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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壩人的種族特徵


  ——試談我國人種起源於南方

  黄象洪(黄象洪,上海自然博物館人類學組。)

  【中文摘要】本文想通過對馬壩人頭骨化石顱頂蓋部分特徵的研究來觀測馬壩人的種族性狀,結果證明馬壩人頭骨的黄種人種族特徵是比較明顯的,是具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因此,它是支持我國人種起源南方的有力證據。

  Abstract: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racial characters of the Maba Ma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some characters of the cranial tectum of the Maba Man sku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ba Man has distinct racial characters of the Yellow Race, which proves the Maba Man to be Early Homo Sapiens geographically located in the South. Therefore, this is the strong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 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 

  

  
自馬壩人頭骨化石發現三十年來,隨着資料的積累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我國境内化石人類以至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人類遺骸的研究,不僅着眼於進化水平的闡述,而且進行種族類型的探討,已經有了相當多的論著。以這些論著爲基礎來認識馬壩人的種族特徵,確認馬壩人在我國人種起源問題中的地位。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論題。

  一

  馬壩人頭骨化石保存了顱頂蓋部分,經修復後計保存有額骨和頂骨的一部分,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可能是屬於中年的男性個體。[1]馬壩人頭骨上的原始性,介於猿人和晚期智人之間的形態特徵如眉脊部份很發達,但又不及猿人的眉脊呈屋檐狀;顱蓋高指數41.6,介於猿人和一般晚期智人之間;前囱位指數40.6,介於猿人和柳江人之間;眉間凸度指數19.6,接近古人階段的平均數20.5。據頭骨形態特徵,確認其爲早期智人並無問題。頭骨年代原報告的結論是更新世中期之末,而另有意見認爲“歸屬更新世晚期更爲恰當。”[2]無論哪一説,都不致影響它的早期智人的進化地位。我們可以從如下諸點來觀測馬壩人的種族性狀:

  1.頭形:頭骨呈卵圓形。

  2.顱頂縫:顱頂縫的前端一小段可辨認。似乎是不復雜的深波到鋸齒型的。

  3.額骨右側的顴突保存,可見其眉脊的外側下延而與顴骨的粗厚的額蝶突相續。從額蝶突的方向來判斷,馬壩人的顴骨也較前突,其顴面不可能朝向外側方,這是蒙古人種的重要特徵。

  4.鼻根點和鼻額縫都較明顯,鼻額縫呈水平走向;鼻骨較寬,鼻梁側面觀稍呈凹形。

  5.鼻顴角152°,顯示其顔面上部相當扁平。

  6.顱頂正中有類似矢狀脊的結構(痕迹)。

  7.右眶緣大部保存,約呈圓弧形,眶指數88.0,屬高眶型。圓鈍而高的眶型多見於蒙古人種。[3]

  從上述特徵分析,馬壩人頭骨的黄種人(蒙古人種)的種族特徵是比較明顯的。馬壩人是據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因此,它是支持我國人種起源於南方的有力證據。

  二

  隨着古人類化石的不斷發現和深入研究,一些學者已把人種的形成和分异推早到了猿人時代。例如北京猿人頭額部有一條中矢脊,在中國的化石人類的頭顱額部大多能見到,被認爲是黄種人的種族特徵從北京猿人起就已形成的證據之一。下頜圓枕的存在也是如此。我國歷代人類遺骸中具有下頜圓枕這一形態特徵的比例數較高,這在北京猿人的下頜上也存在。我國境内發現的人化石和遺骸上,其上頜的中門齒都呈鏟狀,從元謀猿人:藍田猿人、北京猿人以下,概莫能外。而鏟狀門齒是黄種人的種係特徵之一。元謀人的生存年代爲距今170萬年前,其出土於雲南省元謀縣,屬於我國南方。因此,從猿人階段算起,我國的人種(黄種人)當起源於南方。動物古地理學的研究也指出,發現藍田猿人頭骨化石的陝西藍田公王嶺,出土的動物群“最明顯的一點是帶有强烈的南方動物群的色彩”(周明鎮,1970年),這一也旁证了藍田猿人來自南方,或屬於南方類型的。北京猿人當亦如此。至少可以説,“繁衍於北方而來源於南方”。

  如果説,猿人階段種係特徵的分异還不足以説明黄種人的起源問題的話,那麽,早期智人階段則已比較明顯。馬壩人的材料已如前述,其他與蒙古人種(黄種人)起源有關的早期智人化石,當以1978年在陝西大荔縣發現的大荔人頭骨爲重要。[4]該頭骨保存得相當完整,時代爲更新世之末到晚更新世之初。

