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學和科研生涯不算長，如從1978年調回母校——中山大學起，到1998年退休時止，恰好20個春秋。這其間經歷了人類學係的復辦籌備和發展階段，是我人生中的收穫季節，但對它的回顧，又得從簡述我的學歷開始。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有偏重文史的傾向，故1955年高中畢業報考了文科類學校。當我接到録取通知，才知道被分配到一所培養俄語翻譯人才的西北俄文專科學校（即今西安外語學院前身）就讀。1957年，中蘇關係緊張，俄語專業撤銷，學校按教育部指示，低年級學生可轉讀其他大學，於是我轉入西北大學歷史係。

　　在西大期間（1957至1961年），政治運動頻繁，學習受到了影響。然而，係中名師薈萃，令我仰慕，學習信心倍增，課外時間幾乎在閲覽室和圖書館度過，因而讀了不少中外文、史、哲方面的名著。當時係裏規定，學生讀完二年級，經視力檢測和考試合格，可選讀考古專業，獲準的15人我名列其中。這兩年我的學習重點是隋唐考古。

　　1961年夏，我以優异成績畢業，被學校推薦報考中山大學歷史係考古教研室主任樑釗韜教授的民族考古學專業研究生，並被録取，與我同門的還有楊鶴書、黄崇岳。這樣，我又將探索之舟劃向更爲浩瀚的知識海洋。當年學校對研究生的管理很嚴，由教務長統管，“寧缺毋濫”幾乎成了他每次對研究生講話的“口頭禪”。研究生手册規定，考試（含一次補考）只要一科不合格，即另行分配離校工作。在這氛圍下，研究生們都有點緊張。爲了不成爲“寧缺毋濫”的對象，我唯一的方法是以勤爲徑，在書山中重度寒窗歲月。加之，業師指點有方，我很快學有所得。

　　樑先生平時反復强調的：一是科學研究既要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又要善於吸收西方不同學術流派的理論和方法，做到“洋爲中用”；二是拓寬研究領域和方向（這是他曾師從多個不同學科名家的經驗——見本文集《樑釗韜教授學術思想研究》），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資料，論证自己的論題；三是對任何民族的社會文化事象的探究，都必須現狀與歷史相結合；四是理論聯繫實踐，勤於學科的田野工作。爲此，他安排：精讀諸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論國家》、《古代社會》、《公社土地佔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菊花與刀》、《金枝》等一系列經典之作；選修語言學、古生物學等課程，以及民族學田野工作——滇西民族地區的民族原始社會史調查（歷時5個多月）和考古實習（歷時一個多月）。通過這些基本訓練，樑先生不僅教會我從事科學研究的理論、方法，還傳授了獲取專業知識的途徑、手段，從而爲我日後開展多學科教學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5年冬，我通過了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翌年春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後改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從事民族研究。然而，工作尚未起步，“文革”開始了，而且時間長達10年之久，致使我在内耗中失去了科研的黄金時段，坐視青春的流逝。但另一方面，自己的意志在逆境中却得到了磨煉，而辨别社會中真僞善惡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珍寶島事件”後，意外的機會來了：由於國家的需要，我奉命參加了《中國歷史地圖》的編寫。在這期間，我除閲讀了大量史地方面的專著（見本文集《虚懷若谷　學者風範——我所認識的羅致平先生》）外，還瀏覽了大批鉛印成册而又未正式出版的中國各民族的調查資料、調查報告和簡史、簡志等，爲我後來的教學和科研找到了寶貴的綫索。此外，在“文革”漸近尾聲時，應《文物》編輯部之約，我與楊鶴書合寫了《獨龍族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試析》和《略論拉祜族的母權制及其向父權制的過渡》兩篇論文；前篇刊《文物》1976年第8期，後篇載《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79年第1期。身在研究所的我，在科研荒廢的年代總算沾了一點學術研究的邊。爲解决兩地分居，我毅然提出工作調動，後於1976年5月回到了廣東省肇慶市文化局屬下的“葉挺獨立團團部舊址紀念館”工作。樑先生得知此事後給我來信表示“甚以爲慰”，鼓勵我多寫些運用民族學資料的原始社會史的文章發表，希望我開展兩廣唐宋考古研究（見本文集附録3）。

