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立志　求學深造

　　樑釗韜先生，字逸之，1916年6月26日生於廣東省順德縣高輝鄉北頭村的一個商人家庭，父樑桌庭，經營煤業，因爲勤勉，資財漸富，成爲廣州市第一家大煤店。父前後三娶，母餘瓊玉爲繼室，入過私塾，頗知書達理。先生爲幼子，父甚疼愛，但受兄嫂歧視，餘氏也常遭奚落，家庭欠和睦。其父年邁退居家園，煤店交由長兄經理。然因長兄沉迷於鴉片，不善謀劃，以致營業不振，終因投資臺灣開煤礦及承辦官煤而破産。1939年，父病逝，家境衰敗，城市亦無産業，僅遺鄉間桑基魚塘30餘畝。同年，兄弟析産分居，各自獨立生活。

　　梁父在經營煤業時，曾主張工業救國，破産後深知商途艱險，官場污濁，因此時時教誡兒子長大“一不做官，二不要經商，而應矢志力學從教”。母勤儉持家，教子有方，爲送兒子讀書，不惜傾盡私蓄，常勉勵其刻苦求知。樑釗韜先生年幼時，長兄曾在父親跟前要其攻讀英語，使能早日在海關郵政方面服務，但樑母極力反對，要他入依學制的學校讀書。先生後來回憶説：“我之有今日完成我國學制中的一切階段，實以當時吾母與長兄争持爲關鍵。”在雙親的諄諄教誨下，先生即“立志於學業，致力於教育”。

　　1922年秋，先生入廣州河南培英小學，1926年8月轉到南武小學，後就讀於南武中學初中，1931年秋，考進廣東法科學院附中高中。先生爲不辜負雙親的渴望，並抱着“替母親争氣”的心態，夙興夜寐，自强不息，每試前茅，終以優异成績送走了中小學時代的寒窗歲月。

　　1935年，先生懷着求學深造的願望，而母又“常以用功讀書做一個好人，不要爲兄嫂看輕”相勉，遂考進了厦門大學歷史社會學係。在厦大的學習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年，但在著名的考古學家、歷史地理學家鄭德坤教授及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林惠祥教授的影響下，先生却深深地愛上了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並篤志刻苦攻讀而學有所成。

　　1937年，先生轉中山大學歷史學係，得到了享譽國内外的人類學家楊成志教授、知名的百越民族史專家羅香林教授和著名的先秦哲學史專家朱謙之教授的多方指導，努力開展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的探索。時值抗戰軍興，政局多變，先生有感於時勢，一方面以史爲鑒，勤學苦練，探究解答社會問題之途徑；另一方面又“以歷史上朝代興亡比於家庭成敗，内外家族之盛衰瞭如指掌，甚有所感，故益加奮勉，慎思潜讀。”

　　1938年，先生踏入大學四年級。是時，日寇猖獗，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他目睹廣州被敵機狂轟濫炸的慘狀，益加憤恨。於是奮筆疾書，寫了題爲《檢討歐戰德國失敗原因，證明日本必敗》的文章（載《更生評論》4卷2期），以論证“日本帝國主義者必然要在這不合社會思想條件下而失敗”；“社會主義者反對黷武主義，但又主張御外侮的自衛行爲，社會主義者應與中等階級組織聯合戰綫共禦大敵，成立國際民主陣綫與之對抗”。表現了一個愛國大學生的正義感和行動，以及對社會主義者的朦朧認識。

　　1938年10月21日，廣州陷落，中山大學奉命向内地西遷，初遷廣東羅定，繼而改遷廣西龍州，最後定址於雲南澂江。先生等隨楊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因生活困難，曾在廣西師範學院短期代課。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當時中大校址地處澂江鄉村，少數民族聚落尤多，是進行社會調查的理想環境。先生利用這種有利條件，曾往澂江南面的撫仙湖湖口區對苗族進行民族學考察，搜集歷史、語言、歌謡、風俗習慣等民族學資料。澂江時期兩年苦難的學習與調查研究生活，使先生深深愛上了雲南邊疆少數民族；也是其日後選定雲南作爲指導研究生田野方法實習地區的主要原因。

　　1939年，先生大學畢業，立志深造，恰值家道中落，“律己頗嚴，從不浪蕩”。同時在熾烈的愛國情感，求知心理和“成一家之言”的宏願驅使下，於同年考進了中山大學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成爲民族學研究生，在導師楊成志教授和羅香林教授的指導下，繼續攻讀人類學龢民族史。是時，先生對人類學理論和《十三經》注疏攻讀最勤。由於先生曾得到先秦哲學史名家朱謙之的指點，對我國古代的巫術、宗教産生了濃厚的興趣，腦中不時浮現新見，於是便以人類學、民俗學理論爲指導，進行深入的研究，開始撰寫論文。同時，爲解開史前人類生活之謎，先生更着力於古人類及原始社會史的探索，並從此與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從而打下了原始社會史科學研究的堅實基礎。

