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中國第三大河——珠江水系，是由西江、北江、東江組成的。許多人由此納悶：爲何没有南江?曾有書稱：珠江三角洲水網謂之南江，其實非也。歷史上確有南江之稱謂，事實上也確有南江之存在，即現在被地圖劃稱的羅定江。這條江位於廣東西南部，發源於信宜縣鷄籠山，流經信宜、羅定、雲浮、鬱南等縣市，在鬱南之南江口匯入西江。南江口之名至今仍在，也即是自古有南江之佐证。

　　著名地理學家曾昭旋教授在發表《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一文(見《羅定史志》2002年第3期)的附函中説：在《廣東百科全書》中，“缺‘南水’一條，這麽重要的河川，竟没有一字記述，可嘆也”。他在文中指出：“南江即羅定江，漢時在交州治所(今封開)西江德慶附近南岸流入得名。……古代以其水多灘急，稱爲瀧水……最早不名南江，稱端溪。因漢滅南越設端溪縣於南江口北，南者端也，故當時即稱端溪”。可見南江之名源遠流長，因易名而忽視其存在及其在珠江水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當的。清代學者列南江爲我省四江之一，即西、北、東、南江。清代學者範端昂《粤中見聞録》曰：“西江水源最長，北江次之，東江之水又次之，南江獨短”。清初著名廣東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水語》中還説：“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雙江總作西”。屈大均這段話，指明瞭南江與北江都匯流於西江之事實，同時也實際認同了即使南北雙江都匯於西江，但都仍可與西江並列爲四江的説法，並不將其只作爲西江的一條支流看待。

　　從上可見，南江之名早已有之，並自古被列爲搆成珠江水系之四條江川之一。現在我們提出要爲南江正名，恢復其在珠江水系中與西、北、東江並列的地位，不是從水流量大小、水流長度、水域寬窄等自然地理的意義上而言，而是從文化學、尤其是水域文化學的理論，從珠江文化體系的角度而言的。

　　一、從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總體形象上看

　　如果説，黄河的總體形象像條龍，長江的總體形象像只鳳，那麽，珠江則有似多龍争珠。又像珍珠光芒四射的總體形象。珠江文化的特質是包容、開放，正就是這個總體形象之體現。西江、北江、東江、南江分别自西、北、東、南方向流匯於珠江三角洲，即是多龍争珠(即廣州爲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也即是珍珠光芒四射的形象；如果缺了南江，豈不是缺了來自南方向之“龍”，而且珍珠光芒只有“三射”，而不是“四射”了麽?顯然，古人以四江並列是有方位學與完整性考慮的，所謂“天方地園”，即意味着具有東南西北方位才能稱之完整。以珠三角爲中心而測方位，西江正來自西方，北江來自北方，東江來自東方，南江正來自南方，可見古人以方位分别爲四江定名，既在於四江之來向，也在於方位之完整。如果不爲南江正名，即有悖於其方位學傳統並破壞了珠江水系的完整性表述，也使珠江文化及其總體形象的完整性受到不應缺失的肢解性破壞。所以，恢復南江之名及其在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整體中的地位，才能更顯示出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二、從珠江水系的文化成分和結構上看

