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古名瀧水，發源於横亘粤西的雲開山脈，匯集一條條溪流，向北流入珠江的幹流——西江。自古以來，一直是粤西的主要南北通道，漢朝又成爲嶺南首府廣信南往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的必經之道。正因爲這樣，史書稱之爲“南江”，其南面地區稱爲“南路”。

　　公元六世紀下半葉起，珠江文化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經歷了漢末軍閥混戰至樑末侯景之亂的長期動盪之後，珠江中下游地區的漢族移民激增；原來的百越部落經過不斷整合，形成俚、僚、蠻三大族群。漢文化與俚僚文化互相兼容，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從而開創珠江文化整體繁榮的局面。南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爲廣信文化與僚文化交匯融合的首要地區。由此而形成的隋唐時代南江文化，在珠江文化發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南江地區的葛僚文化

　　對於俚僚的關係，學術界説法不一。由於史籍常常將俚僚並稱，有學者據此認爲俚僚本爲一個族群，與漢族逐步融合者爲俚，不與漢族融合者爲僚。陳寅恪先生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证及推論》中指出：“凡史籍止言僚或夷僚聯文而屬於樑、益地域者，蓋僚之專名初義，伯起書之所謂僚當即指此。凡屬廣越諸州範圍有所謂僚或以夷僚、俚僚等聯綴爲詞者，當伯起書之俚也。”〔1〕據此，僚與俚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並非同一族群，各自有不同的分佈區域。三國萬震《南州异物志》載：“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數千裏。往往别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自古及今，彌歷年紀。”〔2〕這裏的“廣州”是州名，地域包括今天廣東、廣西的中部與南部（除欽州、北海、玉林、湛江四市屬交州之外）。當時蒼梧郡治在今封開，鬱林均治在今桂平，合浦郡治在今合浦，寧浦郡治在今横縣，高凉郡治在今陽江，五郡中央即今廣東西南部及廣西東南部地區。而晋朝張華《博物志》又載：“交州夷名曰俚子。”可見上述地區以南也是俚人居住區域。該書又載：“荆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僚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産。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沉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3〕可見僚人的中心在湘、川、黔交界處，沿水而居。俚與僚同在該書出現，説明並非同一族群。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將僚寫爲“獠”（本文均改爲“僚”）；對於俚，雖然稱之爲“賊”，但無犬偏旁。不僅《博物志》如此，其他古籍亦如此，可見作者對僚的鄙視遠超於俚。

　　其實，僚是壯語和布依語Raeuz（我們）的漢語譯音詞，即使寫作“獠”，也跟這個字的本義無關。據《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僚有五支：

　　第一支是南平僚。“南平僚，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餘”〔4〕，即川、黔、湘交界處。以曹渡河流域的南平州（今貴州省獨山縣西）爲中心，故稱南平僚。其首領朱姓，人稱“劍荔王”。 

　　第二支是守宫僚。分佈在廣西北部及貴州東南部的都柳江流域, “衆處山巢居，汲流而飲。無賦税，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盗物者倍償。婚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慚澀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於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褲，以帶斜馮右肩，以螺殻、虎豹、猿狖、犬羊皮爲飾。”〔5〕後逐漸發展成爲了布依族的先民。

　　第三支是西原僚。《新唐書》稱爲“西原蠻”，實際上不屬於蠻而屬於僚，“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6〕，即左江一帶。唐武德四年（621 年）在此設置西原州（治所在今廣西大新縣西北），故稱西原僚。以當地酋長世襲官職，稱作土官。他們已經從事牛耕農業，銅鼓鑄造也達到較高水平。從澄州（今廣西上林、武鳴、忻城一帶）首領韋敬辯在永淳元年（682年）和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697 年）分别撰寫而鎸刻的《六合堅固大宅頌碑》和《智誠洞摩崖碑》可以看出，當時“黎庶甚衆，糧粒豐儲”，還建有城邑碉堡，已有祖、父、子相傳的世襲制度，以及受漢族方塊字影響而創制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土俗字”等，説明其社會經濟文化已經達到相當水平。