　　1940年秋，中山大學開始由澂江遷回粤北坪石。楊成志教授利用搬遷的機會，於1941年率領文科研究所的民族學研究生樑釗韜、王啓澍及技助顧鐵符等人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對“過山瑶”（瑶族的一支）進行歷時10天的調查研究。其範圍涉及過山瑶胞的體質特徵、歷史、社會、經濟、房屋、工具、衣飾、婚姻家庭、宗教信仰、傳説、歌謡各個方面。調查的辦法是各人分工負責，單獨完成專題報告，先生負責考察的内容爲瑶族的宗教信仰。通過實地調查研究，他寫了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論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後發表於《民俗》季刊1943年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先生在文中就瑶族宗教與漢族道教的關係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瑶族宗教“受道教影響的部分，只不過是他們信仰中的軀殻而已，骨子裏他們的特質，却是心靈崇拜（Spiritworship）、有靈崇拜（Animism）和妖物崇拜（Feeishism），而並非是道教。”同年秋，先生撰寫一篇15萬字的《中國古代巫術——宗教的起源和發展》論文取得出色的成績而獲中山大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社會學係講師。

　　1942年，先生由校長許崇清介紹任廣東省政府邊政指導委員會（少數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導機構）研究員，並擔任廣東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邊政班的業務教官，講授《民族學概論》及業務實習課等。是年曾兩次被派往連陽上峒排瑶聚居區視察邊政。1943年春，當先生復往該地考察時，又撰寫了《陽山縣上峒瑶民社會》一文（載《大同雜誌》第1卷第2期），以論述排瑶的政治、經濟、戰争（械鬥）、婚喪，試圖直接爲當時的邊政教育服務。在此期間，先生與某女士結婚，但終因“收入有限，生活困苦”，不到一年對方即要求返廣州，繼而提出離婚，先生被迫答應。

　　二、重視實踐　身體力行

　　樑釗韜教授非常重視理論聯繫實際，始終認爲人類學的田野方法，既要體現出理論的指導，又要從實踐中檢驗理論是否正確，並要從新發現的材料中作出新的解釋和結論。

　　1944年，中山大學由坪石遷往連縣。是時，先生經成都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教授的推薦，任該館助理研究員。後昇任副研究員兼民族學部主任。先生到任後，着手設立民族學研究室，以專門從事西南民族研究，並負責主編《西南民族志》，其間集成200餘萬字的資料。先生除了潜心於人類學的研究，分别在《中山大學學報》、《民族研究集刊》、《邊政公論》、《文史雜誌》、《廣東建設研究》等刊物發表中國民俗史、民族學、少數民族社會工作（舊稱邊政）等10餘種論文之外，還利用四川境内聚居着10餘種少數民族的有利條件，在研究之餘進行少數民族社會調查，搜集民俗文物，整理調查所得的民族學資料。先生有時還爲《文史雜誌》撰寫學術性社論，例如該刊第五卷第九、十期的社論《民族學與民俗學及其在我國的展望》即出自先生之手筆。

　　1946年，樑釗韜教授返回中山大學任社會學係講師。1948年秋，中大成立人類學係，先生經楊成志教授舉薦任該係副教授，主講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等課程。由於先生在人類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已爲國外學者所知。同年秋，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係來函向先生索取我國人類學調查資料，並邀請他參加國際人類學會。同年國内成立人類學係的高等學校還有浙江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北平輔仁大學，表明人類學的重要性已爲我國學術界所認識。樑釗韜教授通過多年的實踐，也深知多民族的中國不能缺少人類學這門綜合性學科。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高等學校學科設置受蘇聯學科體系理論的影響，在全國院係調整時，中大的人類學係被取消了；上述各大學的人類學係也陸續停辦，或並入生物學係，或歸入歷史學係。其時，樑釗韜教授被調到歷史學係任教，並歷任該係副教授、教授及考古學教研室主任。

