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閩西的文學得到長足的發展，“張惟、張勝友爲代表的紅土地文學創作，將閩西的文學創作推向了歷史最高峰，在全國獨樹一幟，在新時期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1〕此外，閩西還有在傳記文學方面多産的張永和，有以《周漁的火車》紅遍全國的北村，有評論界頗負盛名的謝有順，有以描繪客家風情的散文作者黄發有和馬卡丹，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形成了閩西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綫。

　　張勝友：報告文學一枝紅杏出墻來

　　八十年代中期，張勝友全力以赴地投入報告文學創作活動中。當代青年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張勝友報告文學關注的中心。在《歷史沉思録——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二十週年祭》中，作者以切身的感受和歷史的眼光，對一代青年被政治所躭誤的史實進行新的反思，重新審視了當時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的兩類青年在被愚弄的共同命運中精神世界的激烈對抗。這是作者獨特的藝術發現，對歷史的沉思，因而寫得極之真切、悲愴、深刻而動人。

　　《歷史沉思録》的姊妹篇《中國大串連》，反映當年紅衛兵、今日知識界的年輕精英們争先恐後走出國門、奔赴西方求學謀職、歷經坎坷的奮鬥經歷。前者是昔日國内紅衛兵大串連，後者是今日國際大串連，相互關聯，先後演出了兩出令世人震驚的歷史悲喜劇。出國者蜂擁如潮，人們出國時的心境多憤然愴然，歸來者寥寥無幾。凡此種種，無不與歷史的積怨和現實的弊端有關。作者以一種銜接歷史和現實的目光的發現，引起廣大讀者的反響。

　　張勝友常致力於社會熱點的捕捉及社會問題的探討，但從未滿足於就問題寫問題，而是從中挖掘人生的意藴，在感性的描述中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表述。《摇撼中國之窗的颶風》描述了主人公陳天生等一群平民出身的有志青年在奉獻社會的實踐活動中，如何發掘文化潜能以展現自我人生價值。《人的另一片世界》則通過一個高干家庭出身的殘疾人，自覺擺脱家庭的和生理上的雙重重負，争取獨立人格和精神自由，從而在人生奮斗歷程中，如何實現自我超越而體會人生真諦的故事，揭示了普通人所不易觸摸到的生活底藴與生命精義。這些文本着力表現人創造和實現自我價值的艱巨性和可能性，閃耀着人性美的光輝，顯示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因此，給作品以凝重而具有理趣的審美力量。

　　新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作家以自覺追求作品的哲理内藴，激烈變動着的現實生活、時代重大景觀、社會重大矛盾常迫使張勝友深入思考。《東方大爆炸》和《中國大串連》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明顯帶有嚴重性和緊迫性。作者没有孤立地看待這些問題，而是采用對比手法，把前者描寫的低質量的人口大爆炸與後者描寫的高質量的人才大流失相互對照，使生活的戲劇性與荒誕性彰顯出來，令人警醒。同時，作者引領讀者更深一層地探索下去，把發生於不同年代、不同性質的兩次大“串連”聯繫起來思考，以前，人們的個人命運只能在歷史時代中隨波逐流；如今，人的自主意識重新回到了昔日紅衛兵身上，歷史意藴的凝重感與現實矛盾的尖鋭性發生激烈碰撞，衝擊人們的心靈，使人反思。

　　張勝友以其飽含憂患意識、富於批判鋒芒的報告文學，張揚其藝術個性、顯示其創作才華。其報告文學多采用全景透視和客觀觀照的表現手法，把人和歷史、現實社會融合在一起，具有宏觀性、歷史穿透性和哲理思辨性，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注重考察社會心態，敏鋭地觸及社會生活的焦點和難點問題，以引起社會和讀者的廣泛關注，體現了作者自覺的人文關懷。同時，作者善於綜合處理各種感性材料，將諸多感性材料提昇到理性高度予以審視，深入剖析社會現象，給讀者思考的空間。

　　張永和：獨樹一幟的傳記文學

　　張永和，1941年8月出生於印尼蘇門答臘。祖籍廣東大埔縣古野鄉。1960年返國後一直在閩西工作，當過永定縣金豐林場、連城縣新地林場工人，龍岩地區通聯站記者，閩西日報編輯，龍岩市(新羅區)文聯主席，閩西作家協會副主席，省作家協會委員，省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中心理事等職。張永和緊隨現實，以富有强烈的時代精神，追踪時代的步伐，已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在龍的故鄉》、《當代“財神”》，熱情謳歌閩西農村改革；同時撰寫海外名人長篇傳記《胡文虎傳》、《李光耀傳》、《克林頓傳》等20部，成績斐然。

　　50萬字的《胡文虎》主要記述祖籍福建省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的愛國僑領胡文虎闖盪海外，經營萬金油，創辦星系報業，愛國愛鄉，熱心公益事業，抗日戰争中捐贈財物爲全國之最等傳奇業績。《科拉鬆·阿基諾傳》40萬字，主要記述祖籍福建龍海市角尾鎮鴻漸村的菲律賓總統科拉鬆·阿基諾，從一個平凡女性登上菲律賓第一位女總統寶座的傳奇歷程。《羅芳伯傳》36萬字，主要記述客家後裔羅芳伯於1777年在婆羅洲(現印尼西加裏曼丹島)創立蘭芳大總制共和國(比華盛頓1787年當選爲首任總統的美利堅合衆國還早10年)的傳奇業績。30萬字的《田家炳傳》記述香港大慈善家、“人造革大王”田家炳熱心捐贈10億港元興辦各地文教事業(其中龍岩教育300萬元、永定衛生200萬元)及其創業之路。因此，張永和被譽爲“客屬長篇傳記系列作家”，並受到海内外友邦和文人學者的好評。

　　歷史人物傳記《胡文虎傳》30萬字，1992年由新加坡崇文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爲兩大部分，除了由姚美良先生和陳佐芝先生得作的序言和前言外，第一部分胡文虎傳共分爲緒論、名震寰宇的客家人、綿綿故土情、星系報業崛起、大慈善家的情懷、華僑天職、爲建設家鄉而呼、胡氏精神曆史流芳等十八章；第二部分附録，收有崇文出版社資料室、《人民日報》、《現代中國》雜誌、《嘹望》週刊、《福建日報》等十五篇評價文章。《胡文虎傳》史料翔實，情節真確，文字精練，行文流暢，在史學性和文獻性方面均有新的突破，具有可讀性和感染力。它詳細地介紹了胡文虎的上祖、客家人五次南巡以及在閩西永定縣全豐鄉里中川村繁衍、拓荒的情况，還評述了胡文虎事業致富，特别是“星系集團”的發迹的詳盡過程。同時在提到陳嘉庚、胡文虎關係時説，“國事爲重，私怨當休”，乃是陳、胡這兩位杰出僑領、愛國人物性格中的光輝寫照。這部傳記充分反映胡文虎先生“忠於國家爲先，所以愛國不敢後人”的精神境界，這精神將流芳千古。

　　《李光耀傳》1994年被評爲“全國優秀暢銷書”。此書突出描述李光耀這位當代偉大政治家的情懷，傳統的客家精神和儒家學説對他的影響，以及他爲了新加坡繁榮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李光耀之所以成功，不僅在於和人民同甘共苦，使新加坡從一個破落的漁村成爲現代的新興的工業化國家，躍昇爲亞洲“四小龍”之首，長期保持國内安寧和穩定，更重要的是，他精心培育接班人，主動把政權順利移交新一代領袖，確保新加坡的繼續繁榮和發展，顯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高風亮節。張永和試圖通過爲李光耀立傳，而展示新加坡騰飛的歷史。

　　《克林頓傳》中作者通過對克林頓生平及其探索之路的描述，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展示美國歷史一幅幅精彩的畫面，使讀者加深了對太平洋彼岸的瞭解。克林頓對美國歷史的研究，造詣很深，正是對於美國歷史的研究功底，爲克林頓通向白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620年的“五月花號”船滿載拓荒者登上北美海岸時的凄凉情景，深刻地影響着克林頓的政策走向，他發誓要把工作重點放在科技、經濟和教育上，爲振興美利堅而不懈努力。讀者從這部傳記的生動描繪中，形象地瞭解了美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

　　張永和的傳記文學有幾個特點：一是其傳記文學帶有小説的痕迹。一般人物傳記是在采訪人物本人的情况下，結合一些資料、史實、日記等等，對人物進行採寫，真實性比較强。而張永和的人物傳記是對新聞稿、史料、調查報告、現場對話記録等各方面資料的整合，夾雜作者自己的主觀想象，極力渲染傳奇色彩，極具想象力，利用小説的各種表現手法，從動態的語言刻畫人物的感情與心理，注重人物性格和心靈世界的挖掘，因此其傳記極有可讀性和趣味性。如對《李光耀傳》的描寫，突出表現李光耀是客家後代，到李光耀的祖籍地對其族譜、譜牒等進行考證，並大篇幅介紹李氏家族的變遷，先祖的一些軼事，發揮想象力，洋洋灑灑，披露了一些鮮爲人知的資料，極富神秘色彩。