　　紀念館在市内西江邊的閲江樓中，據説是獨立團參加北伐前的團部舊址。解放後修葺一新，是端州八景之一。江樓遠眺，清風徐來，山色如黛，江面船影隱現，令人遐想聯翩；工作之餘，庭院信步，四季米蘭飄香，心曠神怡，倦意盡消。館中三人，唯我學歷最高，因“文革”閉館，故日常工作不忙。從繁華的京城回到如此清幽的環境，我頗感愜意，但工作過於輕鬆，又使我有蹉跎歲月之感。不過，這兩年餘我還是做了幾件有意義的工作：（1）與同事下鄉收集了一批革命文物，爲復館增添展品；（2）清理了一座晋墓，寫了簡報登在《文物資料叢刊》第二輯（文物出版社1978年2月出版）；（3）參與策劃古建築梅庵後殿的維修設計；（4）以文化局名義給市委起草了一份關於保護肇慶市文物的報告；（5）爲文化局草擬了呈報市政府的保護、維修古建築披雲樓和崇禧塔的請示；（6）應鼎湖山慶雲寺之邀請，爲該寺的文物——千人鍋、銅鐘等寫説明；等等。然而，這些舉手之勞的事，險些成了“老九不能走”的理由。

　　1977年7月17日，我接到樑先生來函，徵求我願否回母校工作。我與夫人商量後復信表示同意，因爲當時我也有歸隊搞專業的念頭。然而，局領導認爲我“能幹”，向市委組織部提出先調入一名大學生作爲同意我調出的交换條件，所以，我的檔案遲遲未寄出，調動一直在拖延。樑先生爲此而着急，因爲亟須調我回校編寫《中國民族學概論》教材，協助指導研究生和完成一系列的科研計劃。爲加快我的調動步伐，他不但給我寫了十多封信（本文集附録其中五封），而且向學校和廣東省領導寫了報告。如今捧讀先生的信，關愛之情仍使我感動。後在歷史係黨總支的催促下，幾經周折，我才於翌年秋調回中大曆史係，正式踏上教研之路。

　　1978年至1980年，是籌備復辦人類學係階段。

　　爲即將開設的《中國民族學概論》課擴大影響，配合復辦人類學係籌備工作的進展，我做瞭如下幾件應做的教研工作。

　　其一，參與整理、編輯了《滇西民族原始社會史調查資料》和《滇西民族原始社會史論文集》，於1979年4月内部發行，作爲學生課外學習參考資料。

　　其二，參與《中國民族學概論》教材大綱的制訂，於1978年12月初，隨樑先生一行三人赴京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徵求《概論》編寫的意見；爲争取對復辦人類學係的支持，三人旋又一道走訪了京中知名的古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考古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文博、民委的負責人。他們對樑先生敢爲天下先的精神表示贊賞，但在復辦人類學係問題上，社會學家却有异議。

　　其三，自京返校後，在極其艱苦的居住環境下，我與楊鶴書僅用了半年的時間完成了20多萬字的《概論》初稿，由我通稿後交吴秀英謄正送打字室打印成册。1979年秋，我給考古專業77級本科生和文化人類學碩士生試講，學生對《概論》内容反映很好，從而堅定了樑先生復辦人類學係的信心。

　　其四，1980年10月下旬，在貴陽召開的首届民族學研討會上，我向大會提交了《中國民族學概論（試用教材）引論——論民族學的對象、内容、方法和任務》的論文（見《民族學通訊》1980年11月第1期），爲民族學的教學和科研的開展做了輿論宣傳。會後，國内兄弟院校，尤其民族院校紛紛來函索贈教材；雲南民族學院還擬派教師來進修；雲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則要求將《概論》交由該社出版。同年11月底，值慶祝中大建校56週年之際，考古教研室邀請廣州地區高校、文博系統的部分教師和研究人員，召開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學術討論會。會後我寫了通訊報導（見本文集附録1）。

　　1981年至1990年，是人類學係發展階段。

　　此階段經歷了第一届和第二届領導班子。1981年春，教育部批準中山大學復辦人類學係，同意秋季向全國招生，學校任命樑釗韜教授爲係主任。這是全國率先復辦的人類學係，意義重大，我旋即寫了通訊報導，將係的搆架、專業設置、課程開設等均作了詳細介紹（見本文集附録1）；其後，美國太平洋路德大學人類學係顧定國先生在美國也發了信息。中山大學人類學係遂爲國内外學術界關注。爲了係的發展，我在教學和科研園地上一如既往忙於耕耘。

