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市所屬地區，素有“文化之鄉”的美譽。本文試就梅州市的教育發展情况及其發達原因作簡要記述和探討。

　　早在明、清時代，科舉取士，梅州地區真是“舉子如雲，進士輩出”。據《嘉應州志》記載，清朝嘉慶20年，僅嘉慶州内報考秀才的童生達萬餘人。又據州志及各縣誌不完全記載，登科第者，全市總共有秀才16479人，舉人1645人(含武進士13人，翰林33人)。清朝更考取有武狀元李威光，榜眼曾瓊琲，金殿傳臚(進士)賴鵬冲。〔1〕

　　自民國成立至新中國成立的1987年，僅梅縣而言，該縣曾任大專院校正副校長、院長的共有45人，學部委員7人，即楊簡(城東人，病理學家)、李國豪(城東人，橋樑專家)，吴佑壽，鐘惠瀾(三鄉人，熱帶病學專家)、樑伯强(梅城人，病理學家)、黎尚豪(梅城人，生物學家)、黄子卿(程江人、化學家)。同一新期，擔任正副教授有324人，高級工程師有105人。〔2〕

　　2004年4月29日，是設在梅州市的梅州中學建校一百週年紀念，據是日《梅州日報》記載，梅州中學校友就有7名當選爲院士，除上述李國豪、黎尚豪、吴佑壽三人爲院士外，尚有黄立本(城北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張楚(城東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槃(五華縣平南鎮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梅州市各地區如此人才輩出，顯然是該市教育發達的必然結果。在清朝時期，各縣城鄉都辦有私塾、社學、義學和書院。1948年，僅梅縣教育科統計，當年全縣有大學1間(私立南華學院)、中學34間。至於國民學校，當時52鄉鎮計有中心國民學校55間，保國民學校687間，私立小學154間，縣立小學2間，省立小學2間(梅師附小和女師附小)。縣立第一、第二幼稚園2間。社會教育機構，則有縣立民從教育館、縣立圖書館，縣立鬆口民衆教育館，丙村圖書館、民衆教育館，以及各種補習學校。報紙有汕報、中山日報、勁報、華僑公報及民鋒報等五家。

　　曾在嘉應（今梅縣）傳教20餘年的法國籍天主教神父賴裏查斯於1901年著有《客法詞典》，其自序中有雲：

　　“在嘉應州，這個不到三四十萬人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隨處都是學校，一個不到三萬人的城中，便有十多間中學和數十間小學，學生的人數幾乎超過城内居民的一半。在鄉下每一個村落，盡管那裏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過三五千人，便有一個以上的學校”。

　　及至1990年人口普查的資料表明，全市每萬人口中已達高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比全省平均人數要高，文盲半文盲的人數比全省要少。1984年已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比其他地、市要早。1987年完成了普及小學6年的過渡。據1989年—1990年度統計，全市有幼兒園1063間，在園學生有108459人。有小學生555900多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916％，小學普及率達92．2％，小學畢業昇初中的學生占8063％。有普通中學274間，學生176656人(其中高中54間，學生25401人)。有職業中學73間，學生14879人。梅州地區擁有大學、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居本省各市各地區的首位。

　　前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山大學冼玉清教授50年代初到梅縣考察時曾賦詩一首，贊譽梅縣文教事業興旺發達的景象，其中兩句這樣寫道：“學舍最多文教盛，滿城兒女挾書囊。”

　　梅州地區，教育之所以如此發達，探其原因，主要由幾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客家先民多是仕宦之家、書香門第

　　客家先民乃炎黄裔胄，中原氏族，遠祖多仕宦之家、書香門第，即該市是有高度文明的漢族“嫡系”。自公元四世紀初，東晋五胡亂華，東晋從洛陽遷到南京建都，一般皇親國戚，下屬大批文武官員、士紳、名門望族，被迫扶老携幼整批南下，史稱“衣冠南下”。始遷穎水，輾轉江淮，後又越過南嶺，居於閩、粤若干地方。唐末(九世紀末)黄巢起義，南宋末(十三世紀末)，元兵南侵，客民又多隨文天祥義兵南下，多進入梅州地區集結定居，特别是黄巢事變，福建寧化縣，地接贛南，西北有高山環繞，爲世外桃源，爲避難最安全之地，所以這批難民多遷居寧化，尤其是寧化石壁村(古稱葛藤坑)，它偶然得到黄巢本人的特别寬待，免遭屠殺。今日梅州各地客家人遠祖多從石壁村遷來。