　　二是帶有强烈的個人色彩。選擇的人物是祖籍客家的名人居多，如胡文虎、李登輝、李光耀、從這可以看出張永和對鄉情鄉親的熱愛，洋溢着激昂的愛國注意精神。人物傳記固然是按照史實進行描寫，張永和寫傳記非常有膽識，直露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理解。“這部長篇傳記以具體的事例描述，使讀者面對新加坡今日的成就，都感到是與李光耀先生的貢獻分不開的。李光耀是亞洲乃至世界均具有影響的政治家。他的成功體現了歷史思想和社會人倫思想結合以及儒家思想在現代高度物質文明生活中的成功衍義。我認爲，以此視點爲參照係來觀察一位政治家的歷史，具有較高的歷史認知價值。”〔2〕

　　三是張永和的傳記文學結構恢宏，每部傳記都是洋洋灑灑，蔚爲大觀，體現了渾厚檏實的藝術風格。

　　張永和還有長篇報告文學《當代“財神”——中國農業銀行“全國優秀營業所主任”饒才富》，抓住了反映當前改革的重大題材，很有現實意義。正如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黨委書記、行長何林祥在序文中指出：“這部巨著以翔實、精彩的文筆、濃墨重彩地謳歌了拼搏在改革大潮中的農行先進典型饒才富的業績。這不僅是中國出版界、文學界又一豐碩成果，同時也給予經濟界、金融界特别是全國廣大農行員工熱情鼓舞。”

　　張永和的傳記文學代帶給讀者的，不僅是關於人物的人生傳奇，更是在人物背後的時代大背景的瞭解和啓示。

　　散文：詩意的客家漫步

　　散文理論家林非説過，“散文創作是一種側重於表達内心體驗和抒發内心情感的文學樣式，它對於客觀的社會生活或自然圖景的再現，也往往反射或融合於對主觀感情的表現中間，它主要是以從内心深處迸發出來的真情實感打動讀者。”〔3〕

　　閩西散文作者張惟、黄發有、馬卡丹的散文，立足閩西以及客屬地，描摹客山客水，穿越時間和歷史，字裏行間充盈作者無盡的情懷。

　　張惟，原名張漢榮，曾用筆名蘇索，1932年11月7日於印尼返國途中出生於新加坡，定居故鄉龍岩。1947年在龍岩縣立初級中學就讀期間主辦壁報響應全國反飢餓、反内戰、争取和平的學生運動，同年，在《閩西日報》發表處女作《童年》及《在後盂道上》等。青少年時代的張惟，就認準了文學，並“以散文爲自己生命存在的形式”〔4〕。

　　1959年，張惟第一部散文集《蘆溝橋畔》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標誌着青年張惟在中國散文界確立了自己的作家地位。他的筆下涌現出一個又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忘我投入新生活的社會主義的保衛者、建設者的生動感人的形象及其平凡而又偉大的事迹。達到了那個時代的相當高的水準。50年代初期的散文，以客觀紀實或叙事爲主，帶有通訊、特寫的格局，結尾則“卒章顯其志”，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社會主義。他的“絶大多數作品是從生活出發而不是從流行一時的政治概念出發，感情是真摯的，没有廉價的粉飾和浮夸”。〔5〕新時期張惟的散文創作一發而不可收，自1982年至今，共出版了6部散文集。

　　1982年出版的《雁行集》寓意作家北飛南歸跟隨時代的步伐所留下的行踪。前半部分是對早期生活、創作的回顧和小結。後半部分《北山聽濤》、《大兵的脚印》、《夢秋白》、《西海子漫步》、《用血昭示的信念》、《從汀江扯起風帆》等。

　　1990年1月出版《覓踪訪史録》，革命歷史題材占重要分量，同時創作的範圍擴展到了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人間不了情》、《龍津魂》主要是作家90年代“静默地從事自己率真的散文寫作”〔6〕所結成的作品集。這兩部仍以紅土地爲特色，抒發鄉土情、海外情。

　　1997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張惟散文自選集》，收入作家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分爲“北方往事”、“歷史回聲”、“海岳翻飛”、“人文絮語”四部分，代表了各個層面的創作，是作家散文創作的一次回望和總結。作家在自選集《後記》中這樣寫道：“我自以爲是以散文爲自己生命存在的形式，不同的歲月，我都是以真誠去寫作的，因而留下了生命、奮鬥、感知的軌迹和時代的側影，相信聰明的讀者會這樣去看待它。”

　　2004年12月張惟第七部散文集《龍岩洞尋龍記：兩千年的發現與飛越》出版。集中表現了作家關於“龍文化”的思考。從紅土地文化追溯更爲久遠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探討如何在這兩種文化的基礎上打造新時期的“閩西文化”，爲龍岩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提供文化基礎。

　　張惟擅長歷史題材作品，描摹雄偉壯闊的歷史，具有雄健剛勁的筆風、恢宏的氣勢。他的散文表現復雜的歷史大事件、歷史大人物，早期的長篇散文《遠東失落的夢》全面反映美軍在朝鮮戰場的慘敗，縱横捭闔。

　　覓踪訪史的散文分量也多，采訪百餘名在閩西戰鬥過的將軍，記録重要人物，從偉大領袖、國家領導、開國將領、“長征中的閩西三女杰”乃至愛國僑領，一個個人物鮮活動人。《北上紀實》、《南歸紀程》以日記體形式記録作家赴京、滬采訪閩西老同志，收集、搶救史料的匆匆行程。他的散文亦反思歷史，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夢秋白》裏爲瞿秋白作出正義的辯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雜質總是與光輝的本質同在”；《秋的果實和飄落——瞿秋白的死與生》(《文藝報》1996年1月26日)則進一步思索瞿秋白的個人性格悲劇的根源，“確實是他自己身上所因襲的中國士大夫文人情緒”，“跟他曾經擔任的中國共産黨領袖的地位是不適應的”。“但是，作爲文人，他是可愛的，他把中國文人的氣節也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瞿秋白却完成了中國幾千年曆史所塑造的最完整的文人形象”。

　　在散文中，作者穿越歷史，追述中原南下百越的河洛文化和客家文化，氣勢恢宏。《共和國的摇籃呵，故鄉》是作家心靈的流露，對故鄉的熱愛由昨日的歷史轉向今日的現實，充滿激情的詩意：“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沿海要起飛，我們老區要崛起”。

　　黄發有，1969年出生於福建上杭。黄發有的散文具有濃郁的學者味道，“這本書試圖以散文筆法，從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譜牒等等多學科交叉的文化視野，對我的客家故鄉的風土人情、人文景觀進行審美化的描述，對客家文化進行散點透視。這些篇章的切入點是我個人的記憶與體驗，而非走馬觀花的旅行和東拼西凑的‘搜索’，參考了大量族譜、地方誌、民間鈔本和不成文的口頭言説等原始材料。”〔7〕

　　《客家漫步》是黄發有費時將近兩個月，在粤東、閩西南、贛南客家中心聚居區對客家進行田野調查而成的，對客家歷史文化進行反思，具有深沉濃郁的文化品位，同時兼有作者的感悟和童年紀事，亦有趣味性。全書分爲“心路”、“性情”、“愛戀”、“表演”、“生靈”、“水土”、“客舍”、“歌謡”、“味道”幾個部分，將筆觸深入文化層面，着眼鄉土，表現客家的風土人情、民族精神及心理。

　　“心路”部分追憶客家人遷徙而記載在紙上的譜牒歷史，從蕃薯的生長、客家人處處爲家處處結緣的習慣、過番和夜行等生存苦難放置在客家人千年遷徙的背景下，觀照客家人的文化心理，令人唏嘘。

　　“性情”部分從生活小處着眼，果木的嫁接、楊梅花的開落、人的笑容、客家人對底層人們(乞丐)的温暖而低調的關懷等方面感悟生活，感悟生命，充滿哲理意趣。在《嫁接》中，作者雲：“按照我老家的老成人説法，旱梨樹與梨樹的嫁接也是一種婚配。用自己的傷口去吻合對方的傷口，用傷口淌出的汁液作爲兩個生命的膠合劑，失去了根須的緊握住對方的根須，失去了枝葉的緊握住對方的枝葉，一榮俱榮，一枯俱枯。草木有情，何止於此!那麽，愛情呢?”〔8〕草木有情，現代人的感情却没有永恒，這種相濡以沫的深情早就變成了不現實的童話，令人感慨。在《低調的關懷》中作者寫道：“臨行前，母親總會反復叮嚀。她常説的是：那些指手劃脚地對你好的人並不是真正地對你好；你要真正地對人好，千萬不要讓人覺得你高人一等，而是要讓對方覺得你站得更低。確實，人世間真正的關懷往往是謙卑的、低調的善意。很多人顯得比乞丐高貴，但並不比乞丐高尚。”〔9〕這就是客家女性的慧根，真正的生活哲理。在後記中作者也提到：“我想，那些以公平自命的言説其實相當危險，那些苦難常常變成了與真正的承擔者無關的證詞或者是工具。對於這些傷痛，我還没有找到較爲有效的表達方式，因此情願訴説艱難時世裏的温情，將心比心地展示一種‘低調的關懷’，不知這樣可不可以避免‘强奸民意’的尷尬。”〔10〕這段話也是作者整本書的基調，淡淡的訴説，脈脈的温情，深深的關懷。這是一種不以知識分子自居、不以精英自居而俯視蕓蕓衆生的表達，用一種平視的目光、温潤的眼神注視世間，實屬難能可貴。

