並一波三折成立了“寶島新聲客家電臺”。地處桃園、新竹、苗栗客家生活圈的中央大學，在2003年8月成立了全臺灣第一個客家學院，下設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客家語文研究所、客家宗教民族研究所。這些來自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動，給客家文化打旗稱派提供了條件。

　　但一説及客家文學，正如“臺灣文學”很難有統一的界説一樣，對客家文學的定義也是衆説紛紜。其實，客家文學並不等於客語文學，即客家文學不一定都要用客家話寫作。另方面，也不一定要求作者具有客籍身份，如黄秋芳就屬福佬籍，可她用客家方言寫客家生活的作品，無疑應屬客家文學。由此可見，對客家文學的定義應從寬。爲防止作繭自縛的狀况，臺灣客家文學研究專家黄恒秋提出如下界説：

　　一、任何人種或族群，只要擁有“客家觀點”或操作“客家語言”寫作，均能成爲客家文學。

　　二、主題不以客家人生活環境爲限，擴充爲世界性的或全中國的或臺灣的客家文學，均有其可能性與特殊性。

　　三、承認“客語”與“客家意識”乃客家文學的首要成份。因應現實條件的允許，必然與關懷鄉土社會，走向客語創作的客家文學爲主流。

　　四、文學是靈活的，語言與客家意識也將跟隨時代的脚步而變動，所以不管使用何種語言與意識形態，只要具備客家史觀的視角或意象思維，均是客家文學的一環。〔1〕

　　這就是説，衡量客家文學的標準，主要不是作者的客籍身份，而應是所使用的語言和作品所貫穿的客家意識。這裏講的客家意識或客家精神，是指客家人在五次顛沛流離的大遷徙的劫餘中，所形成的“刻苦耐勞、開拓進取、勤勉好學、愛國愛鄉以及尊老愛幼、敬祖睦鄰、團結互助和堅强勇敢等特點”。〔2〕鐘肇政於1994年編選的臺灣第一部客家文學選集，其標準是“屬於客家族群的作家，較含有客家風味的文學作品”。其實，他並没有嚴格貫徹這一標準而選了個别非客屬作家的小説。客家族群居住的圍龍屋，本來帶有封閉性。在建構客家文學時，只有突破這種封閉性，講究包容性，才能較全面地反映臺灣客家文學多採的面貌。

　　客家文學在臺灣源遠流長。戰前較重要的作家有熟諳口語的龍瑛宗和吴濁流。龍氏1937年發表處女作《植有木瓜的小鎮》的小説，獲得《改造》小説徵文比賽奬，是客籍作家在臺灣文壇初露鋒芒的標誌。吴濁流不僅寫詩，還寫小説，《亞細亞的孤兒》在表現臺灣人的“孤兒命運”方面，頗具經典意味。戰後第一、二代重要作家還有鐘理和、鐘肇政、李喬等人。鐘理和的《笠山農場》，成功地刻畫了客家婦女勤勞勇敢和柔情仁慈的特徵，成爲臺灣文學畫廊中精彩的女性形象之一。鐘肇政的成長小説《濁流》三部曲和表現他人格力量的《臺灣人》三部曲，在描寫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時，比較完整地表現了客家人的生活狀况和風俗面貌。屬第二代作家的李喬長達100萬言的《寒夜》三部曲，以苗栗山區幾代客家墾民家族的悲歡離合爲背景，表現了臺灣人民扺抗外族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堪稱臺灣的民族史詩和“大河小説”的典範。

　　在前行代作家影響下出現的青壯客籍作家主要有林柏燕、謝霜天、莊華堂、鐘鐵民、吴錦發等。這些土生土長的客籍作家，不再像前行代那樣着重表現先民移墾臺灣的血泪史，而轉向對本土的熱愛與眷戀。像吴錦發所編的山地作品和劉還月報導的“平埔族”的田野調查，“對客家母語嚴重流失、客家山莊文化體系被摧毁的自我體認，轉换爲對更弱勢的族群——原住民的憐惜及關懷”。〔3〕持反核立場的範文芳、反對開建美濃水庫的鐘鐵民，其作品主要是反對環境污染，保持家鄉的明净。蕭新煌的作品則表現了對勞工運動的關懷，充分體現了作者深沉的憂患意識。客語詩的作者有杜潘芳格、利玉芳、黄恒秋、範文芳、楊政道等多人。黄恒秋的客語詩集《擔竿人生》，有濃厚的客家生活氣息，屬新世代作家對客家母語文學創作的新探索。他所著的《臺灣客家文學史概論》，〔4〕對客家文學的界定有一定的理論深度，有助於提高客家文人創作水平和深化客家文學研究。彭瑞金從族群角度研究客家文學的系列論文，常常和政治文化批判相結合。祖籍梅縣的藍博州，社會主義傾向使他把目光投向50年代前後國民黨鎮壓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歷史。他用田野調查和紀實文學的形式，再現了左翼人士的英雄形象和光輝性格。林清玄的作品雖然没有表現客家生活，但他的散文和報導文學，既有濃郁的鄉土情懷，又有特殊的文化關注。他通過民間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描寫，傳播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他經營的“菩提”散文系列，有寬廣的文化視野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除創作隊伍外，客籍的翻譯家還有樑景峰、彭鏡禧、張芬齡、餘阿勛、黄毓秀等。

