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係是個歷史的範疇。人類從在地球上出現開始就有疾病相伴隨，有疾病就有醫患關係。所以，這一章我們探討從古代社會經近代社會到當代社會的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歷史進程。因後面還有專章探討境外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情况，本章將不涉及國外的情况，也不涉及中國臺港澳地區的情况，僅限於討論中國大陸的情况。下面，我們分别探討中國古代、近代、當代社會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主要特點和經驗教訓。

　　第一節　古代醫患關係建設

　　按照史學界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這裏的中國古代社會，起止時間的上限是原始社會，下限是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説，中國古代和諧醫患關係是一種相對簡單、層次比較低的和諧醫患關係。下面分别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主要特點和經驗教訓。

　　一、古代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

　　中國古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可分爲以下三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古代和諧醫患關係誕生時期

　　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初中期，生産力水平低下，患者比較無知，醫者對疾病也認識模糊，只能依靠神靈治療，形成巫醫合流的局面。但這一階段，已經有先驅者力圖用自然的方式研究和解釋疾病，並嘗試用比較科學的方法治療疾病。西漢劉安等編著的《淮南子·修務訓》中説：“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西漢司馬遷《史記·補三皇本紀》中也説：“神農……始嚐百草，始有醫藥。”神農氏是傳説中的農業和醫藥學的發明者。他敢於冒着中毒的危險品嚐百草的精神，表明醫患關係從萌芽開始，就是在醫者對患者無私奉獻的道德境界下向前推進。

　　到周朝，醫療成爲一種獨立的社會行業，醫患關係開始有了比較清晰的脈絡。隨着生産力的發展，我國進入百家争鳴時期，古代和諧醫患關係正式誕生。影響最大的是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仁學思想。《論語·子路》中就指出：“人無恒，不可作巫醫。”一個醫生不但要修己，還要治病救人，這就要處理好醫患關係。正確處理人際關係（應該包括醫患關係在内）的標準，孔子認爲是“仁”。《論語·顔淵》説：“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學而》中也認爲，一個人只有“泛愛衆而親仁”，才是一個真正的“君子”。扁鵲是戰國時的“神醫”，中國傳統醫學的鼻祖，也是“泛愛衆而親仁”的真君子。他不僅在總結前人醫療經驗的基礎上創造總結出望、聞、問、切的診斷疾病的方法，而且把積累的這些醫療經驗，用於平民百姓，到各地行醫，爲民解除痛苦，堪稱中國建立和諧醫患關係的先驅。〔1〕《黄帝内經》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的論醫之書，成書時間一般認爲不晚於戰國，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的醫學理論著作，其中一些内容就涉及到醫患關係。該書中的“疏五過論”，就結合整體觀念的要求，論述了診治疾病五種過錯的原因。《黄帝内經》對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與《易經》、《道德經》一道被譽爲中國奉獻給世界的三大奇書。

　　（二）秦漢隋唐：古代和諧醫患關係成長時期

　　秦朝開始進入封建社會。但秦朝嚴刑酷法，二世而亡，和諧醫患關係建設没有大的建樹。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强調善於修養的人能够保持感情自然適當：“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説（悦）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這番話對醫患雙方的和諧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東漢名醫張仲景是中國古代偉大的醫學家，他在《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對醫患關係作了精闢的論述。他强調醫生要具有“精究方術”與“愛人知人”的精神，應當“勤求古訓，博採衆方”；他反對那種“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務”的居世之士，認爲“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至哉”。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名醫華佗爲人治病不分對象，不論場所，也爲和諧醫患關係的發育作出了杰出貢獻。到魏晋南北朝，南朝的陶弘景《養性延命録》指出：“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爲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風邪者，皆由恣意極情，不知自惜，故虚損生也。”這對醫患雙方共同探究病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孫思邈是隋唐時期的名醫，堪稱古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之大師。孫思邈撰著的《千金要方》，對醫者提出了“精勤不倦，同情病人，一心赴救，臨症省病，至精至微，品行端莊，不皎不昧，尊師重道，不驕不妒，普同一等，皆爲至親”的具體規範要求。該書認爲只有具備“精”和“誠”的醫家才是“大醫”。“精”就是要有精湛的醫術，“誠”就是要有高尚的醫德。他在解釋自己的兩本醫藥學著作爲什麽取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時，曾這樣説：“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爲名也。”這種把人的生命價值放在首位的思想，是孫思邈崇高醫德的表現，也揭示了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關鍵所在。

　　（三）宋元明清：古代和諧醫患關係成熟時期

　　宋元兩代繼承和發展了前期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優良傳統，涌現出一大批道德高尚、受人愛戴的醫學家，如被譽爲“金元四大家”的李果、劉完素、張從正、朱震亨。宋代張杲所著《醫説》中有“醫以救人爲心”篇。到元代，王好古《此事難知·序》中説：“蓋醫之爲道，所以續斯人之命，而與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這裏把延續人們的生命健康的醫生作爲之道，與天地生生之德相提並論，而且强調不可一朝泯滅，表明瞭醫生在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

　　到明清，進入封建社會末期，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中崇尚醫德的風尚達到頂峰。明代大醫藥學家李時珍不慕名利、精求方術、作風正派、忘我獻身，成爲後人學習的楷模。明朝王紹隆在《醫燈續焰》中説：“醫以活人爲心。故曰，醫乃仁術。”清代葉天士《臨证指南醫案·華序》認爲，“良醫處世，不矜名，不計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闡發藴奥，聿著方書，此其立言也。一藝而三善咸備，醫道之有關於世，豈不重且大耶！”明清時期開始出現商品經濟萌芽，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也出現了新的苗頭。如明代有醫家提出調整醫患關係要不失人情，即協調好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和醫人之情；而清代醫家喻昌的《醫門法律》一書，豐富和完善了傳統醫德評價理論，確立了醫德評價的客觀標準。

　　二、古代醫患關係建設的主要特點

　　中國古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醫生地位的相對至尊性

　　就整個古代社會而言，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小農經濟，醫療衛生體制相對簡單，廣大人民群衆的醫療工作主要由行走於鄉村市井的平民郎中負責。除少數庸醫外，平民郎中由於生活在民間，深知民間疾苦，大都極富愛心。從思想氛圍來説，“仁”是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以仁愛救人爲己任的醫生在較高程度上受到社會的尊敬，廣大患者幾乎把醫生推崇到至尊的地位，“不爲良相，必爲良醫”〔2〕的古訓便曾折射出做醫生曾是何等的榮耀。受儒家思想影響，廣大醫生爲病人治療中表現出高尚的醫德，是中國古代醫患關係最鮮明特點。例如，明代陳實功在《外科正宗·醫家五戒十要》中就强調“欲救人而學醫則可，欲謀利而學醫則不可”。在實踐中，懸壺濟世〔3〕、杏林春暖〔4〕、橘井流香〔5〕等贊譽之詞，既是對古代醫者醫德的歌頌，也是中國古代醫生具有相對至尊性地位的表征。

