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天還未亮，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人類學係辦公室主任樑超同志的電話：樑先生已於凌晨三時二十分去世了！噩耗襲來，使我驚愕，悲痛不已，我没料到他竟歸去得如此匆促，因爲前天去看他時，他還談及《文化人類學》書稿的編寫和係裏教師晋昇職稱的事，並約我下次再來，怎能想到這次見面竟成永别！爲料理後事，校、係有關人員接連開了幾次會，這期間，先生的音容、家世、往事、風範、常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樑釗韜教授，廣東順德縣人。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於一個採礦家庭，自幼就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一九三五年入厦門大學歷史社會學係學習，一九三七年轉讀中山大學歷史係，畢業後進中大研究生院從師楊成志、羅香林專攻人類學，一九四一年獲碩士學位，先後執教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講師、副教授。解放後，一直在中山大學任教，歷任歷史係、人類學係副教授、教授，歷史係考古教研室主任、人類學係主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第四届、第五届廣東省政協委員等職；并兼任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會主席團成員，以及中國考古學會、中國人口學會、太平洋歷史研究會等學術團體的理事和國際當代人類學會委員。這些光榮的履歷是先生一生從事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人類學教學和科學研究的見证，是其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人民教育事業和學術的最好説明。

　　先生勤奮的一生，其貢獻是多方面的。

　　先生一向關注人民的教育事業，其勇於創業精神則暮年身萎而不已。他四十年如一日，長期耕耘在教學第一綫的園圃中，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園丁，嘔心瀝血爲國家育英才，真可謂桃李滿門。僅以近幾年而言，先生就以羸弱多病之軀，培養了十四名碩士研究生和四名博士研究生。爲了更好地培養學生，先生非常重視教材建設，認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五十年代，就親手編寫了《中國考古學通論》、《原始社會史》、《人類學概論》等曾被當時的教育部列爲全國交流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先生即首倡在高校恢復民族學課程，爲了贏得同行的支持，不辭勞瘁四出奔走，同時指導我們編寫出《中國民族學概論》提綱，於一九七八年冬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召開座談會，徵求各方同仁的意見。此書能獲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奬和獲中山大學優秀教材奬，是與先生的辛勤澆灌分不開的。從培育人才和關心學科的命運看，先生對促進我國民族學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先生十分關注考古事業的發展，在他任中山大學歷史係考古教研室主任時，就爲建立考古專業操勞，虚心聽取同行的意見，排除困難，逐步創造條件，開設考古專業。先生認爲“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國家，擁有异常豐富的人類學研究資料，中國應該建立自己的人類學”。在這種勇於開創的思想指導下，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先生積極投入了復辦人類學係的籌備工作，他親自向學校和當時的教育部寫報告，論证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人類學，一九八一年終於在中山大學復辦了全國第一個人類學係。由於白手起家，百廢俱興，從係領導的調配、教師的人選到專業的設置，教學計劃的擬訂，基礎課程的安排，都親身參與。人類學係復辦後，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親自在中山大學主持召開了第一届國際人類學學術討論會。會議期間，外國學者瞭解人類學係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後，稱贊説：“中國的人類學係才是真正的人類學係！”

　　先生非常重視理論聯繫實踐，在長期擔任原始社會史、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等課程的教學期間，曾多次率領學生到各地進行文物普查和考古發掘，並深入粤北、海南、滇西等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考察現行風俗習慣。在本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先生就跋山涉水勤考察，足迹幾遍瑶村、黎寨和滇西山區，《粤北乳源瑶人的宗教信仰》、《海南島黎族社會初步研究》、《滇西有關民族原始社會史調查材料初釋》、《廣東南海縣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調查》等，就是先生解放前後，在民族學和考古學方面重視實踐，身體力行的優秀的科研成果。一九八五年，先生爲了更好地指導他的學生——我國第一位藏族博士生格勒的畢業論文寫作，置年邁體弱於不顧，同格勒一道千裏跋涉，深入川西藏族地區進行考察，順利地完成了蒐集資料和論文寫作的任務。此外，先生還非常注重直觀教學，今天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文物館裏收藏近二萬件考古、民族文物，其中不少是他幾十年來從事艱苦的田野工作過程中搜集而來的。