　　客家人最重視族譜，羅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一文中提供的不少族譜，亦可作爲客家先民乃仕宦之家的有力説明和詳確的證據。據梅州各地各姓族譜記載，客家人各姓的遠祖幾乎全是古代的貴族，大都有過功名，做過一官半職，甚至做過古代的皇帝，如據陳氏族譜南朝源流一係記載，他們是南朝陳武帝——陳霸先(503—559)的子孫哩。

　　這些南下的門户高貴的北方貴族，都存在儒家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等傳統觀念，又有所謂“男兒志在四方”，“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不做竈下鷄”等株守家園没出息的深厚觀念。

　　這正如前述法籍天主教神父賴裏查斯《法客詞典》一書自序中所雲：“况其祖先由北方遷來者，皆爲門第清高的人物，都存有讀書爲貴的觀念。因此他們便極力想法設立學堂”。而且，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享有特權，生活優裕，地位穩固，便有能力有條件在文化教育事業上投入更多力量。黄河流域、中原華夏傳統文化因而移植於嶺南地區，並得到普及發展。劉鋒説：“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衣冠所萃，文氣儒術爲盛，閭閻力役，吟咏不輟。”(《江西通誌·輿地略·風俗》)再如南海九江《朱氏族譜》引黄佐語所雲：“自漢末建安至於東晋永嘉之際，中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韵，衣冠習氣。熏陶漸染，故俗漸變而新俗庶幾中州。”自是華夏傳統文化在南方不僅生了根，而且獲得大發展。

　　由此可見，梅州地區特别重視文教，講究讀書，素享“文化之鄉”美譽，與南來的原中原土族帶來華夏文化傳統是不可分割的，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社會和家庭重視教育的傳統和風氣

　　嘉應(梅州)客家民間有一種傳統觀念，視不讀書者爲没出息的人。不識字者是“睁眼瞎”。只有讀書才能知禮識義，才會有出息。

　　客家民間流行一首諺語：“有子不讀書，不如養大猪”。流行的一副春聯曰：“硯田無税子孫耕，荆樹開花兄弟樂”。

　　客家民間流行的童謡中有一首叫《蟾蜍羅》“蟾蜍羅，啰咯啰，唔讀書，麽(無)老婆”。可見，不讀書被看作無用之人，不容易娶得妻子。

　　又如流行的一首兒歌《一張臺》雲：“四四方方一張臺，年年讀書涯(我)也來。你讀三年唔識字，涯讀三年進秀才”。

　　不難看出，在客家童謡、兒歌中，也向兒童灌輸這種重文教、重讀書的價值觀念，尤其到了近現代，人口膨脹，耕地愈少，生産力落後，經濟停滯不前，爲了擺脱困境，青少年大量往外地打工和在海外謀生，文化知識成爲一種必要的謀生手段。

　　社會上也頗尊重讀書人。在鄉間，人們把文章書法通稱爲“字墨”，肚裏有“墨水”即有學問的人，只要品德無問題，都能居於較高的地位，受到人們的尊重。

　　一般做父母的，爲了維護祖先的聲譽，以及使自己子女長大後能食碗清閒飯，或能在族中、鄉間居於較優越的地位，而對子女的及時上學堂、受教育一事，看得比什麽都重要，即使家中有斷炊之虞，猶省吃儉用，寧願肩挑買賣挣點錢，自己捱餓受凍，也要想盡辦法讓自己子弟上學讀書。這正如《光緒嘉應州志》所寫：“士多讀書，多舌耕，雖窮困至者，也不肯輟業”。

　　再次，爲環境所迫，必須識字讀書，以求向外發展

　　客家人較集中居住的梅州地區，重山叠嶂，丘陵起伏。土地貧瘠，且人口日增，耕地相對益少，他們的先民所以來到這一個地區居住，有兩個因素：一是因沿海沿江平原地區，已爲土著或先期南下的人所佔有。客家人第三次遷移是從1276年蒙古人入侵開始的。客家人這次遷移處於極其不利地位，那時華中和華南各省大部分地方已經有人定居，最肥沃的平原土地已被開墾和佔有，客家人只好到南方粤東一帶貧窮的山區(即今梅州地區)。從此他們就生存和繁衍下來了；二是因爲他們的先民是受敵人壓迫而南遷的，爲避免被傷害和易於守護，所以才遷此深山野嶺作爲栖身場所。

