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隨着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對内搞活政策的實施，各條戰綫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全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由於歷史上的種種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與漢族地區相比，出現了較大的差距。據學者們估計：漢族地區的温飽問題多數已過關，一半人已經開始富裕起來，三分之一的人比較富裕了；可是少數民族（尤其民主改革前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少數民族）在貧困綫下的比例較漢族大得多，約占少數民族人口總數的20%〔1〕。這個估計大體上是正確的，這種情况是值得每個民族學工作者深思的。如果不盡快縮小乃至消滅這個差距，要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達到各民族共同繁榮，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向民族學者提出了一個緊迫的課題：必須加强學科的應用研究和理論建設，以調查、探討和解决少數民族地區自國家實行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對内搞活政策以來出現的各種新情况、新問題，以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本文擬就這兩個問題談點淺見。

　　一、關於加强中國民族學的應用研究問題

　　我們通常所説的應用研究，是指運用一門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去調查、探討和解决它的研究對象所産生的實際問題，爲政府决策部門提供可靠的報告和制定政策的必要的理論依據。在社會變革時期，這種應用研究往往由於能帶來較大的社會效益而顯得特别重要。因此，應用研究已成爲當今世界一個時髦的科學概念，並爲人們所接受。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門學科都是爲瞭解决當時社會的實際問題才應運而生的，换言之，其産生完全是由於社會發展的需要。19世紀中葉産生於西方的民族學是這樣，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將民族學的經過繼承和借鑒的知識、理論和方法應用於國内民族研究而形成的中國民族學也不例外。

　　强調社會科學要爲現實服務，是我國學術界的傳統。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大都遵循了這個傳統，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中國民族學在爲現實研究方面，諸如始於1953年的民族識别，始於1956年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領導下開展的全國性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就是旨在爲當時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服務的。誠然，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當時的應用研究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民族調查研究中，只重視經濟基礎而輕視上層建築，尤其是宗教信仰、婚喪習俗等方面，致使“在意識形態方面，搞得不深不透”，“需要補課”〔2〕。片面性的另一種表現，是在强調學術爲政治服務的同時，忽視了其他方面的應用研究。這是我們必須記取的歷史教訓。

　　民族學加强對少數民族地區新情况、新問題的應用研究，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少數民族地區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的迫切要求。民族學要與其他學科携起手來，共同探討和解决這些新情况和新問題。少數民族地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遇到的急待解决的新問題有：耕作方式的現代化、商品經濟的發展、新技術的引進、鄉鎮企業管理的科學化、人口的合理控制、民族教育的發展、工農業發展與生態的平衡、移風易俗、提倡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能否妥善解决，都將直接關係到延緩或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國民族學的應用研究就在於利用本學科的優勢探討各種民族文化給實施這些項目帶來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並從民族學角度解决這些影響，即發揮積極因素，排除消極影響，或提出看法，與毗鄰學科作綜合研究加以解决。由此可見，中國民族學的應用研究，對全面改革時期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特殊的作用。這些作用是其他學科代替不了的。下面試談幾個具體問題。

　　1．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民族歷史及其文化的復雜性，往往使一般經濟學的原理難於在民族經濟發展中起作用，中國民族學必須參與調查研究，並從本學科的特點去慎重思考和仔細分析存在的問題。民族學研究民族經濟的發展（如由産品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常常是在一個民族原有的經濟力量所能提供的基礎上進行，並在充分瞭解這個民族文化的背景下着手。這樣，民族學工作者就必須深入探討這個民族社會中一些與經濟發展有關聯的具體問題，如生産方式、社會組織、家庭關係、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心理素質等。并且時刻要估計到這些文化因素可能給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或消極的作用，然後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妥善解决。

