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旅習俗的産生

　　人們一般都習慣把我國民間常説的“衣、食、住、行”中的“行”理解爲交通，這只是一個方面。其實，“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含義，這就是步行、離去、遠行。這可以《論語》中的“述而”、“微子”、“里仁”諸篇中的有關詞句爲证：“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齊景公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父母在，不遠游”。但從《詩經》中的“召南·行露”和“豳風·七月”的“厭 浥行露”和“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等語句來看，行又指路或道路，引申爲交通。而人們的離家遠行又必然與道路交通工具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先談人類行旅習俗的産生，然後再談人類交通工具的發展過程及其有關習俗。本來，行對生産、飲食、服飾、居住等方方面面都是不可缺少的，筆者之所以將其放在它們之後來談，主要是從傳統習慣方面考慮。

　　行旅習俗的産生，是由於人們要經常離家外出，而外出從事各種活動則是人維持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行爲。

　　我們知道，人類最主要的活動是生産活動，爲了生産，人們要外出到山上采集、狩獵，下江河湖海捕魚，或到草原、河谷放牧，到野外耕作；人們出於生産或生活如交换、經商、對外交涉、探親訪友的需要，也必須外出，甚至長途跋涉，歷盡艱險。人類在其史前時代的初期，由於生産力水平低下，根本談不上交通和運輸，外出和彼此之間的往來，只能徒步行走，運輸也只是靠人力背或抬。在萬物有靈的時代，當遇到暴風雨雪、電閃雷鳴時，難免路途受阻，出現諸多麻煩（包括身體不適、生病等），甚至發生生命危險，當此之時，人們的腦海中就自然而然地會産生道路也有神鬼主管的觀念。我國古代有關路神的傳説和記載以及祭祀路神的俗行〔1〕，就是這種觀念存在的力证。其後，雖然陸上、水上都出現了原始的交通工具，但並不能排除途中的險阻（包括許許多多的偶然性），“行路難”的問題，依然困擾着人們，爲求出門或途中的平安，於是又出現了占卜擇吉日和方向以求神靈庇佑的俗行。進入階級社會後，交通工具雖然不斷改進，但由於階級壓迫、剥削的存在，貧富懸殊的普遍，盗賊處處皆有，人們在旅途中被劫殺的現象經常出現，致使出門求平安的心理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發展，於是行旅習俗也被傳承下來。今天，我國不少邊疆民族民間殘留的某月某日宜出門，某月某日忌出門；出門宜朝哪個方向走或不宜朝哪個方向走的禁忌，甚至途中遇到什麽是吉或什麽是兇以及用什麽方法解除等等行爲，都有力地説明瞭人們外出求平安的思想觀念。例如布依族：“甲子日”忌生産和出行；彝族：農曆正月初一至十六日，不能下地勞動，否則不吉；苗族，出門遇見有“蠱”或“老虎鬼”的人，要采取讎視的態度；白族：夏曆七月十五日接送祖宗時不能出門，否則會路遇鬼神而不吉利。趕馬外出經商的人，途中説話不能涉及豺、狼、虎、豹，否則不吉利；仡佬族：婦女在過年的頭幾天不能步出大門，否則不吉；普米族：新娘出嫁途中不能回頭張望，不能騎騾子和穿有色衣服〔2〕。這種習俗，過去漢族民間比比皆是，諸如廣東信宜民間，人們外出遠行，除了請地理先生擇個良辰吉日外，還有諸多禁忌，如出門那天，晨起刷牙時不慎弄斷牙刷，或喫飯時不慎把筷掉在地上；或剛出門時，看見有人在梳頭、唤狗、猪郎倌在趕公猪等，即取消行程，改日再擇吉日良辰出門。如已出門在途中，發覺没有帶齊東西，一般也不再返回家去取〔3〕；河南虞城一帶民間有“要出走，三六九；要回家，二五八”的俗諺，蕭縣一帶則有“三六九，向東走，三四七，向正西”的説法〔4〕。廣東佛山地區認爲，正月初一祀神後出行，須向喜神、財神、貴神方位而去，忌向鶴神方位去，以避免不利〔5〕。等等，舉不勝舉。這些出門禁忌中的吉凶現象，大都没有什麽科學依據，只能説都是一些偶然性的經驗積累（馬克思主義認爲歷史是不排斥偶然性的），因爲某些民族或地區認爲吉日，而恰恰就是另一民族或地區認爲的兇日，反之亦然。即使在交通事業已進入現代化的今天，海上、天空、陸上、地下（地鐵和海底隧道）已有輪船、飛機、汽車、火車等通行無阻，但亦不能排除偶然性悲劇的發生，世界各地不時發生的沉船、車禍、空難事件，都説明瞭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偶然性。正是因爲這些人間慘劇的存在，加之禁忌等俗信一類的上層建築的相對落後性，故人們避兇趨吉的願望與良好的祝願都始終如影之隨形，遂使得往昔的種種行旅習俗得以遺留，並不時見諸於言談與行爲。