　　第四是烏武僚。其渠帥寧猛力，南陳時爲安州（今欽州）刺史，雄據一方。隋滅陳後，下詔欽準襲職。開皇二十年(600年)，寧猛力病逝，其子寧長真襲爲刺史，率兵協助隋朝征討林邑及遼東。隋煬帝授爲安撫大使，其族人寧宣也封爲合浦太守。唐滅隋之後，寧氏歸唐，寧長真封爲欽州都督，寧宣卒，其子寧純封爲廉州刺史，族人寧道明亦爲南越州刺史。寧氏家族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唐永昌元年(689年)，這個家族的寧悌原舉進士，參加宫廷賢良策試，以成績優异排名第九。一個“南蠻”子弟，竟有如此才學，朝廷内外爲之驚异。武則天時授職校書郎，後累次昇遷爲諫議大夫。唐玄宗時，以諫議大夫兼修國史，因“直書隱巢事”得罪了唐玄宗，被罷官還鄉，開元十六年（728年）病逝家中。肅宗即位後，嘉其爲官正直，立祠於上蒙村。

　　第五支是葛僚，又寫作“仡僚”。“戎、瀘間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數百裏。俗喜叛，持牌而戰，奉酋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7〕“戎、瀘間”即今天四川宜賓、瀘州及貴州畢節、遵義一帶。但據有關史書記載，粤西曾有葛僚聚居，例如佛教禪宗六祖惠能是新州（今新興）人，初到湖北黄梅東山禪寺之時，五祖弘忍就稱他爲“獦獠”。 〔8〕不過惠能的父親原籍範陽（今北京大興縣），“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娶妻李氏，生下惠能。可見惠能應係漢人，只不過居住於葛僚地區，才被誤認爲葛僚。開元十六年（728年），時任瀧州刺史葛僚首領的陳行範反唐，攻佔了周邊四十餘城。朝廷派驃騎大將軍楊思朂率十萬大軍圍剿，殺陳行範及起義葛僚六萬多人。此後，粤西再無有關葛僚的記載，因此《新唐書·南蠻傳》所載的“戎、瀘間”，應是葛僚遠遷最後定居之處，他們當中大部分發展成爲仡佬族的先民。由此可見，從南朝至唐開元十六年之間，南江一帶不僅有葛僚居住，而且應當是葛僚的活動中心。當時的南江文化，主要是葛僚文化。

　　對於葛僚的文化習俗，除了上述《新唐書·南蠻傳》記載的“喜叛，持牌而戰，奉酋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之外，作爲僚的一支，有着僚文化的共同特點：

　　社會組織：“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9〕

　　居住方面：“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10〕

　　生産方面：“能卧水底，持刀刺魚。”“能爲細布，色至鮮净。”“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竪棺而埋之。”〔11〕

　　娱樂方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12〕

　　祭祀方面：“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剥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13〕

　　上述所述，以落後一面居多。然而在史籍記載中，也可以發現較爲先進的方面，如《隋書·食貨志》載：“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樑、陳，皆因而不改。”〔14〕説明俚僚酋帥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大力開展對外貿易，進口的异國奇珍以及“崑崙奴”，因而富甲一方。另據《太平寰宇記》載：竇州“三日一市”〔15〕。容州“呼市爲墟，五日一集”〔16〕。竇州在今廣東信宜，容州在今廣西容縣，這一帶並不近海，集市貿易同樣發達，直至今天，仍然沿襲千餘年前“三日一市”、“五日一集”的習俗，可見其重商傳統源遠流長。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作《柳州峒氓》一詩描述：“青箬裹鹽歸峒客，緑荷包飯趁虚人。”〔17〕也反映了僚人集市貿易的景象。

　　此外，僚與俚都有悠久的銅鼓文化，“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18〕羅定是嶺南出土銅鼓最多的地方之一，已發現漢至晋代銅鼓出土點12處，出土銅鼓16面，這是僚文化的一個見证。

　　神龍元年（705年），著名詩人宋之問貶爲瀧州參軍，初入南江時，還“泣問文身國，悲看鑿齒氓”〔19〕 （《入瀧州江》）；然而在他走進葛僚地區後所作的《過蠻洞》詩中，却呈現了一幅宛如“世外桃源”的風光：


　　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

　　林暗交楓葉，園香覆桔花。〔20〕


　　由於這是作者親眼所見的葛僚地區真實景象，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見证了容觀瓊教授所言：“南蠻不蠻”〔21〕。俚僚文化並非某些史籍所説的那麽落後，俚僚地區並非某些學者想象的那麽蠻荒。

