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是我國人數最多的主體民族，據1982年統計，有九億三千六百多萬人，占全國各族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三點三。漢族是以我國古代的華夏族爲核心，長時期内同其周鄰的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1〕。漢族因漢朝而得名，其語言屬漢藏語系漢語族。

　　黄河流域是漢民族的發祥地，其後逐漸發展到長江、珠江流域、東北平原和邊疆各地。漢族和世界上許多民族一樣，曾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明清時期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如果没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也將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840年的鴉片戰争以後，隨着中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漢族人民和國内其他民族一樣，遭受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族和各兄弟民族一道發展爲社會主義民族，共同前進在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上。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涌現出許許多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並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給國内各民族以深刻的影響，推動他們的社會發展，同時又吸收他們的優秀傳統，共同締造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在近百年來的激烈革命鬥争中，漢族人民又是我國各族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主力軍。漢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始終發揮着主體民族的重要作用。

　　關於漢民族的形成問題，解放前曾有人提過，解放初著名的歷史學家範文瀾又重新提出來，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歷史研究》編輯部還將争論的主要文章輯成《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2〕。綜觀各家的意見，大體上可以歸納爲兩種：第一種，認爲在秦漢時已開始形成〔3〕；第二種，認爲形成於明清時期〔4〕。我們認爲第一種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只要先弄清民族是怎樣形成的，有無古代民族和資産階級民族之分兩個問題，一切誤解便可以消除。

　　一、 關於民族形成和分類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認爲，民族龢氏族、部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以地域關係爲基礎的人們共同體，屬於階級社會的範疇；後者則是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人們共同體，屬於原始社會的範疇，絶對不能把兩者混淆起來。列寧指出：把民族聯繫看作是氏族聯繫的延續和綜合，是一種奇談怪論〔5〕。同樣理由，那種認爲“民族的起源即氏族的起源”的觀點〔6〕，是錯誤的。至於部落，嚴格説來也並不是龢民族等同的東西。氏族、胞族、部落龢民族往往是社會組織依次發展的四個階段〔7〕，因此，將“氏族部落”看作是“民族”的看法也是極其不妥的。由此可見，民族龢氏族部落是兩個不能等同的科學概念。

　　馬克思主義認爲，民族如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有它的形成、發展和變化的歷史過程。根據民族的特點，我們完全可以將民族劃分爲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資産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但必須指出，我們所説的原始民族是指剛剛形成的、尚帶有濃厚的原始公社殘餘的民族，而並不是某些學者所説的原始社會中的“氏族部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民族形成的精闢論述中可以看出，民族形成的上限是在向文明時代過渡的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即原始社會解體的時期。促進民族形成的主要動力，是原始社會末期生産力的發展，即金屬工具如鐵犁、鐵斧等生産工具的使用而引起手工業從農業分離的第二次大分工。因爲新的社會分工帶來了奴隸勞動，以及爲交换目的的商品生産和金屬貨幣。商品交换的發展，私有財産的增長，則進一步導致了各個家庭之間的貧富差别，使社會上出現新的階級區分——富人和窮人。此時，維係社會成員的血緣紐帶迅速鬆馳，“氏族和部落到處都雜居了起來，到處都有奴隸、被保護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間居住着”。〔8〕也就是説，血緣關係開始被地域關係打破了。人口的頻繁流動，新産生的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鋭，以及由於掠奪而經常發生的戰争，都加速了部族的聯合併朝着民族的方向發展。這樣，“最初本是親屬部落的一些部落從分散狀態中又重新團結爲永久的聯盟，這樣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不久，各親屬部落的溶合，從而各個部落領土溶合爲一個民族［Vlk］的共同領土，也成爲必要的了”。〔9〕隨着時間的推移，便從部落或部落聯盟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這些論述，都有力地説明瞭民族形成的上限是在原始社會末期，以及民族是由部落或部落聯盟發展而來的歷史事實。那種把民族形成的上限推到蒙昧時代的中級或高級階段的觀點〔10〕，顯然是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民族形成的理論大相徑庭的。

