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地圖中的南江

　　宋代廣東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廣東自秦漢以來自西向東、自北向南，集聚珠三角的區域開發趨勢和格局進一步加强，西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原人對這一地區認識也更加擴大和深入，這在至今保存下來的宋代全國地圖中得到反映。這兩幅石刻地圖保存在西安碑林中，一幅名爲《華夷圖》，製作時間一説北宋神宗朝(1068-1085年)，在嶺南部分刻有西江、北江水系主要支流，雖未標名，但與同時代另一幅《禹迹圖》比較，可看出南江從西南向東北流入西江，在附近注入西江的尚有賀江和悦城河。另據研究，《華夷圖》是根據唐代地理和地圖學家賈耽《海内華夷圖》(已佚)繪製的。若此，則在唐代地圖上南江已經出現〔1〕。據《新唐書·地理志·附載》(卷43)，賈耽在《皇華四達記》中記載唐代海外交通綫有七條，其中第七條爲“廣州通海夷道”，即唐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皇華四達記》一書已佚，但這部分内容在《新唐書·地理志》中保留下來。據此可以推測，南江應與“廣州通海夷道”有緊密聯繫。宋代另一幅《禹迹圖》，約刻於宋元豐四年(1081年)至紹聖元年(1094年)，有人認爲是北宋大科學家沈括所刻〔2〕。這幅圖雖僅刻西江幹流和桂江，但在西江兩廣段，清楚標示了藤、梧、封、康、瀧、勤、端州等，瀧州即今雲浮市範圍，則南江也在其中。此外，保留至今收藏在蘇州博物館裏《地理圖》，刻於宋淳祜七年(1247年)，收入全國60多條江河，西江在廣東僅畫出封水(賀江)和悦城河，西江幹流南面支流没有標示，但據以上兩河位置，可以判斷上述《華夷圖》在今雲浮市境那條河流爲南江〔3〕。

　　從上述可知，南江至遲從北宋已表示在地圖上，而同時期《華夷圖》上，東江、韓江標示仍很粗略：《禹迹圖》甚至連東江、韓江都没有標示。這是區域經濟開發和文化發展地區差异一種佐证。經宋元兩代開發經營，南江流域經濟文化在嶺南已占相當重要地位，故到明末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水語》將南江與西江獨立列專條，僅排在西江之後，從這個意義上説，南江可視爲廣東第二條河流，而“水語，中收入其他河流也不過餘條。屈大均爲突出南江地位，特别作詩曰“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雙江總作西”〔4〕將南江與西江、北江、東江並列爲珠江四大支流，形成南北對應地理格局，重申了南江在歷史上特殊地位，而不是以長短論輕重，這是一個認識南江不容忽視的觀點。

　　二、南江文化結構

　　著名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先生指出：“中國史上自秦漢以後中原王朝的版圖都很廣大，各地區的風土習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异，又有其地區差异”〔5〕。全國如此，嶺南也不例外。按族群龢民族劃分，嶺南有廣府、客家、福佬和各少數民族文化；按流域劃分，則有珠江各水系的江河文化，包括西江文化、北江文化、東江文化，以及與西、北、東三江並列的南江文化。因南江作爲一條重要河流，世人對其認識尚有一個過程，故以其命名“南江文化”的認同，就更須做許多論证工作。這首先從南江文化結構入手，剖析其特質和風格，從南江流域文化積澱層看，這一流域文化包括以下幾種成份：

　　(1)荆楚文化

　　南江上經過西江幹流，北通瀟賀古道、湘桂走廊，下越過南部信宜山地，與鑒江上游相接，形成穿越羅定盆地的南北通道，也是一條溝通五嶺南北、直下高雷廉瓊的水陸交通綫。先秦時期，楚國政治勢力已進入嶺南，南江是一條主要路綫。這在先秦文獻和考古發掘中得到證明。戰國時作品《山海經·海内南經》曰：“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按鬱水即西江，這些先秦時土邦小國，既是族名也是地名，都分佈在西江之南，直到海南島廣大地區，當然包括南江流域。據《史記·吴起列傳》，楚悼王(前401~380年位)以吴起爲相，“南攻揚越，遂有洞庭、蒼梧”，又“南平百越”。這些被稱爲“百越”的嶺南土邦小國大部分屬楚。後晋顧微《廣州記》雲：“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谷於楚庭，故圖其像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楚庭後來成爲廣州先秦歸入楚國勢力範圍的一種佐证。無獨有偶，在雷州半島原海康縣城，亦有傳説中楚國建“楚豁樓”，作爲楚國南部邊界的標誌。而按楚勢力南下地理形勢，南江應是一條通雷州半島最便捷通道，故“楚豁樓”與廣州“楚庭”相互呼應，有非常重要折射歷史事實的意義。