　　及至清代中葉期間，嘉應五屬人口已空前大增，地少人多，糧食不能自給，所以這些客家人更感到讀書識字的必要，以便自己往外地和海外謀生。遂成爲文化之鄉和著名華僑之鄉。

　　這種地少人多的局面，至近現代愈益嚴重，如據1987年統計，“全地區人均佔有土地6畝，比全省47個山區縣平均數81畝和粤北的106畝都低很多，全區耕地總面積217萬畝，人均耕地僅054畝，比全國(147畝)或全省山區縣平均數(068畝)都低。”所謂窮則思變。相信今後客家年青一代努力掌握文化科學知識以更好向外發展的趨勢，將會“於今爲烈”地發展下去。

　　他們多出外經營商業，或從事軍政學界活動和工作，他們這種向外擴展的精神和毅力，爲國内外任何民族係所不及，這種不斷向外發展的趨勢，真的已經到了“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就有客家人”的地步了。

　　這正如宋代王象之的《輿地紀勝》所載，南宋紹興年間，“閩人方漸知梅州，嘗謂‘梅人無植産，持以爲生者，讀書一事耳’”。

　　又如前述《客法辭典》作者自序中所評述，“爲什麽梅縣的教育會這樣的發達呢?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它的環境所促成，因爲這地方山多田少，糧食不够，男子必外出謀生，而學習謀生技能，自必須知書識字”。

　　再如曾在嘉應州傳教多年的美國天主教神父托爾德耳在其所著《客家易通》和《客話淺説》二書的序文評語所述：“吾人觀於各地大中學校之學生成績，客家學生常列優等，進而獲選公費留學歐美日本者，更占較大之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别發達，實由於環境壓迫使然。而客家人之優良傳統，且又聰穎好學，亦其主要原因也。”

　　第四，歷代開明官員和先進知識分子對教育事業的積極倡導

　　遠在唐宋時期，梅州一帶，尚屬人口稀少，荒榛瘴癧之地，南宋大詩人楊萬裏(1124-1206)被貶任梅州時，曾作入程鄉縣(梅縣)縣界詩：

　　“長樂昏嵐着地凝，

　　程鄉毒霧巽入腥。

　　吾詩不是南徵集，

　　只合標題作瘴經。”

　　他在《發梅州》五絶中，又有“市小山城寂，船稀野渡忙”之句。可見宋代梅州荒蕪之一斑。

　　遠在北宋哲宗元年(1086)，《資治通鑒》作者司馬光的秘書劉元城(號安世)因直言黜姦，遭謫梅州，他是“文化之鄉”梅州的始作俑者，上任不久，他即在梅城東設“梅城書院”，且親自招生授徒，是爲梅城之第一間書院。他北歸後，邑人特將此書院易名爲“元城書院”，又把“鐵漢樓”邊一條街命名爲“元城路”，以紀念他的興學功績。

　　南宋慶元元年(1195)，梅州知州劉焕在梅城始設東西南北社學(小學)四間，他親自督課，且捐薪置田收租以充辦學經費，還特令教授林陶主持社學，林陶曾作《置小學記》，内稱：“大宋劉公焕，不鄙夷梅人，創小學四齋，聚蓋稚肆業”。劉焕無愧於梅州“小學”創始人的稱號。

　　南宋寶佑元年至景定年間(1253—1264)。福建寧化縣進士侯安國來梅州掌教。據光緒二十七年(1901)《嘉應州志》卷23載：“侯安國，福建寧化人，由宋鄉貢進士，教授梅州，見風俗醇美。遂隸籍於城，東攀桂坊居焉，初，梅州僻處嶺南，經學未開，自安國創教，它文風日盛，以春秋授門徒，蔡蒙吉應童子科進士，爲宋忠臣其最著也”。對侯安國的卓越貢獻，梅縣人民至今不忘，早在清順治十二年(1655)，梅縣民衆就崇祀他爲鄉賢，次年，建鄉賢祠，從祀18人，侯安國爲其一(《光緒嘉應州志》卷16《學校》)。他的後代遷居梅州市梅江區灣下鄉，至今該地仍設有紀念他的“安國小學”。後來，滕元發來梅守郡，創設“學宫”(即孔廟)於梅城南門，是爲嘉應州學舊址。

