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資平早期的小説，很大一部分是以故鄉梅縣客家人的生産、生活場景爲人物活動背景的。小説人物關係的安排，人物命運的走向及叙事結構、情節模式等都深深地烙下了客家文化的印記。客家文化從整體上作用於張資平早期的小説創作，直接影響制約着作家的情感態度、思想傾向和藝術思維。討論張資平早期小説與客家文化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更好地認識張資平小説創作的文學價值、思想意義以及作者的心路歷程。

　　一

　　張資平早期以故鄉梅縣客家人的生産、生活爲背景的小説，實是一幅幅色澤明麗，感情濃烈，多姿多彩的客家風俗畫卷，他以寫實的筆法，抒情的調子，將客家人的生活情境藝術地攝入小説文本，真實、生動、形象地層示了客家人的社會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宗教禮儀、人生態度、價值追求等各個方面的情况。

　　1924年，張資平在蕉嶺羊子山礦廠任經理期間創作的短篇小説《梅嶺之春》〔2〕就是一幅絢麗多彩，詩意濃郁，富有浪漫抒情氣息的客家風情畫。小説講述的是一位名叫保瑛的16歲的山村少女和比她年長一倍還多的堂叔之間的愛情故事。故事本身雖没有特别引人入勝的地方，但它却獲得普遍好評。據張資平回憶，當時黄侃(季剛)就特别贊賞這篇小説1。文學史家們也特别看中它，把它編入各種選本〔3〕。小説充滿生活氣息和富有詩意的描寫，勾畫出一幅鮮活的客家山村民俗風情畫卷：

　　風景秀麗的山村，樹木葱籠，瓜果飄香，炊烟裊裊。藍天白雲之下，長林淺水之間。採樵的姑娘，摇櫓的哥哥。情韵悠揚的歌聲，隨風飄盪；鱗鱗跳盪的小河，波光閃爍。汩汩的流水，吱吱的櫓聲，是他們最美妙和諧的伴奏。

　　獨特的韵味，詩意的筆調，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清新的泥土氣息。如果認真仔細地全面考察，我們會發現，張資平早期創作的那些以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爲題材，以故鄉風物爲背景的戀愛小説，藴含着豐富的客家文化信息和心理内容。

　　通常情况下，張資平正面實寫客家人的生産、生活場面，把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内容作爲主要描寫對象，直接展示客家人的性格、氣質、精神追求和生活理想的情况不多，而是通過在小説文本中嵌入富有獨特韵味的客家山歌、歌謡，在刻畫小説人物的同時，細緻入微地表現客家人熱愛自然，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淳檏天性，將客家人獨特的山居情境和客居命運暗示出來，如《梅嶺之春》、《曬禾灘畔的月夜》、《三七晚上》等就在故事講述中不時插入與情節、人物命運、環境氣氛和諧吻合的客家山歌、歌謡，這些山歌、歌謡就像影視劇中的背景音樂，爲作品平添了許多美感。細心的讀者不難從這些山歌中捕捉到客家文化的豐富意藴和客家人的某些生活内容。並由此進一步去認識客家人的歷史、命運和現實生存處境，甚至於他們的生産、生活方式、情感態度、價值追求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

　　客家山歌多爲情歌、戀歌，它是客家民間社會下層人民的口頭即興創作，内容多爲男歡女愛，粗獷質實檏素中帶着點原始的野性之美。它非常率真、直白地體現出客家人的婚姻愛情理想，道德倫理觀念和社會行爲規範等多方面的内容，也是客家人機敏、智慧、聰明，憨厚質檏中透出幾分靈秀的心性特徵的具體外化形式。客家人愛唱山歌，客家文人也大多喜歡山歌，黄遵憲説：“土俗好爲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因念彼崗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復，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故“採其能筆於書者，得數首”，收入《人境廬詩草》2。李金髮在法國留學時，曾有將客家山歌譯成法語，把它介紹給歐洲讀者的念頭，這事後來雖然没有做成，但却促使他編成了一本《嶺東戀歌》，他認爲：“其辭句組織的妙麗，真有出人意料者，記得我當年於赤日停午，閑行於峰巒起伏間，輒聞悠揚的歌聲，飄渺於長林淺水處，個中快慰的情緒，和青春的悲哀，令人百思不厭也”3。客家人對山歌的感情可見一斑。如果進一步考察山歌所以流行的原因，我們還可以從中獲得十分豐富的歷史文化内容，當然，這不是本文的目的和需要。