　　1981年冬，爲展示首届招生的教學和科研成果，人類學係舉行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師生提交論文共19篇，内容涉及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學科領域。樑先生主持了開幕式，作《爲辦好人類學係而努力》的學術報告。我爲討論會寫了《原始社會史分期新探》和《也談納西族的母系“衣杜”和易洛魁人的“奥華契拉”》兩篇論文，其論點是國内學術界争論和學生關注的問題。師生的論文大都既有創意，又有新材料。通過這次活動，揭開了人類學係教學和科研發展的序幕。會後，我寫了報導（見本文集附録1），以擴大影響。

　　我被任命爲民族學教研室主任，兼文化人類學研究室（原定爲民族學研究室，後爲擴大研究領域而易名）副主任期間，負責安排民族學專業的課程，帶領學生教學實習，主講《中國民族學概論》專業基礎課，以及選修課《中國民俗學》、《民族學田野工作方法》和《西南少數民族家庭公社研究》專題等。1983年樑先生被批準爲中大第一批博士導師，開始招文化人類學博士生，人類學係成爲第一批博士點，我爲博士生主講《南方民族學研究》。是年，《概論》修改完稿，我通纂兼寫前言，由樑先生寫序言後，交雲南人民出版社於1985年5月出版。這是國内第一部綜合運用我國民族學調查材料編寫的中國民族學教材，初版印數爲一萬册，經北京、香港、日本書展銷售一空，在國内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此書獲1984年—1985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奬和1986學年度中山大學優秀教材奬。樑先生説：“幸得你們埋頭苦干，終於把這本書出版，穩住了初辦人類學係的‘陣脚’。可以説，我們在分工中創辦了人類學係”（引自《楊鶴書文集》附録1，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1月出版，着重號是引者所加）。1984年秋，樑先生領衔申請國家教委“七五”計劃博士點重點科研項目——編寫《文化人類學》教材並任主編，指定我爲副主編。這是人類學係又一重要教材，也是文化人類學研究室的首項科研項目。

　　爲紀念孫中山先生創建中山大學60週年，人類學係於1984年12月11日至16日隆重舉行了一次蜚聲中外的學術討論會。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人類學首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與會者有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以及國内各地和香港的著名人類學專家、學者、教授80餘人，大會收到了論文70多篇。我提交的論文爲《黎族原始社會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試探》。樑先生在大會上作了題爲《中國南方文化的特點和研究方法》的學術報告，闡述了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把系統理論應用於區域文化和文化結構的研究中。大會分爲兩個大組展開研討，我被指定爲第一大組的主持人之一。會後，我參與了係裏成立的6人編輯小組，將提交大會的主要論文編選爲《人類學論文選集》第一輯，由中山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8月出版。從此，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的聲譽遠播海内外，被外國學者譽爲“中國真正的人類學係”，展開了與國内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各種學術的頻繁交流。

　　作爲民族學教研室主任，我還策劃和參與率領、指導民族學專業八一級學生到粤北連南瑶族自治縣金坑區進行瑶族社會歷史文化調查及其報告的編寫。這是人類學係復辦後首次民族學田野工作，影響較大，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好評。

　　1985年春，樑先生年事已高，爲集中精力指導博士生，趁换届之際，辭去係主任職務。當我得知學校擬任命第二届領導班子、由我任係副主任主管教學時，深知自己難以完成“雙肩挑”的重讬，曾向學校提出另找高明。然而，民意結果和學校决定難違，我只好接手工作。同年晋昇副教授，開始招民族文化方向研究生。

　　我在任期内（1985—1990年），對教學改革措施與學分制方案的制訂、課程的設計和安排、教材建設、學生的生産實習、教學評估、總結、畢業生的追踪調查，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問題，都親歷而爲了，因而確保了教學運轉有條不紊，也積累了一套完整的教學檔案。在没有减免任何工作量的情况下，我爲不同層次的學生主講多門專業基礎課、選修課、學位課，諸如《中國民族學概論》、《中國民俗學》、《文化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馬克思人類學著作選讀》、《民族學田野調查》等。我的教學及其管理工作都贏得了學校的充分肯定，因而榮獲中山大學1986學年度工作成績顯著表揚奬。這六年當中，我還兩度親率民族學專業本科生及所指導的研究生到民族地區進行田野工作，時間長達兩個多月（包括選點），指導他們寫出40多萬字的調查資料和調查報告，從而也豐富了我的教研經驗。