　　樑釗韜教授在長期擔任原始社會史、人類學、民族學等課程的教學期間，曾多次親率師生到全國各地進行考古調查、發掘龢民族社會歷史考察。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爲貫徹執行民族政策，組織中央訪問團（下設若干分團），分赴全國民族地區訪問各兄弟民族。先生隨中央慰問團第二分團於7月到廣東北江各地訪問瑶族同胞；接着又隨團赴海南島慰問黎、苗、回族人民。在訪問期間，他一方面進行訪問工作，一方面作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同時擔負搜集民族文物的工作，先後撰寫了《北江瑶族的來源》、《連南縣“南江事件”及其前後命案調查》、《黎族的歷史和傳説》。同年，樑釗韜教授參加中蘇友好協會、中國人類學會、中國民族學會西南分會（任理事）、中國社會學會廣州分會、中國史學會，積極投入這些學科的學術活動。同年11月，樑釗韜教授與鄧澤民女士結婚。

　　1952年夏秋之間，樑釗韜教授接受廣東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派，參加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海南工作組，擔任搜集黎、苗族的歷史文物工作，再度深入海南島腹地五指山黎族原始聚居區，對黎族的歷史與文物作了詳細的調查和搜集，爲該會在武漢舉辦大規模“民族文物展覽會”提供展品。此次行程約1100餘裏，歷時兩月餘。先生在搜集文物的同時，對黎族社會、歷史、合畝制諸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撰寫了《海南島黎族社會史初步研究》（載《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55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學術價值的觀點（詳後）。今天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文物館收藏的一整套包括服飾、生産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宗教法器等黎族歷史文物，就是先生當年精心搜集得來的。這套民族文物中尤爲珍貴而具有學術價值的是黎族製作陶器全過程的照片及鑽木取火工具，曾博得不少參觀過中大人類學係文物館的中外人類學家的讚嘆。

　　1954年全國院係調整後，中山大學從石牌遷到康樂，樑釗韜教授兼負責古物室整理工作。爲了配合“社會發展史”的學習和學校籌建孫中山紀念館，先生發揮自己的人類學專長，積極投入“原始社會史”的展覽和徵集孫中山革命文物的工作。據當時與樑釗韜教授共事的麥佩芳女士的回憶，先生搞陳列展覽的勁頭十足，知識相當廣博，從文物的徵集到陳列展覽的設計，展品的説明，事無大小，都身體力行；今天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文物館和孫中山紀念館的建立，先生是有草創之功的。

　　1955年10月，樑釗韜教授在廣州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擔任小組長及中大民盟支部委員會委員。曾任廣東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協委員。

　　1957年夏，樑釗韜教授爲將民族學野外工作與考古學野外工作進一步緊密地結合起來，又親自率領中大曆史學係師生前往海南島黎族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考古調查，指導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並對遺址出土文物作了鑒定。爲論述我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佈及年代，先生撰寫了《我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時代文化分佈和年代探討》（載《考古》1959年第9期）一文，對這一遼闊區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和年代的上下限提出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我國考古學界的注目。

　　1958年，樑釗韜教授組織歷史學係師生調查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發現分佈地點共7處之多；先生除寫出有價值的調查報告外，與方瑞濂教授、李見賢講師合寫的論文《廣東南海縣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調查》（載《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59年第4期）也爲國内考古學界矚目，並引起了對這一問題的熱烈争論和探討。可見，西樵山細石器遺址的發現，實得力於樑釗韜教授和中山大學的師生。

　　1961年，樑釗韜教授響應國家教育部提出由國内專家、學者培養研究生的號召，開始招收原始社會史、民族學研究生。他除了規定該專業以考古學、民族學、古代史等爲必修課程外，還親自給研究生講授《人類學理論和方法》、《西方人類學學説史》等基礎課程。同時指導研究生選修古人類學、古生物學、語言學等專業課，以拓寬知識面。先生自始至終嚴格要求研究生理論結合實踐，必須進行考古學田野方法龢民族學田野方法實習，以訓練解决實際問題的基本技能。爲此，他指導的三名研究生曾於1963年夏參加了廣東省博物館在廣東增城縣西瓜嶺和南海縣瀾石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和漢墓群的發掘。同年冬，先生又親自率領這三名研究生和一名青年助教，穿越雲貴高原，赴滇西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這次調查歷時近5個月，途程在萬裏以上，除沿途參觀訪問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貴州省博物館、雲南省博物館外，先後考察了西盟佤族、瀾滄拉祜族、碧江怒族和傈僳族、福貢獨龍族、德宏傣族、景頗族和崩龍族、大理白族等，獲文字記録材料約18萬字，拍攝有關照片200餘張，並搜集了一些民族文物。返校後，先生撰寫了《滇西有關民族原始社會史調查材料初釋》（載《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64年第3期），對西盟佤族原始社會的發展及其解體，景頗族進入德宏地區前的社會發展，碧江怒族的氏族、部落和家族殘餘，瀾滄拉祜族的母權制殘餘，均作了闡釋，並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嗣後，又指導研究生整理調查資料和開展專題研究，並編成《滇西民族原始社會史調查資料》、《滇西民族原始社會史論文集》。兩書編成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教學和科研處於停滯狀態。這期間，樑釗韜教授蒙受不白之冤，遭到多方面 的打擊，忍辱負重，身不由己；三名研究生也畢業奔赴工作崗位，故二書未能付梓。直到十年浩劫結束後的1979年4月，先生才將塵封的書稿重新整理，由中大曆史學係撥專款付印，作爲向建校55週年獻禮。