　　人們都知道廣東自古有多種文化成分，而且都知道每種主要成分大都係於某條江河水域，如：廣府文化主要係於西江水域，客家文化主要係於東江水域，北方水域是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的混合帶，韓江流域主要是福佬(潮汕)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往往遺忘或有意無意地毋視了在嶺南尚有一種更古老的文化，即百越文化。這種文化是嶺南的最早的土著文化，由於自秦以後歷代皇朝對土著百越族連連采取鎮壓和排斥政策，經兩千多年來的摧殘滌盪，在中原文化大量南下的主導與融合下，已經所剩無多了，但自古以來它仍然頑强地存在着、并且仍然在社會各個方面或層面體現出來。鑒於其有較多變形或變异的現象，姑且稱其爲後百越文化或百越後文化。據筆者粗見，這種文化在粤西南地區(即：雲浮、茂名、湛江、陽江等地區)較爲普遍而明顯，例如：羅定尚存的芋氏古姓、鬱南連灘的禾樓古舞，特别是對冼夫人和對龍母的崇拜，都可説是百越文化的遺存或變异，在這一帶地區是較普遍的。粤西南地區，也即是以南江爲代表的水系和水域。這個水系和水域，無主幹流溝通，河水流向不一又多互不相通，但總體而言都位於南江以南，彼此水道又都相距不遠，關係密切，實則是一體的經濟帶和文化帶。若以南江作爲粤西南地區水系和水域之代表(南江之名亦可有統稱廣東西南部江河之意)，將其文化帶稱爲南江文化，並將其歷史主要文化成分明確爲後百越文化或百越後文化，那麽，即可以恢復土著文化的本有面目和地位並賦以新的生命，名至實歸地填補了這個地區從未有文化定位和稱謂的空白，并且可以將文化的淵源追溯得更深遠而又名正言順，匡正將百越視爲“南蠻”的歷史偏見和種族歧視觀念，理直氣壯地重振百越雄風；而且，以南江水系爲後百越或百越後文化區域的説法，同以西江水系爲廣府文化、東江水系爲客家文化、北江水系爲廣府與客家文化混合、韓江水系爲潮汕(福佬)文化等區域文化並列，才能更顯出珠江文化的結構與成分是多元一體而又是有極其深遠而豐富多彩的底藴的。所以，南江及南江文化是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從南江在古代交通、經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看

　　據曾昭旋教授考證：南江流域古已爲駱越開發地區，並已有土邦建立，即先秦漢人未入侵前已由越人建立了土邦，進入奴隸制國家。《山海經·海内南經》雲：“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胸國，皆在鬱水南。”鬱水即西江，這些土邦即分佈在西江南岸、海南島以北地區。這地區以越人爲主，在先秦受中原楚之數度入侵，故受其文化影響特深。南江流域四周高山包繞，中爲盆地，民係不同遷入，多種民族(越、瑶、壯、俍)雜居，多種語言雜會，土語(能古話)和白話共存，但可相互通話。可見在古代南江流域已自成一個有其地理和經濟基礎的文化區域，同時又是中原直入嶺南而又連接南海的經濟文化走廊，并且是具有江、山、海共體特色的交叉性、中轉性文化帶。

　　從交通而言，曾昭旋説南江在漢代是“向爲漢人南下徐聞要道”。爲什麽特别指出徐聞呢?因爲徐聞是西漢時海上絲綢之路(即海外交通之路)的始發港，這是我們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專家們在2000年發現和論证並受到舉世公認的。我們同時還發現：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嶺南後，在廣信(今封開與廣西梧州)設立交趾部首府時，即派黄門譯長從廣信到雷州半島的徐聞，乘船經北部灣的合浦到越南、印度的。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端。人們都知道，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是開闢了從當時首都西安開始的陸路通往西亞、中東、歐美各國的陸上絲綢之路。漢武帝大軍南下主要是兩條路綫：一是自桂林靈渠江沿桂江下至廣信，一是由湖南瀟賀古道沿賀江至廣信。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黄門譯長從西安出發經這兩條綫路到廣信後，是沿什麽路綫到徐聞的呢?曾教授這句話(“向爲漢人下徐聞要道”)可説是揭開了這千古之謎，也就是説，這句話明確了南江是連接廣信到徐聞的要道，也即是連接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之通道。在羅定有出土的兩件南朝墓葬文物，均是有阿拉伯圖案的金手鐲和陶器皿，是漢代外來物品，顯然是絲綢之路的文物，是這條要道之物证。在南江口附近有作爲海上絲綢之路標誌之一的天後廟，也是一個佐证。絲綢之路既是中國與海外各國交通、經貿、友好往來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南江流域自古有自身的文化帶，又自古是中原文化進入地帶，而又是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對接要道，顯然，它就起到中原文化與粤西南文化、内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中轉和交匯作用，既在嶺南文化的框架上，具有填補從未受到注目的、但却又具有鼎足意義的嶺西或廣南文化空白，又在珠江文化的結構和特質上，具有重現其在中轉和交匯作用中所顯示的江、海、山共體的文化特色、並以此增添和豐富珠江文化江海一體文化特質的重大作用和意義。最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將世界各國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所有古迹都列入一個世界文化遺産的説法，南江有相關的歷史和文物，是有條件争取列入的。所以，爲南江及其文化正名的意義非同小可。