　　在科研方面，由於行政工作和教學任務繁重，我的科研時間大都是利用晚上和節假日進行，爲完成一篇約稿常常熬夜至凌晨過後。我原計劃利用三、五年時間，通過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寫出三部教材，一是合作編著《中國民族學概論》；二是先發表論文搭起理論框架，然後寫一本《中國原始社會史》；三是完成一部《中國民俗學》。但擔任係副主任職務後，計劃大受影響。除《概論》已出版外，第二項只完成了一組論文，於1987年結集爲《文化人類學論集》，樑先生在病中爲論集寫序，由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91年4月出版；《中國原始社會史》一書則無暇動筆；原定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民俗學》也因兩度率領學生野外實習而未能殺青。誠然，這與向《文化人類學》一書讓路也有很大的關係，因爲此重點項目的期限將到，我作爲係副主任兼文化人類學研究室副主任，怎能不“先公後私”呢。《文化人類學》經寫作組同人的努力，終於1990年秋脱稿，由我通纂定稿後交中山大學出版社於1991年10月出版。這時，樑先生已離開親手復辦的人類學係了，未能見到此書，令人遺憾。

　　此外，我還參與了係中4人編輯小組，將教師（含兼職教授）和個别研究生撰寫的論文編輯成《人類學論文選集》第二輯，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出版此論文集，旨在檢驗係中教學和科研成果，活躍學術氣氛，進一步搞好教學和科研。

　　1990年10月，是復辦人類學係10週年。爲紀念振興中國人類學的先行者樑釗韜教授，在係中教師的倡議下，於順德市召開了學術研討會。樑先生生前的好友、同行、研究生或出席會議，或寄來論文。我的論文是《樑釗韜教授學術思想研究》，文中較爲全面地、詳細地論述了他一生在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考古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研究中的理論與方法的重大學術貢獻和教書育人的崇高精神。會後，人類學係編輯了《樑釗韜與人類學》一書，由中山大學出版社於1991年11月出版。翌年，我晋昇教授，開始招民俗文化方向研究生。

　　《中國民俗學》未能完稿，使我難以釋懷，爲了完成這項工作，我於1990年秋堅决提出辭去係副主任職務，以集中精力搞教學和科研。此後，我一方面以民俗文化研究爲中心，圍遶《中國民俗學》的教學撰寫有關論文，另一方面，將《中國民俗學》未完稿的章節補寫，並易名爲《中國民俗學通論》，交中大出版社於1996年4月出版。此書是我多年教研相長和理論聯繫實踐的成果，也是對中大民俗學傳統的繼承。《通論》出版後，我面向全校開公共選修課，選修的學生多達600餘人。從1985年起，在學校培養經費極其不足的情况下，我共指導了10名研究生（含研究生班一名），他們都學有所成，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作出自己的貢獻，我深以爲慰。

　　我此次收入文集的論文大都是教學與科研結合之作。這些不同學科的論文的特點和意義，竊以爲有如下幾點：一是試圖提出不同的觀點，以搆築自己的框架體系，這類文章主要反映在民族原始社會史的研究中；二是從理論上作認真思索，結合學術界争論熱點，對一些已有定論或傳統認識的觀點進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諸如原始社會史中的血緣家庭是否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家庭公社的特點、由來、類型和去向，以及原始社會史的分期等；三是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現實問題中，力避在材料上的羅列和排比，盡量提高到理論上認識，以凸顯其實際意義；四是强調應用研究，力圖爲我國現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這些研究在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的論文中都可以看到；五是對問題的論证，運用自己在田野工作中蒐集到的第一手資料，力求給人以新鮮的感覺。

　　這些論文在學術上有無突破的問題，我不敢妄言，但我主觀上是朝着這個目標去思考和撰寫的，兹舉如下數例。

　　其一，在《論人類學的産生和發展——兼論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一文中，我提出人類學的萌芽、形成和發展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相一致的觀點，而不是把中外古文獻中記載的人類學資料視爲人類學，而將之産生的年代推到資本主義前生産形態中。我指出，人類學萌芽於16世紀，作爲一門具有理論和方法的獨立學科的形成是在19世紀中葉，爲這門學科形成提供思想和物質基礎的，主要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革命。到了20世紀初，人類學才正式劃分爲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分科，以後，研究對象和理論方法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關於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我認爲必須從分科、理論、方法和研究目的四方面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其二，《乳源必背瑶族文化變遷因素的研究》，我運用唯物辯證的觀點進行研究，指出瑶族文化與主體民族——漢族文化變遷是同步進行的，而在實踐上則和社會主義建設緊密聯繫，試圖對必背瑶族文化變遷分析得來的規律性結論，爲廣大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服務。最後，通過綜觀必背瑶族文化變遷的過程、因素和結果，得出九點認識和啓迪。