　　起源於部落的民族（恩格斯語），不待説，它只能是古代民族，絶不是資産階級民族。然而，由於有人翻譯斯大林有關民族問題的著作時，將“НаРДНОСТЬ”譯作“族”或“部族”，給學術界帶來了混亂，致使某些人産生以爲在資産階級民族産生以前的時代不可能存在民族的誤解。我們認爲“族”或“部族”的中文意義是不明確的，“部族”一詞，我國有些史書如《遼史》雖然使用過，但其含義是部落龢氏族的簡稱。因此，“部族”這個詞並不是“創得很好”〔11〕的譯名，而是一個不確切的譯名。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將“НаРДНОСТЬ”一詞改譯爲“資本主義以前民族”或譯爲民族而附注原文，比把此詞譯作“部族”好得多。不過，爲了行文簡便和更切合原意，我們曾建議把“НаРДНОСТЬ”一詞意譯爲古代民族〔12〕。

　　仔細分析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民族的有關著作，可以看出他們是把民族明確區分爲古代民族和資産階級民族的。下面是幾個簡單的例子：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説過：“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産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脚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建立已經成爲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13〕接着，他們提到被資産階級力圖以其生産方式征服和摧毁的“野蠻的民族”“農民的民族”〔14〕等。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的著作中還談到過“打獵爲生的民族”、“遊牧民族”、“定居民族”、“商業民族”等。這些都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説的“一切民族”中的民族，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我們完全可以將它們區分爲兩大類，其中的打獵民族、野蠻民族、遊牧民族、農業民族等屬於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而商業民族和文明民族則屬於資産階級民族。歷史事實又告訴我們，除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民族之外，還有許多弱小和經濟十分不發達的民族。這些不發達的民族也就是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民族，即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斯大林在給資産階級民族下定義時雖然强調了資産階級民族，並説過“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這句話〔15〕，但他並未否定資本主義時期以前的民族的存在，因爲他在説這句話之前説過：“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昇時代發展起來的，當時資産階級打破封建主義和封建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爲一體並使它凝固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現代’民族。”〔16〕這裏説的“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民族”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説的“一切民族”的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它既包括了“現代民族”（即資産階級民族），也包括了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我們這個理解如果不錯的話，那麽斯大林所説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這句話中的民族，就顯然是指資産階級民族了。其實，斯大林在其他 論述民族的著作中，還把資本主義以前的古代民族稱作貴族民族。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民族的分類是十分清楚的。明確了這個問題，我們就不會把漢民族的形成移後到明清時代去了。

　　二、 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

　　依據上述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形成的理論，我們認爲秦漢時期形成的漢民族是古代民族，而不是資産階級民族，因此，它所具有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諸方面的特徵，和資本主義上昇時期産生的資産階級民族所具備的特徵是有程度上差别的，絶不能照搬斯大林下的資産階級民族的定義，而應結合我國的歷史條件作具體分析研究。

　　漢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完全證明瞭它是長時期内與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據古文獻記載，夏、商以前，黄河流域分佈着不少部落，其中以活動在今陝西一帶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最强大，約當公元前二十七世紀，其他部落均爲黄帝部落所統一，從而奠定了華夏族的基礎。中原周鄰的廣闊地區則居住着夷、戎、蠻、狄等許許多多的大小部落，這種狀况一直延續到周代。“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群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17〕 從有關資料看，這些部落到春秋之際，大都先後爲華夏族混血、同化，成爲漢民族的先民。

　　從先秦的歷史、文學等著作看，華夏族的共同語言已在形成中，但存在着各種方言。考古和文獻資料證明，華夏族的活動範圍，大體上以今天的河南、山東的西部和河北、山西的南部，共同的地域雖不很穩定，却已具雛形。爲了保证農業的收穫，已有治水、灌溉等水利管理措施，説明當時已有一定的經濟聯繫。在社會生活中，夏有共同的神話傳説，殷則信鬼，周則尚禮，以及當時流行的社會風習，都反映表現在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質已在慢慢形成。總之，春秋戰國時代，可以説是漢民族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的萌芽時期。

