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從西方傳入我國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隨着現代科學技術的日益進步，世界不同文化類型的民族之間相互交往的頻繁，今天它已發展成爲一門綜合性的應用學科。文化人類學的應用研究，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利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來分析研究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從而幫助人們尋找處理和解决這些問題的途徑和具體方法。諸如文化人類學家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參與人口、教育、衛生、都市化、經濟發展、社區發展等問題的探討，協助政府及有關機構和組織尋求有效的對策和措施；二是運用文化人類學有關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知識與觀念，解釋人類群體内的一般行爲，如解釋工廠或企業的内部結構和人際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或促進工作效率等等。

　　本文試圖利用文化人類學的有關觀念、知識與方法，對目前我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進行考察，從中找出我們認爲可以解决問題的綫索，或者給人有某種啓示的意見，作爲引玉之磚，以促進文化人類學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問題的應用研究的開展。

　　一、歷史的回顧

　　我們認爲，文化人類學從一開始就是爲社會現實服務的，所以，“人類學之父”泰勒將之稱爲“革新者的科學”、“决策的科學”〔1〕。人們踏入二十世紀，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利用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解决社會現實問題變得愈來愈普遍，時至今日，這種應用研究已成爲文化人類學發展的主要方向。

　　據學者的一致意見，文化人類學被引入中國是在1926年，我國文化人類學家在很早就已注意到這門學科對現實問題研究的意義。如林惠祥先生曾指出，文化人類學的目的有“蠻族的開化”和“文明民族中野蠻遺存物的掃除”〔2〕。李安宅先生1935年在其譯作《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的序言中也説過：“我們不希望對於自己的社會基礎——農村——有科學的認識則已，不希望對於邊疆社會加以開發與鞏固則已，如其希望，則必要脚踏實地的細大無遺的社會學，這等不以近代城市文明爲背景的社會學，不以西洋工業化的大量生産的農村爲背景的社會學，便是譯者心目中的人類學，便也是這譯本所提倡的人類學”；“中國以農村爲基礎，中國的農村又不是工業化的農村，所以用人類學來研究中國農村正合適”。〔3〕這時期，不少人類學家還試圖利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與知識來研究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其中尤以費孝通、陳達、史國衡等人的工作最爲引人注目。費孝通先生在1938年寫成《中國農民生活》一書。這是第一本試圖改善中國農民生活，從而改造社會的人類學論著，也是第一本有意識地利用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功能主義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我國漢區農民的應用之作。費孝通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在該書前言中這樣評價道：“此書將被認爲人類學實地工作和理論的發展的一個里程碑”〔4〕。費孝通先生的學生史國衡在1944年寫出《昆廠勞工》一書。這是運用文化人類學理論研究舊中國工廠内部結構的應用之作。史國衡的研究及其分析結果，不僅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而且對今天的文化人類學的應用研究仍有借鑒意義。陳達先生在1946年寫成的《現代中國人口》，對我國近百年來人口的發展規律進行了深入探討，並結合二十多個國家的人口研究資料，進行了對比分析；同時還研究了人口政策諸問題，並涉及優生學、性教育等問題。由於它是一本應用之作，故曾被國外學者譽爲“一本真正以科學態度論中國的書”。〔5〕

　　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三十年代以後在我國掀起的社會學調查熱潮。這種調查的目的是爲了“邊政服務”，其思想主要來源於：（一）社區調查的思想和方法；（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就，尤其是文化功能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三）文化生態學的研究成就；（四）地域調查運動的理論；（五）文化社會學的研究成就。〔6〕這種社會學調查，均包含了利用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思想和内容。當時或以後成書的《禄村農田》、（費孝通）、《易村手工業》（張之毅）、《凉山彝家》（林耀華）等，也都體現了這種利用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思想。

