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問題，國内學術界都在積極探索，並提出各種實施方案〔1〕。這種學科性的應用研究的出現，無疑是可喜的。然而，綜觀各家之見，大都是從經濟學或民族經濟學的角度立論。從民族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所研究的廣義文化的變遷角度加以探討之作，目前尚不多見。本文綜合民族地區的具體情况，圍遶這個問題試作論述。

　　一、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

　　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是研究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都會遇到的重要問題。

　　關於現代化的概念，國内外學術界迄今仍然没有一個學者能界定出一種爲所有學科都可以接受的定義，這主要是學者們從各自的立場和學科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問題的緣故。但從各家所涉及的基本内容來看，對諸如農業的高度文明、經濟的迅猛增長、工業化的先導性，觀念的更新等都是一致的。他們認爲，這些内容均與人們對社會文化變遷的認識有密切關係，即當一個民族的文化系統反映在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發展變化普遍達到相當高的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程度時，現代化方會實現。筆者認爲，這只是文化的物質層面所達到的變遷而已，現代化的來臨，還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層面的巨大變遷。

　　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就是這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世代相傳承的物質、制度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具體而言，如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價值觀、制度、藝術人格等等；物質層面如生産方式、技術、生産工具、生活用具等等。因此，傳統文化始終是一個歷時態的流程。正因爲它具有這種性質，所以常常積澱和凝聚着糟粕與精華兩部分，而後者的存在和不斷更新，使得這個民族能够繼續生存和發展。

　　從歷史發展觀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並無鴻溝横隔，恰恰相反，兩者是相銜接的，後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注入新内容和新形式的結果。我們只要簡略地回顧歐美已經完成現代化的民族或國家的歷史，就不難得出這個結論。

　　當世界歷史進入18世紀60年代時，英國民族在自己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進入19世紀不久，法、德、意、俄、美諸國的民族也相繼走上了工業革命的道路。其後，它們經歷了漫長的滄桑歲月，才展現出今天現代化的文化形貌。啓動這些國家民族現代化的動力，是其傳統文化内部成長起來的創造和發明所帶來的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等新的文化因素。可見，現代化與傳統文化是民族文化相續的兩個歷史發展階段：前者是在後者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型文化，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對後者的揚棄。那種斷然否定現代化與傳統文化毫無關係的觀點顯然是不妥的，脱離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只不過是一種臆想的空中樓閣而已。

　　誠然，上述所説的現代化，屬西方資本主義歷史範疇，它與我國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相比，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本質的區别。這個問題，我將在後文談及。

　　現代化、傳統文化的概念及關係既已厘清，那麽，中國民族的傳統文化又是什麽？國内學者認爲，中國傳統文化應包括境内56個民族的文化〔2〕。這是正確的。因爲中華文化的起源、發展、演進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流程，决不能以這流程中的某一時代或某一時代的東西作爲整個流程的代表。筆者還認爲，這56個民族歷代的傳統文化又都是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大層面總和〔3〕中具有共性的特質，而不應以某一層面去取代整體。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找到中國民族地區現代化的基本途徑。

　　二、我國現代化的起點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提出

　　民族是一個動態的文化群體，不同類型的文化群體之間的相互交往是遲早要發生的，這是民族歷史演進的永恒規律。世界各民族發展的不平衡，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種新的格局，即尚未現代化的民族或正在現代化的民族，都必然通過互相交往來借鑒已經現代化的民族的經驗，以加速實現自己的現代化。這一多姿多彩的世界現實，致使西方研究現代化的學者提出現代化的起點具有類型性的理論：一類是起步於發達農業文明的民族的現代化；另一類爲肇始於較低的農業文明或前農業文明的民族的現代化。筆者認爲，我國民族的現代化起點應屬於後一類型。

