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民族學家、民俗學家、翻譯家羅致平先生的大名，我在念大學時已有所聞；解放後他翻譯前蘇聯學者撰寫的有關原始社會史問題和蘇聯時期民族政策的文章，以及解放前從德文和英文翻譯過來的有關民俗學史的文章我都有所涉獵。然而，與羅先生從見面到相識却是1966年春，我從中山大學歷史係民族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從事民族研究期間。記得初次見面時，羅先生格外親切、熱情，這也許因爲我也是老廣和晚輩校友吧。解放前，羅致平先生任教於中山大學，并且做過該校人類學部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民俗學家楊成志先生的助手，並經常在楊成志、鐘敬文等著名學者主編的《民俗》週刊發表譯作。當時，我和他談了一些有關中大教學和文史研究的情况，并且希望他有機會時返母校講學、參加學術會議。他謙虚地説：講學談不上，倘有可能，回去和老同學見見面吧。我們之間的談話不長，但羅先生給我的印象是：爲人隨和、厚道、謙虚，很有學者風範。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由工人、解放軍組成的“宣傳隊”很快進駐學部各所，代行黨政大權，全所研究人員停止了業務工作，投入到“革命大批判”中去，批判《海瑞罷官》和電影《桃花扇》等；所裏的原黨政領導和大部分老先生（皆爲研究員）都“靠邊站”了，旋又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統稱爲“牛鬼蛇神”）等莫須有罪名入了“牛棚”。然而令我驚訝的是，所裏竟有二三位老先生不在“牛鬼蛇神”之列，而羅致平先生就是其中一個，我暗自爲他慶幸。後來從所裏同事們的言談中才知道，羅先生之所以幸免於難，是因爲他的人緣特别好，是個有口皆碑的學術人。雖然，我們見面時只是彼此點頭微笑，不敢交談。

　　“珍寶島事件”後，據説國家領導人要看有關中蘇邊界的歷史地圖，在有關方面的指示下，所裏恢復了這項工作，“宣傳隊”迅速組織人力並開列名單，而我竟榜上有名，並與羅致平先生等同事同屬一個小組。大組的負責人是林家有同志，業務指導則是著名的民族史學家馮家昇先生；記得當時復旦大學也派了專人來參加。這樣，我與羅先生相處的機會就多了。

　　羅先生和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新疆清圖北疆部分的地名、山川名的定點考證，羅先生同時還提供外文資料。羅先生“文革”前已從事這項工作，對西北歷史地理十分熟悉，我在他的指點下，閲讀了我國古代歷史地理的很多重要參考書，諸如（就記憶所及）：（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明）朱謀　的《水經注箋》、（清）齊召南的《水道提綱》、（清）楊守敬與熊會貞合著的《水經疏》、《平準方略》、《大清一統志》等等，此外，我還翻閲了《皇輿全圖》、徐鬆的《水道記》、曾今可的《西域經營史》，以及古今有關新疆地區的地圖等等。記得《西域經營史》開卷便引了首有名的唐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此詩可以説是當時鼓勵我努力完成北疆歷史地圖任務的動力之一。在工作中，我一方面深感古代將士戍守邊關而浴血奮戰的可歌可泣；另一方面則痛恨清朝官員丢失國土甚至賣國求榮的無能和可耻的行徑。爲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早日出版，羅先生和我一道夜以繼日地翻書、查地圖、摘鈔各種資料，不計較名利；其實，當時有關方面已説明：此地圖集出版時既不署個人名，也無稿酬。“文革”結束後所裏才給大家寄稿酬，此時我已回到廣東了。

　　與羅致平先生合作、共事，使我深深地瞭解到他是個博覽群書又掌握德、俄、英等多國語言的難得之才；他潜心學問、淡泊名利，使我深深領略到他的學者風範。記得一次工作之餘，我曾請教他學習外語的經驗，他依然很謙虚地説：談不上經驗，我學外語是工作需要，當然，也是一種興趣……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有規律的，只要你找到它的規律，離掌握它的路就不遠了；尤其是你已學會一門外語，再學另一門外語時，將它們的詞彚和語音相比較，學習就不會太難了，羅先生還舉了不少具體例子。其實羅先生所談就是他多年學習外語累積的寶貴經驗。在這段難忘的共事歲月中，羅先生的一言一行使我受益非淺，他是值得我尊敬的前輩學者。

　　隨着時局的發展，所裏兩派群衆互相攻鬥的兆端已見，而“宣傳隊”的傾向也日漸明顯。一天，“宣傳隊”的負責人找我談話：“我們調查瞭解過，你的工作（指搞歷史地圖）是很不錯的……你的問題很少，只要能主動交待，便不加追究。”我聽後，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隱隱感覺羅先生和同組的王秀文女士爲我講了好話。我對他們由衷感激。不久，我調離歷史地圖組，到學部大院和所裏大多數同事一起“鬥私批修”，羅先生則留在所裏繼續歷史地圖的工作。1970年秋，在京繼下廠“接受工人階級教育”後，學部各所絶大多數研究人員都到河南信陽地區的息縣五七干校“與農民相結合”去了。羅先生因歷史地圖工作未結束没有同行。

　　在干校，大家拼命勞動，燒磚瓦、蓋房子、種地，還要“鬥私批修”，“有問題的人”則“交待問題”。這段日子很難挨，我幾次想動筆給羅先生寫信都因心情不好而未寫成，頭緒紛亂，夜間難以入眠，總盼眼前的狀態盡快結束，早日回到北京與羅先生一道工作。如果用兩句唐詩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那就是“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那個不堪回憶的年代，無論對國家對個人都造成了莫大的損失。