　　“青年男女一唱一和的山歌”，其内容大多就是情人、戀人的相思之苦，失戀之痛，離别之悲……，所以，客家山歌大多哀怨凄婉，纏綿悱惻，“尤其是姑娘唱的調子，十分幽怨”4。下面兩段山歌分别録自張資平的小説和李金髮搜集編選的《嶺東戀歌》，讀者從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客家人富有天才的創造。

　　底事頻來夢裏游，因有情妹在心頭。

　　旱田六月仍無雨，溪水無心只自流。

　　妹住梅州烏石岩，郎家灘北妹灘南。

　　摇船上灘不用楫，摇船下灘不用帆。

　　郎似揚花不住飛，與郎分飛牽郎衣。

　　山高樹緑郎門遠，惟見郎從夢裏歸。

　　半是無情半有情，要將心迹話分明。

　　傷心妹是無情草，亂生溪畔礙人行。

　　——張資平：《曬禾灘畔的月夜》

　　日頭畢出凹裏黄，有情心肝來戀郎。

　　雖然不是親妻子，赤肉兼身總動腸。

　　——李金髮：《嶺東戀歌》

　　南風不當北風凉，親夫不當夜來郎。

　　夜來郎子有話講，親夫一覺到天光。

　　——李金髮：《嶺東戀歌》

　　客家山歌曲調哀婉纏綿，一唱三嘆的咏唱中透出許多無奈與感傷。憂怨悽切如泣如訴的基調中飽含着無限的苦痛與辛酸。客家青壯男子多外出求學、打工、經商，婦女留家守宅，夫婦之間聚少離多，合少分多；感情上歡樂時少，愁日苦多；山歌便成爲他們抒唱離情别緒的最好工具，因此，在我看來，山歌實際上是客家男女感情生活得不到應有滿足時的一種心理補償方式。周作人説它是“感情的體操”，是“過着端莊的生活而總不能忘情於歡樂”的山村男女尋求感情慰借和痛苦解脱的一種娱悦方式，相當於現代性心理學上所説的“意淫”5。

　　長期浸淫於客家山歌文化氛圍中的張資平，在經過10年留學生活之後，又回到闊别已久的故鄉，青少年時代留下的文化心理積澱，像受到巨大的震顫被攪擾起無數的波瀾，浮出心理意識層面，十分驚喜地發現山歌中所含的獨特文化意藴，並自覺地將它藝術地轉化爲小説創作的資源，以20世紀初期的社會文化思潮作爲創作的精神和思想養料，植入現實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因而就有了那些以多情浪漫青年男女爲主人公的戀愛小説。可以説，客家山歌正是張資平小説中求愛/思戀—偶合/偷歡—生離/死别的叙事話語/情景模式的依據，正是客家山歌爲張資平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心理、情感資源與形式資源。在我看來，張資平的那些戀愛小説其實就是客家山歌的故事化，是客家民間歌謡的隱型結構在小説中的具體外化。

　　張資平在小説文本中嵌入客家山歌，豐富了小説的内容，拓寬了小説的意義空間，使之具有多種解讀的可能，也爲讀者理解小説人物的命運提供一種新的思考角度。另一方面，又豐富了草創時期新文學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在提高作品的表現力，加强小説的地方特色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和作用。從創作心理過程分析，這其實也是創作主體的一種心理需要，它隱晦地表明作者對於山歌的一種態度——情不自禁的由衷熱愛和喜歡，從中窺見作者對家鄉的一種特殊復雜的感情。這是作者本人，也是客家人熱愛家鄉，富有深厚鄉土感情的曲折表現。

　　二

　　從某種角度説，張資平的小説，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客家民間社會形象生動的文化風俗史，透過他的作品，讀者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和認識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