　　當然，這種至尊性是相對的。就整個古代社會而言，由於“學而優則仕”〔6〕等觀念深人人心，中國醫學作爲一門科學技術往往被稱爲“方技”而受到輕視，與官僚階層比較，醫生的地位仍然比較低下。另外，數量不多的宫廷醫生，從其豐厚的俸禄來説經濟地位是較高的，但他們在爲達官貴人服務時可謂百依百順，其政治地位則斷無至尊性可言。

　　（二）患者就醫的相對盲從性

　　總的來看，在中國古代醫患雙方之間，醫生處於主動地位，而患者是被動的。醫家施藥扶危，病人則受恩得救，成爲被恩賜、被救助的對象。古代的醫生，往往忽視患者的自主性，只把患者看成診斷、治療的對象。甚至告誡人們連病情信息也不應告訴患者或其家屬，深恐引起不安。由於老百姓文化素養較低，醫療衛生知識比較貧乏，患病痛苦時又希望早日治癒，往往病急亂投醫，找偏方，甚至祈求鬼神來治病。此類求醫者最典型的是在社會動盪的魏晋南北朝，那時人們崇道事佛，逃避現實，在所謂養生之道的引導下，服食丹石。煉丹是將雄黄、礬石、水銀、砷等放入爐火中燒煉，煉成“仙丹”或配成“五石散”。兩晋以後服丹服石盛行，服食後，全身暴熱，甚至發狂、殘廢以至喪命，該陋習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

　　這些情况同時也表明，這種盲從性也是相對的，也就是説，並非所有患者盲從於所有醫生。在醫患雙方之間，患者由於缺乏醫療知識，可能自願選擇的治療方案和醫生，都不是治療其病情的最佳方案和人選，而只是符合他自己的主觀意願和感覺。

　　（三）醫患關係的相對穩定性

　　在古代社會，醫療過程基本上是醫患之間的直接交往，其間没有儀器設備或第三者介入；由於交通通訊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某人往往將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完全托付給某一醫生，而醫生也只能單獨承擔維護某人健康的全部責任，醫患雙方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互對應的關係。因爲醫患雙方直接接觸并且相互對應，溝通起來就比較方便。一方面，病人主動求醫，主動提供病史，主動參與治療過程；另一方面，醫生主動接觸、瞭解和關心病人，並主動考慮心理、社會因素對病人的影響。醫患雙方有情感上的直接交流，相互之間就比較配合，醫患關係就相對連續、穩定而且密切。在古代，醫生大都具有濟世救人的仁愛精神，不爲名利的道德品質，認真求實的醫療態度，和藹端莊的儀表風度，精勤不倦的優良學風。他們不謀求養家糊口以外的非正當利益，有時甚至是單純的義務奉獻。這些因素，都得以避免各種可能出現的醫療糾紛。

　　但這種穩定性也是相對的。例如，受經濟社會條件影響，社會上也存在一些江湖庸醫；受封建倫理影響，也有某些醫生存在等級觀念。這些因素，對醫患關係的穩定性就具有不良影響。

　　三、古代醫患關係建設的經驗教訓

　　中國古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積累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教訓。

　　（一）醫患相得，其病乃治

　　《黄帝内經》指出：“醫患相得，其病乃治”。意思是，醫生在診斷治療過程中要尊重患者、關懷患者，患者要尊重醫生，信任醫生；醫患之間只有建立起融洽的合作關係，患者的疾病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療。

　　最典型的事例是三國時名醫華佗爲關羽和曹操治病的故事。關羽右臂中箭，毒已入骨，名醫華佗前來醫治，關羽任其醫治，談笑弈棋，經華佗刮骨療毒保住了手臂。而曹操則不同，他生性多疑，諱疾忌醫。華佗向曹操推薦，開顱取涎手術是治療他頭痛的最佳方案。但曹操却認爲華佗要加害於他，下令處死了華佗，而曹操自己本人最終也只能不治身亡。華佗的故事表明，醫患關係和諧，對醫患雙方都有利，否則，兩敗俱傷。

　　到明代，醫家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提出了存仁心、通儒道、精脈理、識病原、知氣運、明經絡、識藥性、會炮製、莫嫉妒、勿重利“醫家十要”，也提出了擇名醫、肯服藥、宜早治、絶空房、戒惱怒、息妄想、節飲食、慎起居、莫信邪、勿惜費“病家十要”。這是對醫患關係如何和諧的具體闡述。

　　（二）爲醫之道，必先正己

　　南宋無名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醫工論》指出：“凡爲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後正物。”意思是：所有從事醫務工作的人員，首先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樹立高尚的職業道德；然後才要恰當地運用治病的藥物和技術。這表明中國古代對醫務人員有很高的道德要求。

　　我國古代醫生擇徒甚嚴，《黄帝内經》曾明確提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南齊的《諸氏遺書》中説：“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宋代林逋著《省心録·論醫篇》也指出：“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係”。明代裴一中《言醫·序》中説：“學不貫今古、識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寧耕田織布取衣食耳！斷不可作醫以誤世。醫故神聖之業，非後世讀書未成，生計未就，擇術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專習，窮致天人之理，精思竭慮於古今之書，而後可言醫。”清代夏鼎在《幼科鐵鏡·十三不可學》中指出凡有殘忍、馳騖、愚下、卤莽、猶豫、固執、輕浮、急遽、怠緩、宿怨、自是、慳吝、貪婪等十三種有道德素質缺陷之人不應學醫。

　　（三）慎勿失道，防患未然

　　南朝陶弘景《養性延命録·教誠篇》中説：“慎勿失道。”意思是：應該謹慎向善，使心胸融合於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樂府詩集·君子行》〔7〕中説：“君子防未然。”意思是：君子應該防止禍患於尚未發生之前。慎勿失道，防患未然，也就是説，醫患雙方都要本着仁愛之心，按客觀規律辦事，共同努力做好疾病的預防工作。

　　怎樣才能慎勿失道？中國古代推崇醫德便有非常豐富的經驗。但也有教訓，如主張男女授受不親以及忌殺生、忌見斬血、忌見産乳、忌抱嬰兒和義利完全對立等，就不符合客觀規律。怎樣才能防患未然？走火入魔的煉丹養生留下的是深刻的教訓，但古代也留下不少有益的經驗之談。例如，晋代葛洪《抱樸子·酒戒》中主張不任不隨：“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元代許衡《與李生》中提醒攝養心念：“萬般補養終成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清代孫德潤《醫學匯海·卷十五·補益養生篇》中强調養生養心：“養生以養心爲主，故心不病則神不病，神不病則人不病，理固然也。”這些論述，都對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節　近代醫患關係建設