　　討論客家文學的定義難免受籍貫、意識形態和語言等問題的干擾。如果抛開意識形態的層面，在大陸時期的客籍身份而到臺灣後被改稱爲“外省作家”的作品，也不容忽視，如白先勇的小説、陳鼓應的評論。又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流淌着濃濃的鄉情。作品通過女主人公小英子所見所聞，真實地再現了老北京中下層人民的生活面貌。她寫臺灣繁華都市、美麗鄉村和高山族少女民俗風情，顯得情深意切，意味隽永。評論家和詩人周伯乃的散文集《夢回長樂》，以作者故鄉五華縣的舊稱長樂爲名，追憶他小時候常在那裏戲水的琴江，創造了他那屬於粤東山區大坪嶺下的童年世界。此作品從書名到内容，都注意客家風情民俗的描寫，是地道的客家文學。朱西寧、劉慕沙則以“外省”與“客家”的兩種身份給朱天心等新世代作家不小影響。没有忘記自己是客家人的張香華、夏宇、徐望雲、鐘順文、張坤，他們從不用客家話寫作和以客家意識創作反映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因而其作品只能算是廣義的客家文學。另還有從南洋來的僑生温瑞安，他的濃厚的中國情結使其作品受到壓抑，再加上國民黨警方的介入，他以爲“匪”宣傳之罪名被捕，後被驅逐出境。

　　作爲勞動的文化和山歌的文化的客家文學，在現代化的臺灣都市很難打進去。客家人在臺灣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政治、教育層面上不及外省籍同胞，在“民間財經實力又不敵福佬鄉親”。〔5〕臺灣雖有接近純粹的客家鄉鎮，却没有百分之百的客家人生活的縣市。這種環境爲建構有族群特色的客家文化帶來困難。這就不難理解客家文學爲什麽地位不高，專門表現客家起源、遷移經驗、奮斗歷史及族群特色的客家文學，到現在還没有真正山現。當然，這不否認客家文學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佔有重要地位，可這重要地位並没有改變客家文學“落入黄昏文學的憂慮”。〔6〕在所謂母語文學運動蓬勃發展、純客語來臨的時代，如四縣客語、海陸客話各以自己的母語創作，不要説閩南人、外省人看不懂，就是客籍作家之間，也未必能完全溝通。鐘肇政就曾嘗試過用客語思維寫信，後發現此路不通而終止。鐘肇政反映臺灣40年代民衆面貌的新作《怒濤》，便不純用客語創作，而用日語、客語、閩南話……交錯使用，便突破了“創作即翻譯”的困境，爲客家文學作了新的探索。

　　客家文學今後要得到健康發展，在强調族群獨特生存境况下形成自成一格的文化個性的同時，决不能由此割斷與漢民族共同體的内在聯繫，更不能把客家話拔高爲所謂“臺灣民族語言”之一種。要凸顯客家意識寫作，而不能把用客家話寫作强調到絶對化的程度。不然，和閩南話一樣有音無字的困擾，以及讀者的接受、如何以母語寫作又不粗鄙化而做到有一定藝術水準等問題就不好解决。要從民俗出發，從學術出發研究和發展客家文學，而不能讓政治統帥文化，尤其是不能讓臺獨思潮侵入客家文學。否則，所謂“以本土母語創作正統的、有尊嚴的客家文學”，必然會走向死胡衕。

　　

　　（作者：古遠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注　釋：

　　〔1〕黄恒秋：《臺灣客家文學的省思與前瞻》，載《臺灣文學與現代詩》，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版。

　　〔2〕〔4〕〔5〕黄恒秋：《臺灣客家文學史概論》，愛華出版社1998年版。

　　〔3〕黄子堯(黄恒秋)：《臺灣客家文學及其客籍作家“身份”》，載《鄉土與文學》，《文訊》雜誌社1994年版。

　　〔6〕彭瑞金：《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載《臺灣客家文學論》，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