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的新形勢下，國内學術界愈加認識到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質量）的重要性。很多學者都從各自的學科角度去探討這一重大課題，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本文試從整體或多方面的角度圍遶這個題目略陳管見，不當之處，請同志們指正。

　　一、人口素質與現代化的關係

　　關於人口素質的界定，國内外學者雖有不同的意見，但大都從人口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三個主要方面立論。這種定義，僅從人口素質本身而言，無疑是正確的。然而，依據唯物主義觀點，人類自原始社會解體後，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内的民族，又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國家的社會制度之下，受一定的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制約的。因此，當我們具體分析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口素質時，除了人口本身總的質的規定範圍外，還應包括受其所處時代的國家的社會制度制約的增長率、性别比例、地區分佈和年齡結構等。其實，從整體的觀點看，這些素質是不能忽視的，因爲在歷史總進程中，它們必然影響到這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國内有的學者在討論如何提高我國民族人口質量時已關注到這些方面了。可見，衡量一個國家或民族人口素質的高低，就必須看其整體素質與這個國家或民族的生産方式是否相適應，相適應就是高的，反之，就是低的。

　　根據人口總體素質的要求，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的綜合標準應該是，同當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相稱的健康的體格，現代的文化知識水平，適度的增長率，均衡的性别比例，合理的地區分佈和年齡結構。但必須指出，人口素質的這些方面的關係又是辯證的，對它們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不同的學科。從這個意義而言，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確實是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從文理滲透的多學科綜合的角度去探討，尋找出阻礙人口素質提高的種種原因，以及如何清除障礙的各種辦法，方能制定出總體的治理措施。

　　關於現代化的含義，國内外學術界同樣有争議，迄今仍無一個學者能界定出一種爲所有學科都可以接受的定義。但從各家所涉及的基本内容來看，對諸如農業的高度文明、經濟的迅猛增長、工業化的先導性、觀念的更新等都是較爲一致的。這些内容均與人們對社會文化變遷的認識有密切關係，即：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系統反映在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發展變化普遍達到相當高的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程度時，現代化方會實現。筆者認爲，這只是文化的物質層面所達到的變遷而已。現代化的來臨，還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層面的巨大變遷。因此，現代化與民族人口素質的關係極爲密切。

　　依據唯物主義觀點，文化是人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爲了生存和發展，通過體力和智力的勞動，以適應和改變自然界與社會環境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人是文化唯一的載體。

　　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現代化既是文化三個層面的一種巨大變遷，那麽，它首先就得要求這個國家或民族的人口全面適應這種變遷。所謂全面適應，就是人口素質也必須現代化。〔1〕 這樣，人口素質的高低與現代化步伐的快慢就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

　　再從體質與文化的關係看。人類爲了生存和發展而創造文化，而創造出來的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的體質的發展。因爲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已成爲人類適應和改造自然與社會的手段。這就説明瞭兩者關係的辯證性。我們越往前追溯人類的歷史，情况就越是如此。〔2〕

　　由上可見，現代化對人口素質提出全面的要求，而人口素質的提高又必然加速現代化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對我國民族時下人口素質的狀况作出一個恰如其分的估計，以使其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

　　二、人口素質偏低的狀况與原因

　　從我國民族人口素質的現狀看，盡管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人口質量比之過去任何時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隨着商品生産的發展，市場經濟的起步和現代化的進程，現時的人口素質已不相適應了。縱觀1953~1990年四次全國性綜合人口普查資料，我國人口質量偏低的事實在於：1.增長速度過快；2.受教育程度低；3.文盲和半文盲隊伍龐大；4.男女性别比例失衡；5.殘疾人數過多；6.地區分佈欠合理；7.存在老齡化的傾向等。造成這種狀况的原因，主要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舊的傳統婚姻生育觀和倫理道德的影響，其次與解放後的某些决策失誤也有關係。