　　從以上所述不難看出，行旅習俗的産生，主要是由於路途中險阻現象的存在，以及史前時代人們思維的幼稚和萬物有靈觀念的影響，而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人類除了繼續受自然力量的壓抑外，還受到社會力量的鉛壓，故又使這種俗信行爲得以種種的變异形式殘存下來。人們爲了求吉避兇，平平安安地出去，又順順利利地歸來，就只好求助於神靈和采取扺禦的辦法，於是便産生各種祭祀路神、橋神和闢邪的俗行。

　　我國古代稱路神爲“祖”，人們出行時要對其舉行祭祀儀式，稱爲“祖道”，如《左傳·昭公七年》載：“公將往，夢襄公祖。”杜預注：“祖，祭道神。”可見，祭路神的習俗先秦時代在統治階級中已流行。及至漢代，連將士出征也要祭祀路神並設宴送行。這從《漢書·劉屈氂傳》載飛將軍李廣率兵出征匈奴的情景可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顔師古注：“祖道，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由於這一習俗的影響，後世便將送行雅稱爲“祖行”、“祖帳”、“祖餞”等。廣東佛山地區甚至直到晚近還有遠行出門時要祭路神的習俗〔6〕。

　　過去漢族民間忌走夜路，若非走不可時，聽見有人叫喊，切忌回答；如找不見人，便認爲有妖怪在作祟，可連吐三口唾沫禳之；途遇出殯，認爲不吉利，應將衣帽脱下，撲打數次，則可以破解，俗謂之“散晦氣”〔7〕。廣東潮州一帶則有相反的俗行，如途中在水邊遇見浮屍（俗稱“水客”），認爲不可因氣味難聞而直吐口水，否則認爲對死者不恭，日後會受到經年流口水的懲罰；若在途中遇見用紅紙包着的銀幣，不能據爲己有，只能拿去買供品祭路神〔8〕；在雷州民間，迎親花轎途遇殯葬，新娘就得反復念：“棺材，棺材，開官發財”，便可禳除灾害，逢兇化吉〔9〕。這種毫無科學根據的主觀唯心心態，只不過是求吉避兇願望的反映而已。

　　出門遠行，免不了跋山涉水，除了陸上祭路神外，還得祭橋神、水鬼，以免它們禍害行人。解放前，廣東境内不少地區流行此俗。

　　每年定期祭橋神成爲陽江民間的傳統習俗。村民不管修木橋、石橋，都要設八仙桌，擺上三牲祭品，用牛拉着犁耙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來回走一趟，然後由道士告訴上天下界的神靈：“要在這地方修橋築路，請保佑子民平安。”然後將“紙元寶”撒向河溝，衆人下拜三次，接着由村中長者帶頭開鋤動工。竣工後，村中的秀才要寫帖請外鄉秀才“過橋飲酒，吟詩作對”，並祝願村人從此出入平安、丁財兩旺。粤北地區河溪交錯，石橋到處可見，民間也流行類似變异習俗〔10〕。

