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學在我國獲得新生後，在廣大學者的努力共建下，正沿着廣闊的道路前進。某些地方或民族的“風俗志”、“風情録”的問世，一些專著的出版，爲數較多的論文的刊載，以及各地民俗學研究會及其刊物的誕生，都充分展示了這門學科令人樂觀的前景。然而，由於過去對民俗學的不公平的看法，致使不少人對它的積極意義至今還抱懷疑態度。爲了使這門學科更好地爲我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筆者認爲，在實事求是地對它作出評價的基礎上，認識它在我國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一

　　過去，民俗學在我國没有得到公正的對待，被當作“資産階級學科”取消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外國片面的學術觀點和國内左頃思想的干擾，未能一分爲二地看待它帶有爲殖民主義服務色彩的早期歷史。這種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如不加以廓清，將不利於對民俗學的正確認識，更不可能充分發揮它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民俗學作爲一門具有特定研究對象、範圍和方法的科學的面世，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學者湯姆斯（W·J·Thomas，1803—1885）提倡“Folklore”一詞的時候。這門學科産生於英國並非偶然，因爲英國是當時歐洲乃至世界發生工業革命最早的國家。而工業革命的結果，大大刺激了資産階級向外尋找工業原料基地和頃銷商品市場的欲望。這一劃時代的歷史變化，稍後在法、德等國也重演了。當時，由於各國資産階級競相推行掠奪和奴役世界不發達地區（主要是非洲、美洲和亞洲）的殖民政策，激起了當地民族的强烈反抗。殖民主義者爲了平息這些反抗，以維護對殖民地社會的統治，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考察它們的語言、社會制度、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民情風物等，以幫助殖民政府當局制訂“治理”措施。這樣，民俗學便伴隨着民族學而産生了；其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它便成爲大多數國家公認的獨立的學科。可見，民俗學的産生完全是當時歐洲社會發展的需要。

　　民俗學在産生時爲殖民主義服務的問題，英國民俗學家班尼（G·S·Burne）説得很清楚：“那便是統治的民族對於所屬民族的治理方法的改進，因爲密切的接近與正確的瞭解能够生出同情，而同情便能生出好政治。”〔1〕德國的民俗學創始人威廉—亨利克斯·裏爾（Riehl）也曾直言不諱地宣稱：“民俗學（Volkskunde）應該成爲行政當局的一種特殊的思想助手：它應該‘把制度推行到混亂的警察權利中去，把邏輯推行到行政實踐中去’，以便使人民相信，甚至在最嚴重的情况下，‘行政當局也能爲它們的利益行使權利，采取行動’。”〔2〕 這是民俗學曾爲殖民主義效勞的不可争辯的史實，我們必須正視，絶不能因爲我國目前提倡“面向世界”，與各國開展文化交往，而諱莫如深。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對這門學科産生偏見，用極“左”的態度，將它拒之門外，這樣做也非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因爲：

　　第一，民俗學如同其他人文科學一樣，是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的産物，有其産生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實踐證明，它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研究範圍已隨着世界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到今天已把民間的各種風俗習慣、信仰、行爲、宗教觀念、藝術創作龢民間文學都納入了探討的範圍，有了較廣、較深的民衆基礎，成爲一門世界性的學科。

　　第二，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古今的民俗内容無比豐富，事象千姿百態，其中有傳統的風俗，也有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而産生的新風俗。所以這些都需要民俗學去進行分析研究，辨别良莠和扶持發揚，以促進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繁榮各民族的文化。

　　第三，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各個相鄰學科携手協作，進行綜合性的應用研究，以便更有效地解决本學科所探討的問題。民俗學既已成爲一門世界性的學科，民族學、考古學、社會學、民間文學、歷史學等均需要它的合作。

　　由此可見，民俗學在歷史上雖曾有過陰影，但它的前景却是异常廣闊的。我們應當站在正確的立場上，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這門學科作批判地繼承，並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俗學，并發揮它在我國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巨大作用。

　　二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决議》指出：在我國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在廣大城鄉要積極開展移風易俗的活動，提倡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克服社會風俗習慣中還存在的愚昧落後的東西。婚嫁喪葬中的陋習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其目的在於樹立和發揚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加速我國現代化進程。這個艱巨的任務，只有加强民俗學的應用研究，才能順利地完成。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顧一下過去將民俗學劃爲“禁區”而帶來的至今仍能看得到的不良的社會後果，對我們認識這門學科在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是很有裨益的。