　　中國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特别長，人民長久生活在封閉的墨守成規的自然經濟的環境下，由於生産力發展水平低，生産工具簡陋，耕作技術落後，勞動組織只有一家一户的單幹和原始的换工互助。農民爲了獲得滿意的收成，就得投入大量的勞動力，故“人多力量大”的觀念早已植根於頭腦中。一個家庭爲解决勞動力來源，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讓兒子早婚，盡快圓“兒孫滿堂”的美夢。管仲、孔丘、墨翟等人極力提倡男子20歲必須娶妻成家，女子15歲就得出嫁事人的思想，便成了後世“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這一婚姻生育觀念的依據。而孟軻等人提出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養兒防老”的主張，則爲後世種下重男輕女的禍根。人們在“男尊女卑”觀念的支配下，視女子爲“小人”，“賠錢貨”（民間俗語），從而形成“生女不舉”與“溺女嬰”的陋俗。因爲作爲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單位的家庭，血統世系的計算以父權爲中心的，故子嗣是任何家庭得以維係的關鍵。可見，老百姓頭腦中的舊傳統婚姻生育觀，乃是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必然産物。

　　解放後，通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文化變遷），農村的自然經濟得到了很大的改造，其婚姻生育觀也受到了衝擊。然而，由於小農經濟生産方式的殘存，以及上層建築的相對落後性，又使傳統的婚姻生育觀在廣大農民的意識中澱積下來，並繼續發揮它的功能。這種現象在一些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尤爲嚴重。加之，五、六十年代有學者提出控制人口增長的觀點受到批判，遂使我國人口數字劇增。其後雖然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生一個孩子好”的號召，但我國人口仍由1953年的五億四千萬增長到1990年的近十二億，三十七年時間竟增加了一倍多，并且每年還以出生2000多萬，净增1400萬左右的數目在增長〔3〕，速度十分驚人。

　　我國民族數量不少的先天性殘疾人口的造成，主要根源仍在於傳統的婚姻生育觀。因爲封建制度的財産私有使近親通婚習俗得以産生和流傳。一個家庭爲了保住財産，即“肥水不流過别人田”，男婚女嫁，一方面講究門當户對，另一方面又主張在一定的血緣範圍内聯姻，於是姨表婚和姑表婚便成了“親上加親”的“理想”的婚姻形式。這種近親婚配陋俗導致了先天性殘疾人口的增加；而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又將其通婚範圍禁固於一村一寨之内或相鄰聚落之間，從而形成了代代相傳的惡性循環。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婚姻法》的頒佈和宣傳，表親婚遺俗受到了社會輿論的抨擊，在漢族地區則被革除。然而，在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没有民俗學理論的指導而方式過左，收效不大。加之改革開放後政策的放寬，這一陋俗便沉渣泛起。據筆者的粗略統計，我國殘留姨表婚或姑表婚的少數民族就有近三十個，占少數民族總數一半以上。〔4〕 從而造成大量的殘疾人口，也陷婚姻當事人的家庭於不幸的深淵；再加上自然灾害、缺碘和生産、交通等領域現代化管理水平不高而事故頻仍，又不時造成後天的殘疾人，〔5〕 致使我國現時殘疾人口高達5164萬，占全國總人口的494%，〔6〕大大影響了人口健康方面的總體質量。

　　至於導致我國民族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衡和地區分佈不合理的問題，同樣也有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根源在於重男輕女的“溺女嬰”陋俗和現代的“人流女嬰”行爲〔7〕。而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人口流動則既帶來人口分佈的地區差异，也造成了性别比例的失衡。“溺女嬰”陋俗大概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産物，到了封建社會，隨着“男尊女卑”思想意識的進一步强化，遂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溺女嬰”陋俗甚至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國年間，胡樸安先生的《中華全國風俗志》就不乏記載。今天的廣東、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以三原縣爲甚）等都是曾流行過“溺女嬰”陋俗的地區。