　　秦、漢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先後建立，使上述處於萌芽狀態的四個特徵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最終促進漢民族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結束了六國諸侯長期割據稱雄的局面，統一了全國，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爲了徹底廢除諸侯分封制，秦始皇竭力在統治區内推行郡縣制度，設立三十六郡，郡之下爲縣。征服百越後，再增設四郡，全國合四十郡，從而劃定了王朝的疆域：東到海，西達甘青高原，南至嶺南，北扺河套、陰山、遼東，其幅員囊括了長城以内廣大地區。這樣，就初步奠定了漢民族的共同地域。在王朝疆域之内盡管居住着不少其他民族，但我們不應以此否定漢民族的共同地域的存在，因爲：第一，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不可能有純而又純的單一民族的聚居區，這種情况，直到今天還是如此。第二，這些民族中的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數都遠比漢族的人數少。第三，這些民族由於與漢族雜居，在長期的經濟、文化的交往過程中，逐步與漢族混血、同化，爲漢民族所吸收。二千多年來，你來我往，逐漸形成了“我中有你”和“你中有我”的歷史事實。第四，這些民族都處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已産生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聯繫。這是歷史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我們必須指出，秦王朝對各族人民的壓迫、統治的殘酷性。

　　秦始皇爲了加强中央與地方的聯繫，以徹底消滅封建諸侯割據的殘餘，在經濟方面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諸如：積極修建了從首都咸陽通往全國郡縣的馳道，使之“東窮燕齊，南極吴楚”。公元前226年，秦王朝在湘水、漓水之間開鑿了長達六十裏的靈渠，從而溝通了長江和珠江的水上交通，對開發經濟落後的嶺南地區起了積極作用。人工開鑿水道，盡管純粹是爲解决征伐南越的秦軍的糧食、輜重的戰争目的，但客觀上有利於南北經濟和文化的交流。爲了鏟除諸侯割據的憑藉，秦始皇還下令拆毁六國時代殘留下來的城廓。這無疑是有利於各地的來往的。與此同時，秦始皇還把六國的富豪和强宗遷於咸陽、巴蜀和南陽等地。這一大規模的移民政策，在客觀上又起了加速漢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通婚、混血和同化的作用。此外，秦王朝還統一了全國的度量衡和幣制。所有這些，都是秦王朝爲恢復和發展國内經濟而采取的具體措施。這些措施都大大地促進了漢民族共同經濟的出現，對我國歷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認爲，漢民族的這種共同經濟是建立在封建生産方式的基礎上的，不能用資産階級民族市場的尺子去衡量它。

　　語言是人們互相表意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則是記録語言的符號，也稱之爲書面語言。文字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産生的，但它反過來也促進語言的發展，使人們的思想交流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竭力改變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言語异聲，文字异形”的狀况，制定了筆畫比較簡單劃一的字體——秦篆（又稱小篆），作爲書寫文字。我們常常可以從秦代出土的文物如石鼓、陶量、銅權等器物上看到這種字體。其後，又開始使用一種筆畫比篆更簡單的隸書。秦王朝統一文字的規定，對促進各地漢民族方言向共同語言的轉化，無疑是有一定作用的。對此，我們應予以恰當的肯定。