　　“愛戀”中的《愛的禁忌》，從客家人同姓不婚、近親不婚的禁忌而引發的犯忌的愛情故事，用現代的眼光進行重新審視。《母親是一顆樹》則是從客家人習慣讓嬰兒拜樹爲母親，保佑其可以平安成長，熱情讚頌客家母親深沉無私的愛。《最後的童養媳》更是以一種悲憫的情懷，對客家童養媳的陋俗進行批判，對客家女性承受的歷史苦難命運表示深切的同情。《凉帽》、《胞衣迹》是從平凡人、平凡事記録客家人的風俗，並以平實動人的筆調描述童年時破壞母親的頑皮，頗有兒童天真無邪的可愛。更在《送嫁妝》中回憶兒時堂姐出嫁送嫁妝的情景，歷歷在目，充滿童趣。

　　“表演”部分記述自己所見所聞的一些客家民間藝術，記叙了民間木偶戲、舞龍燈、採茶戲、賣膏藥的江湖表演，對客家的一些民間藝術作了豐富的介紹，對流浪藝人的艱難討生活在平淡的記叙中有着深深的同情。“水土”、“客舍”兩個部分則是以翔實的史料以及所見所聞展示客家地區的歷史風物、建築、宗祠、土樓、橋樑、書院等風土人情、人文環境，詳細描摹客家人的歷史源流、寒窗苦讀的剪影和進仕的艱辛、土樓的建造及其歷史遭遇、石筆的歷史淵源，從而探索客家人的風俗習慣、文化積澱心理，重教化的歷史傳統，通過民情民俗進行歷史反思。

　　“歌謡”是從客家山歌、客家兒歌、客家民謡等方面進行詳細的記述，從而表現客家的一些風俗、歷史，特别是感情。如果説“歌謡”部分是從聽覺感受客家的人文，那麽“味道”則重在味覺方面體現客家的濃濃情義。

　　《客家漫步》最爲動人的部分是“生靈”，充滿濃郁的温情。這裏記叙客家人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但是也不留情地叙説人性的兇殘與無情的一面。《人獸之間》説客家人有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不捕獵懷孕或育仔的野物，但是歷史的演變總是富有戲劇性，物質財富的追求使得一些人變得貪婪，無視這個不成文的規矩，而當初大肆捕獵過動物的獵人却積極地保護動物。《牛的四季》充滿温情地記叙牛的辛勞、牛的脾性，中間插了一段放牛倌和獵人之間不同版本的講述如何趕跑老虎保護牛的故事，兒童的狡黠和大人的惱羞成怒的情態讓人忍俊不禁，充滿生活情趣。更記叙了一段母牛、牛犢之間的親情之愛：

　　黄昏的路上，一群老人和孩子趕着牛群進村。挑着菜擔的村婦感覺後面的畚箕被拽了一下，以爲是哪個男子在和她開玩笑，就駡了一句：“拽什麽，又不是你媽!”回頭一看，却見一頭牛正在扯菜吃。她往牛嘴上踢了一脚，駡道：“餵老虎的!”牛又扯了一棵菜，扯下來後扔在地上，跟在後面的牛犢接住，美美地啃了起來。村婦没再出聲，臉色忽然變得柔和起來，她居然讓到一邊，讓母牛和牛犢走到前面。〔11〕

　　這是多麽富有人情味的一段!母愛總讓人感動。最後是記叙一個故事，“豁鼻牛”老了，被生産隊宰了吃，老牛倌不願意吃，默默流泪，還有一個是被“豁鼻牛”救過的漢子，拒絶吃它，人和生靈之間的情義寫得如此動人。《燕子雙雙飛》亦是記述生靈和人類的友情，“爺爺”對燕子無微不至的照顧，體現的是人類的健康人性。《蝙蝠掠過窗前》寫蝙蝠的母子親情，從而寫客家女性偉大寬厚的母愛。《鷓鴣的前身》從講述一個經典的客家傳説“鷓鴣”的故事，從而記述老家講述這個故事的人“老假”的平凡故事，就在平淡的叙述中，展現温暖的人性。

　　黄發有的散文展現濃濃的文化理趣和人性美，將客家風俗人情、歷史文化、傳説等，放置在文化背景中進行審美觀照，表現客家人的民族精神及心理，更將筆觸深入到生命本體意藴中，對個體、群體、歷史以至文化生存形態進行冷静思索，體現檏實無華、深沉博識的風格。

　　馬卡丹的散文集有《回望中原》、《客山客水》，有關客家的一切都是他描摹的對象。“總是在路上，總是在回望。‘生活在别處’，總把焦渴的目光，投向遠方，總以爲遠方的花才是花、草才是草、天才是天。心無休止的漂泊，好不容易漂上峰頂，峰外却有峰，天外却有天，我只有前行復前行。我的骨子裏，有太多客家先人的基因麽?心的家園早已失去，我只能讓這顆心不停地遷徙。時時爲客，處處爲客，我的客家先祖的生存窘境，也正是我心靈的窘境。一邊是遠方無可抗拒的誘惑，一邊是家園刻骨銘心的眷戀。如同我的客家先祖，頻頻回望中原，却又一步步遠離故土；當我離家園越來越遠，我也就越來越急切地回望，我心靈的中原……”這是馬卡丹散文集《回望中原》自序中的一段文字，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客家歷史文化的觀照和沉思。

　　馬卡丹描繪山水，寧化石壁、連城冠豸山、文天祥登臨處垂珠嶺，這些充滿人文歷史的景觀，將風景與人情融合在一起，展現作者對山水的感悟，在景色背後是深沉的懷古、幽思，從而審視客家文化心理和精神。

　　在《雨落梅園》中，作者從遊覽閩西一個小山村裏的梅園，感受一個客家人苦讀寒窗的遭遇：“徜徉在她青苔斑駁的石階，誰又能遏得住陣陣懷古之幽思呢?她的主人——霧閣鄒聖脈，三百年前窮困潦倒的一介布衣，三百年間風靡全國之蒙學讀本《幼學瓊林》的增補者，藉助着小小梅園，就這樣把他的品性、他的内涵、他的落寞，一古腦兒展示在天地之間。……文人不幸江山幸，没有杜甫的顛沛流離，何來‘三吏’、‘三别’?没有蘇東坡黄州蒙難，又哪來前後‘赤壁賦’傳唱千秋?文人不幸，其實又正是文人大幸，不幸的不過是軀殻，大幸的是那萬劫不滅的精魂。”〔12〕客家人重教育，學而優則仕的進仕之路確實如此狹窄，多的是像鄒聖脈這樣的失意的文人。

　　《神山之魂》中，作者寫“客家神山”冠豸山，描述客家千年遷徙的苦難歷程：

　　時間與空間是一對難兄難弟!……而此刻，空間萎縮了，縮成一個大鍋蓋，無拘無束的時間也就被榨成了長長的一條，那該是一條千年隧道吧，隧道那一斷，恍恍惚惚地，有身影蹣跚而來。

　　是條漢子：寬闊的前額上溝壑縱横。揹負一個布袋，鼓囊囊，盛滿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的骨殖；肩挑一擔籮筐，一頭鍋瓦瓢盆，一頭衣衫被褥，被褥上卧着一個裹着尿布的嬰兒，扁擔聲吱吱啞啞。而身後，一個女人，揹帶縛着男仔，衣襟牽着女娃，髮髻散亂，氣喘吁吁，新放開的小脚上血泡斑斕：他們來了，一步一摇，一步一晃，摇摇晃晃撂下擔子，啥也顧不得了，大張着嘴，一頭扎進蜿蜒的九曲文川水中。〔13〕

　　寫客家人寒窗苦讀，换來的却是皓首窮經，光宗耀祖飛黄騰達實在是一個夢境，對千百年來的客家學子充滿同情：

　　冠豸山上，一道道“入孔門墻”如雨中的蘑菇崛起。歷史，留給客家學子的只有這麽一條逼仄的科舉之路，客家學子涌上去，摔下來，新一撥再涌上去，再摔下來，循環往復。上去的衣錦還鄉，摔下的痛斷肝腸，客家的教育就在這詩書繼世的怪圈中轉、轉、轉，冷了幾腔青春血，白了幾許少年頭?〔14〕

　　作者以深切的關懷，以現代的目光審視歷史，審視客家人的文化心理，《走進郭公廟》記叙郭公廟是爲了紀念郭鉉兄弟忠義而建造的，他們追隨文天祥抗元，在文天祥死後舍身而亡。郭公是忠義的化身，在後人的祭祀中變成正義的化身，在今天物質横流的現實中，却成了許多學生祈求昇學的文曲星了，作者爲莘莘學子感到痛心，語重心長地規勸：“哦，不要跪拜，且讓孩子静静地面對郭公，静静地感受700年前的血與火、愛與恨，感受那熾熱的愛國心、民族情。走近郭公，走近的是那一段震撼心靈的歷史，走出郭公廟，願每一顆稚嫩的心中，澎湃的熱血不再冷却，永遠，永遠。”〔15〕古時的客家學子爲了科舉頭破血流，今天的學子更爲愚昧，重教化的結果變成這樣功利的目的，怎麽能不讓人感到憂心?