　　二、“漢人僚化”的典型——陳法念

　　在南江葛僚，有一位可與南路俚人的冼夫人、欽州烏武僚的寧猛力相伯仲的首領，他就是陳法念。

　　陳法念本是漢人，原籍潁川郡鄢陵（今河南鄢陵縣），南朝樑時舉家遷至瀧州（今羅定）後，以孝義教化溪峒，所至鎮俗戢姦，盗賊屏息，得到葛僚群衆的擁戴，成爲葛僚首領，並子孫世襲。民間傳説陳法念是樑朝的駙馬，但史無記載，但樑朝重視利用陳氏家族來治理葛僚，却是事實。陳法念歷任新州(今新興)、石州(今梧州)剌史，封宋平郡(今越南河内)公，成爲南江流域最大的望族。當時由河南潁川郡遷至西江一帶的陳氏族人，除了陳法念之外，還有西江督護陳伯紹，蒼梧（今封開、梧州）太守陳坦，康州（今德慶）刺史陳預，德州（今越南榮市）刺史陳法武，勤州（今雲浮富林）刺史陳君頁，以及高要酋帥陳文徹、陳文戒兄弟等。後來成爲陳武帝的陳霸先，當時便是西江督護兼高要太守，侯景叛亂時，在陳氏族人的支持下起兵北伐，建立陳朝之後，當然對西江一帶陳氏族人更加重用。陳法念去世後，其子陳佛智歷任羅州(今化州及廉江一帶)剌史、南靖(今懷集)太守、西衡州(今衡陽)剌史，封安靖郡公。

　　隋開皇九年(589年)滅陳之後，派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南。冼夫人從維護國家統一的大局出發，毅然决定歸隋，派她的孫子馮魂帶領軍隊迎接韋洸，進入廣州；陳佛智則與廣州酋帥王仲宣聯合對抗隋朝，粤西兩大家族分道揚鑣。開皇十年（590年），隋朝在嶺南推行一系列新措施，觸動了當地豪酋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王仲宣起兵叛亂，陳佛智率兵響應。冼夫人堅决反對這種分裂行爲，派孫兒馮暄帶兵討伐陳佛智，不料馮暄因囿於與陳佛智的友情，遲遲不肯進兵。冼夫人立即囚禁馮喧於州獄，改派另一孫子馮盎領兵與陳佛智對陣，斬殺陳佛智。陳佛智之子陳龍樹逃到欽州投靠寧猛力。寧猛力原以自己與陳後主同日而生，貌有貴相，理當代爲天子，故不願侍隋，憑險自固；隋文帝遺桂州總管令狐熙前往欽州招撫寧猛力，以禮相待，獲悉其母患病，特意差人送藥以示關懷，致使其心悦誠服，納土歸附。此後，陳氏家族一度銷聲匿迹。

　　唐滅隋之後，陳龍樹與寧猛力之子寧長真一起歸唐，被任命爲欽州剌史，後歷任瀧州(今羅定)、南扶州(今信宜)、建州(今鬱南連灘)剌史。陳龍樹之子陳普光，任永寧縣(今羅定西南)令；另一個兒子陳集原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豹韜衛將軍，授予“上柱國穎川郡開國公”爵位。此時，陳氏家族聲望與勢力達到頂峰。同年，陳普光在羅定龍龕岩興建道場，聖曆二年（699年），陳氏家族對道場進行大規模的重修，並於道場之南造釋迦尊像一座，由陳集原作《龍龕道場銘》，鎸刻於岩洞北壁。銘中反思陳氏家族與朝廷多次兵戎相見的經歷，歌頌武則天：“御紺殿以撫十方，動金輪以光八表，弘護大乘，紹隆正教。覆載之恩，均黔黎於赤子；雲雨之施，等潤澤於蒼昊。……垂拱之風，葉至真而成正覺。就日與慧日俱明，油雲共法雲同覆。”〔22〕雖有溢美之語，但也表現了陳氏家族維護統一的心願。