　　解放後，由於男女平等觀念的確立和政府的明文禁止，“溺女嬰”陋俗已基本上消失。然而，隨着近些年來政策的放寬，一些封建殘餘思想嚴重的人，竟然利用“B超”先進科學技術，在測定孕婦所懷的性别後，便做出人爲流産女嬰的荒唐行徑。“人流女嬰”實質上也是一種殘殺女嬰的行爲，不同的只是方式較“溺”爲“文明”罷了。此種現象雖屬極少數，但也應健全法制嚴加禁止。

　　八十年代以來，隨着東南沿海特區經濟的騰飛，現代化工業的涌現，鄉鎮企業的崛起，以及第三産業的興旺，吸引了内地大批的勞動力，從而形成以民工爲主的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這種人口遷移，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結果，它既促進了特區經濟發展和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融合，有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但同時又給社會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如交通擁擠、治安混亂，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和地區分佈不合理等。所謂“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俗語，就是這種傾向的心理寫照。此外，隨着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五、六十年代大批支邊人員或其子女的内遷，以及某些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的省區的知識分子“孔雀東南飛”，也造成了地區文化程度的差异。

　　我國民族人口文化素質較低的主要原因也應從歷史上去尋找。由於我國長期滯留在封建社會發展階段上，絶大部分人口都聚居在農村，廣大農民在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剥削下，根本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機會。1840年鴉片戰争後，中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廣大人民所受的壓迫剥削有增無减，根本無受教育可言。新中國成立後，廣大農民翻了身，人民政府在開展大規模掃盲的同時，興辦了各類大中小學校，使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大大增加了。然而，廣大農民生活在新社會的時間與漫長的過去相比，只不過是彈指一揮間；加之十年“文革”决策的失誤等種種原因，故高達約一點八億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依然絶大多數在廣大農村中。據有關方面預測，這一隊伍的新生代還以每年200萬的速度在擴大。這一社會現象是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的。

　　我國民族人口文化素質不高還表現在受各種層次教育的面不大，職工文化程度低，以及缺乏農、牧、獸醫技術人員諸方面。

　　從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看，我國在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僅599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爲662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約爲17758人；具有小學文程度的爲35377人。可見，我國連最低層次的小學教育也没有普及。這種狀况，與發達國家人口受教育程度相比，差距甚大。

　　據調查統計，我國職工隊伍中的文盲占5—7%；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0—80%；而26個省區2000萬名職工中，高中與中專程度的占159%；大專程度的僅占31%〔8〕。又據1990年調查統計，我國目前平均每萬名農業人口中，農業技術人員只有66人，平均每一名農技人員負擔7000畝耕地，每一名畜牧獸醫人員負擔7000頭牲畜；每一名牧業技術人員負擔230畝草場。這種狀况，對我國農業生産方式的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極爲不利。

　　此外，近些年來，部分人的道德滑坡、心理不平衡、精神風貌欠佳，以及社會風氣不正等，都是值得重視的人口文化素質偏低的反映。

　　三、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的途徑

　　由上可見，我國民族人口素質是偏低的，如果不把人口的總體質量提高，要加快現代化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制約我國民族人口質量的因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歸根結蒂還是物質生活資料生産的方式起决定作用。鑒於我國民族的具體情况，在實行工業現代化的同時，必須大力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其他生産領域的現代化，即努力推進物質文化層面的變遷。因爲從唯物主義觀點看，一個國家或民族爲了生存和發展，首先就得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故“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9〕説明物質層面是民族文化中最爲活躍的因素。與此同步，必須積極推進文化的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快速變遷，徹底改革現行的行政組織管理，使其手段現代化；同時徹底擺脱落後的傳統束縛，更新觀念，實現人的現代化。爲此，制訂出如下措施是必要的。