　　馬卡丹寫歷史人物，寫得情真意切，以小見大，《小逕聽濤》和《又到榴花似血時》都是追憶革命家的，前者以凝重的筆觸描述我黨早期革命領導人何叔衡跳崖壯烈犧牲的情景，飽含深情地歌頌何叔衡轟轟烈烈的革命一生，刻畫了一個堅定、捨生忘死的革命家的偉大形象。後者以一棵石榴樹爲背景，由榴花的艷麗莊嚴爲底色，向世人展現了瞿秋白這個具有濃郁書生氣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胸懷豁達磊落、大義凛然的形象，讚頌瞿秋白的偉大靈魂，敢於剖白自我的勇氣，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在歷史和現實的背景下觀照人物，意境深遠。更追問生命的意義：“又到榴花似血時，榴花，綻開以絢爛，飄落以坦然，年年歲歲，她以自己的方式演示那個偉大的生命；歲歲年年，她在無聲地提問：人，該怎樣活出真實的自我?該怎樣選擇坦盪的人生?”〔16〕

　　在《説不清的背影》中，遥想客家先人文天祥：

　　我也曾經站在客家首府汀州的一座荒山上，那座山叫垂珠嶺。700年前，一個與我一樣的客家人，一個光耀中華史册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這裏回望中原故土，灑下了盈盈珠泪。暮色蒼茫中，我伫立山頂，古木蕭疏，嶺亭斑駁，暮色中的一切都是那麽熟悉，熟悉得像我一次又一次的夢境。文天祥抽泣的背影，就這樣在我的眼前昇騰起來……〔17〕

　　馬卡丹追溯客家歷史，凝重、悲壯，具有悲劇美。《説不清的背影》中訴説客家人艱難的千年遷徙，訴説永遠的“客家”情結，遥望中原：

　　我輕輕的問自己，冥冥中前定，爲什麽爲我顯現的，總是那忽隱忽現的背影呢?你始終讓我對着背影追索，是要昭示我什麽呢?

　　我似乎發現了，令我怦然心動的背影，總是朝着北方，總是朝着中原的。那裏是客家人的故土，客家人根之所在。也許，背影是一種回溯，是遊子故鄉的回溯，是心靈對歷史的回溯。背影，正是一種尋根，寄寓着客家遊子對家園的夢想。

　　而我，不也總在回望中原麽?我之所以總是對着先人和同輩的背影，不正是因爲我與他們面朝同一方向麽?我留給後人的，至多也只是個背影，只是一個苦苦追索尋根的背影啊!〔18〕

　　在《站嶺回望》中，對客家的故土、源流進行歷史的追憶，更對客家人四海爲家處處爲家的苦痛進行描述，正是這“客”的情結，才使得客家人更爲奮發：

　　這就是客家人麽?客中，常懷有“家”的思念；家居，又總是“客”的胸襟。負重前行，一半是無奈，一半是向往。客行千裏終是家，家居四海斯爲家，這才是粤東發展、南洋創業、全球播遷；這才能“有海水的地方，便有客家人。”〔19〕

　　《客地溯源》是篇幅較長的追溯客家屬地源流的文章，以具體而翔實的史詩般的筆調，追溯客家屬地的源流，對客家屬地的歷史、傳説、遷徙的歷史、客家民係的形成等方面進行生動的描繪，天南地北，歷史、文化、傳説、聽聞等，娓娓道來，充分體現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點。

　　馬卡丹寫了一系列緬懷故人的文章，情深意切，《别雨臨窗》以深情的筆調記叙岳母的平凡小事，從中體現岳母的勤勞、節儉、善良、寬容的品性，真實動人。作者亦有感悟生活之篇作，《蜉蝣》從蜉蝣這種細微而短暫的小生物中感悟生命，人就像是蜉蝣，在天地間奔忙，可是何處是歸處?蜉蝣在短暫的生命瞬間創造了精彩的一生，而人也許連蜉蝣都不如。

　　馬卡丹散文短小精悍，語言富有詩意，激情，飽含濃郁的情思，在世俗社會的污濁空氣中注入清新的空氣，令人心曠神怡。

　　閩西批評界的兩朵奇葩

　　在閩西客籍中，有兩位批評界的年輕人，在90年代崛起並鋒芒畢露，顯示他們的非凡的才華，他們是謝有順和黄發有。

　　謝有順：批評的良心

　　謝有順，男，1972年8月生於福建長汀，1994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1991年起，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當代作家評論》、《花城》、《作家》、《大家》、《小説評論》等刊物發表當代文學批評及思想隨筆一百八十多篇，一百五十餘萬字。不少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刊轉載。著有《我們内心的衝突》(文學批評集，廣州出版社，2000)、《活在真實中》(文化隨筆集，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我們並不孤單》(文學批評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話語的德性》(文學批評集，海南出版社，2002)、《身體修辭》(文學批評集，花城出版社，2003)等文集五種。主編有《文學新人類》、《愛情檔案》、《新媒體女性》、《呈現——女性寫作書係》、《一個人的排行榜·1977—2002中國優秀中篇小説》等叢書多套。曾多次獲“《當代作家評論》奬”，還曾獲“《山花》理論奬”、“《南方文壇》優秀論文奬”等。2001年2月獲第二届“馮牧文學奬·青年批評家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國小説學會理事。現居廣州，先後供職於南方都市報和廣東省作家協會。

　　謝有順等一批年輕的70年代出生的評論家，他們的評論有着有趣的文風、豁達的氣象、開闊的視野，當代學術泰鬥多得令人疲倦的時候突圍而出，對學院派的艱澀書卷味是一種巨大的衝擊。

　　“當下的批評家害怕承認自己首先是一個讀者，而不是批評家。”〔20〕謝有順最可貴的文學姿態是，他首先承認了自己的讀者身份，承認了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對作家們作品們的期待。這應該是作爲一個從事文學批評或者説文藝理論者最起碼應該承認的基點。

　　“我寫作小説評論，許多的時候，是從對存在的理解開始進入的，結果我發現，它與作家之間的交流依然有效。這一點讓我感到興奮，我由此可以在更廣闊的領域裏展開對世界、對個人内部事物的追問。”〔21〕“或許我疏遠冷漠的學術，注重文學與自身當下生存境遇的互相闡釋，實在也是我的個性所致，它反而助我獨立思考和自由的文風，並非什麽壞事。”〔22〕對存在的理解，實際就是從讀者的身份開始的。他進而説：“除了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内心外，我們實在找不到更爲高貴的寫作理由。”〔23〕

　　應該説，謝有順更實質的是一位寫作者，一個有思想有靈魂的寫作者。他的文學批評可以令人感動，遠離學術的冷漠，强調寫作的尊嚴，注重有趣的文風。這種姿態可以讓人真實地感受到，他的批評是一種有生命有靈氣的創作和創造。他説過，《南方都市報》拒絶無趣。這無疑是對嚴肅的政治面孔有力的打擊，其實也反映出批評家的個性，這種個性不是失血慘白的個性，它需要深度和勇氣。理論家不僅僅需要勇氣，作品也應該具有文學價值。謝有順的作品本身，對理論對人的内心對文學的美，本身就是一種境界。

　　謝有順在他的第一本批評文集《我們内心的衝突》的自序中曾説：“我每次回到鄉下，看到一張張被苦難、壓迫、不公正舔幹了生氣的臉，這些問題就會奇怪地折磨着我。這是一種内在的鬥争，我對現實的矛盾、懷疑、追尋由此展開，而心靈一旦向這些事物開放，就會很自然地敏感到生活中每一個細節所傳遞過來的切膚之痛。”〔24〕這個最基本的關懷，使他自覺地意識到維護批評的尊嚴和正義成爲必須：“真正的寫作者不應該是地域風情或種族記憶的描繪者，他所面對的是人類共有的精神事物。”〔25〕這一情懷和立場的獲得，“首先來源於對自身存在處境的敏感與警惕，没了這一個，批評家必定處於蒙昧之中，他的所有價值判斷便只能從他的知識出發，而知識一旦越過了心靈，成了一種純粹的思辨，這樣的知識和由這種知識産生出來的批評，就會變得相當可疑。我很難想象，一個人文領域的知識分子，可以無視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所遭遇的精神苦難。”〔26〕這些表達的背後，隱含了一個人文知識分子源於内心的關懷和情感需要，表達了他對公共事物、特别是人類共有的精神事物必定參與的宿命。

