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竑   吴旗韜

　　摘要：借用城市地理學研究中較成熟的首位分佈和位序—規模分佈理論，以多年入境遊客數爲指標，研究了中國省際層次和主要旅遊城市的旅遊規模分佈規律。研究發現中國省際區域的旅遊規模分佈呈現首位分佈，但位序—規模分佈擬合度不高。根據各省市旅遊規模變化和位序變化的協調關係，可以將我國省市分成：均衡型、增長緩慢型和加速增長型等三種類型。但對我國主要旅遊城市旅遊規模的分析表明，雖然其也基本符合首位分佈，但是特徵不明顯。通過對位序—規模相關係數的回歸分析表明，城市旅遊規模分佈更符合位序—規模分佈。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經濟發展、城市職能變化、旅遊資源、邊境口岸、重大事件、市場營銷、突破型産品等因素對旅遊規模分佈的影響。文章旨在爲區域旅遊規模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分析途徑，進而爲國家旅遊産業發展和大區域旅遊投資政策的制定等宏觀决策提供理論層面的參照。

　　關鍵詞：旅遊規模；首位分佈；位序—規模分佈；省際及主要旅遊城市；中國

　　從地理學角度研究規模分佈始於20世紀20年代初。後經歷代學者們的不斷驗证、完善和提昇，首位分佈和位序—規模分佈理論形成兩個公認的基本理論[1]。在城市規模分佈的研究中，兩種理論均選取城市的人口爲主要指標，對一定區域的城市規模分佈體系進行分析和預測。應該説兩種理論已經成爲城市規模研究中最主要和經典的理論方法之一。而在旅遊研究中，對於旅遊規模的研究還主要側重於時間角度，如研究歷年旅遊規模總量的變化[2,3]、時間分佈集中度和高峰指數[4-6]、或是通過建立旅遊規模的時間模型等方法來預測未來旅遊規模[7,8]，以及規模效應、休閒動機規模、酒店規模等方面的研究[9-11]。而從不同區域角度研究旅遊規模時，研究者則主要采用的是空間分佈集中度指標[3,4,12]。目前尚無人使用首位分佈和位序—規模分佈理論來研究區域旅遊的規模變化。本研究嘗試利用城市地理研究中首位度及規模分佈方面的相關理論，對不同層次的區域旅遊規模進行研究，以期爲解析省際或城市間旅遊規模分佈的變化規律尋求新的研究途徑，進而爲國家旅遊産業發展和大區域旅遊投資政策的制定等宏觀决策提供理論層面的參照。

　　1. 研究方法

　　1.1 數據選擇和來源

　　爲了减小誤差，準確地反映出國内各個省市的旅遊規模，需要選取合適的數據來進行旅遊規模的研究。由於國内遊客數據的相對不可靠性。本文選用了各個省市1981年以來接待的外國遊客數據。這是因爲入境遊客的數量是經過嚴格記録的，且歷年都有詳細的記載和備案。相對於國内遊客數量而言，外國遊客被重復記録的幾率大爲减小，從而有助於盡可能减少數據問題而帶來的誤差[2]。研究選取了中國省際和主要旅遊城市兩個層次爲對象。省際層次包括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由於香港、澳門和臺灣入境遊客數據的不可比性，本次研究暫時未列入）。主要旅遊城市以中國旅遊統計年鑒統計的55個重點旅遊城市①爲代表。這些城市包含了全國主要旅遊城市，具有（1980-2004年），還包括國家旅遊局編輯的中國旅遊年鑒（1990-2004）和中國旅遊統計年鑒相當的代表性。部分城市（三亞、拉薩、黄山等）則因數據的不連續性，暫未列入研究對象。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所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1981-2004年）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88-2004年），以及統計部門出版的各地統計年鑒，包括北京、廣東、河南、山東、湖北、江西、遼寧、吉林、廣西、雲南等省市。當數據出現不一致時，一般以更高層次部門發表的數據爲準。由於各地方數據統計標準存在的可能誤差，采用此類數據時，對數據的可靠性已進行了充分的考慮。

　　1.2 相關分佈理論

　　首位理論  馬克·杰斐遜（M.Jefferson）在1939年分析了51個國家城市規模的分佈，發現大部分國家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2倍以上。杰斐遜發現的這種規律被人們稱爲首位分佈規律。它已經成爲衡量城市規模分佈狀况的一種常用指標，首位度大的城市規模分佈，就叫首位分佈，而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稱爲首位城市。比如法國的巴黎（Pairs）和英國的倫敦（London）在本國就是典型的首位城市[13，14]。