　　解放初，國家給少數民族以物質方面（尤其生産工具和生活用品等）的援助，對恢復生産和發展山區經濟無疑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但是由於對某個民族的具體需要瞭解不够，因而發放了一些他們尚不懂得使用的生産工具。例如海南島五指山區的部分生鐵犁（黎族中保留原始公社殘餘較多的一個支係），就曾把政府贈送的鐵犁打制成其他用品，而未用於農業生産。原因是他們雖已知道用鐵，但還不會使用鐵犁。這個歷史經驗值得今天借鑒，它告訴人們：對民族歷史和現狀的詳細調查和瞭解，是開展民族地區任何一項工作的前提。

　　解放後，一些保留原始公社制殘餘較多的民族，仍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不過，這種原始的生産方式已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變化，摻進了不少新的内容。然而，有個别經濟學家在談民族經濟發展時，依然將它與毁林開荒劃上等號。從民族學角度看來，刀耕火種只不過是一種原始生産方式的遺留，它雖有毁林開荒的一面，但三十多年來，由於生産工具的改進，生産力的發展，不少民族通過生産實踐，已逐漸形成了一套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辦法，如有計劃地開墾新耕地，在耕地上種上各種易生易長的樹木，實行農作物輪種、間種，防止水土流失，使自然生態盡快得以恢復。1986年夏，筆者率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民族學專業83級學生在粤北乳源瑶族自治縣必背瑶山進行民族調查期間，就親眼目睹了瑶族同胞對上述方法的運用。〔3〕他們爲了保持水源，不亂砍群山頂上的樹木，多在山腰或山腰以下開墾耕地，並於新墾耕地上栽種生長較快的杉苗，然後按季節播種玉米、黄粟、蕃薯、旱稻等作物。這樣的耕地可連續耕種三至五年，俟杉樹長到一定的高度時，再另墾新地如法耕種。這種帶有原始色彩的農、林結合的生産方式，既維持了生態平衡，又保证了山區民族的糧食生産。如果把這種從形式到内容都有所改變的“刀耕火種”視爲毁林開荒而加以禁止，然後從外地運入糧食，是大大不合算的。民族工作者可以從這個例子得到啓示：在這類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就不能脱離這些民族現有的生産基礎另搞一套，否則就會違反民俗習慣龢民族意願而遭到反對。筆者認爲這類地區的農業經濟發展，關鍵在於改進生産工具（包括運輸工具），提高耕作技術，提倡良種，使管理科學化；與此同時，開展農業與林業相結合的科學研究，使兩者互相促進，形成良性循環，確保農、林兩豐收。在這個基礎上再逐步尋求發展的新途徑。

　　實踐證明，搞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也是民族地區脱貧致富之路。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必須因地因族制宜，實事求是地確立以一業爲主、其他各業爲輔的多種經營方針。在引進技術和良種時，必須與該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現有的生産水平相結合，不能脱離民族的實際。

　　民族地區在大力發展工農業的同時，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對森林和江河、空氣的破壞、污染，確保居民與自然界的均衡和諧。民族學要運用生態學的知識，研究保持民族地區的生態平衡。關於這一點，後文還要談及。

　　2．民族地區的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的嚴重問題。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長和確保優生優育，已成爲各國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人口發展總趨向仍然是不斷增長，據估計，到1987年年中將突破50億大關〔4〕。但綜觀各國人口的發展却又出現兩種傾向：一是某些發達國家人口逐漸老化和出生率下降；二是某些發展緩慢國家的人口增長率比物質生活資料的增長率還快。從恩格斯關於兩種生産的理論〔5〕來看，兩種傾向都不利於國家龢民族的發展，作爲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對此必須予以足够的重視。

　　在生育子女方面，我國各民族都有自身的特點。從生育習慣、子女價值、傳統觀念到家庭教育、血緣關係及民俗心理等，大都存在着阻礙控制人口發展的消極因素。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務必從民族學角度認真思考和分析這些問題，盡量杜絶造成過大的扺觸情緒，以利於人口有計劃地發展。對此，社會學的單純人口研究很難達到目的，民族學必須介入民族人口問題的研究。我們這樣説，並非排斥社會學對民族人口的研究，而是希望它與民族學携起手來，作多學科的綜合探討。