　　宋末進士、民族英雄蔡蒙吉(1244—1277)任梅州簽書期間，捐獻私人土地創辦鬆源堡“義學”(古代免費的公共教育場所，鄉間的稱“義學”，城市的稱“社學”)。蔡蒙吉開梅州創設義學之先河，從此各鄉紛設義學。

　　明成化十七年(1481)。程鄉縣(梅縣)知州劉彬(江西永豐人，明成化十四年進士)到任後“首以教化風俗爲事”，由於當時社學不列於官。他慨捐薪俸，並命李欽、陳禄二人主持改建當年知州劉焕所建四間社學。並聘請教師，廣收學童，劉彬還捐資於周溪口設“濂溪書院”，是爲梅縣最早書院之一。明弘治三年(1490)，劉彬又特地聘請當時聞名全國的新會縣大理學家、大教育家陳白沙撰寫《程鄉縣社學記》。該文記述和讚揚了劉彬熱心辦學經過以及廣設社學(小學)的重大意義。〔3〕

　　明嘉靖元年(1522年)，廣東督學魏校重視地方教育，任命梅州訓導張賢認真整頓“社學”，下令拆毁城鄉滛祠，改設“社學”，遂令全縣社學大有發展。在嘉靖年間，爲表彰忠烈劉元城和文天祥，特在梅城東北隅修建“雙忠書院”。明崇禎九年(1636年)，知縣陳燕翼將該書院售予生員爲書塾，並將所售得款另築祠於城東攀桂坊又增祀與本縣歷史有關之前三賢(即唐朝張九齡，北宋狄青，宋末蔡蒙吉)，並更名爲“五忠祠”。及至順治二年(1645年)，知縣戴長治，更祀韓愈，程曼二賢，更名爲“七賢書院”。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縣令王吉人收此書院加以修葺，且以“培風”額其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縣又增祀北宋周敦頤、王陽明二賢，更名爲“九賢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知州王元樞，將其改名爲“程江書院”。

　　明崇禎年間，鬆口李椅捐資建“鬆口書院”。崇禎七年(1634年)李士淳重建鬆口書院，並更名爲“耆英書院”。清順治二年(1645年)，李士淳又在城東攀桂坊建造“先賢書院”。

　　清初，程鄉縣令曹廷懿及本邑學者李象元、陳鶚薦(皆爲康熙年間翰林學士)等人熱心教育，增設書院、州學、社學和義學等教育場所，文風愈熾。清干隆十五年(1750)，梅州知州王之政將原在城東攀桂坊之“程江書院”改建爲“培風書院”(今爲縣府機關幼兒園和縣人民醫院職工宿舍)。這是梅縣舊有三間書院(另兩間是東山書院和崇實書院)中最有名氣的書院。雍正後，知州多能振興書院，注重延聘師資，學子衆多，人才輩出。雍正十一年(1733)間，程鄉縣所以能被昇級爲直隸嘉應州，主要原因是其文教發達。

　　興寧縣在宋嘉定年間建學宫於縣治百步之間。至明成化年間，遷於東南隅，即今之學宫。長樂縣(今五華縣)，學宫始於宋。大埔縣儒學創建於嘉靖丁亥年(1529年)。平遠縣於明孝宗弘治年間，在大柘設崇文學社。豐順縣於干隆十年始建成學宫。鎮平縣(今蕉嶺縣)於明崇禎六年(1633年)始建縣。

　　據不完全統計，至清末，梅縣有書院8，義學7，社學11；興寧有書院5、義學1、社學1；五華有書院3；大埔有書院4、學宫4、義學3、社學8；豐順縣有書院1，義學3；平遠有書院2；蕉嶺有書院1。〔4〕