　　客家人幾乎都居住在田少山多，土地貧瘠，經濟落後的貧困偏遠山區，故有“逢山必見客，無客不居山”之説。山區極度匱乏的物質生活資源，給客家人帶來的是貧窮和苦難。爲了謀求生存和發展，客家青壯男子多秉承客家先民東移南遷，流離輾轉的歷史情景中激發出來的開拓進取，勇敢拼搏，發奮向上的創業精神，别妻離子，遠赴南洋各埠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和創業機會——當地人稱之爲“過番”〔4〕，黄遵憲説：“州爲山國，土瘠産薄，海道既通。趨南洋謀生者，凡數以萬計”6，如當今著名實業家田家炳、曾憲梓即爲成功的例子。張資平的父親張繹皋也曾有過南洋打工的經歷。

　　與此同時，他們還選擇了另一條進取之路，即以文治貧，以學翻身的道路。張資平自己就是“書包翻身”的具體實踐者和成功者。遠的如黄遵憲、丘逢甲我們暫且不説，只就20世紀初期，從梅縣邊城走向世界的歷史文化名人就有葉劍英、林風眠、李金髮、蒲風、任鈞等。他們都是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藝術的現代化進程産生過直接影響的人物。如果不帶偏見地話，不能否認，張資平自己就曾是風雲一時的文化紅人，是五四以後留學回國的著名地質學者。如今還健在的著名橋樑專家、兩院院士李國豪也是一位地道的梅縣客家人。

　　梅縣傳統民間社會流傳着許多與讀書求學等文化活動相關的俗諺、歌謡，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到客家人崇文重教的風氣之盛之熾。譬如：“蟾蜍婆，咯咯咯，不讀書，冇老婆〔5〕。”“月光光，秀才娘，騎白馬，過蓮塘，……”等等，本來與文化活動没有任何關聯的生活事象，却在客家人的觀念意識形態中，被很自然地打上文化的印記，與文化活動聯繫在一起。一個男人，如果胸無點墨，就好比有眼無珠，不能看書讀報，不能自立於社會，甚至還有娶不到老婆一輩子打光棍的危險，反之，知書識禮的文化人，則可望肥馬輕裘，嬌妻美妾，盡享榮華富貴，即便月裏嫦娥，也會顧盼塵情，愛意纏綿。盡管這不見得就是事實，更多的是一種鼓勵和鞭策的殷殷之意，却也從一個方面傳達出一個信息——在客家人的價值觀念世界裏，讀書求學首先就是求生存的一種基本能力，而不是身份和榮耀。其次，“文化”被當作一種特權看待，擁有文化，幾乎就等於説擁有某種特權，其人生價值當然也就在一般目不識丁的人之上。這種價值觀念可能與中國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取仕的官員選拔制度不無關係，但是，一些小户人家，壓根没有相當的財力來保证求學子弟將來去博取一個功名，却也會不遺餘力，想盡一切辦法，盡最大的可能，讓子弟上幾年學，通點文墨，似乎只有這樣，才算盡到了爲人父母的責任，也似乎只有如此，孩子長大成人之後，才能立足於社會，確立乃至提昇個人、家庭，或宗族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故有諺曰：“養子不讀書，不如養條猪”，這種〖JP3〗執着的文化追求，恐怕就讓客家之外其他許多地方的人自嘆不如了。

　　客家人所以鍾情於“文化治貧”的進取之道，原因自然很復雜，但概括地説，重要的一點，是因爲他們來自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中原腹地，明顯高出山地的文化視野和遠大胸懷，陶冶了他們熱愛文化，崇尚文明進步的秉性，和與生俱來的不屈服於命運安排，剛毅倔强，勇於進取的抗争、拼搏精神，促成他們能够勤學苦學，在百折不撓中走出一條“書包翻身”的進取之路。

　　這樣，出洋打工、經商和讀書進取，一文一武的創業模式就成爲客家發展史上，客家人尋求經濟解放，開拓新的生活空間和發展前景，改變苦難命運的有效途徑。而且，文武之間相互支撑，相輔相成。著名詩人、雕塑家李金髮當年得以在法國留學六年而衣食不愁，無憂無慮，就幸得有在毛裏求斯的父兄作經濟後盾。出身貧寒的一代宗師林風眠，當年能够遠赴法國研修美術，也是靠了一位海外經商的遠房親戚的資助，要不，一位曠世奇才或許就在石匠家庭埋没。類似的事例，還可以舉出很多。

