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棺葬是我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諸種葬俗中最爲奇特的一種。它不但葬地選點和葬具形制獨特，而且葬式和禮儀也别具一格；加之其時空跨度大及民族之間的關係復雜，年代不易判斷，族屬難以確指，故自本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爲國外學者競相探討，試圖解開其“千古之謎”，因而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芳女士所著，由重慶出版社於近年出版的《中國懸棺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讀罷獲益匪淺。

　　《中國懸棺葬》分五章及兩個附録，實爲七章。第一章，叙述人類葬俗的起源，懸棺葬研究的由來、命名和所反映的宗教觀念，以及研究它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第二章，詳述中國懸棺葬的地理分佈，指出其流播範圍遍及長江流域及其以南10個省區。第三章，論述懸棺葬的文化内涵與形貌，對其葬地、類型、葬具、隨葬品、葬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崖畫和懸棺昇置的技術，皆逐一細加闡釋。第四章，詳盡地論证中國懸棺葬的年代和族屬，這是全書最爲精彩的部分。第五章，爲中國南方地區懸棺葬與崖洞葬的比較研究，作者深入地探討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及區别。兩個附録，則旨在證實東南亞地區和太平洋島嶼各民族的懸棺葬乃是中國古代南方民族的懸棺葬文化向外遠播的結果。全書内容豐富，方法頗富新意，論证頗爲得力，不愧爲新中國學者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研究懸棺葬的突破性成果。筆者認爲下述幾方面的特點很值得肯定。

　　首先，是作者勤奮而艱苦的鑽研精神和田野工作的魄力。陳明芳女士於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從偏遠的大凉山負笈從師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樑釗韜教授，專攻民族考古學，並在樑先生一貫主張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三結合的研究方法的指導下，開始從事中國華南地區懸棺葬的研究，並立志要解開懸棺葬這個“千古之謎”。她攻讀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回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但對懸棺葬的探究却一直未能釋懷。十年來她在科研經費拮據、調查技術裝備缺乏的情况下，仍頑强地堅持開展懸棺葬田野調查工作。爲了理論聯繫實際，充分地佔有第一手實证性的考古學龢民族學資料，陳女士跋山涉水，餐風露宿，只身深入人迹罕至之地，攀懸崖，登峭壁以考察懸棺葬，走訪少數民族村寨，與調查對象促膝談心，瞭解關涉懸棺葬的民族文化事象，足迹幾遍華南各省區。野外歸來，又埋頭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淘沙選金，尋覓每一道論題的力证，工作量之大，不難想像。陳明芳女士對懸棺葬的探討確實具備了這種素質。其精神和魄力均可嘉。讀者閲後，定會深深體會到此書乃是著者理論聯繫實際之力作。

　　其次，本書對問題的探討運用了文理滲透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是西方當代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新方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少學者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基礎上，吸收這一科學方法，對我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開展研究。而《中國懸棺葬》的作者對這一科學方法的駕馭，無疑是成功的。例如書中關於懸棺葬的族屬問題，由於我國南方古代民族衆多，關係復雜，年代湮遠，地域遼闊，其中苗瑶糾葛更難釐清，往往成爲棘手的學術難題，甚至使一些研究者望而却步。然而，本書作者運用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歷史文獻學、體質人類學等學科所提供的大量資料，着力爬梳，旁征博引，從懸棺葬的地理分佈、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宗教觀念諸方面，論证與南方古代越、僚民族的淵源關係，並確指其年代的上下限和流播的地域；而崖洞葬則是苗、瑶民族的葬俗，其産生的年代遠比懸棺葬爲晚，但由於民族之間的頻繁交往，彼此又有密切的關係，從而正確地指出二者的聯繫和區别，避免了早期學者囿於文獻考訂問題的缺陷。

　　其三，此書在運用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的同時，還運用了研究文化現象的比較方法。由於南方古代民族衆多，各民族支係繁雜，遷徙頻繁；加之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不平衡，故懸棺葬和崖洞葬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極其錯綜復雜。然而作者將兩者的文化物質一一羅列，作詳細的比較分析，分清它們的异同與關係，並確指彼此的族屬，以及分佈和年代。

　　其四，本書資料豐富、翔實，证論嚴謹。作者從提出課題到成書，長達整整十個春秋，寒來暑往，爲掌握第一手材料，不但奔走萬裏，進行無數次的田野工作，而且廣泛蒐集了各種正史、方誌、詩文以及野史等文獻和現代中外學者的各類考古報告、研究論文。在擁有充分資料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論的發展、聯繫和變化的觀點，考察了懸棺葬和崖洞葬所呈現的蕪雜的文化現象，經過分析研究後，才謹慎地對所論述的問題作出結論。作者在論证過程中，對凡有争議的問題，均先後介紹各家之説，然後再陳述己見。諸如對懸棺葬的文化命名、起源、族屬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對時下尚不清楚的問題如懸棺葬與崖畫的關係，則小心推測，不下武斷之詞；對近年轟動學術界一時但又不能令人信服的“機械昇置懸棺説”，却敢於大膽提出質疑。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

　　總之，盡管《中國懸棺葬》一書仍有不足之處，諸如族屬群體的發展變化及其與其他群體的文化交往和融合而對葬俗的影響等尚需進一步考慮外，其内容豐富、資料充實，論证得體，行文流暢，文圖並茂，學術價值等，相信讀者自會有所體會。

　　

　　（原載《廣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