　　這裏引用一段謝有順對餘華創作變化的評論，可以看出他的此種傾向：

　　餘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對人的悲劇處境的體驗過程。他的叙述，完全隨着他對人的體驗和理解的變化而變化。最初的時候，餘華眼中的人大多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虜，是酗血者，是人性惡的代言人，是冷漠的看客，是在無常的命運中隨波逐流的人，那時的餘華盡管在叙述上表現出了罕見的冷静，但文字間還是洋溢着壓抑不住的寒冷和血腥氣息；到《在細雨中呼喊》，因着追憶而有的温情，如同閃光的話語鏈條不斷地在小説中閃爍，餘華的叙述也隨之變得舒緩、憂傷而跳躍；到《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由於善良、高尚、温和、悲憫、寬厚等一系列品質，成了這兩部小説主要的精神底色，餘華的叙述也就變得老實而含情脈脈起來。探查這種變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裏面，也許藴含着餘華寫作上的全部秘密。〔27〕

　　孟繁華認爲：“我不知道作家餘華對這段總體性的評價如何感想，當我讀過這段評價之後，便放棄了批評餘華的寫作計劃：我知道對餘華寫作上全部秘密的揭示，我不會比謝有順寫得更好。”〔28〕字裏行間對謝有順充滿贊美。

　　謝有順尊重作家，對作品評論有着無所顧忌的勇氣，也有透亮澄明的真誠，既不刻意抬高，也不有意貶損。他對餘華、格非始終充滿期待，並不遺餘力地盡可能地扶持中國新生代特别是網絡文學。正是從心靈出發，他感悟莫言、賈平凹、尤風偉、徐小斌、刁鬥、於堅、孫紹振、鐵凝、北村、周濤等名家，也注意發現新人，有朱文穎、素素、尹麗川、戴來、王彪……從而證實他的藝術眼光和才華。謝有順在評論素素時説：“個人話語建基於這種細節之上，它就有了非常實在而具體的面貌，不至於僅僅抓住歷史話語這條繩索凌空蹈虚。沿着素素所出示的這條秘密通道，我們很容易就來到了心靈的地平綫上，慣常所説的雄性、粗獷的東北，已不再抽象，它有了酒，煙，球，歌謡，逃亡，火炕這些物質外殻。由此，我們就能理解爲什麽素素的文風不像一些人那樣玄虚，不像一些人那樣追求一種形而上的飄忽效果，她選擇了檏素和真情。”〔29〕

　　從他衆多的批評文章中也不難看出，他寫得最暢快淋漓的文字往往是那些表達他精神立場的批評文章、直接面對現實的寫作，而不是文學作品的評論。他的批評觀來自於他的生命體驗，而不是來自於對作品的閲讀。所以，他才會不滿足於餘華作品中僅僅寫出“遭遇的苦難”〔30〕，而欣賞鐵凝小説的話語倫理中所呈現的“善”——一種類似於基督之愛的情感，共鳴於徐小斌《羽蛇》中的主人公以受難來贖罪的人生選擇，尤其是認同同是基督教徒的北村在小説中表現的“渴盼徹底消滅苦難，企及幸福的目標”〔31〕的基督情懷。

　　在《藝術的美學大限》一文中，他列出真正的藝術與真正的藝術家的四個重要特徵：“詩性與抒情品格”、“幻想性”、“對人類精神現狀的警覺及其表現”、“良知的向度”，其中前兩條涉及到文學自身的審美標準問題，但最終他得出的結論是：“藝術的本源不在於審美、表達，乃在於顯現存在的真理。”〔32〕并且認爲良知是其他三點的歸結點，認爲藝術的積極價值在於它代表了多少人類的正義與良知。在他的批評中，信仰以及作家自身對信仰的踐行比作品的審美價值更重要。他在《尊嚴及其障礙》一文中寫道：“一個作家不可能在自身存在的價值與尊嚴得到確立以前，先在寫作中獲得尊嚴。存在的尊嚴與寫作的尊嚴是一個問題。”〔33〕

　　孫紹振爲謝有順的《活在真實中》寫的序言裏有這樣一段話：“統觀謝有順的全部文學評論文章，其根本精神……就是他從來不輕易贊成爲文學本身而文學……他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不但有現實的苦難，而且還有人的心靈的苦難，他總是不倦地對人的存在發出質疑、追詢，對人的價值反復地探尋。他毫不掩飾，在他的心靈裏，有一個最高的境界，有一個我們感到渺遠的精神的彼岸。”〔34〕在一個宗教精神稀缺的國度，正是這種類宗教式的信仰或終極關懷，使謝有順的批評始終有一種深層的關懷。

　　在《話語的德性》裏，謝有順寫了一篇題爲《夢想一種批評》的後記，這篇短文從一個方面透露了他從事文學批評的追求。他援引了福柯的一段話：“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它把火點燃，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在微風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號，而不是去評判；它召唤這些存在的符號，把它們從沉睡中唤醒。也許有時候它也把它們創造出來那樣會更好。下判决的那種批評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歡批評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它不應該是穿着紅袍的君主。它應該是挾着風暴和閃電。”〔35〕謝有順對這樣的批評夢想心儀不已，他覺得没有比這更動人的批評了。夢想的批評是一種詩意的批評，是一種高貴心靈的美麗的對話。

　　黄發有：拒絶媚俗的批評

　　黄發有對新生代作家、文學期刊和文學出版的研究，在評論界顯示了他的才華和個性，引起了一片叫好聲。他的著作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準個體化時代的寫作——20世紀90年代小説研究》以及《想象的代價》等及一大批批評文章。黄發有文學批評是有着古今中外詩學的廣闊學術背景的。

　　黄發有的文學批評彰顯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理性。對媒體大肆炒作的70年代人，黄發有認爲：“70年代人的寫作是激素催生的寫作，缺乏自然生長的精神間隙，没有原汁原味的文學創造的芳香、色澤和飽滿度。”他還認爲網絡寫作是一種典型的快感文化，基於網絡文本最終依賴於印刷文本的事實，黄發有指出：所謂網絡寫作的匿名性、遊戲性和交互性只是暫時的，功利性和消費性是其最終目的。對於網絡寫作的虚擬性所造成的靈魂和肉體的分離，黄發有認爲：“並不是網絡的出現劈裂了人的靈魂與肉體，而是人自己的肉體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並質問道：“肉體離得越遠，靈魂就貼得越近?”“靈魂離得越遠，肉體就貼得越近?”對網絡寫作而可能導致的泛性主義和泛愛主義，他尖鋭而深刻地説“欲望的膨脹表面上似乎是對人的一種夸大是對個性的一種張揚，却使人對欲望形成一種奴隸式的依附性，被客體化爲欲望的容器”〔36〕。

　　黄發有的批評觀堅持價值判斷也堅持文學的審美性，無論是對作家個案的審美分析還是對某種文學現象、文學流派及文學思潮的審美判斷。對於文壇争論較大的關於朱文小説中所流露出的虚無主義傾向這一話題，黄發有並没有立即做出價值判斷，在經過一番審慎的思考後，他寫道：“與其讓人追求一種虚張聲勢的、臨時拼凑的理想，還不如不抱幻想地追求虚無。這個年代總是不缺乏外强中乾的思想家，他們以激烈的外部對抗來掩飾和抑制内在危機，諱疾忌醫却不分青紅皂白地開出包治百病的拯救藥方。袒胸露乳的虚無抱着不圖獲救的决絶去揭示僞飾，盡管它對個體的精神結構的破壞性無异於滅頂之灾，但它或許是通向拯救之途的必要的刮骨療毒過程。因此，它比那些在精神名義下釋放欲望的僞理想主義以及包裹着各色外衣的虚無主義似乎還高尚一些。”〔37〕

　　在黄發有看來“文學與批評存在的依據，不應當是服務於世俗功利的需要，而是直面這世界上永遠存在的苦難的深淵、人性的局限、歷史的吊詭和虚無的廢墟，文學必須擺脱群體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束縛，回歸其個人化的審美本體，確立自己的獨立品格”〔38〕。黄發有痛感當下文學主體精神的缺失和審美特性的消耗殆盡，同時，他還對激情喪失、冷漠自私、逃避深度、猶豫不定的寫物主義和模糊美學大張撻伐，因爲這些不僅導致了文學意義的失落，更導致文學語言的變質，其最終的結局是詩性的喪失和文學的死亡。

　　黄發有除了强調文學的審美特性之外，還特别注意審美理性，從而將感性的形象思維同理性的抽象思維結合在一起，爲文學批評搆築審美邏輯、文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多維空間。