　　我國封建社會科舉制度延續了1200多年，1905年，清廷始宣佈廢科舉、興學堂。晚清愛國詩人黄遵憲、翰林學士温仲和在梅縣曾創辦新學，如黄遵憲早在1879年即創辦崇實書院於梅城北崗，光緒二十四年(1898)，維新變法失敗，他被罷官歸家後，即積極倡辦家鄉教育事業。1903年，他邀集地方人士，成立“嘉應興學會議所”(會址在下南門攀桂坊，又稱“勸學所”。民國後，各縣設勸學所，1923年始改爲教育局)，自任所長，并親擬《敬告同鄉諸君子》一文。同年，在其祖屋“榮禄第”創辦幼兒園，并親自撰寫《幼稚園上學歌》10首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19首。1904年，他還在東山書院舊址創設嘉應州第一所師範學校——東山初級師範學堂，專門培訓嘉應五屬的師資人才，並派自己學生楊徽五、堂侄簣孫一起留學日本弘文書院師資科，以期歸國後能培養更多師資。此外，他還設“嘉應猶興會”，設立成人實習學堂，力謀嘉應五屬教育之普及。後人對他興學業績曾作詩贊曰：“此日鄉邦文教盛，感公篳路植蘭芽。”〔5〕

　　梅縣《光緒嘉應州志》主編翰林温仲和，他與光緒舉人饒芙裳等人把其家鄉鬆口舊式梅東書院改建成一間新式學堂——鬆口公學(今鬆口中學)。他在致黄遵憲書信(刊於《求在我齋集》)中，多次談到關於梅縣開辦新式學堂的具體問題和措施。〔6〕

　　清末民初著名愛國詩人、教育家丘逢甲於臺灣乙未戰敗後，同年(1895)7月底揮泪内渡大陸。歸返祖籍廣東省鎮平縣(今蕉嶺縣)文福鄉淡定村築室居住，大力興學，爲發展嘉應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04年，丘氏在鎮平縣城創辦“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1906年，又在文福員山村創兆學堂設立附屬師範傳習所。1906年冬，他利用“族田”收入作爲創辦員山、城東兩間丘氏家族嚴創兆學堂”的基本經費。舉凡學堂之“定章程，募款項，招員生，——親自爲之”，并親爲學堂撰寫門聯：“創新學界，兆大人文”。這些學堂，實開“粤東族學之先河”。同年，他還委派宗人子弟往“鄰之平遠、嘉應(梅縣)、興寧等邑爲同族及异姓籌辦族學，皆得先後成立。”〔7〕

　　1904至1906年夏，丘逢甲又受聘爲興寧縣第一所新學“興民小學”的首任兼職校長。該校辦學章程和課程設置皆多採自他在汕頭創辦的嶺東同文學堂。興民小學第一届畢業生如羅翼群、李敦化、陳茹玄等人，在辛亥革命後皆成爲軍政、科技界的佼佼者。

　　丘逢甲先後共勸辦學校100多間，“單以創兆名校之丘氏族學，閩粤之間不下十數，……故今韓江上游小學教育發達，公與有力焉。”〔8〕

　　1906年，丘逢甲把自己倡辦的鎮平初級師範傳買所改辦爲縣立中學堂，且以鎮平縣城鎮原“桂嶺書院”(創辦於干隆年間)爲校舍，成立“鎮平縣立中學堂”，1914年，它始改稱今之蕉嶺中學。〔9〕

　　尤足稱道的是梅縣女校的興辦，曾受聘爲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家庭教師的梅縣白渡鄉女詩人葉壁華(1842—1915)，於戊戌變法失敗後，返歸鄉里，不顧頑固勢力反對，毅然創辦梅縣第一間女學——懿德女校。校址設於培風書院，1913年改稱爲梅縣女子中學，1936年秋始奉命改爲省立梅州女子師範學校。同時，梅縣城西街忠孝裏還設有“嘉善女校”。該校於清末由梅城上市黄泥墩廪生張玉麟，將原有的育嬰堂改辦而成。這兩間女校爲梅縣的第一批女校，創辦之初尚不敢放鞭砲慶祝，惟恐招惹觀衆太多，而且，那時女學生在街上行走，路人輒駐足耽耽注視。學校聘任男教師上課，亦遭衆多非議哩。

　　梅州市創辦最高學府。早在1922年，梅縣曾創辦嘉應大學，它由美國基督教會牧師汲平如和地方人士黄墨村、廖道傳、楊徽五、鐘魯齋、盧耕父等人在梅城東郊天字岌建校舍(東西兩座大樓)，初設文、林科預科各一班。1924年，梅縣各學校和機關團體發起收回嘉大辦學主權運動，曾集結萬餘人，迫使汲平如交出校舍。由於美國教會要集中力量辦好上海滬江大學，無暇顧及嘉大，嘉大因而經費短缺，幸得海内外人士大力支持，如當時任潮梅鎮守使的劉志陸上將(梅縣古塘坪人)批准將地方鹽税撥出一部分維持。1926年春，該校改爲民辦，並加辦了本科班。1927年停辦。

