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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南江建築文化探幽



  文/譚元亨

  在建築上,廣府民居的形態,在南江已經相當成熟,且得到較完整的保留,這與廣府文化較早進入南江很關係,也從另一方面,印证了廣府文化最早形成於與南江相接的西江流域的結論。

  一

  “南江文化”一説,是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同仁們,在對粤西南部,包含雲浮、湛江、茂名、陽江四市進行了長期、深入、全面的調查研究之後,所提出的一個文化上的新概念,用以整合如南江、南渡江、鑒江、漠陽江、新興江乃至南流江這樣一個獨特的文化區域。在這個文化區域中,古南越文化的遺存較之附近的珠三角、北江、東江文化區域,無疑要保留得深厚得多,在與中原文化交融中呈示與其它區域不一樣的特色,無論從宏觀,還是從細部而言,都頗其研究價值,從而大大地豐富了珠江文化的内涵。

  本文擬從南江的建築文化上入手,試圖從這一方面,去破譯其文化的密碼。

  所選取的研究個案爲兩個:

  一是鬱南縣大灣鎮古民居;

  二是雲城區腰古鎮水東村的明清古民居。

  這兩個個案,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以及作爲南江建築文化的典型。

  前者,環山抱水,水便是南江(即羅定江),而民居後邊,却不乏山林,這些山林,一般被稱之爲風水林,是民居的“胞衣”,起到調節小氣候、水土保持等作用。建築的整體感很强,一座座以“大屋”相稱,形制上也基本統一。

  後者,當是“擇水而居”,爲新興江畔,地勢平坦,無前者的山丘與谷地,擇的是“蓮花地”,村民建屋則不存在坐北朝南的取向,可以隨意任何一個方位,這對古村落建築群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者,在建築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但也有差别,與文化傳承、地域環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從其异同中,解讀出很多的文化、藝術,乃至於經濟、習俗。

    

  二

  儒家理念,是二者體現出來最爲一致的方面。

  二者的宗祠,在整個古村落中都很爲突出,成爲一道最爲鮮活的人文風景綫。立祠,自爲拜祭祖先,和眭宗親,從而光宗耀祖,好流芳百世。這對一個宗姓而言,是頭等大事,更是千年大計。無論大灣古村落,還是水東村徽式民居,宗祠始終是一個姓氏的中心,它超越了貧富、尊卑,僅以血緣爲紐帶。其實,這也是數千年中國社會呈“穩態”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廣泛的因素。我們曾一度試圖打破乃至粉碎這一紐帶,其結果是衆所周知,造成道德淪喪、人性顛覆、倫理敗壞,迄今仍難以修復。

  我們看到,大灣古村落中,聚族而居的特色尤爲明顯。本來,較早爲海洋文化薰陶的廣府民居,獨門獨户已占優勢。但大灣却不一樣,仍保持古代這一傳統,甚至有點跟客家圍屋相類似,如舊興昌大屋,儼然就似一座圍屋,怡昌大屋前邊,更有半月塘這一格局,如果不留意其鑊耳墻,以及圍内各個家宅的排序,很可能就會産生誤會。當然,無論廣、客、潮三大民係的民居如何千差萬别,但最早自中原承載過來的儒家理念,僅是有深淺之區别,而不是有無的差距。而生活在山區,又在水邊的南江民居,自與海邊及三角洲典型的廣府民居拉開相當的距離。是以“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動天地”,①《黄帝内經》這一説,核心在“感動天地”上面,乃天人相洽,天地人合一矣。

  水東村更臨水,縱然立村於明永樂年間,其中有明朝所建祖祠三座,清朝所建祖祠六座,作爲理學大師程顥的後人,自然更重視儒家理念的體現。因此,整個村落,雖没有各自的圍屋,却是一個完整的圍村,仍是“聚族而居”——全爲程氏血脈,其堂號“序倫”、“篤慶”、“聚順”三大堂號,也反映出程家治族的意識。當然,作爲徽派建築的本身,也同樣爲觀念的外化,當然,到了廣東,也會隨形就勢有所變化。

    

