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1991年10月初版，印數只有1000册，除留出部分用於本科（高年級）和碩士研究生作爲課本外，不到一年便銷售一空，未能滿足來函訂購者的需要，深感遺憾。其後，中大出版社曾擬再版，但終因經費和責任編輯已退休等問題而擱置下來。1996年，人類學係開設“在職研究生課程班”，爲解决《嶺南文化與民俗》課程參考教材而由中山大學教材科將此書重印了一次，但册數有限。根據本係教學計劃，民族學專業95級學生1997學年度第二學期需選修《文化人類學》，故又得再次重印。現借此機會，簡略地談談本書在學術界的反響。

　　此書面世後，深得同行的好評，辰黎先生曾以《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人類學”》爲題，在《民族研究動態》1992年第3期發表評論，認爲本書具有如下特點：（1）搆架和章節與同類著作有很大的不同，諸如聲言本書以研究“本文化”爲主而處處冠以“中國”字樣，“文化區域結構與多重性發展”（第三章）“體質與文化”（第六章）、“文化，心理與社會行爲”（第七章）等，體例立意都較爲新穎，正文叙述别具一格；（2）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爲指導，以本國多學科的文化資料爲主要依據的文化人類學在國内尚無先例，體現了編撰者解放了思想；（3）聲言此書爲中國各民族的繁榮昌盛和“四化”建設服務，使研究目的具有强烈的現實性；（4）書中運用了新發現的考古材料，論证了文化的起源、發展，駁斥了“藏族外來説”的荒謬等重大問題；（5）很好地論证了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指出漢文化本身就是歷史上各個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融合而成的，因而其中藴涵着許多少數民族文化成分，搆成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的學者讀過此書後，“覺得與國内同仁所出的同類著作相比，有較强的個性和特色，編撰的體系和涉及的内容上有鮮明的獨創性，使人耳目一新，頗有啓發。”（引自孫秋雲先生給副主編的信）。據我們所知，國内一些高等院校也曾以此書爲碩士生的參考教材。

　　1994年7月，本書獲廣東省優秀科學研究成果評奬委員會榮譽奬。

　　可見，此書的社會反響是好的。

　　然而，個别人對此書也有貶詞，這是我們在一篇專門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指責國内研究文化論著的名曰《試論發展中的我國文化人類學》的文章中看到的：“有的編著者，對有關當代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上仍然以我國傳統民族學那一套爲滿足。在一本1991年10月份出版的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材裏邊，不但當代盛行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又稱Crosscultural Comparison）不見了，而且對主客位研究（Emic Approach，Etic Approach）也作出别具一格有‘方法論特色’的説明：我國文化人類學主要是對本文化的研究，與西方文化人類學研究异文化的傳統（即以旁觀者身份考察异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因此，必須把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結合起來，才不會産生偏頗。據筆者瞭解，編著者是把跨文化比較研究視爲‘殖民主義的東西’的，當然不屑一顧，在教科書上不可能有一席之地。”（見《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不難看出，這是摘取書中某章的片段而發的“高論”。不過，就這幾句不倫不類的話，已足够衡量出這位先生的學術水平了。

　　第一、二句話反映了他不懂這兩門學科的研究方法的异同和相互借用的關係；第三、四句話則是對此書編者的誣告，因爲本書第四章“文化關係”幾乎通篇都是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内容，不是“不見了”，而是視而不見，或未讀懂；第五句話很像好奇情异想的堂吉訶德與風車（假想中的敵人）搏鬥，因爲本書根本就没有這一方面的内容，只不過是借用這兩個詞説明文化人類學家無論是研究本民族文化還是异民族文化都要站在恰當的立場上；最後四句話是對編著者的栽贜，他因爲在書中找不到根據，所以使用了“據筆者瞭解”這個遁詞作爲立論的依據。但這種莫須有的“評論”，却裸露了這位先生爲媚洋而企圖翻歷史的案的一種心態，因爲西方早期文化人類學帶有殖民主義色彩在國内學術界已成定論。這位先生還將其擅長而又慣用的以點帶面的手法，用於對本係教材《新石器時代考古》和國内其他學者的論文的攻擊（詳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2期《從一位考古學家的諍言談起——三論文化人類學知識與考古學研究》一文）。因與本書無關，不贅。但必須嚴肅指出，這些别有用心的“評論”，除誤導讀者外，無學術價值可言。

　　

　　副主編1997丁醜年冬於康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