　　就中華民族整體的歷史進程而言，學術界不少論者認爲，從鴉片戰争以後，中國便開始了現代化艱難曲折的歷程。但我認爲，這一歷程主要是在經濟較爲發達的東南沿海漢族地區展開的，至於内地廣大的民族地區，除與漢族毗鄰的少數地方外，大體上仍處在自我封閉的自然經濟環境中。啓動這次現代化的動力，就内因來説，是當時東南沿海地區資本主義生産關係的萌芽；就外因而言，是我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新文化劇烈碰撞後所唤起的中華民族的世界意識。這種意識驅使我國民族的精英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方法，從而引進了一系列的科學技術，陸續建立起有别於傳統學科的現代科學體系。其後，隨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日益加深，以及漢民族的强大影響，不少民族地區先後程度不等地被卷進了現代化的進程中。但由於民族地區生産力長期落後，社會滯留在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從而造成了各民族在現代化的起點上與漢族地區，尤其東南沿海一帶有着明顯的差距。這裏順便指出，自鴉片戰争後起步的中國現代化過程，與國内各民族反對封建制度、要求實現科學民主制度的歷史進程是相一致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民族地區相繼進行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通過這些聲勢浩大的社會革新（實質上也是一種文化的整體性變遷），廢除了阻礙民族發展的各種政治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各民族有史以來第一次享受到平等的權利，成爲國家的主人。爲了恢復和發展生産，國家從物力、財力和人力方面給民族地區以大力支援。而民族成分的識别與確定，以及區、州、縣等各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出現與發展，都有力地保证了各民族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跨越。從此，民族地區與全國其他漢族地區一樣，被納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規劃中。

　　50年代大規模的社會改革的作用，還在於對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種落後的風俗習慣進行了移風易俗，並先後建立了中小學、中等技術學校、大專院校，以及衛生所、衛生院和一些工業體系。所有這些反映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文化的物質、制度和精神層面的變遷，都爲民族地區實現現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由上可見，我國民族地區現代化的起步，從一開始就被納入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中，並受主體民族——漢族的歷史進程所影響，這是中國境内所有民族經過漫長歲月的發展而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必然結果。筆者80年代曾以粤北瑶族的社會文化變遷爲例，對這種關係作過探討〔4〕。正是由於這種情同手足的親密關係，决定了我國各民族所走的是共同繁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回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歷史，歷次社會改革都是與解放生産力，改善生産關係相始終的。

　　爲促進各民族生産力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國於1954年正式提出工業、農業、交通和國防現代化。經過幾年的實踐，1959年又提出了科學技術現代化〔5〕，並於1964年以之取代交通現代化，從而形成了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完整概念。十年來，在各民族同心協力的“四化”建設中，我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方面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遷。

　　在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如無十年“文革”的干擾，各民族邁向現代化的步伐會快得多。十一届三中全會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黨中央經過撥亂反正後，在《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决議》中，向全國各民族吹響了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軍的號角。接着，又將這一宏偉目標概括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如果我們説，50年代至70年代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是我國各民族反映在文化上的物質和制度兩大層面的現代化的話，那麽，80年代的兩個文明建設的提出，就涵蓋了精神文化層面的現代化了。可見，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樣是包括物質、制度、精神三個層面的現代化。它與西方現代化的异同在於：相同的地方是兩者均以生産力的高度發展爲前提，以經濟迅猛增長爲基礎，以强大的工業化爲先導；不同之處，西方的現代化是植根於生産資料私有制之中的，人民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而我國的現代化則是建立在生産資料公有制之上的、各民族共同繁榮、人民最終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正因爲二者有質的區别，所以我國的現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即所謂“全盤西化”。

　　三、我國民族地區現代化的途徑

　　爲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在開展兩個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進行廉政建設，對政府各級行政管理和企業管理都必須實行民主與法治的監督。這些深刻的論述，皆有力地説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進行文化的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層面的整體性變遷的指導；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則是現代化的兩大支柱，一定要同步開展，决不能偏廢，否則就難以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因爲這種表現爲現代化的文化變遷，乃是物質、制度、精神三個層面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必然産物。