　　二、我國民族交通運輸的傳承

　　（一）陸上交通運輸工具

　　在原始社會時代，交通運輸都處於低級的階段。從民族志記載來看，陸地上最早用於交通運輸的工具是“爬犁”一類，最先使用的畜力則是狗。世居大小興安嶺山地森林中的鄂倫春、鄂温克人，以及居住在松花江、黑龍江和烏蘇裏江畔以漁業爲生的赫哲族人，直到解放初期還流行使用一種狗拉雪撬即“爬犁”馱運東西的習俗。其中又尤以赫哲人的最爲原始，他們稱之爲“拖日氣”。其制法爲：用兩根直徑約10厘米、長約33米或略短的柞、榆或樺樹杆，兩頭砍薄，再彎成弓形，前後各竪兩根高60厘米左右，寬約5厘米的柱，兩則另立兩根柱，前後四個横棖，連接在一起，中間鋪樹條，即成一輛“拖日氣”。赫哲人常用5—7只狗甚至10只狗拉繩，在前引路的狗則拉一根長繩，趕“拖日氣”的人用棍指揮引路狗，以帶動其它狗前進。這種狗拉雪撬載重約250公斤，可以坐人、載物及傳遞信息，冬季可日行100公里。據文獻記載，這種原始交通運輸工具從元代起已十分流行。赫哲人常坐之出遠門。此外，赫哲人也常使用一種長約1米多，寬約10厘米，厚約幾厘米的滑雪板作爲交通工具，他們稱之爲“恰爾奇刻”。

　　使用牛、馬等畜力作爲交通運輸工具是較晚的事情，大概出現在畜牧業的産生時代。赫哲人也常使用牛、馬拉雪撬，即爬犁。這種爬犁是用直徑約10厘米的木杆，做成前端翹起，高65厘米左右，寬約135米，長33米左右，四周圍以編好的柳條。這種交通運輸工具比前一種進步，可載重1000公斤。赫哲人使用馬拉的爬犁大約是在17世紀中葉向鄰近民族交换到馬匹時開始的。有論者認爲，赫哲人用馬拉爬犁是從俄羅斯人那裏學來的。馬拉爬犁傳入後，狗拉雪撬逐漸爲其代替，後來只有婦女運柴時才使用狗拉雪撬。

　　馬被人類用作牽引力後，除用它單獨馱運東西外，還用以代步。鄂倫春人常在不同品種馬匹的基礎上，馴養出享有“山林之舟”美譽的馬匹，他們經常以馬代步，去趕集、探親、訪友。

　　居住在凉山山區的彝族，由於山路崎嶇，人行道路多爲鳥道羊腸，故人們外出有以馬爲助行的習俗。凉山的馬遠近聞名，稱爲“巴布馬”；據地方誌記載，這種馬短小壯駿，力大而穩健，適宜於山區運輸，素有“馬中豪杰”之稱。過去彝族只有在重大慶典時，才以馬代步。古代，壯族還習慣騎一種“果下馬”，此馬由於矮小，可以騎着從樹下經過，所以得名。直到今天，哈薩克族民間還把馬譽爲“人的翅膀”。由於馬能識途，人們常騎馬出遠門，以免在一望無邊的草原迷失方向。據漢文典籍記載，該族乘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11〕。

　　藏族民間習慣以上百頭牦牛結隊馱運鹽、毛、皮革等貨物，稱作“牛幫”。牦牛的特點，一是耐寒冷性强，適宜在海拔較高的高原上行走，二是載重力强，一頭牦牛可馱一百多公斤，連續行走數日乃至十多天。

　　過去，漢族民間除以馬代步外，還有乘驢的習慣，所謂“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12〕可证。這一習俗在某些地方（如河南鞏縣、陝西關中等）甚至傳承至今，不過只限於婦女趕集和探親訪友而已。

　　我國雲南西雙版納的傣族過去還有以象代步或運輸的習俗。散居西北大沙漠邊緣的少數民族則喜歡以駱駝爲交通運輸工具。駱駝性耐高温乾燥及風沙，適宜在沙漠中行走，且載重力强，往往被譽爲“沙漠之舟”。

　　木輪車也是我國最早使用的交通運輸工具之一，這種車有獨輪、兩輪和四輪之分。其中可能以獨輪車最古老，有論者考證，這種獨輪車是三國時代諸葛亮爲瞭解决山區運糧而發明的，解放前，廣東一些地區還有遺留。

　　花縣民間，婦孺出門不能遠行，常坐獨輪車由年青力壯的人推着行走，或去趕集，或去探親訪友。這種獨輪車，係木架木輪結構，廣東話俗稱“鷄公車”，因其獨特形似鷄公故名（引者案），以繩搭在推車人肩上，繩的兩端有小環，分别套在左右車把上，再用兩手分别提起車把向前推行〔13〕。在花縣一帶，鷄公車除載婦孺外，常用於運粗重的貨物、行李；在羅定一帶，據作者所見，過去多用於運載較重的石條、糧食等，在小路上行走時，“咿呀”作聲，很有地方特色，它無疑是一種古老的交通工具的遺留。解放後，這種車子已逐漸消失了。