　　1981年，國家教育部批準樑釗韜教授爲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繼招收碩士研究生之後，開始招收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研究生。1985年，先生爲了更好地培養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生格勒，置年邁體弱於不顧，同格勒一道千裏跋涉，深入川西藏族地區考察，順利地完成了論文資料的搜集和寫作。

　　樑釗韜教授重視理論聯繫實踐還體現在注重直觀教學方面 。他不但在田野工作時親自搜集文物標本，而且還經常叮囑帶領學生外出實習的教師注意搜集。今天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文物館裏收藏和陳列的近2萬件考古、民族、民俗的文物和物品，其中不少是先生幾十年來從事人類學田野工作過程親自搜集或與師生一道搜集而來的。樑釗韜教授在任教期間，凡給本科生講課，必定帶上標本，以其親見親聞詳細講解，使學生大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得益非淺。

　　三、培育人才　勇於創業

　　樑釗韜教授從事高等教育工作長達40年，難能可貴之處，是一向關心人民的教育事業，其培育人才與勇於創業的精神，雖至暮年壯志不已，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他數十年如一日，不求名利，長期默默耕耘在教學第一綫。爲國家培育專業人才而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是一位桃李滿門的園丁。

　　1972年秋，樑釗韜教授落實政策後，從粤北干校返回中大，復任歷史係考古學教研室主任。先生心胸寬廣，不計較個人恩怨，一如既往，全心全意撲在教育上。他高瞻遠矚，關注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根據國家文物局發展我國南方考古事業的精神，積極投入籌建考古學專業的工作，並爲之日夜操勞。在此期間，先生主持制訂了籌建規劃，與該係的領導和教研室的教師一道，於同年冬到廣東省汕頭、潮安、梅縣等地，廣泛徵求基層文博單位的意見。接着，於1973年春，先生一行4人又匆匆北上，到北京大學、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單位，虚心聽取國内專家、學者如裴文中、賈蘭坡、楊鍾健、吴汝康等人的意見。在京逗留時，先生向北大考古專業師生作了題爲《考古學與階級鬥争》的學術報告。旋又到鄭州、洛陽、西安、武漢等地，與博物館的同行召開座談會。返校後，樑釗韜教授極力排除困難，創造條件，於同年創建了考古學專業。

　　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我國教育和科研事業呈現出一派生機。樑釗韜教授心情格外舒暢，將心血全灌注在爲國家培養人才上。他於1979年起招收以民族考古學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爲適應開放改革新形勢的需要，樑釗韜教授開始醖釀復辦人類學係，認爲：“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國家，擁有异常豐富的人類學研究資料，中國應該建立自己的人類學”。并親自向學校和教育部寫報告，充分論证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人類學；與此同時，他配合學校多方面物色人才，爲人類學係準備師資。在專業設置和課程結構方面，樑釗韜教授分析、吸收中大及其他院校解放前後相同或相類專業的辦學所長，借鑒蘇聯和英美、加拿大等國的有關經驗，徵詢了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經過反復論证，從而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爲指導，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係的主張，並全力付諸實踐。由於白手起家，百廢待興，從係領導的調配、各個專業的設置、教師的人選、教研室的組成、實驗室的籌建、基礎課程的安排、教材的建設等等，先生都親自參與指導。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和教育部的批準，樑釗韜教授終於1981年春在中山大學率先復辦了全國第一個人類學係，並任第一届係主任。同年秋開始面向全國招收考古學專業龢民族學專業本科生以及文化人類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85年以來，厦門大學、雲南大學、四川大學、海南大學陸續建立人類學係或人類學專業。可見，人類學這門學科在國内學術界贏得人們普遍關注，從而得以振興，這與中大復辦人類學係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中大人類學係的復辦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注目，他們或加以報導，或贈送有關資料，或派留學生來學習，或派專家、學者訪問。當外國學者瞭解中大人類學係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後，稱贊道：“中國的人類學係才是真正的人類學係！”這不是一句客氣話，而是給樑釗韜教授搆架的既有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層次，又重視多學科與文理滲透的人類學教學體系的確切評價。