  三

  在北美當訪問學者之際,曾與一位著名教育家、阿爾伯達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哈利.加芬克有過幾次長談,他問我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的沿革,我不假思索地告訴他,在中國古代農村裏,一座祠堂就是一個學校,從家塾或私塾起步,而後才有書院遍及中州、江南。水東村是安徽程氏一脈過來的,自不消説。而在大灣,我們在其正村李公祠裏,讀到這麽一段文字: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納國民於教育之中,所以成人才而厚風俗也。歷朝壽考,作爲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思,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 ②

  此文中的“庠”、“序”出處乃是,殷曰序,周曰庠,爲教化之宫也。可見這一崇文重教的習俗何等源遠流長。

  這種教化,甚至深入到建築的格局中。

  在水東村,其建築形式、規劃布局,無不與中國傳統文化代代相承的“天圓地方”相適應,整個村子如此,連9個宗祠合用的一口水井,也都是方的,與别處的圓井口不一樣。

  天圓地方是外在的自然,那麽,做人,則“外圓内方”,當是一種道德規範,這與程朱理學是分不開的,所謂人情練達,處事圓融,當是一種操練,而内裏,則是剛直、方正。“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自是後儒的先師,他就在《與於衰陽書》中就這麽寫過: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③

  後現代建築中,有所謂“意念性建築”,在當代頗爲風行。其實,在古代中國,這一類建築,早已比比皆是。水東村是一例,宏村是一例,恩平的歇馬村、肇慶的八卦村……等等,均是如此。因此,如何發掘、保護並予以弘揚中國建築文化,水東村當是一個很好的啓示。

    

  四

  前幾節,叙述了南江建築當中藴含的人文精神,這裏不僅僅是儒家理念、宗教意識、倫理秩序、崇文重教,等等,融匯其中,而且綿延不絶,源遠流長,寸寸節節,都給人以深厚的歷史感。

  但歷史感並不是單一存有的,它更凝固在建築的審美藝術之中,在《南江古風》一書的序言中,我是這麽寫道的:

  令我興奮不已的是,不少古民居拍攝的角度,都是半俯角的,也就是把建築群的頂部,非常逼真地攝録下來,一幅一幅翻閲下來,我眼前也便連成了一片……化作了韵致無盡的意象:那是連綿起伏的墨緑色的山巒,那波濤起伏的青緑色的山林,那是……同樣是青色的波浪的山莊一個接着一個:可不,作爲古民居的青瓦、屋脊、山墻,在蒼茫的雲天下,也一般似滚滚波濤,那麽極富動感,那麽生生不息。於是,山巒、山林、山莊,都在墨緑、青緑、黛緑、蒼緑中交融在一起,在駘盪的長風中,如同起伏翻涌的波濤,從天邊延伸到眼底,成爲南江一幅山水建築歷史畫卷,也只有這個時候,你才會真正感悟,古人是如何把“天人合一”這一充滿生態智慧的理念,運用到自然與建築當中。古村落民居,就這樣不露痕迹地與大自然融爲一體,從而獲得頑强的生命力,一直衍生到了現代,保住了其原汁原味,讓你爲之驚喜。

  我想,正是這《南江古風——廣東省鬱南縣大灣古民居賞析》最爲獨特之處,方勾惹起我無盡的遐想。中國文化的精要之處,每每是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的,無論是自然、人類還是别的什麽。是什麽時候開始,我們却把什麽都割裂開來,只見局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於是,連建築也失去了其整體感,其實,注重鳥瞰的效果,换一個視角,不過是一種回歸而已。洞悉一切,自然也包含這一俯視,這絶非僅屬於哲學家的命題。④

    

  引文似乎長了一點,但在這裏,我想闡述的是,在南江文化區域中,這種相當成熟的建築形態,也許正由於其處於相對穩定的歷史環境中,才得以有如此完整的呈示。到南江後,我曾驚奇地發現,在粤文化的中心地區,人們正在努力並大聲疾呼,要搶救粤劇,可在羅定,却有一個粤劇團,幾十年間,幾乎没有被關閉過,以至成爲整個廣東的一個文化亮點,不久前,力挽狂瀾要振興粤劇的前廣州市市長黎子流,還親此率一批粤劇藝術家來此。

  這似乎應了孔子的話:禮失求諸野。

  可以説,連綿不絶、綫條柔和、如波浪起伏的廣府民居標誌:鑊耳墻,似乎暗示了海洋文明的侵淫,那麽,楔入南江的徽派建築,又意味着什麽呢?