　　從文獻記載看，自從雙輪車發明後，古人常把車和馬並提，故有以馬匹拉車載人和貨物的習俗，并且也把馬車用於作戰。古代文獻也常説“服牛乘馬”，可見，民間除馬車之外，還有牛車，據《太平御覽》卷775引《晋書》、《蜀志》、《釋名》、《後漢書》諸書所載，宋以前，除馬車以外，還有象車、騾車、犢車、羊車等，均係用經過馴養的動物作牽引力的陸上運載工具。使用象車原是我國南越民族的習俗，但從《西京雜記》述漢鹵簿有象車之事看，乘象車之俗，漢時已在宫廷貴族中流行。晋代王室則有乘羊車的習慣，《晋書》曾描寫晋武帝坐羊車時，宫人們取竹葉插在門上，並灑鹽水於地以引羊前進。不難看出，乘坐羊車純屬王室的一種娱樂性活動，民間似無此俗。牛、馬畜力車在民間甚至一直傳承到今天。在北方除牛車外，還有驢車、騾車，南方則多牛車。諸如廣東雷州半島一帶，就流行過一種很有地方特色的牛車：體積較大，車輪用堅實的紅椎或荔枝樹等木料製作，且用鐵皮鑲邊，左右兩個車輪與人齊高，車篷以竹笏或笠葉做成，形狀似船篷，常用兩頭牛拉車。過去，農民常備有瓦鍋、碗筷等餐具及米、鹽、油、咸魚等食物。這種牛車可載三百公斤左右的貨物。廣州成爲法國租界後，境内修築了公路，管路人怕牛車輾壞路面，不準牛車行走，後來車夫把車輪上的鐵皮改爲橡膠，並給牛脚穿上“膠轆鞋”，才允許在公路上行走，車夫則無穿鞋習慣。故俗諺雲：“雷州有一怪，人打赤脚牛穿鞋”〔14〕。這一事象反映了民俗因社會的變化而發生的變遷。

　　人力車和畜力車發明後，人們在河溪用木、石搭建橋的習俗普遍流行。

　　陸上載人工具，我國漢族民間還有“滑竿”和轎。

　　滑竿主要流行於四川省山區，至今還可見。這是一種製作非常簡易的交通工具。據瞭解，解放前盛行於川東及川東北平行嶺谷區的滑竿，是當時有錢人或官老爺（民間對大大小小的爲官者的通稱）們外出的主要代步工具，一般的貧苦人則無論多遠，皆爲步行。例外情况則是，女人們在出嫁那天，往往乘轎，而回門（又稱回七，翻七，一種女兒在出嫁後的第七日回娘家的習俗）則是可能坐滑竿的。當時的滑竿，其上有一篷，稱爲“滑竿篷”，是用兩片新剖開的長長的竹條撑着白色或藍色的布做成，乘客要看外邊的風景時，掀開兩側的布簾，將其反卷於篷上即可。乘客躺卧的坐具，是用竹片編成的，極似於四川人現在仍使用的凉椅，其寬僅容一人稍餘，長不及一般人身高，係於兩根較長的竹（或木）棒上；其頂端，有篾織的枕狀竹籠供乘客擱頭，坐具下端，則用繩係有一小竹板或木板，稱爲“踩板”，供乘客踩脚；在兩根長竹（木）棒兩端，各綁有一木（或竹）板，稱爲“翹板”，滑竿工抬乘客時，翹板便横壓在其雙肩上，而非直接將竹（木）棒壓在肩上。乘客在乘坐滑竿時，下有踩板擱脚，上有竹枕墊頭，整個身體半坐半卧，且竹竿極具韌性，在行走時，滑竿很有節奏地上下輕顛。而且，兩個滑竿工前後抬着走時，由於山路崎嶇，彎彎曲曲，後面的滑竿工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他的行進，完全根據前面的滑竿工報告情况，從而形成了前報後答的極富民俗色彩的“滑竿號子”，以協調二人的步調〔15〕。這是一種富有地方特色的乘坐交通工具。