　　我國某些民族由於原始時代妻方居住婚風俗的殘留，重男輕女觀念比較澹薄，計劃生育工作容易實行。對這種風俗，我們要加以利用，使其注入新的科學内容。然而，對某些重男輕女和多子多福觀念較重的民族，就必須認真考慮其歷史原因和文化背景，詳細分析這種民俗心理的形成及其對計劃生育工作的消極影響，然後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和采取相應的措施。計劃生育的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質量問題。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這主要不單是研究生育年齡，而更重要的是研究民族的婚姻習慣。我國不少民族還殘留近親通婚的習俗〔6〕，從而造成後代不健康的後果。要解决民族地區的優生問題，就得先探討這些民族的文化内容，並從歷史、自然環境和社會諸方面分析産生和保存這種民俗心理的原因，然後通過提高生産力、科學水平和加强文化教育來達到改變近親通婚的習慣，實現最佳生育人口的質量。

　　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研究，民族學都應與民俗心理學合作方可達到理想的效果。

　　3．民族地區的教育問題

　　發展教育是民族現代化的關鍵，但民族地區的教育又必須與各民族現有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相適應，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不少民族地區都普遍存在入學率低、昇學率不高和女生少於男生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當直接與家庭因素和社會影響有關。筆者於1984年秋，在粤北連南瑶族自治縣三排區瑶族中，就發現該區中小學校的女生人數明顯少於男生人數和入學率、昇學率低的問題。盡管當地政府特意作出女生學費低於男生的規定，也並未能扭轉這種情况。這主要是人們頭腦中殘存着重男輕女思想，認爲女孩子讀書無用，只宜做家務。其次，是家庭飲水和用水艱難。該區是石灰岩地貌，水源缺少，當地政府雖耗資安裝了自來水管，但取水仍相當困難。據調查，在水龍頭處接兩桶水，往往需要二十分鐘，如遇旱季則要等上一個多小時。各家各户爲瞭解决水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女孩子站在水龍頭旁邊接水，因此，女孩子根本没有時間上學讀書。可見，民族地區的教育問題，不僅是經費、師資和設備問題，還有民族的生活問題、社會影響諸因素，有的地區則還有宗教信仰的干擾。要運用民族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認真探討這些民族文化的内涵，制定出發展教育的有效措施。

　　4．政府工作問題

　　民族地區政府的各項工作，必須藉助民族學的基本知識、理論和方法，根據各民族的具體情况進行。從民族學的角度來説，民族地區的任何一項工作都離不開民族特點龢民俗心理的分析，以力圖避免違反民族意願。“文化大革命”期間，有的地方不準苗族人民過苗年，反對青年男女對歌；不讓回民進清真寺，强令他們養猪；用不給口糧的極端手段禁止雲南寧蒗縣永寧盆地納西族的阿注婚，逼使男女雙方辦結婚手續等。這些完全不考慮民俗心理的“左”的做法，不但事與願違，而且還引起民族糾紛，導致極壞的後果。這些歷史教訓説明，今天民族地方政府實施民族的移風易俗政策時，首要的是考慮各民族社會的歷史背景和具體的客觀情况，對任何一種民俗現象都要做一分爲二的辯證分析，並分清先後緩急。那種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和急於求成而不講究方式方法的做法都是極不妥當的。民族地區政府的各項工作要做到實事求是，少出或不出差錯，負責决策的幹部就必須具備一定的民族學的知識修養。