　　縱觀珠江文化史，像陳氏家族這樣“僚化”的漢人並不罕見。早於南越國初期，南越王趙佗就改從越俗，“椎髻箕踞”，住干欄屋，穿百越服裝，説百越語言，自稱“蠻夷大長”，取得越人的擁戴，這是開“漢人越化”之先。時人對此頗有非議，漢朝使臣陸賈就説他“反天性，棄冠帶”，趙佗只好自認“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23〕。後人屈大均也在《廣東新語》中指責：“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髻箕踞，爲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之王爲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則尉佗之大罪也。”〔24〕陸賈可算有識之士，屈大均更是珠江文化杰出學者，尚且作出如此評價，可見“正統”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南越國覆滅之後，稍有聲望的漢族移民便不敢步其後塵了。直到南朝，百越已經整合爲俚、僚等族群，文化有了很大的進步。同時，朝廷要集中力量對付北朝，推行“以俚治俚”、“以僚治僚”的政策，大量敕封當地俚僚首領爲官，因此，“漢人俚化”與“漢人僚化”悄然興起。與陳法念同時代的馮融，便是“漢人俚化”的例子。他是北燕昭成帝馮弘後裔。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北燕爲北魏所滅，馮弘逃往高麗，遣其三子馮業率300人浮海投南朝，遇風浪，漂流至新會。南朝宋文帝封他爲懷化侯，授新會刺史。馮融是馮業之孫，任羅州刺史，“以禮義威信鎮於俗，汲引文華，士相與爲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迎者相望，輒誡其下曰：‘馮都老至矣，毋爲不善以嬰罪戮。’都老，猶言官長也。自是溪洞之間，樂樵蘇而不羅鋒鏑者數十年。”〔25〕“都老”是俚人對其首領的稱呼，《隋書·地理志》載：“有鼓者號爲都老，郡情推府。”〔26〕馮融被稱爲“馮都老”，説明他已經融入俚人之中。其子馮寶與冼夫人結婚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决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27〕，馮氏家族與冼氏家族結爲一體，與南江地區的陳氏家族南北遥相呼應，共同維持粤西一帶的社會穩定，同時推動了漢文化的傳播。談到粤西漢俚文化融合，衆口交碑冼夫人，然而，從歷史因素來看，南路漢俚文化融合其實始於馮融，成於冼夫人。從地理因素來看，廣信文化要傳播到南路，與那裏的俚文化融合，必然經過南江這條天然通道。因此，没有南江地區陳氏家族所推動的漢僚文化融合，也就不會産生南路地區的漢俚文化融合，也就不會誕生影響深遠的冼夫人文化。當然，冼夫人及其孫馮盎經歷樑、陳、隋、唐四朝，一貫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爲陳氏家族所不及。尤其是開元十六年（728年）陳行範反唐被鎮壓之後，隨着葛僚在南江地區的消失，由陳氏家族所倡導的漢僚文化融合的進程因此而中斷，南江地區陳氏家族這段輝煌歷史也就逐漸爲人們所淡忘了。

　　此外，惠能的父親盧行瑫，也是“僚化”的漢人。惠能初見五祖弘忍時，被五祖稱爲葛僚，他坦然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28〕這段話，一方面説明惠能對自己是葛僚還是漢人並不在乎，另一方面也説明當時新州一帶的葛僚與漢人實際上並無太大差别。由此可見，“漢人僚化”及“漢人俚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僚人漢化”及“俚人漢化”的過程，是嶺南一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這次融合對珠江文化發展史以及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决不可以低估。

　　三、隋唐南江文化的歷史地位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文語》中説：“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29〕從“始然於漢”到“熾於唐於宋”的中間，有一個承上啓下的階段，這就是南朝到唐初漢僚文化融合所形成的南江文化與漢俚文化融合所形成的南路文化，也可以合起來稱之爲“大南江文化”。

　　廣府文化在“始然”階段，其代表是陳欽、陳元、士燮的經學。陳欽、陳元的經學主要傳播於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廣信。到東漢末年，士燮兄弟及劉熙、程秉、薛宗、虞翻等分别在交趾、合浦、九真、南海、番禺傳播經學，而中心仍在士燮的家鄉廣信。這一階段珠江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光禮化。”〔30〕概括地説，就是“越人漢化”。不過，跟百越相比，漢族移民畢竟很少，要使“越人漢化”，談何容易。所以，早期的廣府文化，主要是廣信文化，其傳播局限於廣信一帶以及幾個漢族移民比較集中的地方，同時明顯帶有脱胎於中原文化的痕迹，吸收當地百越文化較少，因而尚未凸顯自己的特色。