　　1938年，梅縣籍學者鐘魯齋和曾友豪兩位博士與邑人曾養甫、謝冠生、愛國僑賢丘元榮、龔子榮等人在香港創辦南華學院。由於當時教育部有國人創辦大學應設於國内規定，該院遂於1939年設正校於梅縣城北教溪口，它爲嘉應地區之最高學府。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經政府批準立案之南華學院遷回梅縣與正校合併(初借天字岌校上課，後自建校舍)。學院設有物理、化學、數學、地質、地理、建築工程、心理學、文學、史地、商學、經濟、農業經濟等係，學生由百餘人增至600餘人。當時梅縣有28間中學，每年應届高中畢業生約500人。該校學生除嘉應地區外，尚有來自潮汕一帶和福建上杭、武平、永定以及江西鄰境各縣。該院院長鐘魯齋博士、董事長曾友豪博士，聘請民主政團同盟(皖南事變後各民主黨派的進步組織)成員鐘介民爲教務長，丘克輝爲註册主任、代教務長、財經委員會主任。鐘院長還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張，使“華南學院逐步成爲新型的民主的學府”。〔10〕

　　抗戰勝利後，南華學院奉命遷往汕頭市。

　　第五，教育經費來源有一定的可靠保障

　　清末龢民國時期，梅州各縣城鄉學校的教育經費來源有較固定的和可靠的渠道，其主要有：

　　(一)族姓祖嘗田祖、廟會和店鋪租金等收入

　　客家人的宗族觀念較濃，各地方各宗族，爲鼓勵年青人努力讀書，往往設置有相當數目的學田，以田租收入，作爲本族姓子弟的補助金和奬學金，有的地方到了讀高中甚至讀初中就能獲得補助；有的要到上大學才得補助。通過擁有資産或田産較多的人家，到子弟長大分家時，往往先撥出一部分田地充做學田，作爲資助子孫受教育的基金。

　　不少族姓訂有一套辦學規約和辦法，鄉村學校一般都有公嘗田，以其收入作爲學校常年辦學經費，如上述蕉嶺縣熱心辦學的教育家丘逢甲，1906年冬，他就利用“族田”收作爲創辦員山、城東兩間丘氏家族“創兆學堂”辦學的基本經費。

　　這正如前述法國神父賴裏查斯在其所著《客法辭典》自序中所寫：“他們的祠堂都擁有許多公産，遂將公産所收入的用來辦學，學生大扺免費，所以雖屬乞兒子弟，亦有讀書求學的地方，而不致成爲文盲，此即所謂教育機會均等者是也”。

　　(二)由學生提交學費

　　清末民國期間，城鄉學校多爲私立，辦學經費來源大部分向學生收取學費。如1940年間，梅縣的公立學校也往往這樣做，如興寧縣於1936年，據縣府第三科統計，全縣教育經費249069元，學雜費收入占55％以上，其中縣立一中學費收入竟占總收入的75％。

　　其時的學雜費項目繁多，包括學費、體育費、衛生費、圖書費、宿費、新生保证金、童子軍費、敬師米等。

　　民國前期學費收銀元，如五華縣，1935年前，中小學每期每生分别收銀元5元和3元。1936年開始收紙幣，中小學生分别收費紙幣8元和5元。

　　抗戰期間，物價不斷飛漲，國幣日益貶值，學費改收學米，如梅縣每學期小學交005石(每石米合240市斤)，初中交05石，高中15石。1941年，五華縣每期初小交004石，高中006石，中學01石。

　　(三)由殷商實富和熱心人士的捐助

　　由各私立學校的董事會設法籌集，主要向本地殷商實富和熱心人士募捐，向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募捐。如五華縣，光緒廿年(1894)，安流鎮士紳古海帆、李星樓等發動社會人士捐資創建三江書院，並置學田、店鋪，每年可收租谷約80石作爲書院常年辦學經費。光緒廿八年(1902)，五華知縣趙子瑗發動紳士，僑胞捐款興建縣立一中校舍，購置圖書儀器和各種教學設備。