  水東村的核心建築,程氏大宗祠,自是典型的徽派建築。徽州,位於内陸,地處崇山峻嶺之間,地理上相對封閉,所以,爲其建築文化的發展及其原始形態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保证,更爲後來明清徽商發達之際, 修建獨具地域特色民居創造了條件。

  而水東村,正是程氏後人,自明代於徽州遷入,他們擇水而居,可建築却不離當年山居的傳統。因此,其建築的形制,乃至細部,都打有徽州民居深深的烙印,程氏大宗祠自是其最出色的代表作。

  首先進入人們視野的,便是與周圍封火墻不同的馬頭墻。

  馬頭墻本身是與徽州文化講究的均衡、穩定,有序密切相關。

  一般的描繪稱,以建築的頂端黑色瓦墻所搆成的屋頂結構,最具徽州民居的代表性,這一黑色瓦墻也就被稱之爲“馬頭墻”。建築匠人采用的是抽象的手法,把屋頂依坡度裝飾成昂首長嘯的馬頭形狀,而後搭配上密鋪的小青瓦,從而産生馬鬃的視覺效果。而這黑色的墻脊,又與整體的白墻相映襯,錯落有致。整體上,綫條簡潔、流暢、舒展,明暗對比有度、有節奏,馬頭墻本身包含的長短不一的直綫,既平行,又有高低的相錯,從而産生起伏、重叠的秩序感——這是建築藝術所達到的一種極致。

  這種山居的馬頭墻,一旦座落到了水邊,自會産生别樣的韵致。

  至於徽州民居的其它特點,如高門、牌坊、戲臺……等等,這裏就不一一贅叙了。

    

  五

  然而,在水東村,在整個建築群落中,除開中間的程氏大宗祠外,其餘所有的宗祠、民居,如還保留諸如高門外,大都不再用馬頭墻了,而是南方特有的,以金、木、水、火、土爲各種形制的封火墻了,且大量是鑊耳墻。

  熟悉的可以指出,墻頭較尖的,當是金,圓的爲火,墻頭偏直的,自是木,而稍平的,則爲土,有簡單的波狀綫的,自是水。有“金尖火圓,木直水曲,土方平”的説法.這五種形態的封火墻,無論在水東村,還是大灣,都可以找到,而且是數不勝數。前邊引文中形容俯瞰大灣古民居,有波瀾起伏之感,正是鑊耳墻造成的視覺效果。廣府人,還有潮汕人,都講究山墻的金木水火土的意頭,當然與古代文化分不開。某種意義上,愈早來到嶺南及南江區域的,古文化的遺存也就愈豐富。

  那麽,這兩大個案的研究,當給我們怎樣的啓迪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建築上,廣府民居的形態,在南江已經相當成熟,且得到較完整的保留,如同這裏仍有粤劇團一樣,這與廣府文化較早進入南江很關係,也從另一方面,印证了廣府文化最早形成於與南江相接的西江流域的結論。

  第二,即便是建築文化,在定型之際,同樣仍有開放、兼容的勢態,所以仍處於流動與發展中。水東村徽州民居建築的楔入便是一例。當然,整個水東村,仍以鑊耳墻的數字最多,最密集,包圍住了當中的馬頭墻,也十分協調與和諧,粤徽趨向合一與整合勢態非常明顯。

  第三,無論是廣府,還是徽州,從建築形態上,更有一種同質的認同,也就是對中原文化、儒學理念的認同,所以彼此方可有楔合點,能和諧共處,一道發展,以形成新的形式。當然,僅講同質,徽州民居與客家民居,也有“聚族而居”的同一之處,客家民居的直接源頭甚至可以從安、徽州尋找。但形式上發展下來,却大相迥异。南江民居與徽州民居之間,並無這種直接的師承關係,可形式上却更有類似之處。所以,其研究價值也就在這裏了,且留下這一問題。下篇文章再探討好了。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

  ①引自《黄帝内經》

  ②《南江古風》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61-62頁

  ③韓愈《與於衰陽書》

  ④《南江古風》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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