　　他對“中國後現代”的分析非常精闢，認爲它是知識分子話語中最徹底的實用主義思潮，它爲市場化和知識分子邊緣化喝彩的同時，也消解了知識分子的啓蒙精神與批評意識，並潜在地鼓勵通俗文化與高雅文化的“共謀”，對錢權交易、貧富分化和社會弱勢群體的痛苦熟視無睹，完全認同主流觀念與日常現實，爲先富階層的金錢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合法性進行價值辯護。透過20世紀90年代小説寫作的繽紛變幻的表象，黄發有對其背後掩蓋下的“個人”、“自由”等問題也進行了多角度的深入討論。

　　最近幾年，黄發有專注而深入地研究當代文學傳播接受的歷史與現狀。已經發表的代表性篇章爲《真實的背面：評析〈小説月報〉(1980—2001)兼及“選刊現象”》、《人文肖像：人民文學出版社與當代文學》、《文學出版與90年代小説》、《用責任點燃藝術》、《文學期刊與90年代小説》、《掛小説的羊頭賣劇本的狗肉——影視時代的小説危機》等。《真實的背面——評析〈小説月報〉(1980—2001)兼及“選刊現象”》發表後，《文學報》、《文藝争鳴》、《南方日報》等報刊以專版和專輯的形式進行專題報導，林建法認爲：“這幾年學界對人文期刊的研究之聲逐漸響亮起來，我以爲這是全面研究文學生産的開始。在這些研究者中，黄發有的工作是扎實的。《真實的背面——評析〈小説月報〉(1980—2001)兼及“選刊現象”》，以刊证史，是解讀新時期文學歷史的一個角度。”〔39〕

　　北村：追尋人類苦難救贖之路

　　北村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先鋒作家的姿態登上文壇，90年代後，北村開始抛棄形式主義先鋒的寫作，轉而扣問精神價值，1993年的《施洗的河》具有轉折意義。

　　在《施洗的河》中北村通過劉浪形象的塑造完成了惡人的救贖的精神曆程，鮮明地突顯了他的神性選擇和精神指向。劉浪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他瘋狂地攫取權利、掠奪財富和征服女人，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但當他面對命運的報應，眼睛瞎了，兒子惡甚於他，他不得不承擔一切行爲的劫數性後果時，絶望之極的劉浪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恍惚之中他聽到了一個召唤的聲音，來到杜林，由傳道人啓迪而皈依基督。“主已經爲我們掛在了木頭上，他的血赦免了我們的罪，只要信他，就白白的得到了救恩，歸入他的死，因他一起復活。”施洗後的劉浪脱胎换骨，“他常常在聚集中唱歌，又拿了椅子坐在會所前的草地上，望望整齊的田畝，心情像被一雙手洗過一樣清晰，他完全如一只温順的羔羊，手裏抱着一本《聖經》，讓陽光臨到身上。”獲得基督救贖的劉浪可以將醜老太當作自己的母親來施以仁愛，也可以向讎敵馬大施以寬恕，他獲得了新生。類似的還有《被佔領的盧西娜》中的阿土和盧西娜，《東張的心情》中的東方，《消滅》中的程天蔴，他們都通過神的“愛”和“信”，獲得了靈魂的救贖。

　　北村在《施洗的河》之後，逐漸放棄對惡人的描述，而將視角轉入對普通大衆的關注。在《公民凱恩》中，北村將視角對準最普通的公民陳凱恩。陳凱恩爲了生存而忙碌，但最終連最基本最普通的生活都難以維係時，他對生存價值産生質疑。他只是想過平凡的生活，但這點都没法實現，他陷進了絶望，無法逃遁。於是北村將主人公安排逃離，逃到鄉村，但鄉村也不是桃花源，到處都充斥欲望。陳凱恩走在寬闊的馬路上，却不知何去何從。

　　在北村諸多愛情婚姻題材的文本中，同樣表現了人的生存困境。生存困境一方面表現爲物質生活方面，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困境，即是精神荒蕪和信仰危機。《瑪卓的愛情》寫的是瑪卓與劉仁夫婦遭受現實物質的嚴重挑戰，夫妻家庭生活都出現危機。當劉仁夫婦在世俗生活邏輯理論上，終於具備了過上美滿幸福日子的條件時，瑪卓伴着紛揚的情書自盡於車輪之下，她堅守純粹精神之愛，徹底回擊了人們對世俗物質的妥協與墮落。陳清(《周漁的喊叫》)在周漁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和疲憊不堪，他必須飾演周漁的父親和情人，而他却愛把他當成世俗的人看待的女人李蘭，陳清在兩個女人之間穿梭，直到陳清死後周漁才發現他在外面原來還有另一個女人，周漁不願相信事實，於是她陷進無路可走的絶望境地。《傷逝》中的超塵試圖通過愛情獲得自我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丈夫張九模身上她遇到了第一次失敗，在情人李東煙身上她遇到了第二次失敗。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地抓住了舊情人李東煙，以彌補她對婚姻難以言喻的失望。她明知李東煙是一個説謊者，可還是想在他身上重塑愛情、建立起存在的價值。但李東煙的死摧毁了她心中最後一絲幻想。超凡脱塵的理想無法實現，而那個象徵愛和藝術的符號——總在關鍵時刻出現的手持詩稿、懷抱鮮花的詩人大學生——在超塵臨死前都没有出現，她無可選擇地陷進絶望的深淵。《强暴》講述的是一對恩愛夫妻的悲劇。故事開始於妻子美嫻意外地遭人强暴，平静美滿的家庭生活與丈夫劉敦煌内心的安寧和諧從此被打破。嫉妒與屈辱點燃了他讎恨的烈焰，扭曲了正常的人性也由此墜入自我折磨的深淵，在道德情感與本我的私慾間産生了内在的分裂。他痛苦地面臨着這種分裂而無法自控與把持，最終與同事馬玉發生了婚外關係，隨之欲望與自暴自棄的情緒徹底地將他推向了絶望的邊緣。最終，痛苦不堪的妻子美嫻也放棄了對兩人間的那份美好完整情感的企盼與守護，走向了自毁自戕。一次意外的機會她與當初强暴自己的青年司機再次相遇，出於報復又與之私通，繼而被司機的朋友輪姦而淪爲暗妓。更令人心酸的是昔日恩愛夫妻最後一次的見面竟是墮落的丈夫發現被嫖的女人竟然是自甘當妓的妻子。

　　北村文本中的愛情和婚姻都脆弱得不堪一擊，人在物慾横流的社會找不到生存的空間，甚至連做夢的權利都被剥奪，幸福變得遥不可及，人生將向何處?北村將人的靈魂逼到絶境，而後爲人指出救贖之路就是皈依上帝，只有皈依上帝才能擺脱生存的痛苦，得到靈魂的自由。

　　罪孽也是北村小説所着力關注的。他筆下的“罪”不僅是一種外在的“罪行”，而更是一種“原罪”。《水土不服》中的詩人康生所堅持的美與愛和世俗的勢利格格不入。對他來説，尋歡作樂是不可饒恕的墮落。康生的第一次痛苦是因爲妻子的不貞，第二次痛苦則是因爲自己陷入與妻子同樣的罪(犯姦淫)中。這種痛苦使他的精神和肉體陷入絶境。即使張敏原諒了他，他依然深感不平安。於是他的死亡便成了定局，而且到死前還向人認罪，連骨灰都要寫上“這是一把有罪的灰”。

　　北村的新近小説《憤怒》，仍是延續苦難救贖的主題。故事梗概大致是這樣的，馬木生是一個苦難的農民，在現實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童年時目睹母親爲了生存甘願被村支書霸佔，母親死了，書也讀不成了，於是到一個樟坂的城市打工，受到黑心老闆的壓榨和欺騙。妹妹馬春因爲没有暫住证被收容，後被收容所的人强姦並賣入風塵，剛逃出來却被車撞死了。父親爲了尋找妹妹，帶着他去上訪，求告無門，被警察部門活活打死了。馬木生繼續上訪，却差點被送進火葬場活燒了。之後，馬木生放棄了上訪，只能靠自己將打死父親的主要兇手錢家明判了死刑。文本表現了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對於馬木生這樣的底層小人物來説，都是苦難的淵源。

　　在馬木生殺死警察錢家明之後，他改名李百義，也曾干過“劫富濟貧”的盗竊生涯，後來他逃到一個叫黄城的小縣城，經過奮鬥成爲一個富翁、慈善家、政協委員、副縣長，事業的成功没有解决他的“苦難”，反而使得更有負罪感。他一直不結婚，撿來的女兒李好對他示愛，他對女兒説出了以前的一切。爲了使他罪行减輕，李好打電話給警察。於是李百義被抓走了，這時李百義才得到解脱，壓抑了十年的憤怒、良心的譴責都不復存在了，獲得精神和靈魂的救贖。

　　在坦陳人類精神的本質危機之後，北村指出獲得真正自由的可能。他將宗教神學引入創作，虔誠書寫着神性對於人性的救贖。北村的小説正是通過對這種極端罪惡和苦痛的絶境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來否定和懷疑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尤其否定人缺失了基督之愛的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以確立其神聖話語的合法性。