　　按照史學界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這裏的中國近代社會，起止時間的上限是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下限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説，中國近代和諧醫患關係是一種比古代和諧醫患關係要相對復雜、層次也略高的和諧醫患關係。下面分别探討中國近代社會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主要特點和經驗教訓。

　　一、近代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

　　中國近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可分爲以下三個不同的發展時期。

　　（一）從鴉片戰争到甲午戰争：近代和諧醫患關係裂變時期

　　從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到1895年甲午戰争結束，是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在西醫東漸進程中發生裂變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晚清政府統治，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上半期。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國人開始對西醫懷有極强的扺觸情緒。西醫正是靠西式和諧醫患關係的建立才步入了中國的杏林。

　　例如，1843年，美國教會醫師伯駕在廣州開設的醫院，草創時期規模就相當可觀，自1842年至1845年共收診病人52500名。〔8〕這是因爲，他樂善好施，拯困濟危，“雖晝夜勞苦，然不取人之錢，而白白療症。設使病痼許病人寓醫院。閭閻之人貧乏無錢，悦然供給飲食，待病愈回家矣”。〔9〕其他教會醫師也有同樣的經歷：“他們的醫務工作，不單表現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醫生治療並安撫他們的心靈，診治他們的身體，耐心傾聽患者反復訴説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帶來的苦惱和憂鬱，用同情的語言撫慰、鼓舞患者。陌生人立即覺得醫生是個朋友，是可以信任、傾訴的，從而獲得慰籍。”〔10〕

　　西醫在中國立穩脚跟後，開設了大量的教會醫院或診所。從1860年開始，到甲午戰争結束，教會醫院已遍佈全國。1881年，李鴻章聘用馬根濟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官辦醫學校——北洋醫學堂。西醫東漸，在就地培養西醫人才、吸引中國人到西方留學及大量編譯西醫醫著的過程中，也把西方與近代科技和發展相適應的披着宗教外衣的醫患關係帶到中國，使中國輕視“方技”和缺乏人文關懷的醫患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裂變。

　　（二）從甲午戰争到五四運動：近代和諧醫患關係整合時期

　　從1895年甲午戰争失敗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是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在中西對峙進程中實現整合的時期。這一時期在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前由晚清政府統治，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建立了中華民國，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下半期。甲午戰争失敗後，伴隨着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等革命大潮，西醫在中國繼續發展，中醫也在與西醫的鬥争與融合之中改革創新，兩種不同類型的醫患關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融會貫通。

　　西醫東漸以後，“醫學救國論”盛行，資産階級改良派思想家成爲提倡中西醫合璧的思想先驅。樑啓超就主張開學堂、開醫會、刊醫報，“通海内外之見聞”，“甄中法西法之美善”。〔11〕在維新人士影響下，中國西醫研究形成熱潮。1902年，清廷頒佈《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設置醫科。1906年，清政府民政部下設衛生司掌管全國衛生事務。此後，即着手籌辦京城衛生醫院，其服務對象爲京城官吏和居民（限於急診），以及陸海軍軍官和士兵、新制學堂學生、傷病急切者和巡警人員。進入20世紀以後，教會醫療在中國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規模。到1914年，醫院達265所，診所達386所。〔12〕伴隨着西醫的迅速發展，特别是通過第一代歐美歸國和本地成長起來的中國西醫的示範，具有中國特色的西式醫患關係開始全面建立。

　　這一時期中國傳統的醫患關係理論也在繼續發展，不少老中醫對貧窮患者不收酬金，繼續奉行并發揚中國傳統醫德。此後，中醫兼收並蓄，西醫也逐步實現以國人爲主體，於是，中式和西式醫患關係在整合中出現了越來越接近的趨勢。

　　（三）從五四運動到解放戰争：近代和諧醫患關係確立時期

　　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解放戰争基本結束，是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在西醫主導進程中定型確立的時期。這一時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五四運動後，西洋醫學不斷壯大，傳統醫學步履維艱，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最終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具有鮮明近代特色的和諧醫患關係。

　　一方面，西醫進一步迅速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教會學院、教會醫院繼續發展，後來逐漸過渡到由中國人管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中國人自己辦的西醫學院或醫院。較早創辦的西醫學院有國立北平大學醫學院、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等。醫院則發展到了鄉鎮一級。到1947年，全國約有縣衛生院1397所，縣衛生所18所，區衛生分院352所，鄉鎮衛生所783所，病床約達1萬餘張。〔13〕衛生機構繼續發展，其行政領導幾乎全部由西醫充任。隨着西醫主體和主導地位的確立，醫患關係也呈現出鮮明的西式傾向或近代特色。在革命根據地或解放區，也創建了中央紅色醫院，成立了中央紅色護士學校、紅色醫務學校，在軍隊和地方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此間有加拿大等國的一大批西醫來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争和解放事業，他們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患者極端熱忱，有的還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的生命，爲近代中國確立了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光輝榜樣。

　　另一方面，中醫只能艱難維係。在國民黨統治區，1929年，餘雲岫等人提出名爲“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的提案。提案雖未獲通過，但政府歧視中醫，直到1936年《國醫條例》正式公佈，中醫學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盡管如此，中醫在1949年以前的地位一直很低，各方面發展都比較緩慢。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中醫的發展也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但是，正是由於條件差，這裏往往提倡用中醫方法，就地采藥供醫療用；更重視簡便易行的針灸療法，并且培養出一些骨幹。所以，中醫也爲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二、近代醫患關係建設的主要特點

　　中國近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一）醫患關係概念擴大化

　　中國古代以個體醫業爲主體，傳統意義上的“醫院”與近代西方的醫院大相徑庭。不可否認，古代存在爲衆多平民服務的醫院的個案，如公元591年，隋代有一位退休官員就曾出家資爲感染流行病的數千平民提供醫藥和醫療服務。〔14〕但總的來説，古代中國醫院是宫廷的産物，主要爲朝廷服務，爲平民醫治的程度和規模相當有限。明代以後，隨着中醫“世俗化趨勢的全面滲透，中醫全面流入民間，成爲每個人都可研習的一門技術，但護理空間仍以家庭爲單位。”〔15〕鴉片戰争後，西醫東漸，面向廣大平民的西式醫院則與西醫相伴而來。此後，西醫逐漸取代中醫在中國醫學界獲得主體和主導地位，不僅西式醫院比比皆是，中式醫院也發生了面向平民的革命性變革。這種變革，對中國傳統的個體行醫模式搆成了强大的衝擊，導致醫患關係的主體不斷擴大。近代不再是古代那種醫生個體與患者個體之間的相對簡單的相互關係，而是演變成了以醫生爲主體的人群和以病人爲中心的群體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包括醫學團體與社會的關係。