　　我們常説的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一般是指一個民族的人民在衣、食、住、行以及生産、婚喪、節日、禮儀諸方面的喜好、風氣、習尚和禁忌，一般的，就是指民族的風俗習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漢民族的風俗習慣似開始了由异到同（大體上）的變化。兹簡略地舉數例以説明：其一，秦時，貴族和平民的衣飾規定甚嚴，貴族戴冠，庶人裹黑色頭巾（因秦人以黑爲貴），稱爲黔首。其二，據考古資料反映，戰國時盛行厚葬風俗，秦時則普遍不用禮器，陝西關中一帶的秦墓，隨葬品只是幾件日用陶器，或一、二件服飾器如帶鈎、銅鏡之類，甚至有半數以上的墓不出隨葬品。只有極少數的墓出現過個别的鼎、敦等陶禮器物，可見，厚葬之俗漸衰。這種變化雖與秦始皇抑制豪門貴族分不開，但在一定程序上却反映了一代風氣的變化。當時流行的葬式是屈肢葬。葬式的一致，説明葬俗的統一。其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會稽時，目睹當地兩性關係的混亂，在勒石祭大禹時，便强調“禁止淫泆”，宣告對姦夫處以極刑來矯正，使之不异於中原風俗〔18〕。這種近於用行政命令革除陋俗的做法，今天看來，顯然是十分粗暴的，但透過統治者的意圖（即使之不异於中原風俗）可以窺見，秦王朝在其統治區内確實是推行其“行同倫”的政策，以達到“黔首改化，遠邇同度”，“大治濯俗，天下承風”的目的。〔19〕

　　由此可見，秦始皇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爲漢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西漢王朝的建立，漢民族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和共同的文化都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公元前202年，楚漢相争結束，漢高祖劉邦即帝位，正式建立西漢王朝。劉邦目睹戰争的創傷和人民的疾苦，以秦爲鑒，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使凋蔽不堪的社會經濟得以逐漸恢復和迅速發展。隨着鐵器生産工具和牛（或馬）耕的普遍推廣，耕作技術的改進，西漢社會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展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到漢武帝時期，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加之漢武帝反擊匈奴的節節勝利，西漢帝國聲威遠震海外，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統一局面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西漢王朝經過漢武帝半個世紀的努力經營，疆域有很大的擴展，初步奠定了我國現代疆域的基礎。漢武帝的開疆辟土，是與他對匈奴、南越、西域、閩粤、西南夷等地區的軍事和外交的勝利分不開的。漢王朝疆域的擴大，經濟、文化的發展，對外交往的頻繁，使漢民族彼此隔絶的各個部分迅速聯繫成一個共同經濟的整體。據文獻記載，西漢時期，黄河流域各地區的農業、工商業、畜牧業、蠶桑業已出現區域性的分工，並形成了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都會。這些商業中心，除京城長安外，還有洛陽、邯鄲、臨淄、宛丘等，這些城市大都有驛道相通，各地商賈絡繹往來其間，有“富冠海内，皆爲天下名都”之譽稱。以長安城爲例，據解放後的探測和發掘，該城共十二道城門，每面均有三個寬闊的門道，每個門道都可以並行四輛馬車。城内除宫殿外，還有居民住宅和商業活動區，街道縱横，共有八街九陌，情况大致與文獻記載相符。商業區則分爲東西九市（六市在道東，三市在道西），市内既有店鋪，也有官府手工業作坊，説明當時的長安是一個商業同手工業相結合的工商業區。據文獻記載，由於商品交换的興旺發達，城外還設有市場，諸如昆明池南的柳市，安門之南的會市等。西漢中期以後，還出現了通向中亞和西亞的“絲綢之路”和通往海外的港口番禺（廣州）。從解放後廣州地區秦漢時期墓葬中出土的木船模型看，當時的對外貿易也是十分活躍的。解放後在廣州、貴縣、長沙等地的漢墓中，經常發現的琉璃、玉墜、琥珀、瑪瑙、鷄血石和水晶等玉石珮飾，就是對外貿易活躍景象的見证。〔20〕從北方出土的東漢時期的鐵制生産工具遠比西漢時多來看，東漢王朝建立後，農業、手工業都比西漢有所提高，而商業則仍然發達。這些都有力地反映了漢民族各地經濟聯繫的加强。總之，漢王朝顯然已不是什麽“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而是一個已把彼此隔斷的部分聯繫起來的統一的國家了。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這種統一是不可能和資本主義國家比擬的，因爲“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但我們認爲，這種現象恰恰是漢民族形成和發展在上昇時期的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特點之一。