　　作者的意圖在於説明，人們在此岸世界所追求的一切理想和價值，諸如愛情、權利、財富和詩意的生活，都是虚無而不能實現的，只有信神的生活才有希望，從而提出人的精神應生活在彼岸世界，一切世俗生活中的物質、理念都無法給人提供精神和靈魂的寄託、滿足，人爲什麽生活，以什麽方式生活，這就成爲北村小説的一個先驗圖式，既然否定了價值的此岸性，那就必然皈依於神性。《孫權的故事》裏，孫權在監獄裏遇見同一間房的“神的使者”基督徒劉兄弟，在他的感召下，孫權也開始閲讀《聖經》並皈依了基督，靈魂也得以拯救，超越了肉體的不自由和痛苦。《水土不服》裏康生最終自殺了，而他的妻子却在《聖經》裏得到啓示，有了新的生活的信心。

　　北村在《神聖啓示與良知的寫作》一文中，談到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處於無神的傳統，終極關懷常下降爲道德關懷，“對民族存亡危機的思考代替人類關懷成爲最高的精神事物，生命體驗成了道德感龢民族情感的體驗。”〔40〕北村小説常深入到人的存在深淵與邊緣處探索人的生存可能性。

　　對於基督文化的“愛”及“救贖”，皈依後的北村有着切膚的理解與體驗。在《愛能遮掩的許多的罪》一文中，他説：“愛是具有神聖感和終極性的。神就是愛，愛是神的專利和基本的性情。”〔41〕北村認爲，“長期以來我們因爲没有信心，所以認爲拯救是不可能的。”而實際上，“聖經不但説‘在世間有苦難’，又説‘在主裏有平安’。這就是我的小説對苦難得以擺脱的途徑所作的解答。救贖是唯一的道路。”“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穌。我不能否認這個神聖啓示。”〔42〕

　　北村以一個基督徒的目光來打量這個墮落的世界，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響，北村的小説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大多是充滿了墮落的世界，物質的豐富和精神的墮落總是形成巨大的反差，而這種墮落世界的拯救則惟有基督。人類救贖的途經只能通過宗教，追根究底是屬於“他救”，總令人難以贊同。同時，在作品中總是宣揚宗教，會不會讓作家成爲一個純粹的傳教士，從而使得作品也變成了傳教的工具?這是值得商榷的。

　　項小米：《英雄無語》的追問

　　項小米《英雄無語》是一部追問歷史和人性的作品。文本貫穿了兩條主綫，一是歷史的，主要是叙述作爲英雄的“爺爺”的歷史，也即是貫穿中國二十世紀的革命歷史；一是現實的，主要是“我”在現實中的際遇，尋找客家千年遷徙和“爺爺”的歷史的過程。

　　《英雄無語》的顯性叙事結構即是“爺爺”無法言説的英雄的歷史。“爺爺”是上海“中共特科”的一員，那是爲了和敵人相抗衡而建立的非武裝秘密組織，聚集了最忠誠最勇敢最機敏的成員，從事着危險、特殊而意義重大的事業。這個組織的鐵的紀律就是嚴守秘密，對真實守口如瓶，他們不向任何人公開自己的身份、真實姓名，也不告訴任何人他所做過的任何事情。這個組織實行嚴格的單綫聯繫制度，“不要説没有一個第三者能够洞悉單綫聯繫的兩個人之間的任何秘密，就連單綫聯繫的雙方也不一定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43〕因此，這個職業注定了英雄始終是無語的。

　　作者借作品企圖爲英雄立傳，記叙了“爺爺”一生光輝顯赫的歷史，從閩西連城客家的大山走出來，參加革命，成爲一位資深的共産黨員，一個杰出的地下工作者。“爺爺”的生平，充滿傳奇色彩，有許多英雄壯舉，秘密組織力量營救被捕的共産黨員彭湃等人，被偶然性事故所破壞；在上海的弄堂埋伏槍擊叛徒白鑫等人；他們密謀炸毁被敵人佔領的鐵路、機場、大橋和油庫，切斷敵人的交通運輸綫：“爺爺”獨自一人穿越敵人的封鎖綫，歷盡艱辛長途跋涉，爲了隱瞞身份還敲掉了四顆門牙，向中央蘇區通報蔣介石圍剿的最高機密，挽救了紅軍八萬人的生命，保存力量。“爺爺”和莫雄、錢壯飛等人，一次次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他們爲理想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的壯舉驚天地泣鬼神，一次次震撼人們的心靈。

　　然而由於“爺爺”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和身份經歷的無考，盡管“爺爺”有那麽多轟轟烈烈的功績，不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只能默默工作，默默犧牲；即便在建國後，他們還是特殊的一群，在白區的工作經歷，始終是説不清道不明的歷史，他們無從解脱，只能繼續守住心中的秘密。終至“爺爺”在文革被紅衛兵迫害從那麽高的椅上摔下來，中風而失語，英雄的歷史也陷進失語的境地。即使後人企圖爲之立傳，仍然是帶着主觀色彩，那些知道“爺爺”歷史的人都相繼死去，“爺爺”的一段歷史，終將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

　　而《英雄無語》的潜在叙事結構即是記叙閩西客家曾爲新中國的成立作出重大犧牲的歷史，從而反思戰争，追問人的生存意義。文本既肯定“歷史進步”的合理性，也向人們指出爲了這“歷史進步”人們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她把歷史沉重的一面揭示出來，把歷史教科書中冰冷的文字還原爲鮮活的生命，對個體生命的喪失表達了無限的悲痛與哀悼：“教科書，關於閩西客家這片土地留下了這樣一句話，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閩西根據地犧牲人數爲二十萬。二十萬。就這麽一個數字，没有血腥氣味，没有感情色彩。教科書就是這樣，多麽冷峻，像一位板着面孔的歷史老師，可我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這份冷峻，二十萬個靈魂聚在一起，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形，我無法想象，我只知道離開瑞金的中央紅軍加在一起不足十萬。”〔44〕

　　閩西巨大慘重的犧牲並没有實際意義，這裏質疑中國歷史對人的個體生命的漠視。從來，教科書就教育大家，爲了集體，可以犧牲個體，用集體取代個人，用道德價值取代生命價值，缺乏對個體生命的觀照。對生命的尊重應該是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連生命都不尊重，還有什麽更值得尊重?

　　“奶奶”這個不懂政治爲何物的農婦，對傳唱一時的紅色革命歌曲“盼紅軍”，作出了“另類”闡釋：“你想，正月裏紅兵不來，三月裏紅兵不來，誰來?白兵來。七月裏紅兵來了，造好米酒給紅兵食，八月裏紅兵又走。白兵就又來了。紅兵來了殺人，白兵來了也殺人，紅兵來了殺地主，白兵來了殺殺過地主的人，殺人殺得天昏!”〔45〕“今天白兵來，明天紅兵來，不管他們誰來，我都燒飯給他們吃。”〔46〕“紅兵白兵手裏都抹着槍，讓你做飯你不做，你有什麽辦法。”〔47〕

　　“奶奶”的叙述將歷史教科書和我們的主流意識所漠視的另一種歷史真相暴露出來。通過奶奶的叙述，將戰争時代的歷史原生態還原出來，叙述了國共之間一次又一次拉鋸戰式的圍剿反圍剿，給當地老百姓日常生活帶來的混亂與驚擾，對無數生命的掠奪。成功的英雄們借此實現了崇高的人生理想，實現了人生壯志，而普通老百姓遭遇的却是無盡的悲凉與傷殘。盡管克羅齊説“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説所有的歷史都是人寫的，都帶有當下的痕迹，還有記載人的喜惡，無法還原真正的歷史。但歷史就是歷史，無論你怎麽寫真相真實存在，你不能歪曲它，也不能拔高它。