　　又如興寧縣，1941年，李潔之給興寧一中新陂分校處捐助7000元，接着，他又給興寧四中(現新陂中學)捐贈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四)由省府、縣府撥款或酌情補助

　　清末民國期間，各私立學校的辦學經費由地方自籌，一般只有省立或縣立的學校才由政府撥款或酌情予以補助，如五華縣，清光緒年間，金山書院每年由縣署撥給白銀11389兩資助辦學。民國初期，五華縣立一中、二中、三中三間公立中學，每年由學校作好全年收支預算，報請縣政府審核，除本校田租、學費等收入外，不足部分則由縣府撥給。

　　又如梅縣，民國期間，省立梅州中學、梅州農校、梅州師範、梅州女師，一直都靠省教育廳撥款。縣立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則主要靠縣府撥款。

　　第六，華僑港澳同胞捐資興學

　　梅州地區是著名的“華僑之鄉”，梅州華僑共有188．8萬多人，其足迹遍及70多個國家和地區，港澳同胞有30多萬人。

　　華僑身居异邦，心係祖國。他們多深感缺乏文化知識之苦，渴望家鄉子弟人人有入學機會，成爲有用之才，他們深盼家鄉教育事業興旺發達，且多慷慨爲家鄉捐資興學。

　　早在本世紀初，梅州各地華僑和港澳同胞爲家鄉捐資辦學義舉，蔚然成風。

　　在梅縣，1905年，雁洋鎮長教村旅印尼吧城華僑丘燮亭，樂捐銀元18萬元，興建丙村三堡學堂(現丙村中學)。1907年，鬆口鎮華僑謝逸橋、温靖侯創辦鬆口體育學堂，培養了一批辛亥革命的軍事人才。

　　在大埔縣，1906年，僑胞捐資創辦了湖山官學(現虎山中學)，1908年，旅日華僑何定球、何展鵬、何季武一起創辦了樂群學堂。

　　在平遠縣，僑胞姚竣修於1907年捐贈銀元5000元給官立平遠中學堂作爲開辦費。1913—1914年間，僑領姚德勝捐贈銀元10萬元給大柘鎮平遠縣立中學建築面積達萬餘平方米的新校舍。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大力推動華僑辦學，他把普及教育作爲振興中華的重大决策，深得海外廣大華僑的擁護，從而造成廣大華僑在家鄉辦學的蓬勃局面。

　　如在梅縣，1913年由葉劍英等人創辦的東山中學，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得到印尼華僑丘燮亭、泰國華僑葉子彬、星洲華僑陳鏡秋、仰光華僑龔鬆三等人捐大洋萬元作建校費和設備費，使學校初具規模。1949年以前，該校是私立的，在那36年的漫長歲月裏，該校建校費、常年費基本是靠華僑捐助的。

　　梅縣鬆口中學，1908年起，華僑張耀軒、張榕杆、丘元榮等人捐助30000元爲建校經費，其常年辦學費亦主要由華僑捐助。

　　梅縣南口鎮僑鄉村於1902年由華僑潘立齋、潘祥初、潘植我、潘君勉等人捐建安仁小學。1937年，又增辦初中，形成幼兒園、小學、初中的教育體系，該校另設分校三間，大部分辦學費皆由潘氏家族的旅外僑胞和港澳同胞贊助。

　　梅縣於民國期間創辦的溪南中學、西洋中學、學藝中學、隆文中學、水白中學、畲江中學、梅江中學等校幾乎全由華僑和港澳同胞資助建校費和辦學費。

　　豐順縣，如1925年，縣立豐良中學，由旅泰國華僑集資大洋4000多元興建教學樓“邏僑樓”。

　　興寧縣，如1914年，興民中學由肖惠長至南洋向華僑張耀軒等募得大洋4000多元建校費。1921年，該校校舍不够用，肖惠長、羅又山二人又到香港和南洋募捐得大洋2100多元，其中港商陳瑞山獨捐1500元，用以添建教室3座，宿舍樓十間、圖書館1間。1942年，寧西中學遭風灾，華僑劉既漂獨捐1000元建校費。1946年寧南中學由旅泰華僑劉佛鬆、劉柏春、劉梓正等捐1935萬元，建大禮堂1座；旅越華僑共捐390萬元，建越僑宿舍四座。其他如梅興中學、寧東中學(現石馬中學)、羅崗中學、水車中學、寧西中學、瀝陂昇心小學等校，都得到華僑捐建校費和設備費。