　　上述前輩學者面向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現實的研究，由於時代和條件的局限，對問題所持的見解盡管還有些偏頗，甚或欠當之處，但他們力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和方法去考察社會實際問題的方向，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傚法的。他們在學術上的辛勤耕耘，實際上已啓我國文化人類學應用研究和“文化人類學中國化”的先河。我們應該繼承他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大力開展我國文化人類學的應用研究，逐步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人類學。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有組織有計劃的指導下，從1953年開始，對除臺灣外的各地申報的幾百個民族名稱進行了大規模的識别。在民族識别過程中，我國文化人類學家大都先後參與了民族調查工作。他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爲國家制訂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有關政策提供了事實依據和參考意見，也爲少數民族地區恢復和發展生産，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提供了科學根據。

　　“文化大革命”以後，文化人類學這門被遺棄、被排斥的學科恢復了其社會地位，也得到承認和肯定。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文化人類學雖然發展仍很緩慢，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已開始意識到利用文化人類學知識、觀念和方法來研究、分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實際問題的迫切性，而文化人類學家也敏感地覺察出這種應用研究的方向正是文化人類學得以勃興的主要動力，從而朝着這個方向努力進行探索，争取在廣闊的文化研究領域中，爲國家、民族做出本學科的更大貢獻。

　　二、應用研究的内容

　　利用文化人類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研究社會現實問題，包含的内容很多，範圍很廣。文化人類學家以自己對社會、文化及人際關係的瞭解，提供各種有價值的知識和觀念，可以協助改善和解决各種社會現實問題。這方面的内容涉及文化變遷、社會行爲、人口問題、鄉村與城鎮的發展、工藝技術與經濟發展、傳統文化與商品生産的適應、教育、衛生、營養、行政管理、軍事、犯罪等等。實際上，由於文化人類學將人類社會、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均包括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因而運用它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現實問題的範圍也异常寬廣，有關人類行爲與人類心理的各個部分、層面，以及影響這些行爲、心理的諸種因素，均可利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我們認爲，文化人類學對我國現實問題的研究，主要内容似有以下諸方面。

　　（一）經濟發展的研究

　　文化人類學對經濟發展的研究，着重於探討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文化人類學在整個事物的環境中研究每一種現象的全面觀察方法，對宏觀經濟控制和社區經濟發展的研究都具有極大的意義。文化人類學提供的關於整個社會或社區的文化背景材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在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經濟行爲過程中，經濟人類學脱穎而出。它一方面揭示人類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的不同經濟現象及其變化過程；另一方面企圖爲解决現代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種種現實問題提供理論上的依據和實踐中的方案。因此，文化人類學對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經濟人類學的成果中。

　　我國目前正處在由傳統的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時期，經濟發展成爲國家的頭等大事。這個問題在民族地區顯得尤其突出和重要。然而，由於傳統生産方式的束縛，以及舊的風俗習慣的影響，我國不少地區發展商品經濟的條件還很差，人們的思想觀念也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一些閉塞、落後的山區以及多民族雜居區或少數民族聚居區，發展商品經濟的阻力仍然相當大。如《富饒的貧困》一書中所寫：雲南“許多山區視放火燒山爲人類行爲之正宗，至今把做買賣、商品交换當成不光彩、不道德的勾當。養猪養鷄是爲了自己吃，養牛是爲了給别人看（夸富）。一户農民要種十多種以至幾十種作物，以求自給自足。勐海縣西定區有個重點户，殺了口猪在區上賣，賣了三天還没有賣完——没人買。勐臘縣義武區一個哈尼族大隊，大隊長根據上級指示，下令群衆去趕集。結果自己却在趕集的半路折了回來，——怕丢人”〔7〕。此外，在少數民族中普遍存在着“重義輕利”的觀念。據海南黎族的同志説，當地一中年婦女，丈夫叫她挑芒果到集市去賣，沿途見到親戚朋友，便拿出來贈送，還未到市場，一擔芒果已經分送完了，結果一分錢也没有得到。〔8〕又如小凉山彝族地區，在縣城上百家飲食經銷業中，除本民族幹部家屬經營的個别經銷店外，其餘全部是外族外商。究其原因，本民族開辦店鋪以後，由於家支親戚白吃白拿的多，致使小店招架不住傳統消費的切割而關門倒閉。〔9〕這種基於狹小的自然經濟之上的原始的民俗心理觀念，顯然對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很不利的。因此，研究這些民族和地區傳統生産方式和風俗習慣對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或作用，探索耕作習慣、經濟形式、風習、思想觀念、民俗心理等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或促進的影響，對民族或社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無疑是有幫助的。