　　其三，在《滇西幾個民族的母權制殘餘分析》中，我率先提出不同的觀點，即：雲南西部的原始民族的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經濟基礎是大面積刀耕火種鋤農業的出現，而不是前蘇聯學者M·O·柯斯文的鋤耕農業向犁耕農業的過渡。因此，不能以柯氏這一理論指導滇西原始民族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研究。

　　其四，《民俗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我從“文化”和“民俗”的概念入手展開闡釋，先對其定義作出界定，然後論证其内容範圍應包括三大方面，即：已消失了或只見於文獻記載與口頭傳説的民俗；歷代傳承下來的民俗，也就是仍然流行在現實生活中，内容和形式都發生了變化的民俗；現實生活中新産生的民俗，其中包括被主體文化吸收的外來民俗。並指出這三大類民俗文化，不但漢族有，其他少數民族也有，從而擴大了“民”與“俗”的範疇，奠定了我的這樣一種新的學術觀點，即：中國民俗學是以我國境内56個民族的民俗文化爲研究對象的學科。這是我從人類學綜合學科的角度研究民俗，而不是僅僅從民間文學角度研究民俗所得出的結論。

　　其五，《“鼻飲”三題》，我翻閲了大量自漢迄民國有關的漢文典籍，從描述南方少數民族以鼻飲水、酒和羹的記載中，爬梳出它的不同形式、條件和要領，然後運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體質人類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及自己在民族學田野工作中所見的事象，進行科學分析，從而解開了這個千古之謎：“鼻飲”是可信的，但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和要領，即藉助鼻孔大小的管子（或瓶嘴）和掌握適時的吞咽動作。並第一次論证“鼻飲”有主動和被動兩種形式。同時，認爲歷代文獻之所以將“鼻飲”描寫成全族人的俗行，乃是由於作者對南方少數民族日常生活的飲水和飲酒方式（包括使用的各類形狀不同的飲酒器具）的觀察失實而造成的。此文發表後，上世紀80年代在國内學術界關於“鼻飲”是否可信的激烈争論偃旗息鼓了。

　　僅舉以上幾例，其餘各篇，讀者可以自己體會。文集中的論文發表後，曾引起國内外學術界的反應，諸如《原始社會史研究中必須堅持的幾個基本觀點》、《原始社會史分期新探》、《談文化人類學的應用研究》、《氏族起源初探》、《血緣家庭之我見》、《論家庭公社諸問題》、《也談納西族的母系“衣杜”和易洛魁人的“奥華契拉”》、《關於原始人文身的幾個問題》等發表後，旋即爲《新華文摘》（1984年第11期）、《史學情報》（1984年第1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1989年第1期）、《文匯報》（1988年11月13日）、《民族研究動態》（1983年第1、2期，1984年第1期）、《廣州青年》（1991年1月9日）等等，或作詳細摘録，或作論點報導，或加以觀點評述等。又如《論民族學的對象、内容、方法和任務》刊登後，前蘇聯學者M·B·克留科夫即對文中的主要觀點作了評述；我的觀點是：中國民族學的研究對象應包括我國古今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所有民族，以區别將“原始民族”作爲對象的西方民族學；在研究内容上，中國民族學要以社會形態爲中心；在研究方法上，中國民族學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現狀與歷史相結合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去分析社會文化事象。再如，《略論拉祜族的母權制及其向父權制的過渡》發表後，不久爲日本學者百田彌　子將之全文譯載於《家庭史研究》1980年秋第2輯，並在譯文後附録了二千餘字的解説。從這些書刊、報的文摘、報導和評論中可以看出，我的論文在國内外學術界已引起了同行學者的關注。

　　誠然，任何作品都是一定時代的産物，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因此，我的論著的時代印痕同樣了然。我是個有信念的人，深信自己教研途上之作，絶非水上文章。對我而言，往事並不如煙，歲月常留痕，人生足迹可尋。現借文稿成集之際，作如上追憶，是爲序。

　　

　　陳啓新　　　　

　　丁亥年冬月於廣州品茗室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