　　又如民族地區政府爲了改善某些民族的生活條件而實施搬遷計劃時，就需慎重思考和認真研究這些民族的生産方式，以及宗族觀念、鄉土觀念、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因素，務必使這些喬遷者到了新的居住地後不感到處處遇難題，從而造成種種心理壓力。據筆者1984年在粤北瑶族地區調查時得知，解放初，粤北地方政府爲瞭解决瑶族飲水和用水的困難，曾動員瑶山部分因海拔過高而缺水的村寨搬遷到山下近水處居住，但不久群衆又悄悄地搬回故地，甘願過那種缺水的艱苦生活。究其原因，是他們不適宜山下的生活習慣，不願與漢人雜居等。連南瑶族自治縣的南崗區油嶺鄉，當地政府甚至負責了全部搬遷費用，並建好了新房子，然而再三動員，也只有部分人願意搬遷。該縣世居三排區三排鄉高山之上的瑶胞，甚至寧願家家户户花上幾個小時在水源處接一桶水，也不肯搬遷到山下傍水而居。原因是在老一輩瑶胞的心目中，三排是祖宗的聖地，“風水好”，足見他們留戀故土的民俗心理之根深蒂固。這些事例雖然已經成爲歷史，但對今天民族地區兩個文明建設仍有借鑒作用，它説明瞭：民族地區各項建設工作的發展靠單純的財力支援，而忽視民族傳統觀念龢民族感情，就會事倍功半，或徒勞無益。

　　從以上具體問題的分析可以看出，加强中國民族學的應用研究，是幫助解决民族地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産生的實際問題的有效辦法。我們認爲中國民族學介入民族地區的經濟、人口、教育、政府工作諸方面的研究，並不是跟在别的學科的後面“亦步亦趨、人雲亦云”，而是要説明：解决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中國民族學參加的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是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出現學科的交叉和相互滲透的趨勢提出的要求。

　　二、關於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建設問題

　　我國自對外開放以來，西方學者接踵而至，進行學術交流，與此同時，不少外國和港、臺學術著作、刊物也陸續涌入國内，從而使我國社會科學面臨着西方各種思潮的挑戰。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即：有人用“發展馬克思主義”來否定堅持馬克思主義，有人甚至公開藉口時代條件變了而妄稱馬克思主義學説已經過時；有人則只談創新不談繼承；或主張横向比較反對縱向比較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等等。這股思潮在國内民族學界的反映就是存在一種責難，即認爲：中國民族學在基礎研究方面，多年來習慣於對各種文化現象作出《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所劃定的“條件反射”，“仍在教條地運用着‘單綫進化論’的模式，把當代一些文化類型與我們不同的民族視爲我們的‘活祖先’，其文化中的獨特現象被視爲原始‘殘餘’，其社會也因此成了‘活化石’。”認爲這樣做，就等於“含蓄地否定了這些民族也有過的數千萬年的進化進程”。〔7〕並認爲民族學界多年來的學術争論，都是“以某種固定的標準來爲社會發展劃分各種階段，或按五種社會形態的模式來判决各民族社會的性質”；而對文化現象的探討，“不是證實，就是解釋了馬、恩一百多年前的某一論斷。”因此責難者聲稱：“民族學要創新，首先就須擺脱這些理論（引者按：指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框套的束縛。”筆者認爲這種違反事實和常理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爲它向民族學界提出了三個必須認真思索的問題，即：如何評價中國民族學這幾年來在基礎方面的研究；怎樣看待民族學界這幾年的“學術争論”；中國民族學的創新是否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