　　漢民族的共同語言，經漢代四百餘年得到進一步發展。從反映漢代廣大人民社會生活的樂府詩看，當時各地的方言差距開始逐漸縮小，共同語言的範圍開始擴大。據典籍記載，漢武帝是漢代“始創樂府”的人，“樂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搜集民間歌謡。當時搜集各地的民歌已相當廣泛，計有：吴、楚、汝、南、燕、代、雁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間、齊、鄭、淮南、河東、雒陽、河南等地區〔21〕。這些地區的民歌雖然夾雜着不少方言，但記録口語的書面語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才能雅俗共賞。言語與文辭還没有多大分離的散文，與民歌的情况一樣。《史記》是漢代最優秀的散文史學著作，其刻劃人物性格的對話如此生動，與作者司馬遷采用了植根於人民群衆生活的共同語言是分不開的。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漢民族的共同語言在漢代確已形成，絶不應以其中還混雜着一些方言或土語成分去否定它。我們認爲，方言的存在，正是和許多民族混血、同化壯大的漢民族語言的特點之一。其實，所謂方言，只不過是共同語的地方變體而已，它的基本詞彚和語法搆造是和共同語言一致的。方言的差别，只有隨着社會經濟聯繫的不斷發展和擴大，才會逐漸縮小乃至消失。再從作爲記録語言的符號——文字來看，前面提到的産生於秦代的筆畫簡便的隸書，到漢代已普遍使用。解放後在東漢都城洛陽發現了數百座刑徒墓，共出土墓磚八百餘塊，其上刻有死亡刑徒的姓名、郡縣獄名、刑名、死亡日期等，所書寫的字體全部都是隸書。這批刑徒絶大部分是東漢統治者徵調來從事勞役的農民，他們來自東漢王朝的九個州、三十九個郡國、一百六十七個縣的獄所。隸書的通行，無疑也是漢民族語言趨於一致的表現。

　　由於漢武帝獨尊儒家，作爲漢民族共同心理的“祖宗崇拜與孝道”〔22〕，西漢以來得到了鞏固和發展，這主要反映在東漢時期族葬習俗的普遍化。從解放後在陝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發現的東漢家族墓葬可以看出，這些墓地往往綿延數百年，經歷幾個朝代，墓中死者，常常是好幾代人。這種族葬墓由於按宗法關係來安排墓穴，所以既包括一般平民，也包括大小貴族，宗族觀念异常明顯。此外，從漢代房屋、衣飾等方面的考古資料看，也體現出漢民族心理一致的特點。解放後，陝西、河南、山東、廣東、四川等地的漢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制住宅模型，其形式基本上是由門房、門樓、倉房、正房、厨房、厠所和猪圈等部分組成的四合院。這種建築形式，在某些地區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此外，一些比較簡單的三合式的房屋模型也相當劃一。在衣飾方面，各地發現的反映各個階層人物的陶俑，大都衣着一致，如四川等地東漢墓出土的農夫俑就是如此。

　　以上所述，説明自秦漢時起，漢民族已基本上具備了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四個要素，成爲一個相當穩定的古代民族共同體。

　　中經六朝、隋唐、兩宋和元代，隨着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和商品流通的發展，促進了國内經濟中心的建立，從而加速了漢民族四個要素的成長和壯大。

　　隋唐兩代是漢民族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顯著發展的時期。在這時期，由於封建王朝先後實行了均田制和屯田制等積極措施，從而擴大了耕地面積，加快了農業的發展。利用士兵或招募農民在邊疆地區屯田的結果，將中原地區漢族的農業生産工具和牛犁耕作技術傳給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推動了他們的社會發展。農業的發達又引起了手工業的發展。當時除家庭的手工業外，還出現了作坊手工業和官營手工業，其中尤以官營手工業的規模最大。解放後，在隋唐時代的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手工業産品的種類，就有瓷器、銅器、金銀器、絲織品等。這些手工業製品，不但造型精美，而且富於民族特色。從某些産品如銅鏡、紙、筆、硯等還可以窺見，當時的手工業産品已出現專門化和地方化。交通運輸方面，由於以長安爲中心而通往全國的驛道的修築和貫通南北的運河的開鑿，都大大加强了各地的經濟聯繫，使唐代的商業迅速地發展起來，長安成了國内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從解放後對長安城遺址的探測和發掘中可以看到，唐代的長安城不但規模巨大，而且布局嚴謹。結合文獻記載大體上可以看出它的概貌：城内分東西二市，每市均有許多街坊。在工業區内，有許許多多的店肆、行（東市有二百二十二行）、貸棧（邸）、酒館、茶肆、車坊、脚店等等，可以想象當時的繁華景象。長安不僅國内聞名，而且引起了國際的注目。印度、日本、朝鮮、波斯、阿拉伯、羅馬等國的商人、僧侣、使者、留學生和學者都接踵而來，從而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除長安外，各個州治和大多數縣治都設有商品交换的市，並規定有嚴格的命令：凡市，以日午擊鼓而會，以日入前七刻擊鉦而散〔23〕。也就是不設夜市。全國性的手工業和商業中心或海外貿易城市，還有成都、廣州、泉州、揚州等。