　　近年在南江流域出土不少楚國形制青銅器物，標誌楚文化已流播到此。這包括1983年在羅定羅平背夫山戰國土炕墓出土98件青銅器，計有鼎、釜、鑒、戈、人首柱形器、鐸、劍、矛、鉞、鏃、斧、叉、鐮、鋸、削、刀、鑿等，呈越楚文化特色〔6〕。另在鑒江流域，甚至在湛江海上硇洲島上戰國墓，也出土楚兵器而被視爲楚軍南下留下證據〔7〕。由於南江流域與雷州半島地理上相連，都同爲楚勢力覆蓋地區，自屬楚文化傳播範圍，並成爲當地文化一個組成部分。

　　(2)駱越(甌越)文化

　　古代南江流域與廣西東部、廣東南路、海南島地區一樣，是百越一支駱越(甌越)活動範圍，駱越文化與南越文化大同小异，嶺南古越族以後大部分演變爲今日壯族，“廣東有瑶壯二種，瑶乃荆蠻，壯則舊越人也”〔8〕。壯人使用壯侗語族各個語支。這些語支前身即古越語，有特殊含義，不能照漢語望文生義，且修辭也有倒裝習慣，地名則用齊頭式，即通名在前，專名在後，與漢語相反。這類古越語地名，廣見於西江流域，包括那、-5、麻、都、古、思、雲、羅、六(鹿、録)、苗、板、洞、滘、抱、調、±步等。其中在南江流域古越語地名，據陳大遠先生統計，以“羅(山)”字爲起首有39個，加上讀音相近的六、洛、龍等地名46個，共85個，又“苗”(水塘)字地名127個〔9〕。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南交》説：“論地名以南交爲古”，南江流域即屬其列，是迄今嶺南保留這類古地名最多地區之一。

　　屈大均《廣東新語·詩語》粤歌條説：“粤俗好歌，凡有喜慶，必唱歌以爲歡樂”。鬱南縣連灘鎮，以山歌聞名，且普及到普羅大衆，實爲古越人好歌遺風。

　　又越人尚武，巫術流行，後演變爲民間舞蹈。《廣東新語·神語》載，古時“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儺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此乃古禮，雖孔子不敢違也”。這類民間舞蹈多帶有宗教色彩，南江地區廣爲流行“跳禾樓”舞即爲古越人樂俗之一，至今已成爲當地保留節目，贏得廣大觀衆。

　　(3)中原文化

　　基於南江在嶺南交通重要地位，秦漢以來，隨着嶺南歸入中央王朝版圖，中原文化相繼南下，佔領南江文化空間。中原政治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精神(規念)文化漸漸在當地傳播、生根，到宋代以後，才取得主流文化地位。此前，古越文化和稍後俚僚文化應居主導地位。以行政建置而言，南江地區也是歷史上廣東政區建置最早最密地區之一。如漢爲端溪縣、晋置都城、晋化、夫阮、龍鄉等縣。南北朝時是廣東郡縣最稠密一個地區，如南朝蕭樑時(502～557年)，南江流域即有晋康郡、廣熙郡、平原郡、羅陽郡、建州、瀧州，下轄都城、晋城、晋化、永熙、羅陽、龍鄉、南安、安遂、羅平、博林等縣，其數量之多，達到歷史顛峰。雖然這些政區部分是僑置州郡，有十羊九牧現象，但到底反映封建王朝對南江流域的高度重視，才成爲政區設置的主要地區，也是制度文化一種建樹和標誌。即使隋代對南江政區大加省並，但到唐代和南漢，南江地區仍保持建置密度最大地區格局，政區密度超過珠江三角洲，粤東地區難望其項背。宋元珠江三角洲興起，明代建置才轉爲以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區爲主，南江地區也隨着廣東經濟東移而走向下坡，形成政區建置稀落格局。南江中原制度文化漸見式微，但物質文化却形成自己的優勢，即農林礦産品非常豐富，且大量外運。明清時，全國第二大冶鐵中心佛山所需生鐵，幾乎全由南江地區供應，佛山作爲全省紡織中心，所需染料藍靛亦相當部分來於南江。羅定盆地是廣東一個糧倉，大批糧食供應缺糧的珠江三角洲。至南江地區所産木炭、柴火及其他手工業品亦假南江航道外運，江上繁忙情景，蔚爲大觀。