　　當然，中國文化人類學對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仍很薄弱，但是，隨着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過渡，文化人類學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能發揮獨特的作用，這一思想會爲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其應用研究的領域將越拓越寬。

　　（二）人口問題的研究

　　文化人類學參與人口問題的研究，旨在指出影響人口數量、質量、結構比例等的文化因素，從而爲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提供參考意見。

　　人口研究的文化人類學方法，主要仍然是全面觀察法。通過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認識，通過對人們生活習俗、生育制度和思想觀念的認識，指出人口變動及産生種種人口問題的原因，從而最終爲制訂、實行有關政策和措施提出方案。

　　我國目前人口問題比較嚴重，如數量多、基數大、結構比例不合理等等。然而，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生育制度、思想觀念及習俗等，對有效地實行人口控制與調整，解决日益嚴重的人口問題，都是一些很大的阻礙因素。文化人類學參與對這些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提供有關影響人口問題的詳細資料。諸如1986年夏，我們在粤北乳源瑶族自治縣一個區的調查中發現，全區六個瑶鄉的計劃生育工作開展得比較順利，原因是這些地區的瑶族一直有自我控制人口的傳統，生了三胎後即主動進行結扎手術（有關政策規定瑶族可生三胎）；而該區唯一的漢鄉，計劃生育工作很難開展〔10〕。究其原因，與當地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封建倫理道德觀有密切聯繫。利用文化人類學的有關知識對這類問題進行比較研究，有利於有關人員瞭解影響人口問題的諸種因素，從而有利於人口政策及其他措施的具體落實。

　　（三）教育問題的研究

　　文化人類學研究教育問題，大多數學者都認爲，主要是探討教育的演變過程，探討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的教育，以及教育與政治、經濟、社會層次、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教育與文化傳遞的連續性、間斷性的關係，非學校教育等等。目的是爲了幫助解决教育過程中産生的種種實際問題。其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參與觀察法，兼以文字材料、數字統計、録音録像、心理測驗等等，進行綜合的或固定問題的分析研究。

　　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有關知識與方法研究我國教育問題是一個新的方向。目前，我國部分漢區及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存在許多亟待解决的問題，如入學率、昇學率、鞏固率均不高，教學效果不理想，學生對教學内容不易理解以及雙語教學、經費不足、師資缺乏和如何編寫鄉土教材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學校與社會文化環境的關係。如雲南部分傣族地區，十餘歲的小男孩紛紛脱離政府開辦的學校，被家長送入緬寺當小和尚，使學校教育入學率明顯下降，或成爲“女子學校”。〔11〕原因在於當地民間習俗的壓力，即認爲男子必須入緬寺當過和尚，否則受到輕視，甚至連對象也找不到；而誦經和其他手工操作，同樣可以學得知識。青海有一些牧區，因爲經濟原因和思想認識上的原因，學生入學率也相當低〔12〕。又如廣東部分瑶族地區，女孩入學率明顯比男孩的入學率爲低〔13〕；等等。引起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問題的方法不能單純依靠行政手段，或期望通過一定的經濟制裁就能産生效果；只能依靠對各地具體歷史和現實社會問題的瞭解，通過對這些民族或地區傳統習慣、民俗心理、經濟文化背景的探討，采取適應這些地區文化背景和文化變遷的靈活措施。文化人類學對不同文化的分析和理解，有助於探求産生各種各樣教育問題的根源和尋找解决這些問題的方法。

　　（四）鄉村與城鎮發展的研究

　　文化人類學對鄉村與城鎮發展問題的研究，在我國仍屬新的課題。我國不少學者雖然對少數民族村落曾做過一定的調查研究，但總的説來，對各種類型的城鎮及廣大漢族鄉村的研究，尚缺乏先例或剛剛起步。