　　解放初期，我國在蘇聯學術觀點和左頃思想的影響下，將民俗學作爲“資産階級學科”而取消後，〔3〕由於没有這門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指導對各民族民間風俗習慣的研究，所以在開展批判封建迷信活動的時候，便把不少傳統的風俗習慣不加分析地視爲封建迷信而用行政命令或强制手段禁止了。其中許多節日風俗的被禁止就是典型的例子。諸如清明節、端午節、廟會等，因包含着某些封建迷信成分被迫停止了活動。其實，細加分析這些傳統風俗也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如清明節的懷念祖先，端午節的龍舟競渡，廟會中的娱樂活動和物資交流等。然而由於缺乏民俗學的知識作指導，也只好與封建迷信同歸於盡了。當時這些傳統習俗表面上雖然被禁止了，但支配俗行的民俗心理却未得到科學的解釋，其産生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條件也未得到實事求是的説明，所以人們仍然暗地裏依戀其事。這也就是解放以來，廣大民間某些被禁止的習俗時隱時現的重要原因。

　　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開放、改革、搞活的春風吹遍了大江南北，全國各族人民都不同程度地走上了脱貧致富的道路或生活得到了改善。然而，在政策放寬的情况下，民間的某些陋俗、惡習，也隨着傳統風俗的恢復而沉渣泛起了。據筆者1987年從《光明日報》上看到的就有如下幾項。

　　其一，燒香拜佛。如河南省禹縣吕梁山上的“七娘廟”，雖剩殘垣斷壁，香火已斷三十多年，但從1987年農曆正月十五日開始，上山進香者竟達數千人之多，並蔓延到鄰近幾個縣。少數居心叵測的人則趁機以建廟爲由向農民挨户收款共4000元，大興土木，從别處搬來佛像，捏制各種泥娃娃高價出售給香客。〔4〕

　　其二，大收彩禮。如僅對山西省雁北渾源西南山區的統計，彩禮價格逐年上昇：1980年爲2000元左右，到1986年便上昇爲六七千元，六年内竟增加了三倍多。還美其名曰“養女費”、“衣服錢”。〔5〕據筆者所知，目前在某些地區的農村，媒婆漫天要價，從中漁利，已成司空見慣之事；有的地方甚至把姑娘分等，按等向男方索取彩禮。

　　其三，大辦喪事。諸如河北省固安縣一帶，農村辦喪事講規模、比闊氣的現象相當嚴重。該區人死後大多數都不行火葬，用棺殮屍埋入土；喪事期間，死者的親屬和親友要白布裹身，麻繩拖地，名曰“穿大孝”。某鄉一農民父親去世，光穿孝就用去白布200餘米；治喪期間要爲死者請吹鼓手，唱“坐腔戲”；燒“陰錢”，糊車馬，扎“傭人”、“電視機”、“收録機”、“洗衣機”等，供死者陰間享受；送殯隊伍浩浩盪盪，打幡招魂，穿街過巷，並給抬棺者以賞錢，大辦酒席。僅這幾項開支，便耗資七八百元。〔6〕又如湖北省孝感市某村的老人去世，噩耗傳出後，前來弔喪者達270人，隨葬的喪禮用去草紙340斤、花圈24個、布料31塊、爆竹150餘掛。送殯時，樂師17人，送喪人數多達500人以上。當地習俗規定，送喪者必須在死者家吃一頓“泡飯”，按每天18席、每席30元計，共花去人民幣1600多元。〔7〕

　　其四，巫婆神漢騙取錢財。如江蘇省射陽縣新坍鄉漁灣村出現巫婆神漢裝神弄鬼，騙村民到附近大水塘喝“仙水”詐騙錢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8〕

　　其五，送“人情禮”。據有人對北京一千户居民的調查，1987年1、2月份平均每户贈送支出達439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471%。〔9〕

　　其六，春節濫放爆竹。這種現象廣州、北京等地均有，有的地方甚至引起火灾，給生命財産造成損失。

　　其七，在某些地區續家譜、建宗祠、算命占卦、測字相臉等封建迷信活動也時有發生。

　　此外，鋪張浪費風氣蔓延。有些地區，甚至兒子考上大學，也要“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10〕

　　更有甚者，少數身爲黨政的領導人，在婚喪過程中竟置黨紀國法於不顧，起牽頭人的作用，他們收禮物、請客、浪費人力物力，大搞封建迷信活動，在群衆中造成極壞的影響。〔11〕

　　以上所述僅僅是某些漢族地區的情况，少數民族地區還未作統計。不過，就此數項已足見這些浸透了陳舊意識觀念與封建迷信的婚姻喪葬和求神拜佛陋俗，已成爲今天社會的公害了。這種現象向我們説明：（一）民俗學是不能取消的，取消了對風俗習慣的研究就會失去它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使陋俗、惡習得以死灰復燃。（二）爲了轉移風氣，改變習俗，就必須加强民俗學的應用研究，發揮它在移風易俗中的作用。