　　(4)瑶壯文化

　　南江地區古越人隋唐時稱爲俚人或俚僚，後又演變爲瑶壯人，也有一部分瑶人來自湖南等地。到明代，西江地區是廣東瑶人分佈最廣區域。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條統計，廣東有瑶山分佈全省33個州縣，約900多處，其中肇慶府最多約540多處，約占60％，直到清中葉，西江地區洞落間仍居住着不少瑶壯人。其民風淳厚檏實，迷信，早婚盛行，風俗文化上保留不少古越、俚僚文化遺風。雍正《羅定州志》雲：“舊有瑶人分高山、花肚、平地三種”，“語言各不相通”。唐、宋、明，瑶人受到鎮壓，尤以明中葉爲甚，最後演變爲“羅旁征剿”。事後瑶民大减，亦有不少瑶民漢化。但瑶文化仍殘存不少，如瑶人盤姓居民信奉盤古大王，羅鏡鎮有開天廟即是。連灘鎮天池庵供奉盤古神。又據近年有關調查，羅定縣有盤古廟一座，在四區雲致圩東。東安縣一座，“龍岩在虎岩之右，……宋有盤古廟，至今遺址尚存”，西寧(鬱南)有7座，分别稱盤古廟、三聖廟等，另有盤古蛹地名〔10〕。又南江毗鄰廣西，很多信仰深受壯族影響，如鬱南桂圩有關於打虎英雄崇拜，據傳這位英雄來自廣西，當爲壯人，顯見壯文化對南江影響是很深的。

　　(5)海外文化

　　南江夾在雲開大山和雲霧山脈之間，乃海陸絲綢之路一條强大通道，自漢以來，即溝通海外，留下海外文化，主要是西亞文化的種種遺址遺存，搆成南江文化一個組成部分。

　　東漢佛教由印度經海道傳入廣信，繼及整個嶺南乃至全國各地。唐代新興出了個惠能，將佛教中國化、平民化，被認爲是一場佛教史上革命，惠能由此被尊爲南宗頓教創始人，珠江文化哲聖，爲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的兩個廣東人之一(另一個是孫中山)。惠能雖生在新興江，但新興江與南江同屬西江水系，作爲文化概念，南江文化也覆蓋新興江流域，其文化屬南江文化範疇。佛教文化在此向稱發達，僅鬱南一縣，舊志稱；“西寧可稱爲僧海，善男信女經常到寺庵祈求‘佛祖’、‘觀音，庇佑，求籤問卜”〔11〕。近年新編《鬱南縣誌·宗教》收入寺庵即有18座。而南江作爲海上絲綢之路通道之一，1983年羅定羅鏡鎮水擺鶴咀山南朝墓，出土西亞風格金手鐲、蓮花瓣紋高足碗等，皆爲國内所罕有舶來文物，應爲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物证。

　　(6)客家文化

　　明末瑶人被鎮壓以後，大片土地荒蕪，由政府招募，吸引漢人入居墾辟，主要以粤北遷民爲主，以姓氏爲核心，自成村落。移民包括翁源、英德等地，部分爲廣西壯人，以及新興移民等，但以客家人爲主。客家文化也在南江地區形成板塊，如西部山區連州河上游之古欖、新榕、連州、雲致；泗綸河而上的黎少、路華、泗綸，以及扶合的上下瀨等。客家人耕山爲業，形成以客家方言、梯田農業爲主要標誌客家文化。

　　(7)廣府文化

　　南江連接西江幹流，交通便捷，過去水運很發達，商業興旺，主要與廣州、肇慶、梧州等地發生商業往來，故廣州話傳播至此。另據近年研究，封開是嶺南文化古都、廣府方言發祥地，南江地區深受影響，所以廣州話大行其道，據新編《羅定縣誌》，廣州話使用人數約占全縣人口6l％，幾爲主流方言。特别在交通沿綫城鎮和盆地、河谷地區比例更高。廣府文化以人口爲載體，在當地占主流文化地位也是不争事實。

　　南江文化這個結構體系，層層積澱，如地層古生物一樣，有的出露，有的埋在底層，形成今日南江文化特質和風格。

　　三、南江文化特質和風格

　　經過長期文化交流、碰撞和整合，南江文化作爲一個相對獨立文化體系，形成自己文化特質和風格。它們是：

　　(1)多元性

　　如上述，南江文化既淵源於本土，更接納嶺北、中原，乃至海外，由多種地域文化整合而成，具有多元性文化風格。這種多元性各有相對獨立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相互交融、相互採借，成爲一個整體，在珠江流域文化體系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2)開放性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説，“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南江流域有多條支流，集水面積廣大，逕流豐沛，於水運有利，故南江歷史上作爲航道，長盛不衰，起到溝通五嶺上下乃至海外的作用。在這種以水爲背景孕育、發展起來的南江文化，其一個重要特質是它的開放性，即自古以來，物質、人員、信息等在這一地區的交流、互通有無從未中斷，從先秦楚文化南下，漢以來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域外文化的傳入，近世大量人口移居海外等，無不説明這種開放性使南江文化不斷吸收新元素來豐富、提高自己文化内涵，從而保障了南江文化存在和發展所需要的生機和活力。