  “大荔人”不帶下頜骨,缺損腦顱的右側後上部及左側顴弓,硬腭及齒槽受擠壓向上移位,使顔面下部變形。屬於一個青年男性個體。

  “大荔人”頭骨上保持了較多的原始性狀,這是它的系統地位所决定的。“大荔人”頭骨上顯示了較多的黄種人的特徵,可與馬壩人相聯繫。

  “大荔人”頭骨的前額部分存在矢狀脊的痕迹,上面部扁平度比較大、頜顴轉角處轉析顯著、顴骨額蝶突的外側面朝向前方等都顯示了黄種人的特點。大荔人的眉脊粗壯,眉間凸度指數爲27.7。甚至達到了猿人階段的平均值,這是它的原始性。但“大荔人”眉脊由前内側向後外側延伸,兩側眉脊合成八字形,則與馬壩人的相仿。“大荔人”頭長207毫米,頭指數71.98屬長頭型,馬壩人頭骨上缺乏測量的長寬數據,但形態上從長寬比例來看似亦屬於長頭型的。長顱是化石人類較普遍的特徵。但是,往後的考察所知,長顱在華南地區保持的比例較多。這意味着,我國的長顱型,可能起源於南方。“大荔人”不僅頭頂特别低矮,其面型似也較寬、較低。闊臉、低面,在南亞蒙古人種中占的比例較大。“大荔人”的臉型似爲南亞型的。由此,我們認爲。“大荔人”出土於陝西大荔縣,出土於北方,但它和馬壩人一起屬於南方型的,或起源於南方。

  我國早期智人化石,發現得還不多,1954年發現了丁村人的三枚牙齒(右I1、I2和右M2);1956年發現了長陽人的一件殘破右上頜骨和一枚左P4,1972年發現了貴州桐梓人的一枚右I1和一枚右P3。1974-1977年,山西陽高縣發掘到的許家窑人的化石計有十一塊頂骨(二塊完整)兩塊枕骨,左上頜骨一塊並附連四顆牙齒,右下頜枝一塊單個牙齒二顆,代表十多個男女老幼不同的個體。[5]其年代爲晚更新世,約10萬年左右。以上這些材料較爲零碎,唯其鏟狀的門齒則屬蒙古人種的標誌,内中有北方的,也有南方的。

  三

  長期以來,似乎有一種印象:山頂洞人代表黄種人的北方類型,柳江人代表黄種人的南方類型。有研究者指出:“一些與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相似的性質則表明柳江人類型,在蒙古人種體質的發展過程中,與華北的同期代表(如山頂洞人)之間已經出現了多形態現象。”[6]山頂洞人與柳江人,同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晚期智人階段,人種的形成、分异的時間在距今10萬年以内的晚期智人階段,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們可以從山頂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來討論我國人種的起源問題。

  山頂洞人的材料較多,有三具完整的頭骨,還有若干頭骨碎片、下頜骨和下頜殘塊、牙齒等材料。三具頭骨已被較深人地研究,對其種族特徵則更有較全面而深入的認識。[7][8]柳江人是於1958年在廣西柳江縣通天岩的洞穴中發現的,有一具完整的頭骨(缺下頜骨),還有四個胸椎、五個腰椎、骶骨、右髖骨和左右股骨幹各一段,全部材料屬於一個中年的男性個體。[9]

  山頂洞人和柳江人一樣,顴骨較向前突,頜顴處拐角顯著(欠圓鈍),鼻前棘小,中等程度的齒槽突頜,顔面上部較扁平,具鏟狀的門齒。這些都是明顯的蒙古人種(黄種人)的特徵,這些特徵均可追溯到馬壩人等我國早期智人化石上。

  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的頭骨上,還有一系列的共同性狀,兹擇取幾項性狀列表如下:[7]

  從上表列舉的數值比較可知: 

  1.頭指數:山頂洞人的三個數值都屬長頭型的。柳江人的數值爲75.1,雖已進入中頭型的範圍,但離長頭型的上限74.9,只差0.2單位。由此可知,柳江人的頭型還是比較偏長的,而其觀察形態是圓形的。長頭型起源於南方。

  2.上面高指數:這項指數與上面高、面寬兩項數值的變化有關。從數值上看,山頂洞人屬中面型,柳江人屬闊上面型。但是從上面高來看,山頂洞人的上面部低矮(101號較高些),柳江人的上面部也低矮。數值的大小如下:

  山頂洞人10l號(n—sd) 77毫米

  山頂洞人102號(n—sd) 69.0毫米

  山頂洞人103號(n—sd) 68.5毫米

  柳江人:(n—pr):65.9毫米 

  應當指出的是,山頂洞人上面高的測量值從鼻根點到齒槽下點(n—sd),數值偏大些;柳江人的測量值是從鼻根點到齒槽前點(n—pr),後者的數值偏小些。低面,也是南方型的。

  3.鼻指數:山頂洞人的鼻型都屬闊鼻型,不過柳江人的特闊。闊鼻,又是南方型的。

  4.眶指數: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的眶型都屬低眶型。雖然低眶被認爲是化石人類的原始性質。但是南方居民低眶的比例較高,低眶也當屬南方型的特徵。

  5.腭指數: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的腭型基本上屬中腭型。後者的第三臼齒未長出。

  經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爲,山頂洞人和柳江人,雖然分處南北兩區,但却應該同源於南方。