　　在現代化進程中，只關注文化的物質層面的發展而忽視其它層面的實施計劃導致失敗的例子國内外均屢見不鮮。以國内而言，據有關方面的統計，50年代初到80年代前期，國家曾向“三綫”（主要是南方少數民族山區）投資達372672億元，建成了數千個現代化大中型企業。但這些企業並没有完全起到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作用；相反，因受當地社會發育程度低的人文環境的制約，發展後勁不足，缺乏向四周輻射的功能，難以啓動民族地區現代化的步伐。又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國家50年代初在包頭市建立的鋼鐵大企業的困境也與此雷同。〔6〕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研究民族地區這些現代化發展的典型案例，便不難看出，除了這些企業自身受到舊制度弊端的束縛外，走向自我封閉的主要原因，應是企業的設備、管理制度、企業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屬於工業文明的要素與民族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的隔閡所造成的。民族學家李亦園曾舉過一個外國的例子：馬來西亞政府要改善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着手開闢公路，以利於橡膠的運輸，並推廣新的品種和新的耕作技術。農民的收入增加了，可他們的生活却更苦了。究其原因，是馬來人本性樂天，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得樂且樂”的人生觀，把賺到的錢，都花費到娱樂上去了，以前交通不便，到城裏去看戲跳舞的機會少，自從政府推行改革計劃後，收入增加了，有能力買摩托車了，於是天天可以進城去玩。娱樂費用激增，甚至借債度日，把政府預期的效果破壞無遺。〔7〕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啓示：在一個民族中推行現代化改革，必須與民族學家携手合作，事先通過詳細調查，透徹地瞭解這個民族的文化背景，細緻地窺察其民情風俗，並進而研究其民族心理、行爲。在采取對策的同時實施計劃，以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並取得應有的收穫。

　　以上所舉都是文化的制度，精神層面對物質層面（集中在經濟方面）滯後的典型例证。從這些例证中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經驗：要在經濟貧困、社會發育程度低、文化落後的民族地區建設工業化，必須有整體性的現代發展戰略，否則就會出現現代工業文明與落後的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隔閡，而使企業走向自我封閉的死胡衕，造成企業對外輻射功能的萎縮，最終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現代化的構想就會落空。“三綫”企業未能帶動當地各民族走向現代化，其癥結就在這裏。

　　現代化既然是文化三個相關聯層面的整體性變遷的産物，那麽，决策部門在實施民族地區現代化的戰略時，就必須遵循這一變遷原則，與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合作。在對民族地區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歷史與現狀發展的調查研究基礎上，有計劃、有步驟地因民族因地區而异地制定改造自然環境，加速物質、制度和精神層面的指導性變遷的戰略措施。

　　所謂指導性變遷，是指個人或群體主動地、有目的地介入一個民族的技術、社會和思想意識，以加速其文化三個層面的發展變化〔8〕。它是民族學探索當代社會現實問題的最直接的應用研究。筆者認爲，從人的主觀能動性來看，指導性變遷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因爲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爲主體包括55個少數民族在内的整體，長期的歷史發展已形成彼此不能分離的血肉關係；少數民族的落後，漢族不會袖手旁觀，而是給以積極的支援，使他們趕上自己的發展水平，以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這就是指導性變遷的依據。其實，40幾年來，國家從物力、財力、人力對民族地區的援助，以及實現現代化的各種措施的提出，實質上就是對民族文化的一種指導性變遷。誠然，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這種變遷計劃未能完全避免民族文化中心主義而出現過某些差錯。比方“文革”前及“文革”期間，在民族地區推行的一些極“左”的政策措施（諸如在永寧盆地以扣發口糧作爲對實行“阿注”婚的青年男女的懲罰等），就是以某一種民族文化爲中心的“强制性指令”式的變遷。因而不但效果不大，而且還引起了少數民族的劇烈反對。爲了制定可行的指導性變遷計劃，對一個協助政府决策部門的异文化的民族學家來説，在他對民族地區的文化作主位考察、體驗時，就必須首先克服自身文化與被考察對象的文化之間的差异（即抛開民族文化中心主義），才能獲得翔實可信的材料，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1．物質文化層面的變遷

　　一個民族爲了生存和發展，首先就得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故“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9〕 説明物質層面是民族文化中最爲活躍的因素。物質文化的内涵十分豐富，但其中的生産方式、科學技術、經濟和生活方式等，却常被西方民族進化論視爲文化系統中的一種基本結構要素，在變遷過程中起着主導作用，其中的科學技術則是“第一生産力”，是推動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國在70年代末提出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正確方針。這一方針對社會發育程度低的民族地區來説，顯得格外重要，一切工作都必須以此爲指導，根據各民族的具體情况制定出相應的變遷戰略措施。