　　樑釗韜教授爲國育人的貢獻，不但體現在他勇於創業的精神，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甘當人梯，奬掖後進。他爲了勉勵學生努力學習，在學生創辦的《馬丁堂》刊物上題字：“在我國研究人類學應感到自豪”，並經常到學生中間瞭解學習和教學情况。樑釗韜教授對青年教師的成長也極爲關心，爲幫助他們備好課，甚至連自己的手稿和珍藏的資料都無私地提供給他們參考、使用；將專業書籍（那怕是剛從國外買回來的外文名貴圖書）借給研究生、教師已成爲平常的事。據筆者粗略統計，借過先生圖書資料的教師，就占全係教師的80%以上。指導中青年教師編寫講義，寫作專業論文，以及解難答疑更是耐心細緻。他還經常鼓勵教師多參加國内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以交流觀點，擴大視野，拓寬知識面，早日成名成家。樑釗韜教授還常常勉勵自己的研究生要“青出於藍，勝於藍”，要肩負起振興中國人類學的重任。這種大公無私、關心後學的精神，給師生以深刻的教育和啓迪。

　　經過樑釗韜教授的幾年艱苦創業和全係教工的努力，人類學係現已初具規模：設立了三個教研室、兩個實驗室、一個圖書資料室和一個既陳列考古文物也陳列民族文物的文物館；擁有幾個學科的較强的師資隊伍，爲國家培養了一批各種層次的人類學專門人才。樑釗韜教授親自培養了碩士生16名，博士生4名。其中藏族第一位獲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格勒已成爲我國藏學研究工作的骨幹。由於樑釗韜教授爲國育才的貢獻，從1965年以來，曾多次被評爲中山大學先進工作者。

　　四、成績顯著　譽滿中外

　　樑釗韜教授的一生，勤勤懇懇在學術園地上耕耘，碩果纍累，自30年代以來，發表了學術論文100多篇，此外還有專著和譯文。綜觀先生的著作，研究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内容有考古學、古人類學、民族學、人類學、民族史、民俗學、民族考古學、宗教信仰等。鑒於篇幅有限，僅就貢獻較大的幾個方面加以概述。

　　（一）馬壩人頭骨化石的鑒定

　　1958年夏，廣東省曲江馬壩鄉農民在馬壩墟西南面的獅子山石灰岩洞穴挖磷肥，從堆積層中挖出一塊殘斷的人類頭骨化石和一批古脊椎動物化石，向當時在馬壩視察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同志報告，陶鑄同志即指示當地黨委書記進行保護。稍後省文化局派人把人類頭骨化石及部分動物化石帶返文化局。同年8月26日，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商承祚教授轉請樑釗韜教授鑒别所發現的頭骨化石碎片，先生即以其豐富的古人類學識和敏鋭的觀察力，斷定爲“屬於猿人（Protoanthropic）或古人（Palaeoanthropic）階段的人類頭骨化石。”同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大派樑釗韜教授及李見賢講師參加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共六人組成的現場調查工作。樑釗韜教授又在馬壩區黨委書記所保管的一批化石中，檢出了兩塊人類頭骨化石，一爲右顳骨，另一爲頂骨，並斷定和前些時候所發現的同屬於一個頭骨化石。樑釗韜教授旋即寫成《馬壩人類頭骨化石的初步觀察》報告，作爲向學校領導的書面匯報，此文後與李見賢寫的《馬壩人發現地點的調查》合爲《馬壩人發現地點的調查及人類頭骨化石的初步觀察》，刊於《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59年第一、二期合刊。同年9月14日至18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裴文中、吴汝康和周明鎮先生從北京專程扺馬壩進行復查，樑釗韜教授也參加了這一工作。復查證實了樑釗韜教授的鑒定的正確性。後經科學技術準確測定爲距今13萬年前的古人類頭骨化石。

　　馬壩人的發現，在學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意義，它對我國乃至世界的古人類學研究都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因爲這一發現填補了從猿人到新人的中間環節，從此找回了人類進化史長鏈中失落的一環；同時它又是華南地區乃至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發現的重要人類頭骨化石，從而促進了我國古人類的學術研究。樑釗韜教授對馬壩人的鑒定，使其在我國考古學界享有盛名，後當選爲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二）對人類學的貢獻

