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拓挑戰的嶺南客人開埠

　　嶺南，古稱烟瘴南蠻之地，南越、甌越、百越等民族集居。在境内舊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處處可見，羅香林先生《中夏系統中之百越》、《百越源流與文化》；徐鬆石先生《粤江流域人民史》、《東南亞民族中之中國血緣》；岑仲勉先生《秦代初平南越考》；凌純聲先生《南洋土著與中國古代百越民族》；吴國富先生《試論南越國在嶺南地區早期開發中的貢獻》；吴永章先生《南朝嶺南俚獠概論》等專著和論文，爲我們描述了從商周至秦漢而兩晋時代，在今粤地區就生活着一個龐大的族群——百越等民族，對締造我國古代文化都作出重大的貢獻，作爲嶺南客人開埠的文化研究，首先要從百越文化析題，才能全面展示客人開埠與海洋精神——飄泊、開拓、挑戰、生存與發展。

　　公元前214年前，嶺南就有百越等族群生活在斯的記載，秦始皇爲了統一中國的版圖，曾數次遣派强大的軍隊平南越，這就證明嶺南那時就有中原先民南遷的記録。但由於時間久遠和歷史文獻的缺乏，使嶺南客人開埠研究僅現於公元前214年後。筆者在中國贛州第十九届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國際客家學”專題論壇送交了題爲《客家先民論述》的論文，文中以秦邊四郡監、守、尉史任囂《臨川鸛塘揭氏家乘》、《臨川文昌湯顯祖家譜》、《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六》、《廣東·惠州府志·記事》、《淮南子·人間訓》等史籍來證明：客家祖先南遷嶺南客人開埠時間應早於秦始皇時。上述文獻中都反復提到：“秦始皇三十三年遣任囂、趙佗擊南越，平之，置三郡，以囂爲南海郡尉，趙佗爲龍川縣令。”清屈大均所著《翁山文鈔》卷三中也指出：“視他尉爲尊，非三十六郡之比”。

　　秦始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征服南越後，駐紮嶺南屯軍爲客人開埠之先民，又實行陸續從中原移民充邊的政策，在嶺南這片新版納入的圖境大量移民拓殖，大批中原人被謫徙到嶺南地區，形成了漢越混雜而居的場面，南越人時時襲擊秦軍隊和中原人族群居地。在《臨川鸛塘揭氏家乘·卷首》載：頡公第九十九世孫豫章史任囂，盱江人(今廣昌盱江鎮)，生於周郝王四十八年甲午(公元前267年)，殁於秦末乙未(公元前206年)。時分天下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掌治斯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公元前241年)丁亥，攻取南粤陸樑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列爲三郡。以史任囂爲邊四郡兼南三郡。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史任囂盡尉職，安恬思秦政酷烈，天下苦之，且番禹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裏，頗有中國人相輔，必有立國之漸，遂告病乞體，帝(秦二世)命趙佗代尉史任囂。

　　史任囂長子史爵，生長孫史林，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壬午，亟還豫章，而史任囂公第二子史禄，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辛辰，帝立爲監，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禄鑿靈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三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使尉佗將卒以戌越，三世元年，陳勝、吴廣舉陳，殺尉。尉趙佗即聚兵計秦史，而史禄公以轉餉途梗亦不順，叛潜留揭陽嶺，史禄孫輩史焕隨祖史任囂回盱江食爵。

　　從《史任囂家乘》得知，秦漢戌卒留在嶺南地區，其隨軍家屬，南遷移民，共同開埠嶺南地區，礦“秦漢戌卒與客家有直接關係”。《漢書·嚴助傳》引淮南王上書：“臣聞長老言，〔秦〕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南海、象郡，以適遣戌”。《史記·秦始皇本紀》曰：“以五十萬人，守五嶺。秦末，南海尉任囂，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唐韋昌明《越井記》載：秦徒中縣之民而有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而龍川有中縣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陝中人來此，已幾三十代矣。客人開埠在秦時周遭環境並不安全，他們在中原爲一支南下飄泊之族，來到嶺南山區，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來開埠，他們以血緣、宗族、地域來聚居，以挑戰精神艱苦創業，並形成“孤島”式的封閉性社會，來防止百越等民族的襲犯。“孤島”環境造成了客人的頑强性，面對烟瘴荒蠻獸蛇出没的險惡環境，他們再三進行抗争，靠自己的本事躋身社會，從而站穩脚跟。勤勞實幹，開拓進取是他們生存的必備素質。由於客人是外來的族群，現實生活迫使他們必然聚族而居，血緣就成爲他們維係在一起的紐帶，愛國、愛鄉、不忘祖宗是他們的祖訓。具有堅定的信心，勇於爲信念而獻身，其實質也是海洋精神的體現精神，强悍的嶺南客家人被譽爲“太陽無時不普照粤人社會”，就是至尊之言。