　　張資平雖没有在南洋群島各地生活的經歷，而他的小説却洋溢着東南亞各國的熱帶風光、异域風情，又從另外一個角度説明，張資平生活的時代，梅縣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偏居一隅，但當地住民却眼光開闊，與外界聯繫非常頻繁、密切，社會的開放程度也較高。與海外的頻繁交流，自然帶來某些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新知識，爲革故鼎新提供有力的思想資源，有效地激活當地的文化活動，促進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

　　客家人的生存狀况和人生境遇，經由張資平的藝術加工，就有了一批活躍在南洋群島各地的小説人物。如橡膠商人凌士雄，爲了生計，不惜鋌而走險去替人販運假鈔的楊鬆卿，在南洋替人開車的吕阿根等。就是《梅嶺之春》中那位和堂侄女有了性關係而怕輿論譴責的小學教師吉叔父最後也只好逃到毛裏求斯去給人當家庭教師。所以，作者在《冲積期化石》裏説，山於貧窮落後，村中的少年“都争先恐後，渡過南支那海，到澳洲和亞細亞洲交界地方去篳路藍縷，做英吉利和荷蘭國殖民地的開闢功臣。”這類文字，與其説是創作，倒不如説就是20世紀初期客家人的生活實録。

　　在張資平小説中，還有另一類型的人物，如黄廣勛、謝克歐、劉文如、宗禮江、吕廣、吴梅等以文化人身份自傲於人的先生和書生。他們是小説中最受年輕女性青睞愛慕的“美少年”。在客家人看來，一個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可以經過讀書走出大山的書生結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爲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運將由此發生改變。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養造就讀書人爲驕傲和自豪。所以，爲人父母者，即便勒緊褲帶，節衣縮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學業前途上疏忽大意。細心的讀者不難從《資平自傳》、《脱了軌道的星球》、《冲積期化石》等書中體會到。當我們的主人公打點好行裝準備次日動身赴省城投考之時，做父親的還在爲12元的旅費而東奔西走，求借告貸，個中苦辛只怕非今天的青年所能想象。具有自傳性質的小説《冲積期化石》中的天廠，就是一位望子成龍的慈父，他爲了能讓兒子出國留學，實現“文化治貧”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是莫可形容，簡直可以説到了萬死不辭的地步，彌留之際給遠在日本求學的兒子留下的臨終囑咐就是好好用功，學有所成之後再回來報答親恩，“祭而豐不如養而薄”，而且還特别叮囑，父親死後也不必回家奔喪服孝，“如遺父命，便爲不孝”。在這裏，孝和不孝的内涵因此而有了新的特定的内容。可見客家人多麽執着於這條“文化致富”的道路。小説中的韋天廠的原型正是張資平自己的父親——一位中年喪偶，“從小康墜入困頓”，但又文明開通，思想進步的窮秀才。

　　我們盡管也可以説，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早有郎才女貌：“紅袖添香夜讀書”和“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或“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等人生理想的範型。但如果承認明清以降梅縣考取進士、舉人的人數，遠遠超出其他同類型地區的事實，你就不能不驚嘆，歷史上的梅縣，文化教育之發達曾爲中國之最。李金髮曾記載：“據一個德國牧師説，梅縣教育之發達是世界有數的”7。就拿張資平這個家族來説，從他伯曾祖父張其翰在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中舉到清末80多年間就考取過五個舉人。張資平的曾祖父張其也是一位舉人，他是在他的哥哥張其翰——中舉之後的第12年，即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中舉的。