　　大家都知道，從1980年在貴陽召開首届中國民族學研究會開始，中國民族學的調查研究在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下，已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在短短幾年内，全國各地出版了許多刊物，民族學工作者寫出了不少的調查報告、專著和大批論文，爲政府决策部門提供了寶貴材料和理論根據，對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本學科的貢獻。這些調查報告和學術論著，盡管還存在着不足之處，但主流是好的。在基礎研究方面，學者們以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爲指導，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對中國民族學的對象、内容、方法，對各民族的社會形態，以及社會制度、民族關係、婚姻家庭、節日、喪葬、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方面均做了很好的探究。我們如果把這些研究簡單地通通指責爲對《古代社會》和《起源》所劃定的條件反射，認爲他們的研究還停留在摩爾根時代的水平上，無疑就等於否定了中國民族學自貴陽會議以來所取得的卓越成績。我國民族學界大多數學者都承認，《起源》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名著，此書是恩格斯以摩爾根《古代社會》的主要觀點和基本材料，並參考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和補充自己多年積累的豐富資料撰寫而成的。一個世紀以來，書中的重要理論和方法不但没有被大量增加的民族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的新材料所推翻，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却愈來愈證明其正確性。因此，這些理論和方法已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中國民族學工作者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指導自己對國内民族的研究，其大方向是正確的。如若非難他們的研究，實際上就等於否認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中國民族學自貴陽會議以來，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導下，學術争論异常活躍，氣氛基本上是健康的。諸如對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内容、方法的争論，對原始社會分期和人類早期歷史是否存在過血緣家庭的探討，對永寧納西族母系家庭的商榷，對傣族歷史上是否存在過奴隸制的争鳴等等，論者雙方都本着尋求真理的態度，進行認真的同志式的討論，並没有出現過去那種打棍子、扣帽子的極“左”做法。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把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進行的百家争鳴簡單地説成“是以某種固定的標準來爲社會發展劃分各種階段，或按五種社會形態的模式來判决各民族社會的性質”，就成了對民族學界的學術争論的貶損了。首先，在學術争論中，我們不能認爲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重要觀點和原則（包括爲馬克思所肯定的摩爾根《古代社會》的觀點）爲“不是證實，就是解釋了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某一種論斷”，或是“教條地運用着‘單綫進化論’的模式”；而主張空洞的指責和標新立异才是唯一正確的觀點。諸如對永寧納西族母系家庭和阿注婚的研究，不少學者已寫了專著和論文，有些問題雖然仍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認爲它是原始時代的“遺物”却是多數同志的意見；怎能因爲有人撰文認爲這種婚姻家庭是近幾百年來喇嘛教格魯派（黄派）傳入的産物，就斷定這些專著和論文的作者“犯了多麽荒唐的錯誤”呢？筆者認爲恰恰相反，犯了荒唐錯誤的不是得出原始“遺物”結論的專著和論文的作者，而正是非難者本人。其次，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中國民族學工作者爲什麽不可以運用這種建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科學理論去指導自己對國内民族歷史的研究呢？他們不運用這種科學理論又運用哪一種理論呢？這是關涉到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建設要不要首先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的重大問題。

　　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必須發展，方法必須科學化，我們很贊賞這個提法。然而，我們認爲，中國民族學理論的發展及其方法的科學化只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達到目的；如果按照那種“民族學要創造，首先就須擺脱這些理論框套的束縛”的説教去做，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不但不可能發展和科學化，而且還有機械地照搬西方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可能。這就與我們民族學界前輩畢生追求的民族學中國化相去甚遠了。我們認爲中國民族學理論和方法的創新，首先就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因爲，理論和方法的創新都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的，離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來談民族學的創新，無疑就違反了繼承與發展的一般的科學常識。歷史唯物主義認爲，新的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的産生，並不意味着傳統的理論和方法的過時，而是恰恰證明這種新理論和方法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中，有許多已爲實踐證明是屬於正確的，故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諸如下列的基本理論：生活方式决定於生産方式，上層建築决定於經濟基礎等；以及《起源》研究人類史前史的血緣家庭的存在及其歷史作用，氏族産生於普那路亞家庭，母系氏族的普遍性及其爲父系氏族的先驅，動産私有先於不動産私有，原始社會解體、階級的産生，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三種生産方式出現的歷史過程與這三種生産方式的規律和特徵，婚姻家庭關係决定於經濟關係，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等。《起源》所運用的從現實入手追溯歷史的方法，文化殘餘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語言學比較方法，利用民族學、考古學和歷史文獻研究民族歷史的綜合方法，以及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已一再爲實踐證明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我們都必須堅持和繼承。如果把這些理論和方法視爲“框套”并力圖加以擺脱，實際上就等於否定了它們對中國民族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總之，我們不能因爲我國民族學界在西方人類學、民族學各種思潮的衝擊下，有人持虚無主義態度，跟在某些西方學者後面責難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恩格斯的《起源》的重要觀點原則和方法，而動摇對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堅持與繼承。