　　(3)兼容性

　　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德融和，變通在我”。河流的交通作用將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化在流域内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發展，並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如南江地區，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種民間信仰共存，人們既拜媽祖、龍母，也拜盤古，以及其他地方神只；村落建築形形色色，既有鍋耳山墻，也有徽式馬頭山墻，相互輝映，和諧一體，展示當地文化兼容性品格。

　　(4)親水性

　　南江文化是江河文化，水是孕育南江文化的環境，也是文化主要載體，故南江文化離不開水，親水性是它的一個最大特質。古越人種水稻，古越語稱水田爲“那”，南江地區有不少這類地名，但在這裏，“那”與“羅”同義，形成廣東最大“羅”字地名群。歷史上羅定有大量餘糧外運，即由發達稻作農業作爲支持。經南江可直下徐聞通海外，帶來海洋文明。由此影響民風，鴉片戰争以後，南江有很多人出洋，使南江人培養起開拓、冒險精神。孔子説，“近山則誠，近水則靈”，這用於南江可找到典範。

　　(5)山地性

　　夾峙在雲開大山和雲霧山脈之間的南江地區，除了羅定盆地地勢較爲平坦以外，其餘地區分佈着大面積山地、丘陵和喀斯特高原，即山區占了流域大部分。這一地形特點决定了當地文化是一種山地文化，山地成爲南江一種文化符號。很多地方開門見山，土地利用上過去刀耕火種，至今仍大量種植旱作；南江地區以雲石、硫鐵礦等開採、加工爲經濟支柱，形成聞名天下“石藝文化”。山區灌溉用筒車、水車、渡槽，村落依山而建。瑶壯同胞服飾與山區環境相適應，褲脚緊在膝部，褲襠寬鬆，小腿纏上褲筒和綁帶，便於在荆棘叢生、草茂林密山區活動。而客家婦女凉帽、扎髻等服飾也是山區環境所制約。一些地方交通封閉、信息不靈，形成保守社會風尚，影響社會經濟進步，故直至今天仍有不少地區屬扶貧對象。山區環境和艱苦生活造就了强悍民風，尚武成爲當地一種社會風氣。據陳大遠先生統計，明清時期僅羅定就有武進士7人，武舉人47人，一些人擔任從西太后御前帶刀侍衛到提督、把總等各級武官〔12〕。近世羅定涌現出蔡廷鍇、區壽年、沈光漢、譚啓秀、陳章等抗日名將，彪炳於中國抗戰史册。羅定被稱爲“將軍的故鄉”，這從文化意義上説，離不開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培育。

　　四、南江文化歷史定位

　　根據南江在珠江水系中地位，南江文化形成發展地理、社會、經濟背景、歷史進程、文化結構、特質和風格等衆多要素，從珠江文化、嶺南文化大視野、大空間角度判斷，南江文化應爲珠江文化一個子系統，是兩廣廣府文化一部分，但又有自己相對獨立性，主要表現在文化分區三大要素，即語言、風俗和宗教差异。南江在宗教上和其他地區没有重大不同，而語言上流行粤方言，這是它歸入廣府文化區最主要根據。但南江使用粤方言人數比例，遠低於珠三角、五邑和肇慶地區，這樣又凸現了客家方言和其他方言地位，使它處在廣府文化邊緣；加上這裏保存比其他地區更多的古越族文化和瑶壯文化，以及它們外在表現山地文化；這些元素整合成一個相對獨立地域文化系統，即南江文化，也是廣府文化一個亞文化，在珠江文化或嶺南文化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注釋：

〔1〕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303。

〔2〕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305。

〔3〕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310。

〔4〕屈大均《廣東新語·水語》卷4。

〔5〕譚其驤《中國文化的時代差异和地區差异》，復旦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

〔6〕《考古》，1985(4)。

〔7〕廣東《文博通訊》1980(12)。

〔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條。

〔9〕陳大遠《在南江文化論证會上的發言》，見《羅定史志·南江專輯》，2004(2)：29～30　

〔10〕曾祥委．《文化圈與核心群——盤古神話的一種研究》，載廣東省民族研究學會等編《廣東省民族研究論叢》十三輯，民族出版社，2007：340～341。

〔11〕《嶺南遺書紀夢編年》卷1。

〔12〕陳大遠《羅定民間武術一鱗半爪》，見《羅定縣史志》，2007(1～2)：27

　　(司徒尚紀，廣東省政府參事、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珠江傳》作者；許桂靈，中山大學理學博士，廣東省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