　　三

　　客家文化作用於張資平早期小説創作的情况還遠比以上所説的復雜。

　　客家人一文一武的創業模式，也派生出與之相關的獨特的生存、生活方式。具體到家庭結構模式上，則表現爲男人在外鄉，女人在故鄉；男人求發展，女人求生存的特殊家庭模式。這樣，相伴而來的問題就是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男女性别比例和年齡結構失去應有的平衡。爲不影響生産和生活，解决問題的方式之一就是客家婦女必須承擔比其他地方的女人更多的艱辛和苦難，獨立負起“支持家庭門户的責任”8，同時扮演“主内”與“主外”的雙重身份與角色。他們必須上侍奉公婆，下養育兒女；内操持家務，外勤於耕種。擔水劈柴，洗衣做飯，農牧漁獵；無所不能，無所不干。因此，張資平筆下的女性，大多赤裸一雙天足，頭頂烈日，脚踩大地，肩挑手提，足下生風。這正是客家婦女性格和命運的真實寫照，也是客家婦女苦難悲劇人生的縮影。

　　客家婦女的不幸人生若僅止於此，也就值得慶幸了。當然，也就没有客家婦女的辛酸史和苦難史了。張資平的意義就在於他對於客家婦女的不平命運和不幸人生還有更進一步的挖掘和表現。

　　客家社群爲解决勞力不足的另一途徑就是買童養媳。客家人日常所説的“等郎嫂”、“細薪舅”，指的就是童養媳。童養媳是封建宗法制農業社會買賣婚姻制度下的畸形産物，它不爲客家人所獨有，而是老中國的祖傳，沈從文還有專門寫童養媳悲劇命運的小説，如《蕭蕭》。客家人娶童養媳一般是在女嬰很小的時候把她抱回領養，婆婆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調教兒媳。待童養媳稍大，她就成爲這個家庭重要的勞動力，必須承擔大量的家務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樣參加各種生産勞動，“以媳兼婢，一物兩用”是買童養媳最實在的“好處”。下面是一首“細薪舅”自訴其苦的歌謡：“日頭一出千條須，阿妹上山割魯箕。魯箕割得多，婆婆見到笑嗬嗬；魯箕割得少，骨頭沫渣駡得了。愛駡盡渠駡，心裏想得化。只怨耶娭窮，細細教厓嫁。〔6〕”一個童養媳，再苦再累都没有人會同情可憐，除了喫苦受累，聽憑使唤，任人打駡之外，還能有什麽呢——没有任何其他的價值!一切的痛苦與不幸都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黄遵憲在《入境廬詩草卷一·山歌》中有一首是專門寫童養媳的：“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頭儂自憐。記得初來同食乳，同在阿婆懷裏眠。”這是童養媳生活的真實記録，個中辛酸、苦楚，今天的讀者簡直無法想象。梅縣客家人盛行買賣童養媳的風俗習慣，《嘉應州志》也有記載：“州俗婚嫁最早，有生僅匝月即抱養過門者，故童養媳爲多。”在客家地區，蓄養童養媳的家庭，待“細薪舅”長到十六七歲時，父母就會爲兒子和兒媳婦圓房，這時，“細薪舅”一變而爲“新媳婦”。青年男女談婚論嫁時必不可少的各種繁文縟節也可因此省去，而且還可以免掉置辦彩禮、嫁妝、册封聘金等巨大的經濟支出。因此之故，除了大户人家，一般家庭大都願意抱養童養媳。在張資平早期小説中，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初期，這種風俗習慣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縣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極爲盛行——盡管張資平没有像《蕭蕭》這樣直接以童養媳的生活、命運爲内容的小説，但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養媳，像《冲積期化石》中的劉四妹：“三歲那年，……照這村裏盛行的買婚的習慣，……到她舅母家裏，和她一個生下來才滿三個月的表弟結了婚”；《梅嶺之春》中：“才周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雙曲綫與漸近綫》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歲那年，由她的父親作主”，“做了一種酬謝品”“定給”一個商人“做媳婦了”，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兒，《最後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是一位没有露過面的角色)等也是童養媳。蓄養童養媳的種種“好處”，只是就家族或家庭利益來説的，其價值立場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基礎上的。倘若就當事人雙方而言，童養媳的買賣則是充滿着罪惡和血腥的野蠻行爲，它的殘酷性表觀在以犧牲女性獨立價值和人格尊嚴爲代價，無視女性生命的獨立性及情感選擇的自主性，也是對女性主體意識的極端蔑視，其實質是將女人看作個人或家族的私有財産。張資平盡管没有一篇小説是完全寫童養媳生活和命運的，但他的寫實手法却真實、清晰地記録下了歷史上客家婦女的不幸。他筆下那些童養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幾乎没有一個不是悲劇人物。她們的痛苦與不幸，就是客家婦女的痛苦與不幸；她們的命運就是無數客家婦女不平命運與苦難人生的代表和縮影。張氏以藝術的手段展示了宗法制農業社會勞動婦女的不幸人生，以創作實踐，積極回應“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理論主張。這也説明，張資平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從一開始就與時代主題聯繫在一起。