　　醫患關係概念擴大化不僅有概念外延即醫患關係所調節的主體範圍的擴大化，更重要的是概念内涵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一方面，伴隨着近代由傳統的個體行醫模式向集團行醫模式的轉變，醫學已由個體事業發展成爲一種集體和社會事業。因此，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除了美德和義務的理論和内容以外，還增加了公益論。另一方面，受維係近代醫院運作必不可少的人員待遇、設備添置等方面經濟條件的制約，醫學已由基本上無附加條件的“仁術”發展成爲有較苛刻的附加條件的“仁術”；而廣大患者在中西醫的相互論戰之中也獲取了一定的醫學知識，包括對藥物的危害性的認識。於是，近代醫患關係，不再是那種自然經濟條件下醫家無欲無求、患者盲目服從的低層次的相互關係，而是演變成了商品經濟條件下醫生義利兼顧、患者半信半疑的較高層次的相互關係。因此，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重點，就不能僅僅局限於醫德建設。即便在醫德建設領域，也不再是傳統醫德的簡單延續。

　　（二）醫患關係理論系統化

　　伴隨着西醫東漸及其在中國醫學界主體和主導地位的逐步確立，在近代社會，西方的醫患關係理論被系統地引入中國並逐步實現其本土化，形成了以西學爲主體内容但又有中國特色的醫患關係理論。例如，近代中國翻譯出版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和《美國醫學道德主義條例》等一系列西方醫患關係理論的相關文獻。與此同時，通過借鑒吸納這些文獻中的思想精華，中國西醫領域形成了自己的醫患關係規範和理論。例如，1926年的《中國醫學》就刊有中華醫學會制定的《醫學倫理學法典》，其中就曾論及經驗不足的中國醫生和經驗豐富的外國護士之間的關係，這在20世紀早期全世界的醫德規範中是少有的。此法典還明確規定：醫生的職責應是人道主義，而非謀取經濟利益。這表明中國近代醫患關係規範既已開始與國際接軌，也承繼了中國重義輕利的傳統。由在巴黎獲醫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震旦大學醫學教授的宋國賓主編的《醫業倫理學》，1932年6月在上海出版。宋國賓把“醫師人格”作爲第一篇來論述，把才能、敬業、勤業和良好的儀表言辭作爲醫師的理想人格，對“醫師與病人的關係”和“醫生與社會的關係”作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醫業倫理學》一書的出版，表明中國已開始形成比較系統的醫患關係理論。

　　近代中國不僅在西醫領域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醫患關係理論，而且在中醫領域也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古代的醫患關係理論。近代前期，在尊經復古之風的影響下，醫學考據之風盛行，中國對前代重要經典著作包括《黄帝内經》、《傷寒論》等與醫患關係研究相關的著作進行考證、校勘、注疏及輯復等，推出了一大批類書、全書、叢書等文獻整理性質的著作。此後，盡管中醫存廢之争出現，而且政府對傳統中醫實行歧視乃至消滅的政策，但已深深扎根於人民群衆之中的中醫並未消亡，尤其是傳統的醫患關係理論，仍然有極强的生命力。與此同時，伴隨着中醫科學化運動的拓展，中醫界内形成的主張中西醫匯通的學派，也對西醫的醫患關係理論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到近代後期，對古代醫患關係相關文獻不僅有整理、注疏和詮釋，而且不乏發揮原意之作，甚至有以西醫學解讀中醫學或將二者融爲一體的論著。

　　（三）醫患關係實踐復雜化

　　醫患關係實踐復雜化的外在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環境惡化。醫患關係作爲一種社會關係和倫理關係，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整個近代史，是中國一步步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蹂躪和壓迫下以鮮血和生命奮起反抗的歷史。社會動盪不安，醫患關係不可能不打上社會環境的深刻烙印。這一時期，醫生不僅要對病人負責，而且要對醫院負責，對社會負責，再加上患者不再盲從，社會的動盪還會加重人們的煩躁心理，醫患雙方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國家龢民族的存亡高於一切，官僚統治與人民群衆之間的較量次之，醫患雙方之間的矛盾即使存在也不得不退居相對不引人關注的地位，當然與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交織在一起的醫患矛盾除外。另一方面，自然環境惡化。由於政府腐敗無能，人民群衆只能逆來順受或以其主要的精力反抗蹂躪壓迫，這一時期的公共衛生狀况曾一度惡劣。近代前期的北京曾有這樣的記載：“人畜之類，堆積於道，晴則碾成細末，大風一起，撲人口鼻，不可嚮邇，雨則與泥沙容成一片，至不可插足”〔16〕；到處可見“全面淤積起來的所有臟物，都堆積在大街上，空氣中充滿了難聞的氣味。”〔17〕帝王之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狀况更是可想而知。公共衛生狀况不佳，“東亞病夫”之名就難以洗刷，患者群體就會擴大，這些都會對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帶來不利影響。

　　醫患關係實踐復雜化的内在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醫患關係物化趨勢。近代醫學是以生物醫學爲基礎的醫學模式，醫患雙方對物理、化學等檢測診斷都具有相當的依賴性。醫生的診療活動越來越依賴於儀器設備，醫患之間的直接接觸明顯减少，病人的需要和醫患之間的感情交流被忽視，醫生幾乎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儀器。醫療器械作爲第三者介入成爲醫患之間直接溝通的障礙，給醫患關係的整合增加了難度。二是醫患關係分解趨勢。由於分科越來越細，醫技科室也越來越多，一個醫生往往只負責醫療的某些方面，不再對病人全面負責，病人往往要與多個醫生、多個科室的人員接觸，醫患關係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被破壞，也破壞了醫療服務的整體性。醫患雙方對客觀事物認知水平的不平衡、組織結構不合理及文化程度的不一致，也可能成爲建立和諧醫患關係的不利因素。三是患者與疾病分離趨勢。在醫生看來，他的試管裏、顯微鏡下以及各種檢測設備的影像裏，就只有血液、尿液，就只有細胞、組織形態了。作爲整體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消失了，疾病與病人就這樣被分割了開來。只見疾病不見病人，只治療疾病不治療病人，忽視疾病與病人之間的有機聯繫，這無疑是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之大忌。

　　三、近代醫患關係建設的經驗教訓

　　中國近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積累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教訓。