　　1972年，國務院下達通知，學部各所撤離干校回北京。不久，“林彪事件”暴露，“文革”中受牽連的人都先後得到平反。我和羅先生再見面、聊天的機會多了，談話中我得知他的歷史地圖工作已基本完成。所裏的一切似又恢復到“文革”前的平静，我所在的歷史研究室還擬組織人力到西藏中印邊境調查門巴族和珞巴族，我當時報了名，但心裏感到不踏實，在“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念頭的驅使下，爲解决兩地分居問題，我毅然向所領導提出調回廣東工作，有幸獲得批準。我把調動的事告訴羅先生，他爲研究所失去了一個人才感到可惜。

　　1976年夏，我回到肇慶市文化局工作，旋又於1978年秋調入中山大學任教。因爲要給學生講授《中國民俗學》課程，並計劃寫一本《中國民俗學通論》，翻閲八大册《民俗》週刊是我的首項任務。這樣，我又有機會認真拜讀羅先生發表在《民俗》週刊第八册（共二卷五期，第一捲第四期仍爲週刊，從第二卷第一期才改爲季刊，但只出了四期）的外國民俗史的文章及譯作了，諸如：《民俗學史略·上》（《民俗》週刊，第一捲第四期，第20—27頁），文中内容爲北歐瑞、芬等國民俗學研究史略和德、奥等國民俗學研究史略，而文中對德國民俗學歷史的介紹尤爲詳細；譯文《佛萊則傳略》（同上，第68頁）；《民俗學史略·下》（《民俗》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第50—53頁），文中着重介紹英國民俗學研究史略；《哥登惠塞傳略》（同上，第66頁）；《民俗學史略》續二（《民俗》季刊，第二卷第三、第四期合刊，第50—55頁），主要介紹美國民俗研究史略。此外，羅先生還爲李鏡池等人的《紀念民間宗教史學家許地山先生》一文寫了“前言”（《民俗》季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第79—81頁）。

　　以上作品，當係羅致平先生在中山大學任教時所翻譯和撰寫的。當時，抗日戰争尚未結束，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中大幾易校址，不難想象當時中大師生的艱苦生活。他們一方面大力支持抗日，另一方面又不忘學術耕耘。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羅先生還從A·Goldeweiser：History，Psychology，And  Culture一書中譯出對文化發展原理研究很有參考價值的一節，即：《文化發展中的有限可能性原理》（同上，第68—72頁）。羅先生的譯作對我們研究外國民俗學史無疑都是很有裨益的，但在《民俗》週刊（含季刊）未重版之前，除少數專業學者外，是鮮有人知道的。

　　1984年冬，中山大學人類係舉辦人類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作爲著名的前輩學者和校友，楊成志先生與羅致平先生均被邀請前來參加。由於思想解放而導致心情舒暢，我和羅先生見面時彼此都很高興，他笑着他：“多年不見了，你的身體更結實了。”我説：“很慚愧，相比之下遠不如你老人家健康呢。”接着，他問了我的教學和研究情况，對我説了一些鼓勵的話。對此，我深感難忘，但因會期短暫，我又要主持大會發言，爲無法深談而感遺憾。

　　後來，所裏的同事告知，羅先生因爲學術上杰出貢獻，被國家授予特殊津貼和奬狀，所領導爲了照顧年邁的他，同意他帶着任務回廣東的寓所工作。羅先生的寓所位於廣州市東山區，離中大不遠，我每年都有機會拜訪他。羅先生的日常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和下午五時左右都要到附近的東湖公園運動——打太極、散步，幾乎風雨不改。他還經常到附近的書店看書、購書。因此，我們之間的談話不少是關於書的内容。只要有好書出版或重版，他都一定去購買。當年我們在京合作歷史地圖工作時，我經常提起《皇朝職貢圖》一書，時隔多年，他竟未忘懷並爲我買了一本（遼沈書社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此事令我終生難忘！

　　1995年冬，拙著《中國民俗學通論》脱稿，我特意帶了稿子去請教他，並請他執筆寫一篇序言。羅先生欣然應允。在序言中，羅先生對《通論》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時，對民俗學的發端問題，認爲有一説爲德國學者黎耳（Riehl）所創，指出黎耳的“《論德國民族性》，楊丙辰教授曾將之譯爲中文，但楊氏將德文原文（Volkswissenschaft）譯爲民族學，其實應爲民俗學。”（見《中國民俗學通論·序言》，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並認爲拙著提出的“‘習慣法’，實爲‘民俗法律學’，也值得好好地展開研究，這對建立法治是很有幫助的。”（第4頁）。從序言中，可以看出他對語言民俗學很有研究，故在序中説：“秦觀《滿庭芳》中的‘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有人曰：‘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於此，也可以窺見羅先生對宋詞的愛好。

　　在和羅先生的交往中，我還得知他對養生之道深有研究。一次，當我談及冬天易感冒時，他很内行地對説我：“教你一種治療方法，初病時，不要心慌，除定時吃藥外，還需静卧於床上或坐在椅子上，排除雜念閉目養神，過幾天就没事了。”這種近於佛家修煉的方法，我小病時試之，果然靈驗。不過，這種方法對那些争名奪利的人，是難以見效的。

　　總之，羅先生給我深刻的印象，是個爲人正直、不設城府、言而有信、樂於助人的長者；他的博識見聞、學術上的潜心耕耘，逍遥自在，忘懷得失，則真實地體現了學者風範。這樣的前輩是值得我們景仰和學習的。

　　

　　2003年10月於廣碧華苑寓所

　　

　　（原載《羅致平文選》，白翠琴主編，花城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