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廣自古是越族生息的地方，從秦始皇派五十萬兵民南下起，這個地方的古越族開始了漢化。從秦代開始，嶺北的漢族在不同時期向南遷移。嶺北漢族也因此與古越族雜居、通婚。廣府話保留有大量北方古漢語的詞彚，也保留一些古越族的用語。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南下的漢人和古越族相鄰而居，於是出現了土著(原住民)和新來的客族的對立。

　　 廣府人的來源應該是古越族和嶺北漢人的混合；語言學家認爲廣府話在唐代已經形成。每當中國有動亂的時代，一批又一批的漢人從嶺北南下。南宋珠璣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南宋南下的漢人是現在珠江三角洲廣府人的祖先。後來到了清初，清政府爲了斷絶東南沿海與臺灣鄭成功的聯繫，在1662年頒佈了遷海令，開始將沿海居民内遷50裏，直到1668年取消遷海令爲止。這一個遷海令對廣東漢族族群的分佈地域的改變有很大的影響。遷海令取消後，廣東沿海經濟没有恢復過來，於是清政府在1684年開始從廣東東北部和福建西南部鼓勵客家人南遷。客家人於是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多年裏，向深圳、東莞、新會、開平、臺山等地遷移。客家人遷入後。於是與當地先來的漢人，無論科舉名額上，還是在土地、水利上都有競争，最後産生了廣東西部1856年至1867年的土容十年械鬥。

　　 香港原屬於寶安縣(今深圳市，1912年之前稱爲新安縣)，經濟和人口同樣受遷海令的影響。1642年(明·祟禎十五年)新安縣(今深圳和香港)男女人口17,871人，1662年(清·康熙元年)遷界之後男女人口只有2,172人；1672年復界後四年，男女人口才3,972人。香港現在的漢族族群以方言分爲四個族群：廣府、潮州、四邑和客家。在17世紀初(即明末)，香港的漢族族群應以廣府人爲主，17世紀末(即清初)才有大量客家人遷入。1841年至1950年代，才有大量潮州人和四邑人遷入香港。客家人遷來香港和兩件大曆史事件有關；第一件是1662年的遷海令；第二件是1841年的南京條約。當英國佔據香港島之後，維多利亞城的建築需要大量客家人，這些客家人大部分來自廣東五華。

　　 在明代香港居民是以廣府人爲主的，他們的的鄉村分佈在大平原上和大河谷裏。當客家遷來香港的時候，主要肥沃的平原和山谷，例如元朗、屯門、錦田、上水、粉嶺、林村谷已經被廣府人佔據了。客家人來到之後，只可以在一些小山谷生活，例如沙頭角、西貢、荃灣；又或者在廣府人區域邊緣立村，例如錦田平原東北部山邊的横臺山。

　　 我們今天很容易分别廣府建築和客家建築，珠江三角洲鄉村就是典型的廣府建築，廣東東北有典型的客家建築，例如土樓、圍屋、圍龍屋等等。在建築物料、屋瓦的鋪法、布局和裝飾上廣府和客家都有很大的區别。但是，在香港現存鄉村的建築中，就不容易區分那些是廣府，那些是客家建築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這課題反映了廣府和客家互相影響，其中以廣府人的影響力比較大。客家建築有被廣府建築同化的情形。客家人遷來新安縣100年後，他們才有能力在1802年成功争取到新安縣客家人科舉考試的名額，可見在17和18世紀，廣府文化在新安縣佔據了主導地位。

　　 既然廣府文化在新安縣佔據了主導地位，就不難理解爲什麽香港鄉村建築裏没有典型的客家建築。因爲弱勢族群一般是向强勢社群學習和模仿的，這種學習和模仿包括方言、服飾乃至建築。香港現存的客家鄉村在建築物料和裝飾上和廣府建築差不多，但主要分别只是建築布局。香港廣府村因爲客家人的遷入，廣府村的布局出現客家化的現象。

　　“土樓”是客家建築的特色之一。土客械鬥在清代是廣東普遍的問題。因爲械鬥的關係，香港的廣府村在1688年復界之後，開始出現與客家土樓很類似的建築，在香港稱爲圍村。這些廣府圍村的出現可能受客家土樓的影響，同樣由房屋組成的四面圍墻和四角的角樓。圍内的房屋布局就明顯的與客家的堂屋和横屋很不同了。廣府圍村内的房屋是一排又一排的房屋，没有横屋，就像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村，只不過在外面包上一個長方型，這長方型是由屋子組成的圍墻和四角角樓。例如新界錦田的吉慶圍、永隆圍、粉嶺的龍躍頭等。吉慶圍的排屋建於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年)，共有六排屋，五條巷，排屋外面的圍墻(由房屋組成)和四角更樓則建於康熙年間(1662-1721年)。吉慶圍圍墻的建築年代則好是大量客家人遷來香港的時期，這説明當時的確有很緊張的土客對立的情形。

