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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1 學術通訊



  中大舉行民族學學術討論會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中山大學歷史係爲慶祝建校五十六週年,以所屬的各教研室爲單位,並邀請廣州地區兄弟院校和文博系統有關的教師和研究人員舉行了考古學、民族學、古代史、近代史方面的學術討論會。

  考古教研室的中國民族學研究會會員們,繼貴陽學術會議(1980年10月20-26日)之後,與教研室其他同志積極撰寫了《我國某些民族中的馬來式親屬制——中國親屬制研究之一》、《鑽木不能取火嗎?——與閻崇年同志商榷》、《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一)——濮、萊的關係及其流傳》、《“百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等八篇民族學和考古學論文。

  《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一)——濮、萊的關係及其流傳》一文,綜合了民族學、考古學和文獻三方面的材料,指出濮即山東近海而居的萊人,而“濮萊”乃越人的自稱,從而論证了濮與萊的關係。《鑽木不能取火嗎?——與閻崇年同志商榷》一文,就閻崇年同志最近在《社會科學戰綫》(1980年第3期)上發表的《“鑽木取火”辯》中,否定我國文獻關於鑽木(或摩擦)取火的論點、論據和實驗方法進行了批駁,作者列舉了中外有關鑽木取火和摩擦取火的大量的無可置疑的民族學材料,證明我國典籍中有關鑽木(或摩擦)取火的記載是真有其事的歷史事實,絶非“人雲亦云”的“漢儒的臆説”;作者還分析了閻崇年同志二十年前所作的失敗了的鑽木(或摩擦)取火實驗,指出他使用的方法是非科學的,是與遺留在中外原始民族中的鑽木取火的合乎科學的方法大相徑庭的。《我國某些民族中的馬來式親屬制——中國親屬制研究之一》一文,對雲南地區的納西、傈僳、佤、拉祜等民族的馬來式親屬制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分析了這種親屬制度的特徵及其産生的歷史條件,文中列舉了大量的數據和詳細對照表,對研究親屬制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與會的同志對上述論文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表現了對民族學的極大興趣。有的同志認爲,我國豐富的民族學材料對進行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史的教學大有裨益,生動而具體的民族學例证具有深刻的説服力,使學生聽課也不感到抽象和枯燥。有的同志認爲,不但研究歷史需要民族學材料,就是研究科技發展史也離不開民族學材料;有的同志認爲,否定鑽木取火就是没有民族學知識的反映,是研究古代文獻史料不結合民族學材料的結果。同志們一致認爲:民族學、考古學和文獻相結合,是歷史(尤其是原始社會史)教學和科研的方向。

  中國民族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歷史係考古教研室主任樑釗韜教授主持了這次學術討論會。

  

  附記:原載《民族學通訊》第2期,中國民族學研究會編,1980年12月5日。此篇及其後兩篇收入本文集時均作了文字修訂。



中山大學復辦人類學係

  根據教育部關於盡快恢復我國中斷多年的人類學、以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指示,中大黨委早在一九七九年底就開始醖釀復辦人類學係。爲迅速做好復辦工作,校黨委旋於一九八一年初成立人類學係六人籌備小組,由樑釗韜教授任組長,並擬訂籌辦及教研草案報教育部審批。

  今年四月,經教育部批準,中大正式復辦人類學係。該係設置民族學和考古學兩個專業,學制爲四年,秋季開始招生。

  人類學是一門以人類及其文化爲研究對象的應用性很强的綜合性科學,與國計民生關係極其密切。我國人類學的恢復和重建,無疑是“四化”建設和國際學術交流的需要。人類學又分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學科。

  而民族學和考古學則是文化人類學兩個最大最基本的分支學科。從文化人類學的内容和範圍而言,它還包括民俗學、語言學等。人類學明顯地是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科。

  根據人類學以上的特點,並結合華南地區的實際,中大人類學係的民族學和考古學兩個專業,除政治、通史和外語等公共課程外,開設了一系列相應的基礎課和選修課:

  一、基礎課

  二、選修課

  爲了加强理論聯繫實際,兩個專業分别設置了人體解剖實驗室和考古技術室,以及安排學生較長時間的民族社會調查和田野考古實習。

  

  (原載《民族學通訊》第7期,中國民族學研究會編,1981年4月20日)




中山大學人類學係舉行第一次學術討論會

  中山大學人類學係從1981年春復辦以來,在校黨委的領導下,教學和科研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最近,在校慶五十七週年學術活動期間,該係邀請校内有關專業的師生舉行了第一次學術討論會。討論會每周進行一次。

  人類學係主任樑釗韜教授主持了開幕式,並作了《爲辦好人類學係而努力》的學術報告。他回顧和展望了人類學係的教學和科研,鼓勵全係師生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人類學的教學、科研和學習,要嚴於理論聯繫實際,使自己成爲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人類學專業方面的有用人才。

  爲了開好這次科學討論會,該係全體教師圍遶着人類學最基本的兩大分科——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包括民族學和考古學等)以及邊緣學科,積極撰寫科學論文。這次討論會論文的特點是,學科的涉及面較寬,内容豐富,有一定的質量。計有:《試論人體解剖學在人類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論瑶族與古越族的關係——從“評王券牒”看瑶族的早期歷史問題》、《論歷史上的“僚”》、《駱越非黎族的先民論——兼論壯、布依、水、侗與駱越的關係》、《侗族名稱來源考》、《試論銀山嶺墓群的族屬及其有關問題》、《“西樵山文化録像”》、《原始社會史分期新探》、《也談納西族的母系“衣杜”和易洛魁人的“奥華契拉”》、《鄂温克親屬制的特點和意義》、《韶關南華寺發現少數民族文字的重要文物》、《一個少數民族縣人口問題的調查與分析》、《從出土陶瓷論证我國古代與馬六甲海峽的交通》、《試論我國古代陶瓷中的外來因素》等十九篇。此外在樑釗韜教授和張維特副教授指導下的民族考古學研究生也爲討論會提供了專題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他們撰寫的調查報告和論文是:《川南—福建懸棺葬考察報告》、《試論我國懸棺葬的起源及其流傳》、《湘西土家族族源及其在歷史上與其它民族的關係》、《布依族源流初探》等。

  上述各方面的論文,大都有新觀點、新見解。全係教師(包括研究生)踴躍參加了學術討論。通過這次學術活動,爲建係初步打下了科研基礎。

  學術討論會一直延續到十二月中旬。

  

  (原載《民族學通訊》第14期,中國民族學研究會編,198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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