　　過去，在南方還流行一種臨時性的乘坐交通工具，即用一張有靠背和扶手的木椅（廣東民間叫“太師椅”），在左右兩旁用繩子固定兩根竹杠而成，由前後兩人用肩抬着行走，廣東花縣民間稱之爲兜轎。人坐在上面，跋山涉水十分方便。這無疑是最初形態的轎。

　　轎，古代寫作橋，也是一種由兩人前後用肩抬的載人的交通工具，古又稱“肩輿”，最初只流行於山區，起着爬山越嶺的作用。轎在漢代已十分普遍，《史記·河渠書》有記載：“禹……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漢書·嚴助傳》也有記載：“輿轎而隃（逾）領（嶺）。”顔師古注：“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可見，最早的轎大概是用竹子做成的，主要用於翻山越嶺。這種竹轎在廣東境内一直傳承到解放前夕（詳後）。從文獻資料看，乘轎之風到唐宋時期還方興未艾。李紳《入楊州郭》詩説：“自緣多病喜肩輿”，這位詩人因疾病纏身，可能乘車怕顛簸，所以喜歡乘肩輿，兩人用肩抬着，跋山涉水，既平穩又舒適。楊萬裏《過陂子徑五十裏喬木蔽天遣悶七絶句》説：“爲憐上轎嚙人肩，下轎行來脚底穿”。這位詩人因路程遥遠，怕壓痛轎夫雙肩，遂起了惻隱之心，不時下轎步行，寧願行穿自己的脚底。不難想像，不但當官的有坐轎的習慣，而且民間也都流行乘坐肩輿出遠門的風俗。

　　從唐初宫女還坐全無遮擋的轎子看，最初的轎子可能也是没有遮攔的，後來加以改革，轎子才逐步有了頂蓋和障蔽之物，並慢慢地增加裝飾，使轎子的式樣定型化。竪看長方形、亭蓋，兩側開小窗，前面爲門；木結構，四周有裝飾，窗及門爲用裝飾布製作的垂簾。這種轎子後來流入民間，除達官貴人乘坐外，還用於婚嫁，作爲迎親的交通工具，俗稱花轎。用竹子編制的轎，廣東民間有遺留。

　　過去，廣東花縣一帶民間，有錢人或地方紳士遠行，常坐兜轎，由兩個轎夫一前一後抬着走，頗爲舒適。按照當地習俗，坐這種轎有個規矩，即：凡是從村莊經過，都必須下轎，以表示尊重當地的人，否則被視爲無禮，甚至遭到辱駡或石擊。甚至“縣太爺”乘坐，也要事先探明所經過的地方是否有比自己功名大的人，若有，也必須下轎以示敬意〔16〕。這種習俗顯然是古代等級制度的傳承。

　　廣東潮汕地區過去也流行乘轎出遠門的習俗，但乘者爲富裕人家或所謂身分高貴的人。轎有竹轎、花轎、大轎之分，而以竹轎最古老而有特色。它的製作多以竹爲骨架，中間有靠背，外圍套上油布遮擋陽光和雨，兩邊用兩根大竹杠將轎牢牢夾住，竹杠兩端再用布條係連，由兩人一前一後抬着走。花轎用於婚嫁，大轎專供達官貴人乘坐〔17〕。廣東是資本主義萌芽較早的地區，轎子除供私家專用之外，還出現營業性商店，如佛山一帶就出現不少經營出租轎子的店鋪〔18〕。

　　（二）水上交通工具

　　根據我國南方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出土文物看，當時我國民族的水上交通工具爲獨木舟，它是用一根大樹干挖槽而成的。在生産工具十分原始的新石器時代，人們製作獨木舟，只能用火燒，用石斧或錛砍鑿成槽。據民族志材料，新石器時代的人們最初用一截木頭抱着泅水渡過對岸，後來從中得到啓示，才製作簡易的獨木舟。可見，一件民俗工具的發明，也離不開社會生活的實踐。解放前，我國某些邊疆民族還保留有較爲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

　　世代居住在怒江和瀾滄江兩岸的怒族，曾使用過一種極爲原始的交通工具，當地漢族稱之爲“猪槽船”，它是用一段大木頭鑿槽而成的，因其形似餵猪的木槽而得名。據説，它是該族的祖先因受到小鳥脚踏樹枝過河的啓示才發明的〔19〕。猪槽船適宜在水流湍急的河上行走。故怒族民間喜歡用它横渡江河。這種猪槽船無疑就是我國新石器時代先民的獨木舟的遺留形態。