　　先生一生勤勤懇懇在學術園地上耕耘，碩果纍累，自三十年代迄今，發表了學術論文一百多篇，其中《馬壩人發現地點的調查及人類頭骨化石的初步觀察》、《論“曙石器問題”争論的學術背景與中國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質問題》、《關於原始社會史的幾個問題——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西甌族源初探》、《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濮萊的關係及其流傳》等，在國内外學術界均有一定的影響。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先生以其豐富的學識和敏鋭的觀察力，根據廣東文管會副主任商承祚教授從馬壩帶回的曲江縣馬壩鄉農民在當地獅子山石灰岩洞穴撿到的頭骨化石碎塊，斷定它是古人類階段的人類頭骨化石。馬壩人的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意義，它對我國乃至世界的古人類學研究都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因爲這一發現從此填補了從猿人到新人的中間環節，找到了人類進化史長鏈中失落的一環。

　　先生在學術上造詣甚深，他經常教導學生和青年教師，解决原始社會史中的疑難問題，必須運用考古學、歷史文獻、民族學三結合的互证方法才有可能。他經常説，考古材料無疑是珍貴的，但它是不會説話的静態的東西，文獻記載又比較簡略，其中還難免有錯漏和被歪曲，民族學材料是活的“社會化石”，是活生生的動態的東西，三結合就可以互相印证。正是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先生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經常深入地進行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田野工作；也正是在這種觀點指導下，他贊同多學科的互相滲透和綜合性研究，矢志不移地復辦人類學係，開設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體質人類學幾個分支學科的一系列的基礎課程，並主張文理浸透，開設古生物學、古地理學等理科課程。

　　此外，先生在推動我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促進百越史的研究，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於先生在教學和學術上的顯著成就，以及率先復辦全國第一個人類學係的功績，使他蜚聲中外，其名字被光榮地載入美國1987年出版的《世界名人録》中。

　　先生受到社會和人們的敬重，不但因爲他是一位成就顯著的學者，而且還在於他是一位正直的，追求真理，堅信馬列的知識分子。先生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祖國；在教學和科研上始終如一地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爲指導。十三大後，他雖然病重住院，仍然强調必須把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結合起來，面向世界現實，結合中國國情，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他説：“我們要吸收西方人類學的精華，但我們的人類學與西方的又不一樣，我們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也就是説，先生對“拿來主義”精神是肯定的，但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地批判和吸收、發揚和繼承，使之適合中國國情，爲我國民族的發展繁榮服務。他極力反對“食洋不化”，認爲我國人類學必須中國化，而不是全盤西化。先生對馬列主義的信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衝擊也毫不動摇；爲了表明自己的高風亮節，他將書齋命名爲“秋菊齋”。此名可能源於屈原《離騷》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詩句。因此，“秋菊齋”之名，足見先生修潔自持和對馬列主義的堅定信念。先生六十年代就開始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産黨，直至病重住院，仍多次提出申請。中大黨組織根據他的意願，經過長期的考察，决定批準他入黨。當先生在彌留之際聽到這一喜訊後，心情激動不已，認爲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歸宿。

　　先生爲國育才的貢獻，不但表現在他勇於創業的精神，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甘當人梯，奬掖後進。他對青年教師的成長極其關注，爲了幫助他們備好課，甚至連自己的手稿和珍藏的資料都無私地提供給他們參考，使用；將專業書籍（哪怕是剛從國外買回來的名貴圖書）借給研究生、教師們更是平常的事。學術上的解疑，先生更是耐心細緻。先生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給師生以深刻的教育和啓迪。

　　總之，先生的一生是爲教育和科研事業鞠躬盡瘁、將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祖國和人民的一生，他的光輝事迹永昭後人，永遠值得我們追憶和懷念。我們雖然痛失了一位可敬的創業者和老師，但他栽下的大樹正在枝繁葉盛，開花結果。先生的未竟事業，後繼有人，人類學學科的發展將會更加興旺發達。

　　樑先生安息吧！

　　

　　（原載《民族學通訊》第71期，中國民族學會編，198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