　　在對歷史和生命層面上的追問中，還有作者對人性的追問。“爺爺”無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是一個大公無私的革命功臣。但是他却一次又一次粗暴地傷害了他的家人、他的骨肉。爺爺抛下童養媳出身的“奶奶”，走出大山闖盪世界，參加革命，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時，不僅娶了“二奶奶”，生下了叔叔，并且毫無商量地就託人把“奶奶”從大山中接出來；“爺爺”不僅將“奶奶”當作他新家中的保姆，并且無視奶奶的尊嚴，當着奶奶的面與其他女性親熱；當地下黨撤離上海時，“爺爺”不辭而别，却將“二奶奶”及他們的孩子一起甩給了“奶奶”，是“爺爺”的忽視和漫不經心讓“奶奶”承受了國民黨特務殘忍的折磨；舉目無親的“奶奶”帶着她幼小的女兒每，歷經艱險，又回到大山時，在村人的譏笑與侮辱中艱難度日，而“二奶奶”也帶着叔叔投奔而來，此時，正是“奶奶”和一家人生計最爲艱難的時候，“奶奶”的小女兒每活活餓死，而“爺爺”却把自己的全部積蓄都作爲黨費堅决地交給了組織；當“爺爺”脱離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擺脱了險境時，以“包辦婚姻”爲由，堂而皇之地斬斷了與“奶奶”聯繫，讓她在飢餓與勞苦中挣扎；在晚年，“爺爺”回到家鄉廣散錢財，爲家鄉的人民修路、架設電綫，對同村的鄉民慷慨解囊，但對仍在山區生活的叔叔和“二奶奶”非常吝嗇，無視他們經濟的困窘、生活上的艱難；“爺爺”一生不乏女人，“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他走馬燈似的换女人，但從來没有真正擁有過女人，因爲對女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毫無信義，不講道德，心硬如鐵。晚年的“爺爺”异常孤獨寂寞，盡管兒孫，包括被他無情遺棄的“奶奶”都遵循着血緣親情的義務與做人的道德原則親近他照顧他，但是，在“我們的印象和概念裏，爺爺是一個背信棄義的人，一個寡廉鮮耻的好色之徒，一個道德淪喪者”〔48〕，他得不到自己的親人與骨肉在情感上的親近與認同。這不能不説是“爺爺”的悲哀，也是歷史的悲哀。

　　作者由此而對“爺爺”進行審視：“作爲奶奶的丈夫，每的父親的爺爺，除了對他的組織表達一種忠誠之外，有没有義務在他女兒身上展示一種起碼的人性?按照對一般人的道德要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爲什麽反過來‘幼人幼以及吾之幼’反而做不到了呢?這似乎是常常出現在這個組織的人們身上一種奇怪的、不近人情的邏輯。照我看，一個對自己骨肉親人都缺乏起碼人性的人，你就可以懷疑他那顆公天下私小我屬於人類的大愛之心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摻了點什麽。”〔49〕對人性的追問顯得如此尖鋭，讓人深思。

　　文本中作者寫了幾處由於政治而引起的人對人實施的酷刑，一是謝也夫對年輕的女共産黨員的凌辱，包含性的凌辱；一是在監獄裏盧志英和他兒子所受到的嚴刑拷打；一是“爺爺”在“文革”中被紅衛兵小將折磨，被迫攀不斷叠高的凳子，終於摔倒致殘失語。而施用暴力者却在一旁很高興地欣賞，甚至洋洋得意。

　　由此作者審視人性，特别是人的劣根性，“我常常在想，人類和人類之間，究竟有些什麽讎恨，使得一些人對另一些人如此殘忍?有些人把這些歸結爲階級、政黨、信仰之間的不同，不同産生分歧，分歧導致讎恨。换句話説，當一些人對另一些人加以摧殘和折磨時，他們是在堅持自己的信仰和真理，爲了他們的信仰和真理他們需要用老虎鉗拔去對手的指甲、用火炙烤對手的皮膚以及需要用鐵絲穿過對手的乳頭。……我後來越來越明白了，事實上所有這些統統與政黨和信仰無關，這只是人性的殘忍，是在相當一部分人中保留的獸性和魔性罷了。”〔50〕

　　歷史和現實總是戲劇地重叠。縱觀歷史，讀者會發現，人類的許多大變革都是以犧牲無數婦孺的生命换來的，《遷徙詩》裏客家遷徙如是，爲保存家族，讓童男童女獻身去祭祀所謂的“蛇神”，婦孺在緊急時刻總是先被犧牲。再看中國二十世紀的革命，亦如是。當年謝也夫在折磨凌辱十九歲的女共産黨員，“爺爺”和他的戰友在隔壁玩樂了一晚，鎮定得連一張牌都没有出錯。難怪當年丁玲在延安寫出《三八節有感》，女性從來没有佔有平等的地位，男性將女性視爲生育工具、玩物的思維，也從來就没有改變過。

　　而在現實中，申建，爲達目的一個不擇手段的人，無疑也是成功的人，他對成功有他自己的理解，對於項羽，他還是認爲是失敗的人。於是爲了取得“我”的信任進而剽竊“我”的研究論文，他不惜製造健身所、餐廳的巧遇，還在機場冒雪等“我”十幾個鐘頭，同時也爲了攫取客家老人的資料的原件耍盡花招，還爲此賦予冠冕堂皇的藉口。“我”作爲一個女人，儼然也成了申建的一個工具，成就男人功利的工具。

　　題記説：“紫色是神奇的。它包含了兩種截然對立的顔色。”紫色是復雜的，包含紅與黑的統一體。“爺爺”(英雄)的顔色也是紫色的。

　　在考證《遷徙詩》的過程中，作者尋找出客家人獨特的精神秉性：

　　正是在這點决定了，在貧瘠荒凉與世隔絶的大山裏，即使他們窮得幾乎無法生存，也不能放棄胸中的抱負，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從大山裏走出來，無論求學經商從政從軍，無不勤奮苦鬥，務求出人頭地成功發達，客家的成功，是從他們一開始遷徙就注定了的。貧窮給了他們喫苦奮鬥的秉性，家學淵源决定了他們對教育的重視，曾經煊赫的家世激發着他們的抱負和志向，群居艱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們團結協作的精神，這就不難解釋，爲什麽每逢國家民族爲難之際，客家人總是站在前面，也不難解釋爲什麽在各行各業耀眼的成功者中會有那麽多的客家。〔51〕

　　盡管“爺爺”有諸多不是，情感匱乏，對“奶奶”、子女孫輩没有應有的親情，盡管爲了更高的理想犧牲了一個年輕的女共産黨員，但無疑他是具有血性的客家人，他勇敢走出大山，對革命的貢獻是巨大的，英雄的所有缺陷和失誤，都不能掩蓋他們一生爲理想追求的偉大。在對這首客家《遷徙詩》的考證中，作者盛贊客家人的精神，亦是從側面讚頌了屬於客家人的“爺爺”的精神。

　　

　　（作者：劉小妮，華南師範大學）
　　

　　注　釋：

　　〔1〕陳小培．閩西，决定文學之路·代後記〔A〕．天上看雲〔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202頁。

　　〔2〕蔡冬雪．新加坡騰飛的壯麗史詩——評張永和新作《李光耀傳》〔A〕．張永和．李光耀傳〔M〕(附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566頁。

　　〔3〕林非．林非論散文〔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210頁。

　　〔4〕張惟．後記〔A〕．張惟散文自選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

　　〔5〕王光明，蘇浩峰．面向廣闊的生活(代序)〔A〕．雁行集〔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6〕張惟．似水年華心漸寬(代序)〔A〕．人間不了情〔C〕．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

　　〔7〕〔8〕〔9〕〔10〕〔11〕黄發有．客家漫步〔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年，第201頁，第25頁，第35頁，第201頁，第91—92頁。

　　〔12〕〔13〕〔14〕〔15〕〔16〕〔17〕〔18〕〔19〕馬卡丹．客山客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31—32頁，第39—40頁，第41—42頁，第17頁，第172頁，第111頁，第112頁，第64頁。

　　〔20〕謝有順．話語的德性〔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

　　〔21〕〔22〕〔23〕〔24〕〔25〕〔26〕謝有順．我們内心的衝突·自序〔A〕．我們内心的衝突〔C〕．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年。

　　〔27〕謝有順．餘華：活着及其待解的問題〔A〕．話語的德性〔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8—9頁。

　　〔28〕孟繁華．爲了批評的正義和尊嚴〔J〕．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4期，第139頁。

　　〔29〕謝有順．素素的兩只眼睛〔A〕．話語的德性〔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203頁。

　　〔30〕謝有順．餘華的生存哲學及其待解的問題〔A〕．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3年第3期。

　　〔31〕〔32〕〔33〕謝有順．救贖時代〔A〕．活在真實中〔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

　　〔34〕孫紹振．活在真實中·序〔A〕．活在真實中〔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

　　〔35〕謝有順．夢想一種批評〔A〕．話語的德性〔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

　　〔36〕黄發有．靈與肉的背道而馳——網絡文學的情感模式〔J〕．鴨緑江．2002年第4期。

　　〔37〕黄發有．朱文：在游盪中囚困〔J〕．文藝争鳴．2000年第2期。

　　〔38〕黄發有．批評家是寄生蟲嗎?〔J〕．南方文壇．2003年第3期。

　　〔39〕林建法．序〔A〕．21世紀中國文學大係·2005文學批評〔M〕．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

　　〔40〕北村.神聖啓示與良知的寫作．鐘山．1995年第6期。

　　〔41〕北村．愛能遮掩許多的罪〔J〕．鐘山．1993年第6期。

　　〔42〕林舟．苦難的書寫與意義的探詢——對北村的書面訪談〔J〕．花城．1996年第6期。

　　〔43〕〔44〕〔45〕〔46〕〔47〕〔48〕〔49〕〔50〕〔51〕項小米．英雄無語〔M〕．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2001年，第136頁，第130頁，第132頁，第130頁，第131頁，第89頁，第271頁，第366頁，第3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