　　（一）救死扶傷，恪守人道

　　經過西學東漸和文藝復興運動的啓蒙，到近代社會，資本主義呼喊着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高舉着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旗幟登上了歷史舞臺。相對於封建主義而言，這是歷史的進步。在西醫東漸的過程中，這些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思想也傳入中國，對構建和諧醫患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必須堅持救死扶傷，恪守人道。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紅色根據地或解放區，留下了豐富的經驗。1941年7月，毛澤東同志爲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十四期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8〕。這一題詞，既繼承了中華民族仁者愛人的傳統美德，也吸納了近代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精華，而且賦予了全新的時代内涵，得以成爲紅色根據地或解放區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根本指導方針。根據這一方針，革命醫務工作者始終把傷病員的身體健康放在首位，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傷病員的安全和健康；對醫療技術精益求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排除醫療條件方面的各種困難；關愛百姓，自覺爲人民群衆解除疾苦，甚至對待敵軍傷兵也發揚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這就爲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確立了良好的典範。

　　但其它地區情况截然不同。無論是在晚清還是在民國時期的白色統治區，西式醫院或西式學院往往成爲有産階級的專利，不少貧苦百姓由於經濟條件的制約往往無力問津，因而一度導致“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户蕭疏鬼唱歌”〔19〕的悲慘局面。最爲令人髮指的是，已經背離資産階級發展初期之宗旨的帝國主義列强，前期如八國聯軍，後期如日本侵略者，滅絶人性地在中國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對中國近代的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産生了罄竹難書的巨大破壞作用。

　　（二）繼往開來，中西合璧

　　中西醫之争貫穿整個中國近代史。這種争論中，既包含地域上的中式醫患關係和西式醫患關係的較量，也包含時間上的傳統醫患關係與近代醫患關係的較量。爲了揚長避短和取人之長，在這種争論中，我們應該采取繼往開來、中西合璧的科學態度。這是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留給我們的又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紅色根據地或解放區在這方面也作得相當不錯。在共産黨領導之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便十分强調中西醫合作，曾提出“中醫科學化”、“中西醫互相學習”的口號，這些都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西醫結合政策的先聲。

　　但從白色統治區來看，近代史上曾一度出現兩個極端。近代前期，西醫東漸之初是懷疑、拒納西醫。直到19世紀下半期，由於教案迭起，社會上針對教會醫院尚有種種訛言。如教會醫師以迷藥誘人入教，以媚藥淫褻婦女，教會醫院被懷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藥；西醫解剖屍體或製作人體標本，均被認爲是出於各種匪夷所思的邪惡動機，信徒臨終聖事被認爲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爲煉銀之藥等等。當時，還有一些頑固中醫“既不愧不學無術，以人命爲草菅，反而造謡誹謗，大有不與西醫兩立之勢。”〔20〕即便在早期匯通醫家中，也存在着重中輕西思想。像唐容川（匯通派代表）這樣的開明人物也對西醫心存鄙薄，他認爲中醫必西醫高明，即使在解剖生理方面，也不超出《内經》、《難經》的範圍。近代後期，西醫發展起來後又强烈的排斥甚至主張取締中醫。五四以後，“駡中醫”便成了西化派的一項飯後運動。地質學家丁文江就有一首謔聯：“爬山、吃肉、駡中醫，年來心不老；寫字、喝酒、説官話（指提倡國語運動），知難行亦難”。駡中醫的主角是丁文江，此外還有陳獨秀、餘雲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學者。中西醫之争，僅影響極大的就發生過四次：1920年餘雲岫與杜亞泉的争論；1929年的廢止中醫案的争論；1934年發生在《大公報》、《獨立評論》上的“所謂國醫問題”的争論；1941年發生在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傅斯年、孔庚之争。〔21〕在争論中，中醫也一味傚法西醫，使自身的特色逐漸淡化。〔22〕這兩種極端出現之時，政府當局都不清醒，在一定程度上縱容這兩種極端，這就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三）發揚民主，尊重科學

　　民主科學，是資産階級上昇時期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遺産，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兩面最鮮艷的旗幟。有没有民主的精神，有没有科學技術的支撑，醫患關係的狀况截然不同。所以要大力發揚民主，切實尊重科學。

　　應該指出，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之所以能够成爲中國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典範，在相當程度上就得益於民主思想龢民主機制。一方面，革命隊伍裏每一個同志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作爲患者的老百姓，能够得到作爲醫務工作者的革命同志的熱心服務；而救死扶傷的醫務工作者，也能够得到老百姓像關愛子女般的愛護。另一方面，革命隊伍裏的同志各自擔負的工作職責不同，但没有高低貴賤之分。作爲革命者的患者爲革命負傷流血，當然能够得到作爲革命者的醫務工作者的尊敬和關懷；作爲革命者的醫務工作者奉獻赤誠，當然也能够得到作爲革命者的患者的兄弟般的感激和尊敬。這裏最大的遺憾是科學技術條件差。由於這個原因，不僅不該走的患者走了，甚至連白求恩這樣的名醫也只能奉獻生命。這是深刻的教訓。

　　從白色統治區來看，也是既有經驗也有教訓。這裏民主思想龢民主機制都相當匱乏，因而醫患關係的和諧即使存在也基本上只能是封建貴族、資産階級貴族的專利。這是深刻的教訓。但高度重視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却是中國近代積累起來的重要的經驗。如果不是因爲有着先進的科學技術，西醫不可能在中國不斷發展壯大。這就表明，能否治好病才是醫患關係能否和諧的根本標準，在近代社會，和諧醫患關係不僅是一種道德倫理關係，而且是一種以器物爲依託的技術關係。

　　第三節　當代醫患關係建設

　　按照史學界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這裏的中國當代社會，時限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説，中國當代和諧醫患關係是一種比古代和近代和諧醫患關係都要更加復雜、層次也更高的和諧醫患關係。下面分别探討中國當代社會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主要特點和經驗教訓。

　　一、當代醫患關係建設的發展軌迹

　　中國當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可分爲以下三個不同的發展時期。

　　（一）1949年至1978年：當代和諧醫患關係探索時期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在繼承古代、近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和諧醫患關係建設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

　　1949年，在對舊中國遺留的醫療衛生事業進行整頓改造的基礎上，黨和政府制定衛生工作方針，規定了醫療衛生工作必須爲廣大人民群衆服務的方向，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醫療衛生事業。同時對醫務人員進行愛國主義和共産主義教育，廣大醫務人員的思想覺悟和醫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從1950年起，人民政府就組織力量防治對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在控制傳染病如霍亂、鼠疫、性病、血吸蟲病等方面，以及常見病、多發病、地方病普查普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1952年，黨中央提出了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爲主，團結中西醫，與群衆運動相結合四大方針。1954年9月，我國第一部憲法第93條明確規定保護人民群衆健康的權利，確立勞動者有權享受休息、休養、治療和福利設施。1965年，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農村衛生隊伍迅速擴大，涌現出數以百萬計的亦農亦醫的醫療保健人員。