　　位序—規模法則  位序—規模法則從城市的規模和城市的規模位序的關係來考察一個區域内城市體系的規模分佈。最早在1913年奥爾巴克（F.Auerbach）發現了歐洲五個國家和美國的城市人口資料符合下式的關係：

　　Pi·Ri=K （1）

　　式中Pi 是一個城市按人口規模從大到小排序後第i位城市的人口數；Ri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數。即某城市人口與其城市人口位序的積是一常數。

　　隨後又有羅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學者對上述模型不斷進行了改進，使得方程具備了更科學的意義[15-20]。

　　Pi·Rpi=K （2）

　　或                                       Pi·= ■（3）

　　後來的學者土貝裏(B.J.Berry) [21]，艾普衛其（Alperovich）[22-24]，嚴重敏[25]，許學强[26]，王法輝[27]等都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域的資料驗证了位序—規模理論的合理性。部分學者還嘗試對位序—規模分佈進行了理論解釋 [28-32]。

　　2. 我國區域旅遊規模分佈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旅遊事業發展迅速，各個省市依託各自的旅遊資源，已形成一批旅遊大省和旅遊强市。隨着旅遊對地方國民經濟貢獻的不斷增大，各地旅遊發展呈現出日益蓬勃的態勢。通過對全國各個省市（區）和旅遊城市歷史數據的分析，表明我國旅遊規模無論從省際層次，還是從單個城市層次，旅遊規模都處於一個動態的調整變化過程，並形成自己的特色。這種變化不僅是各地旅遊經濟發展中彼削此長的反映，也是區域間旅遊經濟集聚和擴散的體現。

　　2.1 省際旅遊規模分佈

　　截止2004年，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旅遊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近25年都取得較大的發展。無論是内陸，還是沿海經濟相對發達的省份，旅遊規模都呈現普遍增大的趨勢。選擇部分年份各省市區旅遊規模進行排序（圖1）。縱軸代表各年旅遊規模，横軸表示規模的大小順序。從各年各省市旅遊規模的變化分佈看，省際的旅遊規模變化很大，部分省市旅遊規模遠遠大於其他地區，符合首位分佈形式。將江蘇省、雲南省、陝西省和新疆自治區四省區在1990、1995、1999、2002年四個年份的位序和規模用粗綫連接起來。如雲南省，位序就從1990年的第13位發展到1999年的第5位、2002年的第7位，而旅遊規模則從1990年的不足10萬發展到2002年近80萬人。從中可以看出，盡管絶對的旅遊規模一直在增長，但在全國的位序却並未實現同步的提高。而其旅遊規模和位序在20世紀後期的快速提昇，無疑與99’昆明世博會的舉辦有着明顯和直接的關係。

　　

　　旅遊規模前兩位爲北京市和廣東省到2001年，廣東取代先前一直排在第一位的北京成爲旅遊規模首位省份。通過計算歷年旅遊規模首位度可以發現，各年旅遊規模的省份首位度不斷變化，但數值變化幅度不大，介於1—1.6之間。從首位度的具體變化看，2001年前，北京與廣東的差距在1996年達到最大，之後由於廣東省的强勁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到2001年超過北京，進而稍有勝出。隨後由於廣東的强勁發展，廣東與北京的差距逐漸拉大，到2003年首位度竟然達到1.610，即廣東入境遊客達到北京的1.61倍。但總體來看，省際間的旅遊規模之頂端優勢並不是非常明顯。


　　從圖1還可以發現，雖然各個省份的旅遊規模都有一定的增長，遊客數量都有明顯增加，但是從各個省份的位序變化來看，各省市的旅遊規模增長速度存在動態的不平衡。根據各省市旅遊規模變化和位序變化的協調關係，可以將我國省市分成以下三種類型：①均衡型，規模持續增大，但歷年位序不變或者變化很小，如江蘇省在近十年來位序一直没有改變，與此相同的還有上海市等；②增長緩慢型，規模在增加，但在整個旅遊發展規模體系中的位序却降低了，比如陝西省和新疆，其中，新疆比陝西省在近十年中降低更厲害；③加速增長型，表現在旅遊規模在增加，而且位序也同期得到增加。比如雲南省旅遊規模增加相對較快，同時其規模位序也不斷昇高。同時，研究利用位序-規模分佈的方程對各省市區的數據進行了模擬回歸分析，但得到的相關係數R並不高，位序-規模分佈不能較好的擬合各省市區的旅遊規模分佈。