　　四、從“泛珠三角”戰略和地域發展需要上看

　　省領導提出的“泛珠三角”合作區域(9＋2)戰略，照我的理解，主要是以地域相連、水系相通、文化相近爲依託或基礎，以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溝通、互補與整合。地域主要是南中國(含西南)，水系主要是珠江水系，文化主要是珠江文化。顯然，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依託和基礎是相當重要的。我們要爲南江和南江文化正名，正是爲了擴大和充實“泛珠三角”的依託和基礎。張德江、黄華華等省領導於今年五一節同交通部長張春賢一起，泛舟考察包括南江口在内的水道，要以25億的投資在8年内打通由西江連接“泛珠三角”西部地區的黄金水道；前些時候，交通部珠江航運管理局爲“泛珠三角”合作制定了《珠江水系航運規劃》（見2003年11月21日羊城晚報)，提出要“統一”打通珠江航道，並開闢贛粤、湘桂兩條運河溝通珠江和長江。這些宏偉規劃説明，珠江水系及其水上交通在“泛珠三角”戰略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而顯重要。由此，南江及其代表的南部水系的溝通和整治，也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爲南江與鑒江，黄華河、南流江、漠陽江等都相距不遠，如能溝通整治，搆成水網，交通暢達，功德無量。

　　其實這也是“泛珠三角”戰略思想在本地域的運用。因爲以地域相連、水系相通、文化同體爲依託和基礎的合作，在局部地區、分支水系及其文化帶中也是可以實行的，同樣是可以進行跨境合作的。如果以此思想指導去進行南江流域及其代表南江水系的粤西南地區(包括雲浮、茂名、湛江、陽江)合作，以至擴展爲與廣西梧州、玉林、貴港、南寧、北海、欽州、防城港等鄰近地區的合作，是大有可爲的。事實上現在已有不少地區早開始了以水系相通的跨境合作，如：肇慶市以西江連通賀江、瀟水而與廣西賀州、湖南永州合作，韶關市以北江連通湞江而與江西贛州合作等等。所以，我們建議爲南江正名並進行南江水系爲代表的南江文化帶的跨境合作，正就是將“泛珠三角”戰略進一步具體化、實體化、地域化，使“泛珠三角”合作更擴展、更細化、更深化。

　　當今在雲浮、羅定、鬱南、新興等地，正進行着幾條溝通東西和南北方向的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設，羅定的鐵路部門正組織着從越南鴻基運煤至陽江港、北方煤至南江口港的海路、江路與鐵路的聯運。這些景象，既是南江水系交通歷史的繼續，又是在改革開放中的新發展，是現代化、立體化、全方位的發展，也即是南江水系交通從古代到現代的質的飛躍性發展，同時也是在經濟和文化上歷史與現實之對接和對應，因爲這是南江在古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所起對接通道作用和地位之再現，又是“泛珠三角”經濟和珠江文化的江海一體性和現代性在南江的體現。所以，爲南江正名並確立、研究、整合、開發南江水系的經濟與文化，對於羅定、雲浮、新興、鬱南及粤西南地區，具有歷史與現實對接、架設經濟與文化並進的黄金通道的意義。

　　（2004年9月6日）

　　(黄偉宗，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