　　首先，必須在堅决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正確路綫下，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盡早完成由傳統的自然經濟向現代化的商品經濟轉化，即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只有這樣，才能徹底盪滌一切歷史上殘留下來的舊觀念，形成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婚姻生育觀念和道德風尚、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文化素質中最深層的内涵。在實行這一歷史性轉變時，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我國民族現代化的起點屬於較低的農業文明類型，因此，廣大農村的現代化進程遠比城鎮緩慢，而原來社會發育程度較低的邊疆民族地區則更爲步履維艱。這就説明瞭我國現代化進程具有區域龢民族之間的不平衡性特點。因此，提高人口素質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廣大農村和邊疆民族地區；而實施計劃和執行政策時，必須有所區别，切忌一概而論和一刀切。當務之急，應是尋找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後的農業現代化的新途徑，這種新途徑無論是股份合作制還是其他形式，都必須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必須大力提高廣大勞動者的文化素質，讓他們牢牢掌握現代文化科學技術，培養高尚的思想品德，實現人的現代化，使耕作手段和生活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過渡到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假如仍然長期地停滯在單家獨户的手工勞動和簡單機械的操作，要徹底清除舊社會遺留在他們頭腦中的傳統婚姻生育觀和倫理道德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見，加速物質層面的變遷，乃是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總體素質的治本之道。

　　其次，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有計劃有步驟地興辦各種大中專職業學校，擴大人口受教育面。世界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的實踐證明，發展教育乃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質的有效途徑。所以，我國近日提出進一步落實教育優先發展戰略，頒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是非常及時的。〔10〕 我們相信，隨着《綱要》的逐步實施，我國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質將會大大有所提高。而人口文化素質提高後，必然會自覺地、有效地控制出生率，杜絶多生、超生現象，並避免先天性殘疾人的出生，從而反過來又促進身體的健康、性别比例的平衡和人口的地區合理分佈，從整體上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

　　再次，運用電子通訊等現代化手段加强流動人口的科學管理，對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地區分佈實行有效的導向性的宏觀調控。筆者認爲，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對暫住人員管理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當地有關部門先將暫住人員的工種細分爲廠礦企業、建築行業、個體工商户、農業代耕代種養殖户和零散流動人員五類，然後實行按各鎮屬地歸口管理的辦法，形成“縱向到底横向到邊”的管理格局，有效地防止了對當地計劃生育工作的干擾。〔11〕 誠然，流動人口的管理是一件十分復雜的工作，它牽涉的面很寬，與源頭地區和流向地區都有密切的關係，必須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戰略思想，互相協調處理。此外，源頭地區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産，活躍鄉鎮企業，加快市場經濟的起步，吸引外流人員回歸，彌補失去方面的平衡。

　　最後，在實施主要計劃的同時，必須重視社會科學建設，籌集經費和現代化設備，鼓勵學術機關的研究人員和高校教師以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爲中心課題，開展人口學、經濟學、歷史學、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醫學人類學、優生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並將這些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應用於現實生活中，解决人口的優生、優育和優教等一系列與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素質有關的實際問題。

　　總之，人口素質問題是關係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速度的重要問題。在國際風雲變幻的今天，我們必須珍惜教育優先發展的機會，通過教育先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質——實現人的現代化，再帶動人口其他方面素質的現代化，以提高我國民族人口的整體素質，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注　釋：

　　〔1〕從這個角度看，劉錚同志提出人口素質現代化的觀點是正確的，參看其《人口現代化與優先發展教育》，刊《人口研究》1992年第2期。

　　〔2〕參看《文化人類學》（主編樑釗韜，副主編陳啓新）第六章“體質與文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471頁。

　　〔3〕見《人民日報》1994年3月25日。

　　〔4〕見拙作：《從表親婚遺俗看普那路亞家庭》，《民族學研究》第八輯，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56頁。

　　〔5〕戰争也會帶來後天的殘疾人。

　　〔6〕見《人民日報》1994年3月25日。

　　〔7〕這種行爲雖屬極少數人所爲，但其傾向值得我們注意。

　　〔8〕參看章雲：《論教育、經濟與人口問題的關係》，刊《南方人口》1991年第3期。

　　〔9〕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10〕見《人民日報》1994年6月14—15日。

　　〔11〕見《南方日報》1994年5月18日。

　　

　　（原載雲南《思想戰綫》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