　　到了宋代，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交通又比唐代有了很大發展，漢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繫的範圍也隨之擴大了。

　　北宋時期的農業，由於彎鋤、鐵耙、鐵鏵等生産工具和龍骨翻車、高轉筒車等灌溉和引水工具的廣泛使用，耕作技術的進一步提高，以及占城稻的普遍種植，都大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至南宋時，出現了明顯的農産品的專門化和地方化，形成了穀物、甘蔗、茶葉、木棉、麻、葛、蠶絲等中心産地。諸如：江南的占城稻；四川、廣東、福建、浙江的茶葉和甘蔗；廣東和福建的木棉；四川和江南東路的葛；四川、廣東、浙江的蠶絲等等，都是當時馳名的農産品。這些農産品作爲商品在國内市場上進行交换，都一定程度地削弱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加强了國内經濟的聯繫和發展。

　　手工業方面，宋代的冶鐵、制瓷、造紙、絲織、造船等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某些産品的産地甚至中外聞名。例如江西的景德鎮、浙江的龍泉、福建的泉州、廣東的石灣等，皆是當時享有盛名的陶瓷産區；江蘇、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則是有名的造紙中心。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導致了商業的發達。往來於上述各大城市的富商大賈异常活躍，産生了稱爲三幫的南商、北商和蜀商等大商人集團。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發行了“交子”貨幣，並出現了“交子”鋪。從印度、埃及等地發現的宋代銅錢和瓷器等文物看，宋代的對外貿易也是相當興旺的。

　　元朝統一中國後，在農業、手工業的恢復、發展，水陸交通運輸範圍擴大和紙幣交鈔發行的條件下，國内商業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大都、杭州、泉州、慶元（今寧波）、上海、福州、廣州等城市成了中外聞名的都市。由於陸路上建置了驛站制度，内地和邊疆，東亞和中亞，在政治和經濟上也聯繫起來了，漢民族的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明清時期，隨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漢民族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並在中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下，畸形地開始向資産階級民族轉化，但未發展爲資産階級民族。新中國成立後，漢民族和國内各民族一道成了社會主義民族。

　　綜上所述，漢民族自秦漢形成後，中經唐、宋、元、明、清數代，又獲得繼續發展和壯大。二千多年來，雖然出現過三國、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幾次分裂局面，但這是短暫的歷史支流，長期的統一乃是中國歷史的主流。中國之所以能够處於長期的統一，是“因爲自秦漢起，漢族已經是一個相當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自北宋起，全國範圍内經濟聯繫性加强了，這個共同體也更趨於穩定。封建統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權，壓制地方割據勢力，使之不能公然活動，政治上的統一又前進一步。秦漢以後的統一，都是‘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只是在程度上北宋前後有些不同。因爲漢族社會確實存在着一個相當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所以統一力量與割據力量作鬥争，總是以統一力量取得勝利而結束。即使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帝國主義列强用暴力和陰謀企圖分裂中國，但並不能達到它們的目的。這種現象决不是偶然的現象，也就是説决不能用偶然爲理由來解釋這種現象”。〔24〕