　　2.2 旅遊城市旅遊規模分佈

　　主要旅遊城市與各省份一樣，由於旅遊資源、交通、區位等因素的不同，中國各城市旅遊發展的條件也各不相同。用縱軸表示旅遊規模，横軸表示城市位序，得到圖2。從圖中可以看出旅遊規模呈現出明顯的首位分佈的格局，從歷年變化來看，各個時期一直表現出相同的趨勢，位於前幾位的城市旅遊規模要遠遠大於其他城市的旅遊規模，從整個旅遊城市體系來看，旅遊規模分佈並没有發生明顯的類型轉换。

　　選擇各年旅遊規模最大的城市和規模第二的城市，計算旅遊規模首位度。

　　                                        S·= ■   （4）

　　其中S 爲旅遊規模首位度

　　P1 爲旅遊規模第一位的城市的旅遊規模;

　　P2 爲旅遊規模第二位的城市的旅遊規模。

　　從表2可看出，我國主要旅遊城市歷年旅遊規模首位度同樣不大，基本保持在1.0-1.5之間。20世紀90年代之前較低，之後首位度有所增大。這也在另一方面説明旅遊發展過程中的積聚現象有所加强，即越大的城市越能吸引國際遊客的光顧。但各年首位度大小均有波動，分析可能與具體年份頂端城市的宣傳促銷和重大事件策劃等因素有關係。


　　有學者和專家指出，首位分佈和位序—規模分佈並不是相互對立的模型。相反，一個具有首位分佈的地區的城市分佈除去首位城市也可以符合規模—位序分佈[33-37]。我國城市旅遊規模分佈雖然也基本符合首位分佈，但與馬克·杰斐遜（M.Jefferson）在1939確定的首位分佈首位度應大於2相比，特徵不明顯。而用城市旅遊位序—規模分佈和帕雷託分佈（Pareto distribution）檢驗我國歷年來城市旅遊規模變化狀况，則更能貼切地説明問題。

　　帕雷託分佈的方程是：

　　                    P=K·R-q  （5）

　　R爲城市旅遊規模；

　　P是城市的旅遊規模位序；K爲常數。

　　對帕雷託分佈方程進行適當變形，兩邊分别取以10爲底的對數，可以得到下面的形式：

　　              LgPi=LgK-q·LgRi（6）

　　（7）

　　對我國城市歷年旅遊規模數據進行綫性回歸分析，然後轉换到帕雷託分佈模型，可以得到表2。從回歸結果看，各年的位序—規模相關係數值都很大，幾接近於1，所得到的回歸方程可以很好的匹配歷年城市旅遊規模和位序的數據。换言之，也即印证我國單個城市旅遊規模分佈更符合位序—規模分佈模型。

　　根據歷年數據得到的綫性回歸結果顯示，我國主要旅遊城市體系規模分佈符合位序—規模分佈類型，但是各個年份却有變化。根據方程（6），可以得到歷年旅遊規模大小位序—規模的雙對數回歸圖。

　　從下圖中可以看出，①回歸直綫斜率（即q的倒數）一直不斷减小，2001年却增大，説明我國城市旅遊規模總體日益趨於均衡却又具有一定的波動性，從整個旅遊城市體系來看，主要旅遊城市的分佈日益接近位序—規模分佈；②從單個城市的層次而言，斜率不斷變動並不能説明各個城市發展的相對穩定性。實際上，各個城市的旅遊規模發展波動性很大，而上圖只能説明整體層次的城市旅遊規模，而單個城市旅遊規模需要從時間緯度來考慮；③在絶大多數情况下，我國高位序旅遊規模的城市，特别是最大城市的實際旅遊規模比它們的理論規模小得多，從國家旅遊城市體系的背景看，也可預示它們還有着可觀的發展前景。

　　3. 城市旅遊規模分佈類型的影響因素

　　關於首位分佈和位序—規模分佈的内在因素，研究認爲與經濟發展聯繫緊密。經濟不發達是因，而經濟發達則是城市體系均衡演化的必要因素。斯圖爾德（Steward C T）甚至把首位分佈與農業經濟，位序—規模分佈與工業經濟聯繫在一起[37]。