　　遺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至1978年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前，由於受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及“左“傾錯誤的影響，醫院内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被當作“條條框框”廢除，醫療質量受到嚴重影響，差錯事故屢有發生，醫患關係曾經一度比較緊張。

　　但總的來看，這一時期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成就是比較大的。1949年，中國平均壽命爲35歲；1978年，達到68歲。這一時期，醫療衛生戰綫上涌現了很多醫學人道主義的楷模，成爲全國醫學界學習的典範。

　　（二）1978年至2002年：當代和諧醫患關係發展時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開，是中國當代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發展時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後，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好戲連臺。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醫療衛生改革，提出了公正、效用、公益的原則。1981年，衛生部頒發了《醫院工作人員守則和醫德規範》。1988年，衛生部頒佈《醫務人員醫德規範及其實施辦法》。1991年，國家教委、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制定了《高等醫藥院校教師職業道德規範》、《高等醫藥院校學生行爲規範》、《醫學生誓言》。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决定》頒發，强調弘揚白求恩精神，樹立救死扶傷、忠於職守，愛崗敬業、滿腔熱情，開拓進取、精益求精，樂於奉獻、文明行醫的行醫風尚。1999年5月1日起《執業醫師法》施行，明確規定醫師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財物或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規範醫師素質、執業規則、考核培訓、法律責任等多方面内容。《執業醫師法》的誕生，標誌着我國的衛生事業已步入法制化軌道。這一時期醫學倫理學在中國還得以復興。

　　必須説明的是，此時的醫患關係無論與近代還是與改革開放前比較都是更爲復雜和層次更高的醫患關係。如隨着醫學科學迅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廣大人民群衆對醫患關係有了更高更嚴的要求；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在醫患關係中得到反映；此外，醫療體制改革本身的失誤也在所難免。與新時代的要求比，這一時期的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形勢不容樂觀。

　　但總的來看，這一時期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也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績。

　　（三）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來：當代和諧醫患關係拓展時期

　　2000年中共十六大以來，和諧醫患關係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或者可以稱之爲當代和諧醫患關係拓展時期。

　　和諧醫患關係理念是在黨中央大力推動下形成的。2002年11月，十六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明確提出了“社會更加和諧”的要求。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會在講到執政能力建設時，明確提出要增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首次把和諧列爲與富强、民主、文明相提並論的發展目標，並就加强醫療衛生服務，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出部署。2006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明確指出，要着力解决群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積極推動醫德醫風建設，在全社會形成尊重醫學科學、尊重醫療衛生工作者的良好風氣，努力構建健康和諧的醫患關係。〔23〕2007年，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實事求是地指出，我們在衛生工作這一關係群衆切身利益的問題上與人民的期待還有不小差距；我們要着力解决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爲發展提供良好社會環境；我們要爲群衆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價的醫療衛生服務，加强醫德醫風建設，提高醫療服務質量。〔24〕

　　和諧醫患關係建設成爲重要理念也是實踐發展的結果。2003年“非典”〔25〕不期而至，廣大白衣戰士冒着生命危險夜以繼日的搶救護理患者，涌現了鐘南山等大量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先進典型。但由於國家財力不足，一些大城市相繼出臺醫院産權制度改革相關政策。這種以市場爲導向的改革與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交織在一起，使群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進一步昇級。有鑒於此，從2005年末開始，由政府主導醫療體制改革的觀念逐漸被高層領導和衆多專家所接受。2006年，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表示，這種觀念在過去是非主流的，但它將會成爲今後醫療體制改革領域的主流思想。〔26〕2007年12月26日，國家衛生部部長陳竺指出，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中，“强化政府責任和投入”被排在第一位。〔27〕

　　總的來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努力，到這一時期，中國已經建立了遍及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消滅了一批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傳染病，居民平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等主要健康指標均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與以往各個歷史時期比較，這一時期的鮮明特色是正式提出了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科學命題，並正在形成一系列與之配套的規範和要求，采取一系列與之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二、當代醫患關係建設的主要特點

　　中國當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一）特殊的供求關係與法律關係

　　在當代中國，群衆越來越高的衛生健康需求和醫療服務的提供嚴重不足是一個很突出的矛盾。正是這個矛盾，引發看病難、看病貴，出現醫患糾紛甚至醫患衝突。〔28〕這就表明，當代中國醫患關係已經凸顯爲一種供求關係。但是，即使在當代社會，醫療衛生行業仍然是社會公益性事業，不能以經濟利益爲目的。2007年，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就强調指出，“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29〕。醫務工作者必須是肩挑道義的服務供應者，不能唯利是圖；醫院是公益性事業單位，不同於商店、飯店等純盈利性單位；廣大患者的需求不是一般的物品需求而是對維持健康乃至維係生命的需求。這就表明，醫患關係是一種與經濟領域的一般供求關係完全不同的特殊供求關係。

　　醫患關係是一種法律關係，在當代中國已基本達成共識。有人認爲醫患關係是民事法律關係中的合同關係；有人認爲醫患關係屬於行政法律關係；有人認爲醫患關係是一種應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法律關係；有人認爲醫患關係是一種醫事法律關係。但是，醫患關係不是一種一般的法律關係，而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綜合的法律關係。它是一種异質的民事法律關係，因爲醫患雙方在醫療過程中不具有對等的地位關係，雙方的“自願”不都是真正心甘情願，雙方的交往不具有“等價有償”的特徵，雙方的契約屬於我國《合同法》中的無名合同；它也是一種异質的行政法律關係，例如衛生行政管理部門作爲直接的醫方出現時，實際上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醫療衛生單位及醫務人員的行政主管部門，又是負責處理醫患糾紛的仲裁或監管部門。值得注意的是，説醫患關係是一種特殊的法律關係還有一個重要含義：即醫患關係不是純粹的法律關係，法律自身也有其控制不到的領域。

　　（二）特殊的倫理關係與技術關係

　　醫患關係從誕生開始便是一種倫理關係。自古及今，幾乎所有相關學者和專業人士對醫患關係的倫理屬性都没有疑義。需要説明的是，當代社會作爲一種倫理關係的醫患關係，與歷史上的醫患關係比較，還有自身的特殊性。歷史上的倫理道德，通常是依靠人們内心的信念、社會輿論、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和教育、示範等來維係的，一般不靠物質性的强制力量。但是，在當代社會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爲了確保對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負責，醫患關係的倫理性質發生改變，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如需要制定相應的醫德法規，對醫務人員的醫德加以規範；醫務人員履行醫學道德規範是其應盡的法定義務，而不是純粹的道德義務。而且，當代社會的醫患關係也已經不再是一種純粹的倫理關係。