　　爲了説明漢民族形成於秦漢而在以後的各個時期繼續發展、壯大起來的觀點，我們認爲，有必要着重簡略地談談漢民族與國内各民族混血、同化的歷史過程。

　　三、 漢民族在吸收周鄰民族中壯大

　　周恩來同志説過：“漢族這樣大，人數這樣多，就是因爲他吸收了别的民族。”〔25〕有的學者把漢族這一歷史發展過程形象地比喻爲滚雪球，愈滚愈大。我們認爲這個論斷和比喻是正確的、恰切的。下面擬從秦漢以後的情况談起。

　　據史籍記載，從東漢末年三國、兩晋、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地區戰争頻繁，尤其延續達十六年之久的西晋“八王之亂”，引起了西北邊疆各族如氐、羌、鮮卑、羯、匈奴等先後遷入内地，同漢族交錯居住。這些民族的社會發展水平都比漢族低，大都過着原始的遊獵和隨畜遷徙、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業生活。他們在遷入内地之前，有的相互間已發生混血、同化，進入内地與漢民族雜居後，在漢民族封建生産方式的影響之下，開始逐漸向定居農業過渡，並不同程度地緩慢地趨於封建化。諸如解放後在内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美岱村鮮卑族墓葬中發現的腿部細長的龍首柄　鬥就是明顯的漢文化影響下的産物，其中的銅鑒和飾牌則含有匈奴文化的因素，記録了民族文化交往的真實歷史〔26〕。

　　東北地區的高句麗，也不斷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如解放後在吉林輯安高句麗建築遺址中出土的蓮花紋、蓮葉紋和獸面紋瓦當，它們的式樣就與同時代的中原地區流行的相近。

　　南方的俚、僚、越、蠻等民族都是歷史悠久的民族。他們由於受中央封建王朝的統治早，與漢族的關係更爲密切，它們之中有的因與漢族雜居而成爲封建王朝的編户，故受漢民族的影響同化較深。

　　上述各族人民，在中原封建王朝的動盪年代，還與漢族人民一道參加反對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剥削的鬥争，從而加强了彼此之間的來往以及通婚、混血和同化。在我國民族關係史上還有另一種情况，這就是進入中原建立國家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由於受漢民族封建生産方式的影響，主動采取吸收漢民族的先進文化以改革本民族舊俗的進步措施。諸如北魏孝文帝禁説鮮卑語，主張穿着漢族服飾，采用漢姓 ，提倡鮮卑人同漢人通婚，規定居住洛陽的鮮卑人以洛陽爲籍貫，死後只能葬於邙山等等，從而促進了漢族和鮮卑族之間的同化和本民族的封建化進程。這一歷史現象，有力地説明瞭馬克思所説“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27〕

　　此外，遊牧在今鄂爾渾河和土拉河流域的柔然、突厥和遊牧在今遼寧錦西一帶的吐谷渾（原爲鮮卑的一支），在南北朝時期，都同漢族加强了經濟和文化的聯繫，其中的吐谷渾後來還采用了漢文。

　　總之，三國、兩晋、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各民族大混血和大同化的時期，漢民族在這個時期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壯大。

　　唐宋以後，隨着我國歷史的發展，漢民族與邊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愈加頻繁，關係愈加密切，影響愈加深刻，漢民族不斷吸收其他民族而發展爲我國乃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東北内蒙地區唐宋以來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民族有靺鞨、女真、契丹等。活動在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游的靺鞨族，部落衆多。唐時各部落的首領被任命爲州刺史，曾建立渤海國，並仿傚唐制建立政治、經濟制度，常常派人來長安學習，接受漢文化，使用漢文。解放後，在吉林省敦化縣渤海國舊都敖東城以南五公里的六頂山發現渤海國王族的墓地，發現了渤海寶曆七年（公元780年）貞惠公主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一對石獅，具有濃厚的唐代雕刻風格。記述公主身世的漢文墓碑，也完全模仿唐代碑誌文體。〔28〕女真族北宋時曾建立金國，後來部分女真人遷入中原，在漢族封建生産方式的影響下，社會經濟獲得迅速發展，並逐漸與漢族同化。留居東北的女真，元明時在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下，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並成爲清代滿族的主要部分。契丹族唐宋時建立了遼國。北宋時由於契丹地區遷入了大批漢族，農業、手工業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考古學工作者1958年在内蒙古昭盟寧城發掘曾經歷過金、元、明三個時期的遼中京城址，其建築布局大都模仿中原都城的建制。各個時期的遼墓出土的隨葬品；諸如短流注子、碗、盤、銅鏡、鎏金銀器等，其造型和紋飾，都具有唐代的風格，反映了漢族對契丹族的各種影響都很深。〔29〕