　　經濟發展程度對於城市旅遊規模分佈類型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年來，城市旅遊規模中，商務旅遊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商務旅遊的發展程度。因此，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區域的入境遊客明顯高於經濟發展一般的區域，這就是廣州、上海等城市旅遊規模遠大與其他區域的原因。這樣的城市還有蘇州、深圳、寧波、東莞等工業經濟發達的强市。

　　城市職能也對旅遊規模的分佈産生重大影響，其中城市是否承擔政治功能有較大的影響力。如各省省會一般都是所在區域的政治中心，其旅遊規模一般在所在區域爲最大，濟南、南昌、武漢、鄭州、昆明都屬於這種類型。而旅遊資源對於旅遊規模的影響更是不言而喻，高品位的旅遊資源，特别是具備國際吸引力的旅遊資源，使所在城市的入境遊客多於一般的旅遊資源所在城市。比如桂林的旅遊規模就遠遠大於省内的其他城市就是緣由所在。我國旅遊資源衆多，分佈廣泛，造就了衆多的旅遊城市。各個城市擁有的資源品位不一，使得各個城市吸引的入境遊客規模也相應變化，這就使得整個城市體系旅遊規模有可能符合位序—規模分佈。

　　當然，還有一些相對特殊的因素也可以改變城市旅遊規模分佈的變化，比如是否具有邊境口岸。具備了邊境口岸的地區與鄰邦的交往就相對容易，更容易産生邊境旅遊和商貿活動。如吉林省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與朝鮮相鄰，雖然經濟和政治功能都不如其所在省會城市長春，但是，2003年其入境遊客數量却是長春的2倍。同樣的情况在珠海、深圳等城市也反映得很明顯，大量港澳居民頻繁地進出海關，使入境客人的數據大幅度上昇。

　　此外，重大事件的作用在近年的旅遊規模變化中也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如昆明世博會的舉辦就使昆明市的旅遊規模在前後數年中發揮很大的提昇作用[38]。而珠海航展的舉辦也曾經使珠海入境遊客巨增近百萬，自然也會影響當時其旅遊規模的變化。隨着2008北京奥運會、2010上海世界博覽會、2010廣州亞運會等重大體育賽事的舉辦，相信重大事件在改變中國城市旅遊規模分佈和位序變動中將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而市場營銷、管理水平的提高、突破型旅遊産品的問世（如世界自然文化遺産項目的進入、世界地質公園的入選）等都會對所在城市的旅遊規模産生明顯作用。總之，隨着我國旅遊水平的不斷提高，影響城市旅遊規模和位序的因素將日益綜合化。

　　4. 結語

　　借用城市地理學研究中較成熟的首位分佈和位序—規模分佈理論，以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入境遊客數量爲指標，研究了中國省際層次和主要旅遊城市的旅遊規模分佈規律。研究發現中國省際區域的旅遊規模分佈呈現首位分佈，根據各省市旅遊規模變化和位序變化的協調關係，可以將我國省市分成：①均衡型，規模持續增大，但歷年位序不變或者變化很小；②增長緩慢型，規模在增加，但在整個旅遊發展規模體系中的位序却降低；③加速增長型，旅遊規模在增加，且位序也同期增加。但對我國主要旅遊城市的旅遊規模的分析表明，雖然其也基本符合首位分佈，但是特徵不明顯。通過對位序—規模相關係數的回歸分析表明，城市旅遊規模分佈更符合位序—規模分佈。盡管本研究選取入境遊客進行旅遊規模的變化研究，並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省際及主要旅遊城市間旅遊規模變化的整體情况，但其意義在於，通過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規模分佈理論的應用，爲解析省際或城市間旅遊規模分佈的變化規律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手段和途徑。

　　不同區域旅遊規模的大小可以反映出當地旅遊發展的程度，特别是入境遊客的規模更可以反映不同區域對外交往的發展程度。研究我國旅遊規模分佈及其變化規律，有助於瞭解我國各區域旅遊發展程度的差异，可爲未來國家不同層次區域旅遊發展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大的旅遊投資措施的出臺提供一定的參考。特别在制定旅遊政策時，對於不同層次城市制定的政策應該根據其旅遊規模位序而有所調整，使其政策更適合各區域旅遊的發展，使其符合規模經濟的要求，真正對我國旅遊産業的有序、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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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朱竑,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吴旗韜,2002級本科生。

　　原文發表於：地理學報,2005年第6期。

　　該論文獲得2005年中山大學優秀本科畢業論文奬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