　　醫患關係從近代起就已呈現技術關係的屬性。進入當代社會以來，在技術工具主義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推動下，醫學得以從更廣闊和更深刻的層次上，從宏觀與微觀、静態與動態、定性與定量的結合上，認識人體生命活動和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揭示疾病診斷、治療及預防的機理，尋求更爲精確、便捷、有效的診療手段。尤其是電子計算機X綫斷層攝影掃描技術（CT）、磁共振成像技術、激光技術、人工生殖、無性生殖、基因工程等高新技術的發明和應用，使醫學進入名符其實的技術醫學時代。這種局面，使醫療技術水平在醫患關係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醫患關係打上了更加鮮明的技術關係的烙印。但是，這種技術關係也是一種特殊的技術關係。在近代，技術主要掌握在醫生手中，病人獲得的資訊充其量只能使他對醫生的技術半信半疑。而在當代社會，隨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患者可以通過計算機網絡獲得健康信息、接受治療，而用不着去看醫生；隨着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逐步實現，患者甚至可能通過自我監控和計算機輔助分析瞭解自己的病况，並進行適當的治療。這種特殊性同樣還表現在醫患關係的技術屬性不是唯一屬性。

　　（三）特殊的心理關係與社會關係

　　應該説，醫患關係從其誕生起就是一種心理關係。如患者自尊心强、依賴性强、猜疑心重、情緒不穩定、孤獨感重、主觀感覺异常、習慣性心理、適應性低等心理因素，醫生同情心不够、信息量不足、過餘自信等心理因素，都可能導致醫患關係的緊張。在當代中國，醫患關係作爲一種心理關係還有它的特殊性。人口過剩導致的醫療資源的相對短缺是當代中國的特殊國情，在這種情况下，關注一個患者的想法，傾聽他的心聲，往往導致醫療效率低下，使其他患者無法在第一時間接觸到醫療資源。這就使一些醫生忽視心理關係的調節。與此同時，隨着醫學科學的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患者對自己疾病的治癒往往有很高的心理期待，甚至對醫學、醫生和自己口袋裏的錢包産生無條件的迷信心理。而一旦這種期望由於醫療機構或者醫生的能力所限而被打破時，患者往往難以接受，於是就産生了醫療糾紛。説它特殊，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這就是當代社會醫患雙方心理搆成的原因都相當復雜。這種心理關係，往往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關係共處於膠着狀態。

　　醫患之間的關係必然屬於一定的社會關係，因爲在現實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與他人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都是社會關係之“網”上的一個“紐結”，醫患雙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醫患關係也不是孤立的抽象聯繫，而是發生在現實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當代中國醫患關係作爲社會關係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近代社會，這種社會關係都不具備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屬性。但當代中國却不同。而且社會生活越來越醫學化，也是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

　　三、當代醫患關係建設的經驗教訓

　　我們認爲，中國當代的醫患關係建設，大致積累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教訓。

　　（一）協調利益，嚴明法紀

　　既然醫患關係是一種供求關係，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就必須妥善協調好利益關係問題。認識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人們所奮鬥的一切，都與利益有關。這一關係背後有兩個難題：一是由於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財力有限，没有把醫院的支出統包起來，由於醫務工作者要生存，昂貴的設備要維係，醫院不可能完全不考慮經濟利益；二是廣大患者尤其是平民患者經濟能力有限，享受不了奢侈的醫療消費，甚至承受不了正常的醫療支出。所以，要協調好供求關係，就必須在某些特殊的領域藉助市場，但總體上又必須堅持以政府爲主導，一方面加强對市場的監管，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並重點向弱勢群體傾斜的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醫患關係是一種特殊的供求關係，協調醫患關係不能采取與經濟領域協調醫患關係完全一樣的方法。

　　既然醫患關係是一種法律關係，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就必須嚴明法紀。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依法治國是我們根本的治國方略，依法治理醫患關係無可非議。所以，我們要加緊建立健全醫療衛生管理、社會調節以及醫療糾紛處理等方面的法律規範，并且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當然，醫患關係作爲法律關係有自己的特殊性，醫療後果往往不可預測，一定要謹慎地區分案件的法律屬性，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中應依據所涉及的不同客體，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從事，挫傷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或者使患者的正當權益受到傷害。另外，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也不能只片面强調法律的約束，這樣醫患關係可能會步入淡化人文關懷的歷史誤區。

　　（二）以人爲本，精益求精

　　既然醫患關係是一種倫理關係，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就必須堅持以人爲本的原則。當前，新一届中共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核心理念就是以人爲本。在和諧醫患關係建設中，以人爲本首先是以患者爲本，這就需要切實加强醫德醫風建設，醫務工作者不能對患者的利益巧取豪奪，在醫務工作中必須堅持義利兼顧，以義爲重。以人爲本當然也包括以醫生爲本，全社會要形成尊重醫學科學、尊重醫生的良好風氣。有些醫務工作者抱怨地説，“非典”來時我們是“白衣天使”，“非典”過後我們就成了“白眼狼”。這句話值得我們輿論界深思，也值得其他人深思。我們看不慣醫務人員那麽功利，我們自己也不應該那麽功利。我們不僅要强調醫德建設，而且也要强調新聞道德，强調患者道德，强調社會公德。當然，醫患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道德不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如此。我們不能祈望僅靠道德建設就解决醫患關係緊張的問題。也許更爲重要的途徑，還潜在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

　　既然醫患關係是一種技術關係，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就必須堅持精益求精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一直堅持中西醫並重的方針，廢止中醫之聲本已銷聲匿迹。但是，最近又有人舊話重提。爲什麽會這樣？恐怕與中醫治療的醫療質量有一定關係。據説，現在全國地區和縣級中醫院中只有10%的中醫開湯藥處方，全國真正能用中醫思路看病的不過3萬人，而全國西醫有175萬人。〔30〕由此可見，中醫界不僅亟待壯大隊伍，而且要在精益求精上很下功夫。西醫同樣需要技術精湛。所以，中西醫都應該面向醫療難點，全力提高醫療技術水平；針對醫療盲點，努力填補醫療技術空白；瞄準學科焦點，奮力攀登醫療技術高峰。當然，和諧醫患關係是一種特殊的技術關係。片面强調“技術立身”，忽視對人的理解、關懷和尊重，也不是當下從醫者明智的選擇。

　　（三）加强溝通，維護公平

　　既然醫患關係是一種心理關係，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就必須加强醫患雙方之間的心理溝通。當前甚至有人認爲，醫患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對稱性所導致的醫患雙方之間的互不信任。也許正因爲如此，2006年中國衛生部明確要求各級醫院提高服務意識，改善服務態度，增進醫患溝通，轉變服務作風，注重誠信服務，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31〕在心理溝通上，患者也有責任。有些患者對醫療期望值過高，常常産生不滿心理；有些患者希望老資格醫生爲其治病，對年輕醫生常常産生不信任心理；有些患者因慢性病等長期不愈，常常産生焦躁心理。這就需要患者有良好的心理素質並能够主動與醫務工作者溝通。當然，醫患關係是一種特殊的心理關係。加强心理溝通，要注意處理好溝通與工作效率以及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其他因素的關係。