　　南江靠近廣信，又是廣信往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的必經之道。正如曾昭璇先生所論述：“爲恢復和發展外貿，即以廣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時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東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聞港。且以徐聞港口水文及地理位置爲佳，又有20萬畝洋田，可富一州，遂成爲漢家皇商出海主港，成爲漢代絲綢之路的起點。”〔31〕漢朝，在廣信東面設端溪縣，管轄整個南江流域，縣治在今德慶縣。端溪縣原屬蒼梧郡（郡治廣信），西晋末年“八王之亂”，避亂者紛紛南下，“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32〕，從廣信進入端溪縣的漢族移民大增，於是在東晋永和七年(351年)昇格爲晋康郡，並在原端溪縣境内設僑縣，專門安置遷入的漢族移民。南朝，漢族移民繼續增加，其中一部分沿南江進入葛僚聚居地區，爲求生存與發展，他們“入鄉隨俗”，學習當地葛僚文化，將自己异化成爲葛僚中的一分子，因此便出現“漢人僚化”的情况。其中佼佼者如陳法念，得到葛僚的擁戴，成爲當地葛僚的領袖人物，於是，他們運用自身的權威，促使葛僚接受並學習漢文化，從而改變了廣信時期漢文化的傳播模式，同時改變了廣信時期漢文化的某些面貌而使之具有比較鮮明的特色。

　　漢文化在南江地區的傳播，被譽爲龍龕道場便是很好的見证：“龕之北壁，畫當陽像，左右兩厢，飛仙寶塔，羅漢聖僧”，“更於道場之南，造釋迦尊像一座”，“爲七代之父母，修六道之緣”〔33〕。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儒、道、佛的兼容，説明融合了葛僚文化成分的隋唐時代南江文化，比之廣信文化有着更强的兼容性。值得注意的是，龍龕道場始建於唐武德四年(621年)，釋迦尊像立於聖曆二年(699年)，而惠能於龍朔二年（662年）離家前往黄梅東山禪寺，儀鳳元年（676年）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正式剃度，弘道元年（683年）命門徒回新州（現爲新興縣）龍山將自己的故居改建爲“報恩寺”，這一系列事件都發生於此段時間，正好説明惠能禪宗是在南江文化這一沃土基礎上形成的。南江文化不僅對於冼夫人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惠能禪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漢文化在南江地區的傳播，粤語也是重要的見证。從《壇經》中“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這句話可以看出，惠能所説的就是當時的粤語。因爲，倘若惠能説的是父親所傳授的北方漢語，那就是正宗的北京話，不存在“語音不正”的情况；倘若惠能説的是當地葛僚語言，那就跟今天的仡佬語差不多，五祖弘忍連一句也聽不懂，根本無法交談。惠能三歲喪父，没有機會入學，説的當然是已經通行於新州一帶的粤語。當時的粤語剛脱胎於雅言，而唐朝中原漢語尚未發生裂變，二者之間的差异遠没有今天那麽大，所以惠能完全可以用粤語跟五祖交談，只是“語音不正”而已。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形成於廣信的粤語在南江地區通行，意味着發祥於廣信的廣府文化在南江地區廣泛傳播。

　　綜上所述，隋唐時代的南江文化，是承接廣信文化而開啓盛唐時期珠江文化全面成熟與繁榮的重要發展階段。

　　

　　注　釋：

〔1〕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证及推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商務印書館1947年再版。

〔2〕《太平御覽》卷七八五《四夷部六》。

〔3〕《博物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54頁。

〔4〕〔5〕〔6〕〔7〕《新唐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6320－6330頁。

〔8〕《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自序品第一》。

〔9〕〔10〕〔11〕〔12〕〔13〕《魏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版2248－2249頁。

〔14〕《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15〕《太平寰宇記·嶺南道七·竇州》。

〔16〕《太平寰宇記·嶺南道十一·容州》。

〔17〕《全唐詩》卷三百五十二。

〔18〕《隋書》卷二六《地理志》，中華書局，1973。

〔19〕〔20〕《全唐詩》卷五十二。

〔21〕容觀瓊：《南蠻不蠻》，《珠江文化》2007.第一期。

〔22〕《嶺南第一唐刻——龍龕道場銘》香港三昧出版社1993.4.第一版90頁。

〔23〕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

〔2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

〔25〕《廣東通誌》列傳一《馮融傳》。

〔26〕《隋書》卷二十六《地理志》，中華書局，1973。

〔27〕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三。

〔28〕《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自序品第一》。

〔29〕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一《文語》。

〔30〕《三國志》卷五十三《薛宗傳》。

〔31〕 曾昭璇、曾新、曾憲珊：《西甌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嶺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32〕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八十六《晋紀八》。

〔33〕《嶺南第一唐刻——龍龕道場銘》香港三昧出版社1993.4.第一版90頁。

　　(羅康寧，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原助理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