　　文化人類學研究鄉村與城鎮發展問題，使用的方法是跨文化比較研究方法以及參與觀察法，注意處於不同文化環境下鄉村地區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探討鄉村文化環境對該社區發展變化的作用和影響。在城鎮研究中，對通過各種途徑（如移民等）而來自不同文化環境的人口進行調查，探究其在城鎮文化環境中碰到的普遍問題及適應城鎮生活的方式。以及其他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問題。同時還探討城鎮中各種群體（如社團、集團、公司企業、商店人員等）的内部結構與生活方式。在這種研究中，文化人類學家往往還要進行長時間的追踪調查。

　　我國目前城鎮都市化的傾向還不甚明顯，但是鄉村地區和中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却很快，尤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其他地區爲最，這樣隨之而將出現城鄉一體化。由於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兩大亞文化系統間的巨大差异，而産生許許多多的實際問題。諸如在廣州，由於特區政策的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擁了進來，定居在遠郊或近郊，甚至市内。這些人的家庭生活習慣、人際關係等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適應廣州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也碰到了不少問題。另外，廣州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在珠江三角洲，尤其在南海、番禺、順德、東莞、花縣等地迅速傳播，但是，這些地區的傳統生活方式並没有因受衝擊而消失迨盡。於是，兩種亞文化便因接觸頻繁而産生衝突、摩擦，群體内因此而産生明顯的“代溝”。我們認爲，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和解决，均需首先研究城鄉兩種文化間的异同，及其相互涵化的規律，從中找出解决衝突、摩擦的良好方案，促進生活的和諧。但這些研究都只能在文化人類學家的專業指導下才能順利完成。在城鎮市政建設和公共設施等的設計中，同樣需要考慮多樣的文化特點，考慮人們對擁擠的生活空間的態度和適應過程。因此，文化人類學參與對城鎮生活及都市文化的調查研究，探討都市的發展趨勢，對有關機構的工作及有關政策的制訂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五）衛生和營養問題的研究

　　人類學與公共衛生問題，很早就引起有關機構和人員的關注。在國外，公共衛生政策的制訂，必須首先瞭解不同文化的人們對衛生設施、衛生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需要和態度，並要瞭解各地區、各種文化的衛生習慣。這些工作大部分由文化人類學家來承擔。文化人類學對公共衛生問題的研究，包括研究不同文化對傳染病、地區性疾病、精神病等疾病病因的解釋，以及對疾病的分類、防治等問題。從而有助於衛生醫療機構掌握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有效地實施治療和其他衛生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隨着現代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活日益復雜化，居民的心理狀態也隨之而變得復雜，於是文化人類學家開始着力於個性和精神心理的調查研究。然而，這種研究在我國尚不爲人們注目，考慮到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將可能出現類似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我們認爲開展居民個性與精神心理的文化人類學的調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我國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十分明顯，反映在醫藥和衛生上各有自己的習慣和認識，有的民族甚至還相信巫術療病法。因此，以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研究各民族文化對醫藥及衛生問題的作用和影響，將有助於提高各民族醫藥水平和改進衛生習慣。另外，對某些地區性疾病和由於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的防治，也需要首先對文化背景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如鼻咽癌的發病率以廣東人爲多，有人經過研究，認爲這與廣東人自小喫咸魚的生活習慣有關。又如X—地中海貧血在我國的發生率高達293—149%，超過世界人口的遺傳負荷數126%〔14〕，這是令人喫驚的數字！很明顯，這種疾病的導因與我國的生活習慣有直接關係，因此需要文化人類學參與研究，探求導致這種疾病的文化因素，並幫助尋找有效的防治措施。

　　文化人類學對營養問題的研究，主要探討文化對營養吸收的影響，探討不同文化的食品分類、飲食習俗、營養供求系統等等，試圖幫助解决某些營養失調問題。

　　我國民族飲食文化極其豐富多樣，並使西方人羡慕不已，然而民間的飲食習俗對營養吸收却比較忽視，因而需要有中國獨特的飲食療法作爲一種補充手段。要科學地認識和理解中國的這種營養供求與調整系統，必然需要文化人類學提供的有關整個文化體系的材料。我們認爲，中國的飲食療法，也只有在文化人類學知識的指導下才能更加科學化。又如，在對我國三萬名城市兒童的調查中，發現竟有40%是缺鐵性貧血兒童，而另一方面，由於營養過剩或不平衡帶來的疾病却日益增多。〔15〕這不僅反映我國飲食文化中那些非營養型的飲食習慣的嚴重不合理性，也表明我國傳統生育制度和其他習俗對營養問題的影響是極大的。這些問題，都亟需文化人類學家去探討和指導。