　　三

　　我們認爲加强民俗學的實際應用研究，可以有效地推動我國民族的移風易俗，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當前民間信仰風俗中的求神拜佛，婚俗中的鋪張浪費，喪葬習俗中的封建迷信，無疑都是屬於背離時代要求，阻礙生産，影響人民生活，腐蝕人們的思想，敗壞社會風尚的陋俗、惡習。要改革它，首先必須運用民俗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探討它産生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和發展變化的歷史過程，與此同時還要分析其目前得以存在的種種原因，以及所帶來的危害性。只有當人們對這些俗行得到科學的解釋，並以事實證明其荒謬時，才會在自願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誠然，民俗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必須與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提高社會主義生産力，不斷增强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并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宣傳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同步進行，才會獲得成功。

　　民俗學分析研究陋俗、惡習的同時，對隨着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産生的新風良俗，諸如與緑化環境、保持生態平衡密切有關的“植樹節”（3月12日），尊師重教的“教師節”（9月10日），培育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五講四美”，爲提倡從簡辦理婚喪大事而成立的“紅白理事會”〔12〕等等，也應予以理論上的論证，並廣爲宣傳，使其蔚然成風，成爲我國民族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從民俗學的角度看，任何風俗習慣一經約定俗成後，就會成爲一股具有强大約束力的精神力量，並逐漸滲透到社會主義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起着規範人們行爲的巨大作用，並使社會風氣朝着好的方向轉變。

　　民俗學不但對内可以促進移風易俗，而且對外也可以爲“交往”服務。馬克思主義歷來重視交往關係的探討，並認爲它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國的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强大的活力，對精神文明建設也帶來了巨大的促進。對外開放則必然導致我國民族與世界各民族的各種交往，其中精神文化交往却是生活中經常性的事情。在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過程中，彼此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將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樣，我們就需要從民俗學的角度去考察這種生活文化的交往。不過，這種考察必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瞭解和鑒識外來各民族的文化，二是弘揚我國的社會主義文明。

　　關於前者，主要是廣泛地系統地瞭解世界各民族或國家的風俗習慣，諸如衣、食、住、行的方式，各種禮儀、節日、婚喪儀式、宗教信仰和各種禁忌等。瞭解這些，旨在開闊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民俗知識，便於我們和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並在交往的過程中增進雙方的友誼。在瞭解的基礎上，再進行一番鑒别工作，即：藉助民俗學的研究將外來的風俗習慣分解爲糟粕和精華兩部分，然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發展我國民族的傳統文化。關於後者，就是有目的地宣傳我國民族的優良的傳統文化，以扺禦和戰勝通過交往渠道滲入我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腐朽的東西。諸如，繼承和發揚我國各民族的清新、健美和具有民族風格的舞蹈，就可以扺禦那些給人以色情感的西方的摇擺舞；大力提倡我國民族的優美、健康和富於生活氣息的民歌，就完全可以扺制那些宣揚“人生就是一出戲”，“情場如戰場”的資産階級腐朽人生觀的所謂“時代流行曲”。其實，在我國傳統文化的長河中，民俗内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是世界罕見的。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民俗學的廣泛而系統的調查研究，把各個民族古今的各種優良的風俗習慣作一集錦，並編寫成大中小學的教材或適合廣大群衆閲讀的科普讀物，以普及民俗學的鄉土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培育愛國主義思想，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只有大力頌揚我國民族傳統文化中一切積極的、進步的、有生命力的精英部分，並在此基礎上樹立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的道德風尚，才能有效地達到排除外來的精神污染，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宏偉目標。

　　此外，民俗學在對外開放中的積極作用還體現在，通過對各國民情風俗的瞭解，可以獲得這些國家居民對物質生活需求的各種信息，從而避免盲目性生産和出口，有目的有計劃地增加我國國際貿易收入。諸如，由於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心理不同，對服飾的樣式、民間工藝的造型、食品的風味……，以及這些産品的包裝，均有不同的要求。我們從民俗學的角度瞭解到這些信息後，就完全可以掌握國際貿易的主動權。

　　由上可見，民俗學的應用研究對於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和對外開放，既可以産生社會效益，又可以帶來經濟效益。我們必須清除左頃思想的影響，端正對民俗學的認識，充分發揮它在我國兩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爲促進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1987年2月脱稿

　　

　　注　釋：

　　〔1〕《林惠祥人類學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2〕（蘇）C·A·托卡列夫：《外國民族學史》（湯正芳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頁。

　　〔3〕在蘇聯社會科學體系中，没有獨立的民俗學，民俗是被歸入民族學的研究範圍的。這種觀點對我國的影響，便導致民俗學被取消。

　　〔4〕見該報1987年4月3日。

　　〔5〕見該報1987年3月22日。

　　〔6〕見該報1987年3月15日。

　　〔7〕見該報1987年5月1日。

　　〔8〕見該報1987年6月12日。

　　〔9〕見該報1987年5月24日。

　　〔10〕見該報1987年9月4日。

　　〔11〕見該報1987年9月11日，及1987年5月1日。

　　〔12〕據《光明日報》1987年6月12日“讀者來信”專欄報導，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孟克村就成立了“紅白理事會”，深受群衆歡迎。

　　

　　（原載拙作《文化人類學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