　　二、關帝崇拜是嶺南客家文化的靈魂

　　嶺南是文化人被流放之地，儒家文化一直是他們頭腦裏的固矢，忠孝則是他們做人處事的基本封建道德標準。對上忠君，對友忠信，對父忠綱和“仁義禮智信”，是嶺南客家先民的精神寄託和文化體現，關帝“忠義仁勇”的精神，一直被視爲客家人神秘宗教的圖騰，對中國人民的道德行爲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重信用，講義氣也爲歷代嶺南幫派的傳統，筆者對“洪門”和唐宋元明時的明教、摩尼教數十年的探索和調研，發現古至謝靈運起兵廣州、今至辛亥革命勝利，縱觀千年下覽近代，爲自己所從事的民族革命，嶺南客家人的抗争，都是在崇拜“關帝”的氛圍中進行。這既是嶺南客家人區别他省族群的標誌，也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重要内涵。在當今社會，關帝又是港、澳、臺地區、東南亞及五大洲華人極其崇拜的神明。每年前來朝拜關帝的人都絡繹不絶，各商界供奉“關帝”也是處處可見。關帝崇拜從某種程度上成了各行業、邦會、農民起義、軍警界的保護神，甚至步入了百姓家庭，出現了城鄉無處不焚香的局面。

　　關帝是嶺南客家文化的靈魂，在海外華人社區和社團中，首先崇拜的神就是對關帝的崇拜，《大洪門》一書對之作了具體的描述：龍亭(會簿又稱紅花亭或洪花亭)上掛有關聖旁夜讀春秋圖，一對大紅香燭烯兩邊，一個大香燭燃有三根大信香。中間設有大紅高椅一把，中間結綢花朵，香案上有信香數堆。……一拜黄帝漢始祖，二拜關聖帝忠義長。……傚法桃園三結義，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見於永旗著《大洪門》第二章：洪門的傳説，58頁，60頁，62頁，中國致公出版社，北京。2004年9月版〕，從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時所發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誓言，及其終身所表現出的患難與共的義氣。首先被“五鬥米道”化爲宗旨，再經過“摩尼教”本土化的揉合，歷代統治用來治理百姓的神封，甚至連元代清代外族統治者也不例外，希望百姓有忠孝節義的意識，把怨恨寄託在對神的崇拜中，甘心情願地盡忠皇帝，以鞏固其江山萬代永固。關帝崇拜從民間走向廟堂，歷代統治者都封關帝爲儒、佛、摩尼教的保護神，史籍中是這樣記載的：

　　蜀後主劉禪景耀三年(公元260年)，追謚爲“壯繆侯”。

　　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敕封“義勇武安王”。

　　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

　　元文宗天曆元年(公元1238年)，封“顯靈義勇安英濟王”。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5年)，崇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君”。明崇禎十九年(公元1644年)“洪門”尊爲“至聖忠義關帝”，簡稱“關帝會”。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命在下直省群邑皆得立關帝廟，賜春秋兩祭體加五月十三日誕祭，並用太牢，敕封關羽三代公爵。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正月十日，降旨加“威顯”二字，總封號：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

　　關帝崇拜不僅在嶺南百姓中流傳，就連航海的海盗們也不例外，每天早晚焚香頂拜。歷來農民起義軍中都把關帝作爲增强義軍隊伍凝聚力的偶像，不僅在心理上乞求關帝的保佑，而且劉、關、張桃園結義生死相隨，親如一家，神勇威武，仗義救危，好打抱不平的高尚品行及神力，使來自五湖四海的不同姓氏的人們，在關帝的保佑下，團結成一家，以便更好地謀生發展事業。嶺南客家文化中對關帝的崇拜，也是“孤島”環境所造成的必然産物。

　　三、結語

　　當今世界，高科技知識經濟猛飛，客家人對關帝的精神化成現實社會的“忠義仁勇”，振興客家經濟、客家文化雖然也面臨全球化的挑戰，對於嶺南客家文化也是一個極好的機遇，開拓創新意識也將全球客家人團結在一起，爲中國、爲家鄉作出報效。客人開埠精神的精華——開拓性、獨立性也是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傳統，是我們必須保持和發揚的優良傳統，而嶺南客家文化中的排他性和封閉性，是當今應當剔除的糟粕。

　　

　　（作者：於永旗　江西撫州市政府辦公室職員、作家
　　李國定　江西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