　　香港新界元朗的南邊圍是典型的廣府村，是一個很大的村子，共有十條巷，十排屋，房屋共有240棟，以每屋四人計算，人口960人，但没有圍墻和角樓。在南邊圍旁邊的永隆圍，房屋只有56棟，以每屋四人計算，人口不過224人，它是有圍墻和四角角樓的“圍村”。由此可見，香港只有一部分廣府村子襲用客家土樓的布局，這反映康熙至道光年間的188年裏，香港的廣府人與客家人有很緊張關係，甚至廣府人村子之間的也存在這種慘烈的緊張關係。廣府人和客家人有過死傷慘重的村落械鬥，例如錦田八鄉是錦田鄧氏家族的佃户，在干隆中期八鄉向錦田抗租，最後發展爲錦田和八鄉的多次的村落械鬥。香港新界北部在清代也有村落械鬥，深圳的黄貝嶺村是張氏宗族居住的地方，1889年人口有2000多人，不斷向深圳河以南的小鄉村壓迫，於是香港新界深圳河以南打鼓嶺區的鄉村組成“昇平約”，聯合對抗黄貝嶺村的壓迫。

　　 我們以香港新界三個客家村爲例，説明香港廣府建築元素對客家建築的影響。這三個客家村建於三個時期：18世紀末、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

　　1. 三棟屋：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

　　2. 曾大屋(山下圍) ：道光三十年(1850年)；

　　3. 客家圍：光緒三十年(1904年)

　　香港的客家鄉村仍然有一部分保存客家圍屋的布局，例如荃灣的三棟屋和沙田的曾大屋。三棟屋建於1786年，曾大屋建於1850年。三棟屋的陳姓客家人是18世紀遷入荃灣。其外墻仍然保存客家民居常用的白色，但是在山墻已經使用了廣府建築的尖型山墻。在布局上，三棟屋保存了客家圍龍屋的形態。三棟屋的布局外層是一個長方型，在這個長方型的内層一組房屋是由堂屋和横屋組成的，有天井的建築。三棟屋四角没有客家土樓常見角樓(更樓/砲樓)。

　　曾大屋是廣東五華借的香港本地石行商人曾貫萬建成的。1841年英國佔據香港島之後，廣東五華的客家人來港從事打石和開採花崗石。其中的曾貫萬發迹之後，在新界沙田買地建築客家圍屋。曾大屋的布局也是内外兩層的，外層是一個長方型，由屋子組成的，四角有角樓的圍墻。内層是一組由堂屋和横屋搆成的；天井的一組建築。整個曾大屋高兩層，有着與廣東東北，江西南部和福建西南部客家土樓的布局，但是在物料上選用廣府建築常用青磚、花崗石，在裝飾上更襲用廣府建築的鑊耳墻，鑊耳墻上更有風水擋煞用的三義。

　　至於一些人數比較少的客家村，其建築布局、建築物料和裝飾與廣府村子没有太大的分别了。例如上水松柏朗的客家圍，建於1904至1095年，村子整體和個别房屋的布局，已經和廣府村没有分别，只不過多了一座更樓，單獨的更樓在廣府村也是常見的。從上述三組客家村子的布局和建築物料和裝飾來看，愈是後期，客家建築成分愈少，廣府成分愈多。此外，從1960年代開始，香港新界的客家人已開始被廣府人同化，客家話和客家風俗也開始在香港鄉村消失。

　　從上述三個客家村子，可見香港客家建築的廣府元素有：

　　1. 建築物料：外墻使用青磚，墻脚使用花崗石。

　　2. 山墻：尖型山墻和鑊耳墻。

　　3. 屋脊：鑊耳屋脊。

　　4. 房屋布局：客家的堂屋和横屋的布局被廣府的排屋(二進一天井)取代。

　　

　　參考文獻:

1.香港大學建築係 1999 《測繪圖集，上，香港歷史中式建築》，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

2.深圳市博物館 2003 《南粤客家圍》，北京，文物出版社。

3.湯國華 編 2001 《嶺南歷史建築測繪圖選集》，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4.劉義章 編 2005 《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5.瀨川昌久着 錢杭 譯 1999 《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教、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吴偉鴻，香港考古學會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