　　樑釗韜教授對人類學的貢獻，不僅體現他在中山大學率先復辦全國第一個人類學係，更重要的還體現在人類學教學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教學上，樑釗韜教授非常重視教材建設，認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培養學生具有堅實的專業理論、廣博的專業知識和用之有效的專業技能，就必須有好的教材。因此，從五十年代開始，先生就親手編寫了《中國考古學通論》、《原始社會史教學大綱》、《人類學概論》等曾被教育部列爲全國交流的教材。其中的《原始社會史教學大綱》則是教育部直接委托樑釗韜教授編寫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樑釗韜教授便首倡在高等學校恢復民族學課程，編出一本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材，供文科的一些專業使用。爲實現這一願望，先生自己牽頭，指導筆者和另一位教師編寫《中國民族學概論》。1978年冬，樑釗韜教授還親自帶着《概論》的編寫提綱與這兩位教師一道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召開學術座談會，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1979年《中國民族學概論》脱稿。1980年冬首届全國民族學學術討論會在貴陽召開，樑釗韜教授寫了題爲《我國應有自己的民族學》（載《民族學研究》第1輯，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的學術論文，向與會的同行們呼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會上樑釗韜教授被選爲中國民族學研究會理事和副會長。同年冬將《概論》書稿交雲南人民出版社審查、付梓。該社編輯部認爲：“民族學概論的版本也很少，特别系統研究我國民族學理論和實踐的，以中國民族爲中心内容，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概論的版本，這還是第一本”。此書貫穿了樑釗韜教授一貫主張的學術思想，即：突出區域文化研究的特點，從地域而言，不局限於研究少數民族，而把視野擴展到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從而使中國民族學成爲名實相符的中國民族學，而不是中國少數民族學。《概論》於1985年5月初版問世，便被送往香港、廣州、北京等地參加書展，旋即銷售一空，並獲1984、1985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奬和中山大學優秀教材奬。據日本東方書店所編刊物《東方》消息，《概論》也曾在日本發行，每本爲880日元。

　　人類學係復辦後，樑釗韜教授深感没有一本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爲指導，並運用中國民族豐富的文化資料編寫的《文化人類學》教材而遺憾，覺得自1934年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教授著《文化人類學》（大學叢書）以來，迄今我國尚未見這門學科的第二本專著。林教授這本著作受當時歷史條件所局限，只能濫觴歐美而成，没有接觸我國豐富的文化史料和國内各族人民形形色色的生活文化的現狀和歷史。故以本國材料爲主，闡述人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的教科書或專著還是空白。先生爲填補這一空白，便着手組織人力，自任主編，寫出編寫大綱，指導編寫工作，並將之納入國家教委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的重點項目中。此書已在先生逝世的第二年編寫出初稿。

　　在科研上，樑釗韜教授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在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上提出不少有價值的主張，而且對其各個分支學科中的重要學術問題也進行了探索。

　　關於中國人類學的理論搆架問題，樑釗韜先生主張通過分析批判博採西方人類學各個學派的精華，並將之融合到自己的理論框架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理論體系。在人類學的分科上，樑釗韜教授贊同中國人類學也涵蓋研究人類體質的體質人類學和研究文化的文化人類學兩大分科。在方法上，樑釗韜教授贊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和文理滲透，但他認爲這種研究必須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聯繫觀和制約觀，而在研究人類有史以來的文化現象時必須堅持階級分析的觀點。在研究目的上，他主張“發揚中國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加强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的統一，促進國際和平，反對種族主義。”

　　對我國的文化人類學，樑釗韜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認爲：“文化人類學必須與有關學科結合起來，相互滲透，成爲邊緣學科。今天的文化人類學，從知識領域中的深度和廣度，必然要求今勝於昔；同時也要求我國文化人類學者面對世界，取世界各國文化人類學學説之精華，而去其糟粕，貫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及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的學説。” 樑釗韜教授這種學術思想無不給人以新鮮的感覺。

　　1984年12月11日至16日，樑釗韜教授在中山大學親自主持召開了我國人類學首次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會。參加這次學術討論會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和我國各地及香港的人類學專家、學者、教授共80餘人，提交大會的學術論文70多篇。樑釗韜教授在大會上作了題爲《中國南方文化的特點和研究方法》的學術報告，闡發了他研究南方文化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會後由中大出版社出版了《人類學論文選集》。這次學術討論會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加强了人類學係與國内外的學術交往。