　　首先，在農、林、牧、副、漁和工業建設中必須以科學技術爲先導，加速經濟的發展，逐步實現發達的工農業文明。然而，科技是靠人操作的，没有人，科技就不可能發揮作用。因此，擁有大量的具有各種科技知識的人才是民族地區當務之急。具體措施，一是想方設法防止現有的人才外流；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積極引進人才；三是自力更生與國家扶持相結合，大力興辦各類技術學校，培養本民族的專業人才。以内爲主，内外結合，加速民族地區人才隊伍的建設。

　　其次，發展商品生産，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針對民族地區生産單一發展、商品交换不發達和流通規模小等自然經濟的特點，因地制宜地發展以一業爲主、其他業爲副的多種經營，刺激商品經濟的成長。具體措施是：有計劃有步驟地扶植各種專業户，並使其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從事第三産業活動，以加速商品生産的發展。與此同時，加强定期集市與縣城的聯繫，並把前者逐漸建設成擁有各種企業的鄉鎮。爲此，地方决策部門必須把鄉鎮建設提高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地位去認識，逐步建立鄉鎮、縣城、城市三級網絡。沿海地區的實踐證明，發展鄉鎮企業是實現我國農村工業化的必由之路，是消除城鄉經濟對立的重要力量。民族地區應借鑒這種經驗，發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鄉鎮企業。

　　第三，加强道路、通訊、電力、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少民族地區的自然環境雖然惡劣，但却具有資源優勢。許多論者都認爲，要讓這種優勢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就必須從三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是國家着手改善對民族地區的投資環境；二是加强基礎設施建設；三是發揚全國一盤棋的精神，由沿海發達地區給以技術支援。只有這樣，資源優勢才會逐步轉化爲商品優勢，並爲市場經濟的建立創造條件。這一戰略措施具有長期性，必須與發展教育的戰略措施相配合進行。

　　第四，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目的是通過對外開放以實現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吸收外族文化的先進因素，摒棄有害的雜質，逐漸形成自己文化的新活力。因此，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是打破自身長期封閉或半封閉格局的主要方法。所謂全方位開放，包括雙重意義，一是對國内其他民族或地區開放，尤其對沿海發達地區開放；二是對國外開放，對海外華人資本開放。實踐證明，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是使各民族走向振興之路的寶貴經驗。

　　第五，控制人口增長。國内外有識之士指出，人口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沉重包袱。筆者曾在首届全國民族學學術討論會上説過，民族地區如何“吸取十年浩劫中漢族地區人口盲目增長的教訓，搞好人口布局和文化教育衛生建設等等，都是與‘四化’有密切關係而亟待解决的重要問題。”〔10〕 控制人口的增長，屬優生問題，而優育爲撫養問題，優教則是教育問題。切實地做好這“三優”工作，才能確保民族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筆者認爲民族學應與體質人類學、人口學和教育學携手合作，對我國民族地區的人口素質作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以解决難度大的人口素質問題，爲人的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六，大力加强大衆傳播媒介的建設。西方研究現代化的學者强調：大衆傳播工具和通訊系統是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11〕 40多年來，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近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圖書、報刊、收録機、電視機、録像機、電影、郵電、通訊等大衆媒介均有長足的發展。但就廣大民族地區而言，却遠遠落後於東南沿海地區。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只有大力加强現代傳播媒介的建設，偏僻、邊遠的民族地區的鄉村，才有可能感知區外現代化的氣息和國内外的大事，逐漸形成適應現代化的新觀念。

　　2．制度層面的變遷

　　西方研究文化變遷的學者大都認爲，物質産品是文化的深層基礎，意識形態是文化的集中表現，而社會制度則是互動結構的中介和關鍵點。制度文化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既包含物質層面的因素，也包含着精神層面的東西。〔12〕 我國當前正在進行和深化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企事業的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指導制度文化層面朝着現代化方向變遷。制度層面的現代化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深刻地體現了生産關係必須適應物質層面的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使向現代化發展的民族地區的社會借制度文化具有規範行爲的作用而得以維持。然而，近些年來對民族地區現代化的研究，不少論者却忽視了制度層面變遷的探索；决策部門在制定這方面的規劃時，對制度層面的發展也只是泛泛而論，缺乏具體的可供操作的方案。