　　青壯男子長期在外謀生，帶來的另一問題是，男女之間正當的基本的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應有的滿足。有的男人一去三年五載，抑或十年八年，夫妻之間常常音訊無通，夫妻關係名存實亡。有時外出的男人早已客死他鄉，或者因苦於漂泊流浪缺少温暖而另娶新婦，另築家室，也未可知。張資平的一位堂伯父張淑皋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因爲長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婦，重新組織了家庭，結果新婦舊人互相讎視，兩方兒女形同敵人。小説《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就是以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爲原型創作的，小説主人公，帶着中日兩國血統的小女孩秋兒的原型就是張淑皋與日本婦人的女兒9。

　　長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條件許可，自然不會拘於綱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鄉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一任青春老去，紅顔瘦損。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膽僭越陳規去尋求個人幸福的女性。李金髮曾極爲生動地描述過：“他們的結合是這樣：男子們知道某姓的婦女在工作，遂三三五五結隊去游山，隔遠便唱極有意味的山歌，去引誘他們，女人們有意結交，便反口酬唱，迨愈行愈近，男子們便開始調笑，或强迫地去摸撫其自然伸展的奶子，再放肆一點”，那些男女們也許就在辛勤勞作之餘，桑間濮上，幕天席地“干起他們所最願意干的事情來”10。當年魯迅説，張資平小説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人知道“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女人的性慾衝動”，比男人還要强烈，你不找她，“自己跑來了”11，看來確是説到了點子上。但魯迅有所不知的是，形成和産生這種兩性交往方式的現實原因及其生活依據。而且，從更深一層思考，讀者不難明白，魯迅的認識，在其的話語背後，潜藏着的是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夫權意識，他的評價是男性權威話語的思維慣性和心理定勢對他産生潜在制約與誘導的結果。

　　話又説回來，那些試圖超越古老禮制秩序去尋求感情和欲望滿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歸案”則身敗名裂，性命不保。那些“爲綱常名教之所係”的族人，對犯了“罪”的女人，懲處的辦法是：

　　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鞭打，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

　　——《梅嶺之春》

　　村裏鄰屋的一個女人，……她的丈夫赴南洋做生意，一去三年並不回來見她，她就和村裏的一個少年發生了戀愛的關係，到後來給她丈夫的族人發觀了，就按村中的習慣把她捆縛在一個石柱上。凡是族人在她面前走過去的都可以提起藤鞭來抽她。平日恨她的人竟有用錐子去刺她的。妻子有外遇，丈夫的族人是有這種特權的——得任意鞭打那個女人的特權。美瑛曾目擊過這樣的情形，她看見那個女人給殘毒的幾個老婦人……用錐刺得周身鮮血淋漓。

　　——《最後的幸福》

　　如果説，張資平筆下的生活或許多少帶有一些藝術加工的成份，那麽，李金髮的記載則應該可信：

　　梅縣的婦人，最能耐勞任苦，日間工作，田間跣足科頭衣食巳極簡單，禮教又非常之嚴格，……在田野間鋤種，或崗嶺上割魯(一種葉子像羊齒樣，生長在山上的草本植物。客家農村地區用它作家庭做飯的燃料——引者注，)不能有所輕佻偎褻，一經發現則親夫或伯叔兄弟可隨意鞭打。