　　西北地區的東突厥和西藏地區的羌，在受漢族先進文化影響方面也極爲明顯。東突厥通過向隋王朝的求婚、納貢、稱臣以及與唐王朝的長期互市，推動了經濟、文化的發展。東晋至北宋時，先後建立後秦和西夏政權的燒當羌和黨項羌，它們的首領多受歷代封建王朝册封，並與漢族和其他民族混血、同化。此外，從解放後的考古材料看，唐宋以後漢民族對新疆地區各民族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漢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壯大的歷史，就是不斷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過程中吸收其他兄弟民族的歷史。“吸收了就壯大了，這有什麽不好？這也是同化”〔30〕。但各民族之間的同化關係又往往是辯證的，即“漢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漢族”〔31〕。這種情况直到今天也還是如此。當然，民族之間的同化是不平衡的，而且一般而論，常常需要漫長的歷史過程。這是一種自然同化，是歷史的進步現象。至於歷史上漢族封建統治者采用的强迫同化則是反動的，應堅决反對，因爲這種强迫同化往往給兄弟民族的廣大人民帶來壓迫、奴役和剥削的痛苦。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一）世界上没有什麽純血統的民族，所有民族都是在相互交往的歷史過程中發展、變化；（二）我們必須堅持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政策，反對任何民族歧視、壓迫、分裂行爲；（三）各民族應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才能走向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這是歷史賦予我國各民族的使命。

　　

　　注　釋：

　　〔1〕《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78頁。

　　〔2〕見《歷史研究》編輯部編：《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

　　〔3〕範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爲統一國家的原因》，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此文後經作者修改，並以《自秦漢起中國成爲統一國家的原因》爲題，收入《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緒言中。

　　〔4〕參看楊則俊：《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一些意見》， 《教學與研究》1955年第6期；格·葉菲莫夫：《論中國民族的形成》，中譯文載《民族問題譯叢》1954年第2期；曾文經：《論漢民族的形成》，《科學通報》1955年第2期。

　　〔5〕《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頁。

　　〔6〕楊堃：《略論有關民族的幾個問題》，《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7〕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6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4頁。

　　〔9〕同〔8〕，第89、160頁。

　　〔10〕參看杜玉亭：《基諾族族源試探》，《雲南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牙含章：《關於民族形成的上限問題的兩封信》，《雲南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

　　〔11〕楊堃：《略論有關民族的幾個問題》，《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12〕參看拙作：《論民族學的對象、内容、方法和任務》，《民族學研究》第1輯，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頁。

　　〔14〕同〔13〕，第255頁。

　　〔15〕《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9頁。

　　〔16〕同〔15〕，第288頁。

　　〔17〕宋永亨：《搜採异聞録》卷1。

　　〔18〕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頁。

　　〔19〕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2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頁。

　　〔21〕見《漢書·藝文志》。

　　〔22〕範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爲統一國家的原因》，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3〕見《唐六典》卷20《太府寺·兩京諸市署》。

　　〔24〕範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爲統一國家的原因》，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5〕周恩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1957年8月4日在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1979年12月31日。

　　〔2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第95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頁。

　　〔2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第102頁。

　　〔29〕同〔28〕，第110頁—111頁。

　　〔30〕周恩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1957年8月4日在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31〕同〔30〕。

　　

　　附記：此文原爲《中國民族學概論》（與樑釗韜、楊鶴書合作，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九章，收入本文集時略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