　　（六）政府工作及政策的研究

　　文化人類學對政府工作及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探討某些政策或工作在各地區各民族中實施的可能性和可能産生的影響。對文化的差异性异常敏感的文化人類學家非常明白，文化間的輕微差异或相互間的誤解，都有可能導致政策具體執行人員無法開展工作。因此，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介入，擔當文化中介人，幫助政府工作人員，促使一些具體性政策能够發揮作用。

　　我國文化人類學在這方面的應用研究，目前仍没有受到重視。文化人類學强調文化因素的作用，認爲制訂某項政策時，一定要考慮到不同的文化體系，决策要符合處於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的實際情况。在一般人員看來，這是書生之見，多此一舉，過於夸大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實際上，這是對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的極大誤解，同時也反映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知識亟需普及和宣傳。我們相信，政治體制改革後的中國，隨着文化人類學應用研究的日益開展，這個問題將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過去，我國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由於不顧及各民族、各地區的特定社會環境、地理條件和風俗習慣，用行政手段推行某些“一刀切”的政策，結果産生不少消極的後果，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如“文革”中不準回民進清真寺，强令其養猪和吃猪肉；用經濟手段禁止永寧納西族阿注婚，再如，粤北地方政府在連南排瑶地區進行的搬遷計劃未能取得積極效果〔16〕；貴州紫雲縣民委爲幫助該縣宗地公社中洞生産隊15户共63口人搬出原居住地——一個暗無天日的山洞，所作的努力也没有取得絲毫成效。〔17〕這些都是很發人深省的事實。

　　所以，文化人類學對政府工作及政策的研究，有利於提供切合實際的參考意見和提出正確的行動方案。今天，在促進各民族地區發展和四化建設過程中，文化人類學由於其本身的特點，而終要發揮其獨特的作用的。

　　（七）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六個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外，我們認爲，文化人類學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還涉及軍事、外交、青少年犯罪、現代婚姻家庭問題等等，這在西方國家都已有先例。諸如美國將文化與人格學派研究日本國民性的成果，用於對日軍事行動和軍事佔領，把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用於越南戰争和在南美的軍事行動；許多國家要求外交人員學習一定的文化人類學課程，以瞭解各國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民情風俗。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軍事力量是防禦性質的。然而爲了交往的需要，我們的軍事、行政和外交人員也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人類學知識。孫子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别人既然在研究我們，我們自然應該“禮尚往來”，也去研究他們。我國自對外開放以來，盡管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經濟貿易方面的受騙上當，以及國民精神受到某種程度的不良影響等等，與對别人缺少或没有進行文化人類學的各種研究不無關係。這種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

　　隨着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已成爲一種必然趨勢。文化人類學慣於從整個文化的環境中研究每一文化現象，因而更能全面地認識和理解各種文化現象——經濟、政治、宗教、人口變動、教育等的相互聯繫，避免了把他們看成似乎是獨立的單位的錯誤。正因爲這樣，文化人類學對社會文化的整體和各部分都有獨特的見解，因此其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内容是很豐富的。

　　三、應用研究中應解决的幾個問題

　　我們認爲，在應用研究中還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解决。

　　第一，前提問題。文化人類學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必須在它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基礎上進行。目前我國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建設及方法論研究相對落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利用文化人類學知識與方法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應用研究的發展。我們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通過結合中國國情的研究，以及對西方文化人類學各個流派精華的吸收和糟粕的批判，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體系。