　　我國民族地區通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後，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建立了區、州、縣等民族區域自治這一制度文化中的核心制度；在基層則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機構，取代了舊的政權組織。如在廣大農村，先後建立了村、鄉、區、初高級合作社、生産隊、生産大隊、人民公社，代替了國民黨時期的保甲制以及少數民族自身的社會組織。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又將上述的基層組織改爲與新體制相適應的鎮、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等。同時，對少數民族屬於制度文化範圍的婚喪制度、宗教制度等也進行了初步改革。這些制度層面的快速變遷，盡管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都爲民族地區實現現代化提供了社會結構轉型的條件。

　　所謂社會結構轉型，就是傳統的自然經濟向現代的商品經濟轉化，即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在制定民族地區社會發展戰略時，有計劃有步驟地關注和指導其社會轉型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在粤北、海南、桂東和桂西等民族地區的田野工作中發現，傳統社會結構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某些少數民族的社會生活中。這些傳統社會結構盡管目前還有一些積極的成分，但總體上對實現現代化的滯後作用是毋庸輕視的。從理論上説，通過50年代的社會改革，我國55個少數民族如同漢族一樣已步入社會主義社會，其殘餘的各種社會組織，在鄉村新行政組織的建立過程中受到了强大的衝擊。然而由於民族地區制度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又使得各種表面已經不復存在的傳統的社會組織仍然具有一定的功能。同時，解放後在長期計劃體制下形成的社會各級行政組織，也因適應不了現代化起步和發展的要求而亟需改革。可見，民族地區制度層面中錯綜復雜的新舊矛盾致使社會轉型步履維艱，完成現代化所需要的時間遠比漢族地區長。爲加速民族地區現代化的進程，對其制度層面的變遷應作如下指導。

　　其一，徹底改革傳統的社會組織。在我國民族中阻礙現代化進程的傳統社會組織，主要是以血緣關係爲基礎而形成的家族和宗族，它們搆成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重要内容。家族和宗族常常以祭祖和敬天形式，把有血緣關係的人們聚集起來。由於它們是自然經濟社會下的産物，因而最具保守性，對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變遷都帶有一種明顯的抗逆慣性。在現代化進程中，當新的科學技術的引進推廣，民主管理機制的建立，新的規章、法制實施而觸及到家族和宗族的利益時，它們便會扺制變遷，使改革措施難以推行。我們應通過教育和法制的渠道，使家族和宗族的社會功能自行弱化乃至消失，以保证社會結構轉型的順利進行。

　　其二，改革現行行政組織。目前學術界涉及民族地區現代化的討論，鮮有把行政組織機構的改革作爲一項内容加以考慮。但是，到過民族地區的人們都會發現，盡管民族地區所轄人口較少，但其行政機構的龐大、關係未理順、辦事效率低等弊端比漢族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自50年代迄今，民族地區各級行政組織機構雖幾經變動和改革，但都未能越出長期計劃體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因而在管理上缺少民主、科學的新機制，無法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只有將這種舊體制改造成合理的結構形式，並引進沿海地區乃至國外現代的管理方法，才能協調形成中的新的經濟體系的運轉。當然，對現行行政組織的改革，尤其是對機構和人員的精簡，宜采取慎重態度，必須先行試點，取得經驗後再鋪開，以免帶來負面影響。

　　其三，徹底改革不合理的婚喪制度。不可諱言，時下民族地區仍然存在不少非科學的、不利於現代化進程的婚喪制度。婚姻制度方面，主要是某些民族長期殘留着有害於人口優生的近親通婚，影響群體内部團結的某些搶婚，耗費錢財的買賣婚等。近親通婚中尤以姑舅表和姨表的形式最常見。這種婚姻形式隨着國家婚姻法的實施雖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地方重又盛行。近親通婚帶來人體素質的低下〔13〕，直接給現代化建設造成嚴重的困難，所以，這種婚姻形式的變遷亟須指導。而普及“體質人類學”的知識，開展體質與文化關係的宣傳尤爲必要。誠然，某些民族保存的較爲純樸的“入贅”婚，因其對破除重男輕女習俗尚能發揮一定的社會功能，應予以提倡和保留。

　　喪葬制度方面。主要是某些民族中仍然延續的傳統喪葬方式，諸如“樹葬”、“水葬”、“天葬”、“風葬”、“掛葬”，停柩或停屍待葬，以及佔用耕地的土葬等。這些喪葬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某些儀式，都應逐步在自願的基礎上加以改革。此外，婚喪中存在的耗費大量財力、物力的大操大辦，也不利於社會的擴大再生産，必須逐步改變。