　　既然醫患關係是一種社會關係，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就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醫患關係是社會關係，我們就不能把醫患關係簡單地看作人與機器的關係，或者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從而只注意醫者對患者的責任，忽視一個患者的診治可能會對社會産生的影響，忽視醫務人員對公衆、社會的責任。當代中國醫患關係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社會和諧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屬性，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同志式的友好關係，是相互平等的關係。所以，醫患關係不和諧，既是給社會主義抹黑，也確實不利於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建設。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問題，我們會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和諧醫患關係建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從中國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整個歷史進程來看，從古代經近代到當代，醫患關係的搆成越來越復雜，層次越來越高，人們對醫患關係和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謂今不如昔的觀點是不對的。在不同歷史時期，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總是與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相一致。在不同歷史時期，和諧醫患關係建設都有自己獨特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大都可以爲後世所借鑒，具有一定的歷史共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就是我們回顧中國和諧醫患關係建設歷史發展進程的宗旨所在。

　　當前中國的和諧醫患關係建設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衛生部門的全力推行以及全社會的廣泛協同，具有從以醫生爲中心向以患者爲中心，從以疾病診療爲重點向以滿足患者需要爲重點，從器物化的消費關係向人性化的合作關係轉變等良好發展趨勢。據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和諧醫患關係建設的道路上，我們必將取得越來越大的成效，無愧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前景。

　　

　　注　釋：

　　〔1〕扁鵲，傳説是黄帝時代的名醫。戰國時的扁鵲其實不叫扁鵲，他姓秦，名越人，又號盧醫，是齊國渤海盧（今濟南市長清縣）人。由於他醫道高明，爲許多患者治好了疾病，趙國勞動人民把“扁鵲”的名號送給他作爲對他的褒揚，以致後來人們習慣性地把扁鵲當成了他的姓名。

　　〔2〕範仲淹：《廣事類賦》。

　　〔3〕典出《後漢書·方術列傳·費長房傳》。根據其記載分析，“懸壺濟世”之壺翁乃身懷醫技、樂善好施之隱士醫者，可能是東漢名醫。壺翁的事迹傳之甚廣，歷代醫家行醫開業，幾乎無不以“懸壺之喜”等爲賀，或於診室懸葫蘆爲醫之標誌，今仍有不少藥店、制藥廠等沿以爲用。

　　〔4〕據晋代葛洪《神仙傳》記載，三國時期，江西名醫董奉隱居廬山，每日給人治病，從不索取報酬，病人痊癒後，凡來感謝者，病輕的使其種杏樹一棵，病重的使其種杏樹五棵，不到十年，董家周圍的杏樹蔚然成林。杏子成熟後，董奉把杏子换成糧食，專門去接濟貧苦百姓。後人因此常用“杏林春暖”、“譽滿杏林”來表達對醫生的感激和敬意。

　　〔5〕所謂“橘井”，典故出自漢文帝時的《神仙傳》。據説有個叫蘇伯公的得道後將昇仙時對他母親説：“明年天下疾疫，庭中有水，檐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昇，橘葉一枝，可療一人”。次年母親遵囑而行，其言果然靈驗。又據清光緒《丹徒縣誌摭餘·實業》卷三記載，江蘇鎮江唐老一正齋膏藥店生産的“一正膏藥，海内馳名”。該膏藥被患者譽爲“萬應靈膏”，曾被店家免費隨布送給病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河道總督陳鵬年因其有益於治河工程，曾贈送“橘井流香”匾額一塊，予以表彰。

　　〔6〕《論語·子張》。

　　〔7〕《樂府詩集》編入部分漢以前傳説的古歌辭，主要收録漢代以迄唐五代的樂府詩，是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樂府詩總集。《樂府詩集》編者署名爲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詳。

　　〔8〕［美］喬森納·斯潘塞著，曹德駿譯：《改變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34頁。

　　〔9〕愛漢者等編，黄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04—405頁。

　　〔10〕Sir.A Ljungesedt:A Brief Account of an Ophthalmic Institution ,By a Philanthropist. Canton1834.Chinese Repository,vol.II.p270. 

　　〔11〕樑啓超：《醫學善會序》。

　　〔12〕Paul Varg. 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o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92.

　　〔13〕《中華年鑒》（下）衛生，1948年版，第1855、1862頁。

　　〔14〕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hina and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p277。

　　〔15〕楊念群：《楊念群自選集》，第406頁。

　　〔16〕《論中國宜講求潔净地面之政》，轉見《新學界叢編》癸卯年卷一下。

　　〔17〕史正明：《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

　　〔18〕百度百科：詞條《中國醫科大學》，http://baike.baidu.com/view/5508.htm。

　　〔19〕毛澤東：《七律·送瘟神》。

　　〔20〕伍連德：《論中國當籌防病之方實行衛生之法》，《東方雜誌》，第12卷第2號。

　　〔21〕鄧文初：《“失語”的中醫——民國時期中西醫論争的話語分析》，http://www100md.com， 2006年11月8日。

　　〔22〕於麗珊：《中醫教育“近代模式”淡化了中醫特色》（王振國教授訪談録），《中國中醫藥報》，2006年2月22日。 

　　〔23〕《胡錦濤：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生活報》，2006年10月25日。

　　〔24〕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5、17、40頁。

　　〔25〕“非典”是“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簡稱，也簡稱SARS。SARS是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縮寫，意爲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 

　　〔26〕《聚焦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凉山論壇，新聞社區“社會萬象”專欄，http://www.ls666.com。

　　〔27〕《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强調政府加大衛生投入》，人民網，2007年12月26日。

　　〔28〕李惠子、李星：《醫患矛盾主因在醫—高强解説“看病難看病貴”》，www.XINHUANET.com，新華網北京，2005年9月29日電。

　　〔29〕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40頁。

　　〔30〕《三大困境將中醫逼入險地》，http://tcm-forum.blogbus.com。

　　〔31〕《衛生部提出5措施構建和諧醫患關係，完善投訴制度》，中國新聞網，2006年4月21日。

　　

　　參考文獻：

　　1.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團結出版社，2006年版。

　　2. 王曉鶴：《中國醫學史》，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 白壽彝總編：《中國通史·近代前編》（下册），《第四十章：醫藥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白壽彝總編：《中國通史·近代後編》（下册），《第六十二章：醫藥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盧啓華、鄒從清、阮麗萍主編：《醫學倫理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