　　（三）對史前史的探究

　　樑釗韜教授治學嚴謹，功底扎實，不墨守成規，時有新見。他對人類史前史研究的貢獻，首先體現於所提倡的方法論上。先生提倡以多學科綜合研究原始社會史的方法，在其50年代所寫的《海南島黎族社會初步研究》一文中就已形成，認爲：“要鑒别少數民族文物和社會遺留制度所屬的時代——社會發展階段，又必須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始社會史原則進行分析；因爲科學的原始社會史原則是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綜合了人類學、考古學龢民族志的一切科學成果總結出來的，運用這個原則進行研究没有文字記載的少數民族歷史，是可能的，也是可靠的方法。”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戴裔煊教授所説：“《海南島黎族社會史初步研究》一文，從黎族社會中文物制度的必然關係與聯繫，分别出類型，並從而决定其發展的順序，定出黎族的社會發展階段，這種方法在研究没有文字的少數民族的歷史是必要的而且是可用的，同時，樑先生的研究是結合實際調查研究所得資料來作説明，並不是教條主義式來處理問題……我認爲是一篇有價值的著作。”到60年代初，樑釗韜教授根據自己長期的田野工作和理論研究的經驗，進一步明確提出以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三結合的方法去研究原始社會史。他經常教導自己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考古學材料無疑是珍貴的，但它却是静態的東西；文獻記載過於簡略，其中難免有錯漏和被歪曲；民族學材料則是活的“社會化石”，是活生生的動態的東西，三者結合起來，互相印证，就可以解開人類早期歷史之謎。這種方法論思想還常見於他後來所寫的考古學、民俗學龢民族考古學的論文中。

　　其次，對史前史中的一些激烈争論的重要問題。例如對“曙石器問題”争論；中國猿人及其文化性質；氏族的起源；原始社會史分期問題；家族在原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問題，等等，提出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見解。

　　（四）民俗領域中的探索

　　樑釗韜教授最初的學術研究主要在民俗領域中，除翻譯過FranZ  Boas《普通人類學》中的《神話學與民族學》（載《文訊月刊》新一號）外，先後發表了《民族學與民俗學及其在我國的展望》、《中國古代巫師的種類》（載《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五期）等十幾篇論文。這些初期著作由於時代的局限，論點或失之偏頗或受西方民俗學者非唯物主義觀點的影響在所難免，但正如戴裔煊教授所説：“樑釗韜先生過去一向是研究民俗學的，對原始社會巫術與宗教的研究曾下了不少工夫，國内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寥寥可數，樑先生可以説是先驅者之一，在過去各種學科研究都比較落後的中國，從事研究像民俗學這樣一門新的科學，開闢新的園地‘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樑先生有一定的勞績，這是可以肯定的。”這個評價是十分中肯的。筆者認爲，在中國民俗學尚處在幼年時期，樑釗韜教授運用西方民俗學的理論解釋中國的民俗事象，企圖從原始社會的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基本觀念來探究宗教的起源，其精神是可取的，研究方向是對頭的。解放後，樑釗韜教授的民俗學理論已焕然一新，他80年代初的《試論民俗形成的社會根源》（載《社會科學戰綫》1982年第2期）一文可以作爲代表，這篇論文無論是對民俗的界説，抑或是論及它的産生、變化和作用，其觀點都是歷史唯物主義的。

　　（五）民族史方面的研究

　　樑釗韜教授除着力於上述學科的研究外，對民族史的研究也很感興趣，他先後撰寫過《我國少數民族的族源、遷徙與融合》（1975年7月在編寫《簡明中國通史》古代部分學習班上的講演稿）、《中華民族的民族融合與混血》（在中山大學歷史學係、經濟學係的演講稿）、《西甌族源初探》（載廣東《學術研究》1978年第1期）、《“濮”與船棺葬關係管見》（載雲南《思想戰綫》1985年第6期）、《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濮、萊的關係及其流傳》（載《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2期）等。這些論文雖然大都側重於對南方民族關係的探究，但却貫穿着以人類學理論爲指導，從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綜合研究的寶貴思想。

　　（六）善於吸收新學科的研究方法

　　在如何看待西方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上，樑釗韜教授並不反對“拿來主義”，但認爲關鍵在於把拿到的東西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吸收、繼承，使之適合中國的國情，爲我國的民族發展繁榮服務。他極力反對“食洋不化”，認爲我國人類學必須中國化，而不是全盤照搬的西方化。1986年11月28日向人類學係全體師生作“訪美觀感”專題報告時説：中國人類學需要學習美國人類學的先進方法和實驗手段，但對其理論必須作一分爲二的揚棄，切忌照鈔，否則難以適應國情。