　　第二，研究方法問題。文化人類學研究社會現實問題的方法，主要還是實地調查，即深入生活作全面而系統的觀察方法。在研究具體性問題如政治、經濟、教育、都市等時，把它們放在整個文化的環境中來考慮，避免將問題看成相互獨立的文化現象。這是一種辯證地考察問題的正確方法。由於文化人類學不僅對不同的文化系統進行整體研究，而且具有綜合各個學科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層面去共同探討某個問題的能力，因而能把對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建立在對整個文化系統的全面認識的基礎上。

　　第三，對利用文化人類學研究社會現實問題，並不是所有人都持肯定態度的。有人認爲這種應用研究不能促使基礎科學的發展，也有人擔心這種工作可能會誘使衆多的年青人類學者脱離與大學及研究中心（所）的聯繫，脱離一般的和理論性的研究，從而使文化人類學學科的發展遭到危害。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爲文化人類學首先是一門實用的科學，它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均是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基礎上總結發展起來的。文化人類學家有參與現實問題研究的經歷，更有利於他們從事經驗總結和理論研究，科學地把握、運用理論和創造、發展理論，對文化人類學的發展是一個促進。目前，我國科學界和社會向文化人類學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希望文化人類學走向社會，開展對各種現實問題的研究，與其他學科携起手來，解决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探討人們未來的生活方式。如果中國文化人類學不適應這樣的社會需要，對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事没有作出自己應有的反應，則將會成爲一門脱離社會生活的學科而不爲社會和人們所歡迎。這樣，文化人類學就缺乏活力，就没有發展的餘地可言了。

　　第四，國内學術界與實際工作部門的長期脱節和分離，影響了利用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現實問題的發展及效果。一是學校和科研機構的文化人類學家很少有機會在社會上兼職，不可能把文化人類學對某些問題的見解、觀念用於實際生活中。二是實際工作人員絶大部分没有受過文化人類學的訓練，對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現實意義缺乏認識和瞭解。這都是不利於應用研究的深入進行的。

　　第五，“職業道德”問題。西方人類學界對“職業道德”的討論比較多，在我國，無論是早期的文化人類學家，還是今天的文化人類學家，都是抱着改變中國民族的命運、改善人民生活的信念去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在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探討中，他們真正做到了與被研究者同命運、共患難，體現了文化人類學“爲創造未來的幸福的世界的參考”〔18〕的精神。中國文化人類學家所做的工作，最終是要使文化人類學成爲各族人民大衆的文化人類學。

　　綜上所述，文化人類學是一門外來的學科，它能植根於中國的土地，與前輩學者將之應用於社會現實生活的研究是分不開的。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極其豐富多彩，是文化人類學的用武之地；加之目前各民族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都等待着文化人類學家去深入研究，從而使這門學科顯得更加重要了。我們堅信，只要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爲指導，只要理論聯繫實際地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的活生生的問題開展應用研究，我國文化人類學就一定會蓬勃發展，成爲一門很有前途、很有價值的實用學科。

　　

　　注　釋：

　　〔1〕《民族譯叢》1985年第2期。

　　〔2〕《林惠祥人類學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頁。

　　〔3〕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李安宅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譯者序言第2—3頁。

　　〔4〕見《社會學與現代化》1985年第4期。

　　〔5〕同〔4〕。

　　〔6〕同〔4〕。

　　〔7〕《富饒的貧困》（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頁。

　　〔8〕中山大學人類學係張壽祺教授提供。

　　〔9〕《民族學通訊》（中國民族學會編）第68期。

　　〔10〕見1986年夏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民族學專業83級調查整理的《乳源瑶族自治縣必背區瑶族社會調查材料》（附：横溪漢鄉調查材料），中山大學人類學係資料室收藏。未付印。

　　〔11〕《雲南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

　　〔12〕《民族學通訊》（中國民族學會編）第67期。

　　〔13〕《民族學通訊》（中國民族學會編）第60期。

　　〔14〕《民族學通訊》（中國民族學會編）第92期。

　　〔15〕《羊城晚報》1987年9月22日。

　　〔16〕同〔13〕。

　　〔17〕同〔7〕，第55—56頁。

　　〔18〕林惠祥語，轉引自《厦門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原載雲南《思想戰綫》1988年第5期,此文與陳運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