  四

  陝西關中地區發現的寶鷄北首嶺、西安半坡、華縣元君廟、華陰横陣村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骸,經觀察和測量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在種係特徵方面,他們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和南亞支係比較接近。並以接近南亞支係的程度較大。與新石器時代的南亞類型也比較接近”[6]。至於黄河下游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其體質特徵,被認爲接近中原仰韶文化的先民;而其拔牙,人工改變顱型等習俗又與南方種係類型的先民具有淵源關係。也有人認爲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與現代華南人接近。[6]動物地理學者也指出:“同半坡人相伴生的哺乳動物中具華南的特徵”,與半坡人接近南亞型相一致[10],看來,黄河流域直到新石器時代,其種係類型屬華南型的性狀還很强,但似乎與北亞種係類型已相當程度地混雜,這在山東大汶口先民中更明顯。當然也應考慮到黄河流域環境對種係特徵的影響和成因作用。

  張振標同志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型特徵分化趨向》一文中分四個地區考查了七個項目的分型比例。指出在不同地區内有不同的組合,組間比較,有的相近,有的相遠。把這七個項目按地區的分型比例數排列成表加以對比,似可看出各地區居群間近疏關係。這樣的比較,似乎比各項目數值的直觀對比、計算其相近或相遠項目的數量,要更準確。並能藉以分析種係特徵的發展(分化)趨向(表1)[11]。

  第一項顱指數:由表可見,華南地區的長顱型遠比黄河中、下游、漢水流域的比例高。合理的解釋是:長顱形成或起源於南方,人群由南方北遷徙,隨着時間的推遲而趨向中顱、圓顱,保留下少量的長顱(表:9.1%、7.4%、14.0%)。而在原地(南方)則保留較高比例的長顱型(55.5%)。

  第二項顱長高指數:華南地區是正顱、高顱爲重,有一定比例(11.1%)的低顱;黄河中下游、漢水流域則92.9%-100%的高顱。南北方有明顯的區别:華南地區的顱型相對較低,北方的較高。人類發展的進程是由低顱趨向高顱。人群由南而北,形成顱長高指數北高南低。

  第三項上面指數:華南和漢水流域有相當高比例(31.8-38.5%)的闊上面型者,而黄河中、下游無闊上面型的。這指數值大小和上面高和顴寬二個項目相關。據統計,顴寬南北變异不大,在130-140毫米範圍内。而其中上面高的值則由南而北,由低趨高;這又和人類發展進程相一致。

  第四項鼻指數: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多數爲中鼻型和闊鼻型,而華南區明顯以闊鼻型爲主(71.4%),闊鼻當形成或起源於南方。由南而北,在黄河中游保持較多(50),在黄河下游保持較少(24.29%),在漢水流域也保持較多(46.13%)。

  第五項眶指數:在黄種人形成的過程中,眶型可能經歷瞭高—低—高的過程。由表可見,由南而北低眶减少(50%以下),中眶超過半數。並出現了一定數量(10.5一18.2%)的高眶者。兩者是一致的。 

  
  黄河中游包括半坡、寶鷄和華縣三組;黄河下游包括大汶口、西夏候、野店三組;漢水流域包括浙江以下王崗一組;華南地區包括曇石山、甑皮岩兩組。表中數據均依張振標。表的名稱是筆者加的。

  

  第六、第七項指數表示面部矢狀面上的突出程度。由表可見,突頜型主要在華南和漢水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區很少。但另有資料分析,關中四組“明顯的上齒槽突頜,”並以此表示較接近南亞類型的性質之一。

  總結以上七項指數的分析可見,黄種人種係類型或地區類型的分化趨向都是由南而北發展形成的。

  我們認爲自更新世以來,我國没有發生過廣泛的大陸冰川,大片地區氣候温暖。東洋界的動物群分佈到遠比現在秦嶺一淮河分界綫以北地區。從元謀猿人以後,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遷徙,到達並繁衍於黄河流域,以至整個華北。新石器時代前後,和北亞的先民相遇、混雜,形成我國古代的華夏、東夷等民族。而在廣大的南方地區則是“百越雜處”的情景。我國古代種係類型分佈的這種狀况,大概要到秦漢以後才趨更廣泛的融合。因此可以認爲。我國的人種起源於南方。

  

  (原載《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文集》)

  

  注釋:

  [1]吴汝康、彭如策:廣東韶關馬壩發現的早期古人類型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4期。

  [2]吴新智、張銀運:《中國古人類綜合研究》,《古人類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78年。

  [3]韓康信、潘其風:安陽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安陽殷墟頭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4]吴新智:陝西大荔縣發現的早期古人類型的一個完好頭骨.《中國科學》1981年2期。

  吴新智、龍玉柱:大荔人及其文化,《考古與文物》創刊號。1980年。

  王永炎等:陝西大荔人化石的發現及初步研究,《科學畫報》1979年7期。

  周春茂:大荔人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位置,種族特徵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3年2期。

  [5]任式楠:許家窑人及其物質文化,《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6]韓康信等:中國石器時代人種成分的研究,《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7]吴新智:山頂洞人的種族問題,《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0年2期。

  [8]吴新智:周口店山頂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1年3期。

  [9]吴汝康:廣西柳江發現的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1期。

  [10]計宏祥:從哺乳動物化石來探討中國新石器時代一些遺址的自然環境,《史前研究》1985年2期。

  [11]張振標: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型特徵分化趨向,《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8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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