　　婚喪制度之所以重要，就在於直接關係到每一個家庭的文明程度。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其文明程度的提高，對現代化進程具有促進作用。

　　3．精神文化層面的變遷

　　對社會發育程度低的民族地區來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文化深層的變遷是一個更爲艱苦的歷程，但這又是造就人的現代化所必須付出的巨大代價。

　　精神文化的内容極其龐雜，形式多姿多彩，既包括價值觀念、道德倫理、宗教信仰，也包括思維方式、民族性格、風俗習慣等。這些反映文化心理狀態的東西，與物質層面相比，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相對落後性，對其他層面現代化具有巨大的滯後作用。所以，西方研究現代化的學者大都認爲，從傳統文化心理狀態向現代化文化心理狀態過渡，是一場最爲復雜、最爲艱巨、最爲深刻的現代化革命。

　　民族學工作者指導精神文化變遷的目的，是運用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促進各民族逐步形成有利於現代化的心理和觀念的人文環境，促進人的現代化。

　　迄今還流行於我國民族地區的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動植物、天體崇拜和祖先崇拜，都是精神文化的一項重要内容。這些信仰有與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一面。縱然如此，鑒於宗教改革歷來是十分敏感的内容，必須慎重行事。筆者認爲，在大力發展生産力，促進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群衆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必須普及和提高教育，養成崇尚科學的新的民族心理習慣。民族地區的實踐證明，過去實行的教育與宗教分離的政策是必要的，這一政策應繼續執行。

　　此外，更新那些缺乏現代意識的舊觀念也顯得异常重要。例如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依賴援助的思想、恐外排外的思想等等，這些思想對現代意識的成長都具有很大的抗逆性，必須進行更新，才能適應現代化進程。人們常説人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人的觀念的現代化，而人的新觀念又是在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吸收外來文化精華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商品生産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形成，必然會導致與之相適應的新思想、新觀念的産生。因此，民族地區在大力發展商品生産，邁向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逐步樹立時效、開放、創新、人才、競争、信息等新觀念。這些具有現代觀念的人的涌現，將會推動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發展，逐步健全現代的生産方式和科學的管理制度，從而保证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順利進行。

　　綜上所述，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大層面，相互聯繫，相互制約，搆成民族文化的整體。因創造、發明或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或革命而引起其中一個層面（物質或制度）的變遷，都會震動其他層面，從而導致整體性變遷。隨着新中國的誕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舊制度的被推翻，我國民族的文化變遷先從制度層面開始；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進一步解放生産力和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提出，我國民族的文化變遷又轉到物質層面。爲確保物質層面的順利進行，我們又推進了制度層面的改革和開展精神文明建設。所有這些都有力地説明，現代化是民族文化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大層面的互動性整體變遷，而不是某一層面的單兵獨進。我國民族地區只有沿着文化整體變遷的途徑邁進，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時間才能縮短，代價才能减少。

　　

　　注　釋：

　　〔1〕這些方案有：“兩步論”、“梯度論”、“反梯度論”、“跳躍論”、“協同論”、“加速戰略論”等。參閲施正一主編：《中國西部民族地區經濟開發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2〕參看楊堃：《傳統文化與民族學漫談》，載《民族學研究》第10輯，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3〕也有論者將文化劃爲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四大層次。參看餘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臺灣，1984年版。本文則將第三、四層歸爲一類。

　　〔4〕參看拙作：《乳源必背瑶族文化變遷因素的研究》，載《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2期。

　　〔5〕參看第一届人大和第二届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及《中共中央轉發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

　　〔6〕參看《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第390—409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7〕轉引自宋光宇編譯：《人類學導論》第457頁，臺灣桂冠圖書公司1983年版。

　　〔8〕參看［美］克萊德·M·伍兹：《文化變遷》第65頁，何瑞福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0〕參看拙作：《論民族學的對象、内容、方法和任務》，載《民族學研究》第1輯第122頁，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1〕參看殷陸君編譯：《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第14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參看龐樸：《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第62—63頁，（張立文等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3〕參看樑釗韜主編、陳啓新副主編：《文化人類學》第六章“體質與文化”的有關部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原載《民族學研究》第十一輯，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