　　五華縣，如1928年和1932年，縣立一中由華僑巨商李桂和先後獨資捐3000元和6000元，興建兩座宿舍。

　　至於高等學校的辦學經費，亦主要靠華僑和港澳同胞的熱心捐助，如前述30年代創辦於香港、40年代發展於梅縣的私立南華學院，開辦費由印尼吧城華僑丘元榮、龔子宏、丘公治等人所捐助，後又得李招歐、榮和公司等資助。

　　1939年5月，學院院長鐘魯齋親往荷屬爪哇(印尼)等地募款辦學，歷時三個月，他深感“國難時期，僑胞熱心賑濟，即對教育事業亦極注意”。〔11〕三寶壟三隆洋行總經理丘向毅聞家鄉梅縣設大學，即認捐國幣12萬元。梭羅廣仁號經理曾湘仁夫人獨資捐建學院辦公室。丘元榮給該院港校捐助港幣5000元，給梅縣分校捐建築費國幣25萬元。

　　民國時期，關於梅縣華僑和港澳同胞捐資興學盛况，1940年間梅縣版報紙曾有這樣記述：

　　“私人捐資興學約在百萬元以上，中小學各占其半。捐款的主要(可説是全部)來源爲南洋華僑樂助，派員往南洋募捐，成爲最有效最流行的籌集學校經費的辦法，每次籌集的結果，多的數十萬元，少的數萬元不等(如私立國光中學募得20餘萬元，私立肇基學校募得7萬餘元)。有的學校刊印捐册託人在外代勞，亦可得巨款。此外捐款的形式尚有多種，如認繳月捐、年捐，按期寄交學校，或負責墊償每學期不敷經費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校由政府接辦並下撥經費，廣大華僑仍保持爲家鄉辦學積極性。1955至1958年間，梅縣、大埔、興寧、豐順、蕉嶺、平遠等縣，皆由華僑集資分别創辦了華僑中學。其他中小學，華僑亦有捐助。據統計，梅州地區華僑和港澳同胞捐家鄉辦學金額，1948—1966年間，共有676萬元；1967至1978年間，共有8347萬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後，政府落實了各項華僑政策，華僑爲家鄉捐資辦學出現新局面，“1979—1987年，全區共捐資827453萬元，爲各級學校新建校舍。1988年，全區普通教育經費支出922953萬元，其中華僑和港澳同胞捐資168288萬元，占教育投資的182％。近幾年來，學校的基本建設，政府每年投資260萬元左右。1988年，全區華僑和港澳同胞捐獻建校的資金，比1987年政府的基建投資多65倍。此外還在各縣、各校設立教育基金共3573萬元，奬教奬學金共15658萬元，教學設備及其他折款共28273萬元。豐順縣近十年來華僑捐資建校達2950多萬元，新建80多間中、小學。大埔縣華僑從1979年到1986年共捐辦學資金123298萬元，1988年一年多達555萬元。梅縣這六年來華僑和港澳同胞捐資辦學共1426萬元。”〔12〕

　　至高高等學校，梅州嘉應大學亮湖樓、憲梓教學大樓、德龍會堂、家炳科學館、麗群圖書館、宇新樓、庭芳樓、友聲樓、沐興樓、畹香學宫等，嘉應師專周溪書院，嘉應教育學院田家炳教學大樓等，都是華僑和港澳同胞捐建的。

　　
　　（作者：何國華，華南師範大學）

　　
　　注　釋：

　　〔1〕《梅州教育志》1989年版，第255頁。

　　〔2〕《梅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1頁。

　　〔3〕《陳獻章集》上册第31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4〕《梅州教育志》1989年版，第254—255頁。

　　〔5〕何國華：《黄遵憲的教育思想和實踐》，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6〕何國華：《温仲和的教育思想和實踐》，見《嘉應師專學報》1983年創刊號。

　　〔7〕丘琮：《丘逢甲年譜》。

　　〔8〕同〔7〕

　　〔9〕何國華：《丘逢甲教育思想和實踐》，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l期。

　　〔10〕丘克輝：《抗日戰争中期以後梅屬人士參加民主運動簡况》，見《梅縣文史資料》第四輯，第7頁。

　　〔11〕鐘魯齋：《爪游三月記》，第3頁。

　　〔12〕《梅州教育志》，1989年版，第206—2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