　　兩廣山區的漢族及海南島的黎族，直到解放初還使用一種簡便的竹、木排作爲内河的交通運輸工具，或渡人，或運載貨物。竹、木排可大可小，易製作，且載重量大。

　　世居東北三江流域的赫哲人使用的“樺皮船：”（赫哲語爲“烏末日沉”）比猪槽船則稍爲進步。它是以樺樹皮作船的外殻，以質地較軟的樹條作船架，然後用麻綫細繩將樺樹皮交接處縫好，再灌以熔化的鬆樹油而成。樺皮船船體輕便，適宜在江中走快道，但只能乘坐一人，赫哲族的漁民常乘坐它在江中捕魚。

　　臺灣高山族中自稱“雅美”的居民，也常用一種類似獨木舟的小船，稱爲“蟒甲”或尖尾舟。這種小舟的頭部窄長，尾部翹起，舟身及兩頭翹起的尖角，形如一支筆架，船體以人像和圖案花紋裝飾，並漆以白、紅、黑三色，頗爲美觀。這種木船，小的僅坐一人，大的能載十幾人。

　　分佈在黄河流域青、甘、陝的回族和部分漢族，以及聚居在西藏的藏族，使用的水上交通運輸工具，是一種富有地方特色的皮筏，俗稱牛皮船。它是用幾只完整的牛皮口袋充氣後連綴而成的，船沿較高，中間空，用木棍作支撑骨架，一個人就能擺渡。一只牛皮船可運載十多個人或千斤貨物，在水流急速的河段行走，不怕碰撞；如擱淺，一個人即可推動。它是溝通江河兩岸的造價便宜的水上交通運輸工具。

　　聚居在東南地區江河兩岸的漢族，習慣使用一種帶篷的木頭船或小艇作爲交通運輸工具，或載人横渡，或運貨遠航。小艇也常用於捕魚。而其中以水上居民的木船種類最多，如廣東海康縣一帶的水上居民，除“住家艇”外，還有“作業艇”、“送人艇”。作業艇又分爲“釣艇”、“黄鱭艇”等；送人艇又有“軟篷”、“硬篷”之分等。其次爲船，除住船（條件比艇好）外，有以作業方式命名的“拖風船”、“索罟船”等；有以形狀命名的“尖頭船”、“開尾船”等；也有以地域傳統命名的船如“臨高船”、“地角船”等〔20〕。

　　居住在怒江、獨龍河、岷江沿岸的怒、傈僳、獨龍、羌等族，還建造一種很有地方特色的渡河工具——溜索，以溝通兩岸居民的往來。怒江、獨龍河兩岸群山壁立，危崖千仞，道路極難攀行，故當地民間有“岩羊無路走，猴子也發愁”、“對面能看見，握手待來年”的俗諺。溜索一般用一股或幾股較粗的竹篾扭成大索，然後將兩端牢牢固定在兩岸横跨江面而成。人們藉助溜板坐墊，沿溜索從中飛渡，也常將貨物、牲畜藉助溜索運送到對岸。

　　這種原始交通工具既吃力又驚險。

　　獨龍族還習慣建造一種横跨江面的藤篾橋。這種橋一般都架在一些水面平緩而低落的地方，多用粗藤拉成方框狀，固定在河兩岸，橋面以數根粗竹鋪成，再用細藤條編連起來，可通行人和牲口。

　　羌族在溜索的基礎上，還建造了一種竹索橋。建造過程是先在江面上同時架幾根粗大的竹索，索上鋪以木板，然後在兩旁架幾根稍粗的竹索作欄杆。據文獻記載，羌族先民建造竹索橋的歷史已有一千多年〔21〕。

　　以上是我國民族陸上和水上的交通運輸工具的簡略情况。

　　我國民族進入近現代以來，交通運輸工具已有長足的發展，除承傳一些傳統的交通運輸工具外，先後出現了許多新的類型。陸上有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火車等，水上有大小輪船、艦艇等；空中側有各種類型的飛機；而且還開闢了海底隧道和地下鐵路等等。通過民俗考察，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出我國某些交通運輸工具變遷的歷史軌迹。