　　70年代末，西方出現了新的學科“Ethnoarchaeology”，國内一些學者將之譯爲“種族考古學”。樑釗韜教授獲悉後，認爲這個術語具有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合而成爲新的一門學科的含意，且又與他多年所使用的“民族考古”這個詞的内容和意義有相互一致之處，而建議將之譯爲“民族考古學”。並與張壽祺教授合寫了一篇題爲《論“民族考古學”》（載《社會科學戰綫》1983年第4期）的論文，專門探討這門新興學科爲什麽會産生，它在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研究上能起何種作用，並對這一學科作了展望。此文發表後，在國内學術界雖然引起過争論，但筆者認爲文中對“民族考古學”方法的界定是很有學術價值的：“‘民族考古學’，既不是考古材料臨時附加一點點民族學資料，作牽强性的對比和凑合；也不是民族學資料添加一點點考古資料隨意進行類推。‘民族考古學’之爲‘民族考古學’，乃在於科學不斷向前發展進程中，以‘民族學’的方法和資料，跟‘考古學’的方法和資料，與歷史學的文獻，互相印证、互相補充、互相綜合，對一些歷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細緻的説明。”

　　由於樑釗韜教授在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多種學科的教學和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他蜚聲中外。美國傳記協會爲了表彰樑釗韜教授對中國人類學的貢獻，1986將他列入了《國際出色領導人物指南》（或譯《世界名人録》）中，並頒發了奬狀。總編輯部的裁定書指出：“樑釗韜教授因對中國人類學的奠基工作作出卓越貢獻，已由編輯部選定，將收入《國際出色領導人物指南》第二版。”

　　五、追求真理　堅持馬列

　　樑釗韜教授受到社會和人們的敬重，不但因爲他是一位教育家和成就卓著的學者，而且還在於他是一位真正的，追求真理，堅信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

　　樑釗韜教授作爲著名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學家，其一生的學術任職甚多（樑釗韜教授的學術任職除文中已提到之外，還有中國人類學會主席團成員，以及中國人口學會，太平洋歷史研究會等學術團體的理事和國家當代人類學會委員。）交往很廣，樑釗韜教授與學術界名流交往頻繁，據筆者所知，除他的老師楊成志、林惠祥、鄭德坤教授外，常與古人類學和考古學界的裴文中，楊鐘健、周明鎮、吴定良、賈蘭波，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吴澤霖、楊堃、江應樑、秋浦，民族史學家馬曜等均有往來；在學術活動中，只要有機會他都一定抽空拜訪，或聽取他們的意見，或磋商學術問題，或請他們作學術報告。在學者當中彼此難免有“文人相輕”的習氣，但先生對持有不同意見的雙方都一視同仁，真誠地待之以禮，這種爲人的美德是令人景仰的。

　　樑釗韜教授一向熱愛中國共産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祖國；在教學和科研上始終如一地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爲指導。先生50年代就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産黨，直到1987年5月病重住院，仍多次提出申請。十年浩劫期間，他雖然蒙冤被關入“牛棚”，後又到粤北干校，但他絲毫未動摇愛黨、愛國和堅持馬列之心，反而在逆境中將書齋命名爲“秋菊齋”，以表明自己的高風亮節。此書齋名可能源於屈原《離騷》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飧秋菊之落英”的詩句。因此，秋菊齋之名，足見先生修潔自持和追求真理的堅定信念。1986年秋，樑釗韜教授訪美歸來，於同年11月28日向人類學係全體師生作“訪美觀感”報告，一分爲二地暢談了他此行的感受。會後他與筆者談心：我的愛人、兒子都在美國，我完全可以不回來，但我是一個中國人，是中國高等學府的教授，我要爲中國人民服務，不願寄人籬下，所以毅然與愛人一道回到中國。簡短的談話，表明瞭一名中國學者的崇高品德和一生的向往。

　　樑釗韜教授的愛國情懷，還表現在他經常向海外的親友宣傳國家的政策，將募得的基金用於中大樑銶琚堂、附小圖書館的建設上，而自己則從未向親友要過半分錢。

　　經過長期的考察，中大黨組織根據他的意願，决定批準他入黨。當他在醫院病榻上聽到這一喜訊後，心情激動不已，認爲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歸宿，實現了夙願，感到無限欣慰。

　　1987年12月2日樑釗韜教授不幸病逝於廣州市河南醫院，享年71歲。噩耗襲來，師生悲痛不已！前往廣州殯儀館參加追悼會的中大師生員工，以及他生前的海内外親戚朋友共1000餘人。人類學係敬送的挽聯，足可以概括他一生最大的貢獻：“確定馬壩人博貫古今奬掖自作人梯今有幾，復興人類學名標中外創業身萎不已世無多。”

　　樑釗韜教授雖然已離開了我們，但他畢生爲國育才的高尚品德，勇於創業的精神，嚴謹治學的態度，學術上的奉獻，熱愛祖國的深情，以及平易近人的艱苦檏素的生活作風永昭後世，爲人景仰！

　　

　　1989年中秋撰於中山大學

　　

　　附記：此文原載《廣東文史資料》第64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翌年《順德文史》第22期（1991年3月）作了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