　　——李金髮：《嶺東戀歌·序》

　　經過十年留學生活，接受過現代科學文明洗禮，有了异質文化作參照之後的張資平，顯然爲這類不人道的陳規陋習感到痛心和憤慨。因此，他以新文化運動親歷者和先驅者的姿態，出於人道的情懷，對不幸女性命運傾注無限的同情和憐愛，有意識地將它藝術地攝入小説文本，定格在讀者面前，暴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惡性，顯示出作者應有的思想傾向和對客家文化中野蠻殘忍的落後成分所持的批判態度，成爲五四時期國民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中一個響亮的音符。因此他的小説，理所當然地匯入挖出病痛，引起療救，表現被壓迫民族人生苦難的創作主潮，這些無疑是現代啓蒙思潮影響下早期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收穫。

　　張資平小説中那些活潑浪漫，光彩照人，富於人性光輝的女性，與生俱來就有一種熱愛自由追求幸福的天性，按説，她們理應獲得一份應有的快樂和滿足。可是，最後都一個個窒息、枯萎、凋謝，這不能不令人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在新文學尚未在文壇站穩脚跟，鴛鴦蝴蝶，神魔鬼怪，俠客大盗依然在文壇佔據大部分地盤的時候，張資平却能以極其平民化的姿態和人道的立場，寫出凡人的苦與樂，喜與悲，幸與不幸，“單就這一點，便可使反對張資平的人所加的誤會完全鈎銷”12。

　　但也應該看到，張資平小説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他把過多的筆墨和興趣集中到兩性間的調情、嬉戲和對人物的性特徵描寫之中。作品中佔據小説重心的是兩性間的感情糾葛。主人公的情感變遷、心理歷程、性格特徵幾乎始終在同一層面上滑行，未能向更深更高的層次掘進，因而模糊、冲淡，甚至遮蔽了作品的主題，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和思想深度，當然也就難以達到應有的藝術高度，其後期的創作更是脱離了這一軌道，逸出嚴肅的純文學的邊界，完全陷入商業化寫作的泥淖之中。這是張資平，同時也是新文學的巨大遺憾。對此，筆者將另文探討。

　　

　　注　釋：

　　〔1〕巫小黎(1963—)，男，廣東省大埔縣人。佛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2〕羊子山，實名叫羊子殿。據筆者2001年11月2日實地考察訪問。這裏沿用小説篇末標注的地名。《梅嶺之春》原載《東方雜誌》21卷20期。

　　〔3〕如鄭伯奇編選：《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説三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8月出版；朱文華、許道明主編：《新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三卷本)，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4〕《嘉應州志》：“俗謂往南洋者曰番客”。黄遵憲《人境廬詩草·卷七》有《番客篇》

　　〔5〕冇，客家方言，没有之意。

　　〔6〕日頭，太陽。千條須，喻指初昇的朝陽，光芒四射，象無數的胡鬚。阿妹，客家話裏指姑娘，這裏是童養媳的自稱。魯箕，一種葉子像羊齒樣，生長在山上的草本植物，客家農村用它作家庭燒火做飯的燃料。骨頭沫渣，客家土話，意指所有、統統、無論什麽；了，讀作liǎo，整句是説什麽話都駡，即駡得兇狠、很惡毒。盡，任，任意。渠，在此作第三人稱代詞使用。耶娭，爹娘、父母。細細，年紀小小。教，命令、使。厓，我。

　　（作者：巫小黎）

　　參考文獻：

　　1.張資平：《創造季刊時代》，上海《大衆夜報·不夜天》1948年7月4日。

　　2.黄遵憲：《人境廬草卷一·山歌》，見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李金髮：《嶺東戀歌·序》，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4月。

　　4.張資平：《殘灰裏的星火》，載《樂群》月刊1卷1期，1929年1月。

　　5.周作人：《猥褻的歌謡》，見《談龍集》118、124—125頁。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4月第4版。

　　6.黄遵憲：《已亥雜詩·自注》，見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l年版。

　　7.李金髮：《嶺東戀歌·序》3頁。

　　8.李金髮：《嶺東戀歌·序》4頁。

　　9.張資平：〈創造季刊時代》，上海《大衆夜報·不夜天》1948年6月20—21日。

　　10.李金髮：《嶺東戀歌·序》5頁。

　　11.魯迅：《張資平氏的小説學》，見《魯迅全集》第4卷23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2.李長之：《張資平戀愛小説的考察》，見《清華週刊》41卷第3—4期合刊，193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