　　在廣東境内，約在本世紀20年代，隨着公路的開築，花縣僑鄉出現爲數不多的自行車，但都是華僑從越南或新加坡帶回來的。與此同時，一些縣城有了汽車；30年代廣州出現火車。

　　20年代在廣東出現的出租小汽車，人們稱爲“野鷄車”、“車仔”，但爲數不到10輛，且由從香港回來的司機駕駛，只往來於市内與郊區之間兜攬生意。稍後又出現公共長途汽車，野鷄車從此生意冷落。當時的汽車是用鼓風機燃燒木炭作爲動力的，因此又有人戲稱爲“火車”〔22〕。

　　明清兩代，廣東佛山的水道交通運輸工具，是靠人力撑駛的木頭船和貨艇。如遠涉外洋，則靠外商的機動洋船和三枝桅以上的大帆船（俗稱大眼鷄）裝載客貨。

　　電動輪船的使用，大概也是在本世紀20年代左右，廣東人稱之爲“汽船”和“電船”，主要用於運載客貨。在未使用電機輪船前，廣東人譚毓秀曾經發明瞭一種人力車渡船：在輪船内設堅固大木轉輪，由十人或十人以上的人力，脚踏木輪滚動前進。後來船渡又增設一艘小火船（俗稱單行）拖帶航行，更爲便利安全〔23〕。

　　在東南沿海一些大城市，上述交通運輸工具可能出現略早一些，至於用飛機運載客貨，當是較晚的事。

　　以上是我國民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交通運輸工具的簡略情况。它説明社會的變遷必然導致舊俗的發展變化和新俗的出現。

　　盡管已經出現了汽車、輪船等較爲先進的交通運輸工具，然而，由於人們的腦中出門求吉避兇的觀念的殘留，一些古代的行旅舊俗仍未消失殆盡。民國期間，據作者所知，在廣東境内如羅定瀧江航行的小電船，在碼頭開航時，船老闆即命船工放鞭砲、抛撒紙錢，並在船頭上燃香，以保航行平安；在内地乘坐長途客車，即將開車時，司機還向乘客道些吉祥話，讓大家平安地到達目的地等等。甚至今天，親朋戚友出門遠行時，送别的人還要説聲“珍重”或“祝您順風”、“祝您一路平安！”也可以説是這種習俗在語言上的遺留。

　　解放後，尤其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公路、鐵索橋、鐵路的大量興建，内河和海上交通的發達，航空綫路的不斷開闢，各種電氣化車船飛機的製造，上述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交通運輸工具在逐漸消失或更新，人們的舊的行旅習俗正在發生激烈的變化，新的行旅習俗正在逐漸形成。

　　

　　附記：此文原爲拙著《中國民俗學通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第八章，收入本文集時標題及小標題的序次作了修改。

　　

　　注　釋：

　　〔1〕見《史記·五宗世家》司馬貞“索引”、《風俗通義》、《禮記·祭法》等書。

　　〔2〕《西南少數民族風俗志》，第105、83、47、142、304頁。

　　〔3〕《廣東民俗大觀》（下卷），第595頁。

　　〔4〕任騁：《中國民間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291頁。

　　〔5〕《廣東民俗大觀》（下卷），第572頁。

　　〔6〕《廣東民俗大觀》（下卷），第574頁。

　　〔7〕《廣東民俗大觀》（下卷），第575、597、851頁。

　　〔8〕《廣東民俗大觀》（下卷），第575、595、851頁。

　　〔9〕《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265—266頁。

　　〔10〕《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265頁。

　　〔11〕見《漢書·張騫列傳》。

　　〔12〕見《三國演義》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草廬。”

　　〔13〕《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216—262頁。

　　〔14〕《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261—262頁。

　　〔15〕“滑竿號子”見樑釗韜主編、陳啓新副主編的《文化人類學》，第441—442頁。

　　〔16〕〔17〕〔18〕《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261、257、256頁。

　　〔19〕《西南少數民族風俗志》，第337頁。

　　〔20〕《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192頁。

　　〔21〕《西南少數民族風俗志》，第280頁。

　　〔22〕以上材料引自《廣東民俗大觀》（上卷），第259—261頁。

　　〔23〕以上材料見區瑞芝：《佛山新語》，第114—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