　　由上可見，堅持和發展或繼承和創新的關係是辯證的，我們只能在堅持和繼承的基礎上談發展或創新，否定堅持或繼承，就無所謂發展或創新；即使有也只能是中國民族學理論和方法的西方化。須知，這種西化式的“發展”或“創新”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

　　當然，我們談對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和方法的堅持和繼承，並不否定對西方民族學中正確的理論和方法的吸收，但我們認爲這種吸收必須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進行，要本着“洋爲中用”的原則作認真的思考、分析和鑒别。只有這樣才能去僞存真，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這裏，毛澤東同志的兩段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况，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况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8〕“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産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説，龢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决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9〕

　　隨着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物質的進步，開闊了民族學工作者認識民族領域的視野，爲他們探索民族的新問題提供了新的民族學理論和方法。當前，西方的人類學、民族學流派繁多，有所謂“政治人類學”、“經濟人類學”、“都市人類學”、“心理人類學”、“醫學人類學”以及“經濟民族學”、“語言民族學”、“歷史民族學”、“電子計算機民族學”等等。其理論和方法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其中有些是可取的，有些則純屬標新立异。對此，我們應在鑒别中吸收前者而抛却後者，以加强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建設，更好地指導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用研究。

　　當今西方民族學界，由於歷史原因和社會條件所限，存在一種忽視民族生産方式而偏重民族精神、心理和外因研究的弊病，這是不可取的。但他們重視田野工作，注重信息，利用新技術，强調應用等，有值得借鑒之處。舉例言之，如人類學派中的“文化生態論”，就常常將比較豐富的生態學知識應用到民族研究中去，從而産生一些有用的概念，如生態系統、生態人口、生態平衡、相關環境等。中國民族學在堅持人類社會的發展主要是受生産方式制約的基本理論的前提下，也可以將這些知識應用到我國民族的調查研究中去，以探究民族社會在現代化過程的文化變遷。只有這樣，才不致於捨本求末。我們之所以主張吸收這些知識，是因爲它對認識我國民族地區四化建設中的生態變化、以及開發、利用和改造民族地區是有裨益的。其實，馬克思主義並未否定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文化生態學只不過在當今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對這種影響的研究更加具體更加詳細而已。但其理論的弊病在於：過多地强調了文化對生態的適應，而故意逥避社會文化中的生産關係和社會内容，這是需要我們加以注意的。西方其他民族學流派也有一些可供參考的理論和方法，限於篇幅不能細談。

　　此外，我們贊成綜合學科的研究，對當代世界流行的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的某些理論和方法，中國民族學也可以借鑒。但我們不能以之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中國民族學有分析有鑒别地吸收西方民族學派的精華，加强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是必要的。當然，我們所説的學術交流是平等的交流，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基本理論和方法前提下的交流。

　　綜上所述，中國民族學加强學科的應用研究，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的迫切要求。爲了更好地與相鄰學科携手前進，更好地幫助解决民族地區各種實際問題，中國民族學必須在應用研究的實踐過程中，在堅持和繼承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當今世界民族學的精華，加强學科理論建設，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爲我國民族的共同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

　　

　　注　釋：

　　〔1〕參看張儒、李曉暉：《費孝通談縮小差距》，《民族團結》1986年第7期；劉先照：《關於民族理論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

　　〔2〕楊堃：《論民族學與現代化》，《民族學與現代化》1985年第1期。

　　〔3〕據説西南地區的山區民族也懂得采用這種耕作方法。因此有些地區如雲南的同志把它和毁林開荒嚴格區别開來是正確的。

　　〔4〕根據聯合國秘書處對世界人口增長趨勢監測得出的估計數字。

　　〔5〕參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1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參看拙作：《從表親婚遺俗看普那路亞家庭》一文的統計表，《民族學研究》第8輯，第242—244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7〕引者按：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的歷史，據大多數學者估計只有三百萬年，而民族的形成則晚得多，故説我國某些民族已有數千萬年的進化過程是常識性的錯誤。

　　〔8〕《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493—494頁。

　　〔9〕《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7頁。

　　

　　（原載《民族學研究》第九輯，民族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