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騏（曾　騏，中山大學人類學係。）

　　【中文摘要】本文研究指出，曲江馬壩發掘的石峽遺址是目前華南地區具獨特風格的文化遺存，其下層所揭示的面貌，除了使人們看到濃厚的東南沿海和江漢地區原始文化的色彩外，更多數的器物群（主要是陶器）給我們顯示了嶺南新石器時代文化共同體的嶄新面貌，其年代測定結果，約在距今4600年左右。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hixia site excavated at Maba in Qujiang County is at present a cultural remain with unique style in South China. As is revealed by its lower stratum, we could observe strong features of primitive cultures both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and the Jianghan area. In addition, a brand-new outlook of the Neolithic cultural community in Lingnan is demonstrated by most groups of artifacts （mainly pottery） which dated back to 4600 years ago.

　　1973-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廣東北部曲江縣馬壩發掘的石峽遺址是目前華南地區具獨特風格的文化遺存。在它的下文化層中，清理了一批有特點的新石器時代墓葬，可以分爲Ⅰ、Ⅱ、Ⅲ期。石峽遺址下層所揭示的面貌，除了使人們看到濃厚的東南沿海和江漢地區原始文化的色彩外，更多數的器物群（主要是陶器）給我們顯示了嶺南新石器時代文化共同體的嶄新面貌。它的年代根據C14測定，約在距今4600年左右。“石峽文化”的命名，已經獲得考古界的普遍公認［1］。

　　石峽文化出土的陶器，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巳近千件（絶大部分出自墓葬），器類包括夾砂陶和泥質陶，種類在廿種左右，這是一個龐大的器物群。墓葬各期出土陶器類型、數量的統計（見附表一），反映了石峽文化從早期到晚期，生活用具由少到多，由原始到進步的合乎規律的變化。

　　陶器是我們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常見到的普遍的遺物，許多考古學家認爲陶器的紋飾是古代氏族、部落標記的再現。這些陶器包括色澤、質料、紋飾、器形、製作技術等各方面的内容。它們提供我們識别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以及不同文化類型遺存的可靠而有力的證據。研究石峽文化出土的陶器群，分析這一器物群的個性和共性，對我們認識石峽文化是很重要的。

　　

　　附表：《石峽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陶器類型統計》（根據石峽1973-1976年發掘資料）

　　石峽文化陶器群已經進行初步整理［2］，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擬將器物群中的若干類型與其它原始文化進行對比，以便從中找出時代的共同性，並確定作爲石峽文化風格的某些類型品，以利於對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綜合研究。

　　食具——盤類，石峽器物群的特徵及其自身的演化規律，突出表現在三足盤類及圈足盤類這兩類器物。

　　這些盤類器物，有相同的盤體，盤多作直口淺圜底，口沿與腹部平折外凸搆成子口。三足盤多爲泥質紅褐陶，三足形式多變，根據報告，可分爲瓦狀足，瓦狀外卷捏成尖錐狀足，連襠三角形足，梯形足等四式（圖一，1—4）。這類三足盤的盤體穩定，三足演變的基點是瓦狀足，由此而演變爲其它各式足。瓦狀足流行於江漢流域的屈家嶺，下王崗等遺址的三足器中。在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遺址，如常州圩墩遺址也有瓦狀足，多屬鼎類炊具。三角形足雖似山東龍山文化陶鼎的鬼臉足，但兩類相比，石峽三足盤盤體矮帶子口，三足連襠又與山東龍山文化的鼎有明顯差别。

　　大量圈足盤的盤體搆造與三足盤相同，是其它文化中所少見的器物。圈足盤出現在Ⅱ期，Ⅲ期增多，類型多至六式（圖一，5-l0），有取替、淘汰三足盤的趨勢。在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圈足器非常流行於黄河長江下游及東方沿海一帶。石峽的圈足盤根據器形對比，和上述諸文化的圈足器缺少必然的聯繫，而可以看出圈足盤是由三足盤演變而來的。當Ⅲ式（三角形足盤）、Ⅳ式（梯形足盤）足際間的連襠不斷加大，勢必形成大圈足。在馬壩石峽的盤類，無論三足還是圈足的附加部分，其功能都是一種穩固盤體的支墊作用。在陶器處於手制階段，用手捏的三足器比製造圈足器要容易，故在石峽I期只見三足盤類；當輪制技術使用後，在陶輪上修成圓形圈足則比三足附加的手捏式更爲快捷，故在石峽Ⅱ期出現圈足盤之後，Ⅲ期圈足盤數量相對增加，類型也多。、由此可知，石峽文化中三足盤演變爲圈足盤是合乎生産力發展的規律的。從實用及製作角度看，圈足盤優於三足盤，故能在晚期排斥，取替三足盤。

　　圈足器上施鏤孔是東南沿海諸原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特點。石峽文化常見的圈足盤，圈足粗大，爲使手握方便，在圈足上，往往對稱地加大了鏤孔（圖一，6），有的鏤孔可使雙手穿入而直接扶托盤體，這是石峽文化圈足盤既相同又不同於東南沿海諸文化的獨特風格（圖一，11），這種大鏤孔不但有裝飾作用，同時也具有使用的功能。石峽文化Ⅲ期，出現一類圈足盤，圈足變小昇高，成喇叭狀或燭臺狀，這是一種適應席地而坐，炊食方便的革新。圈足由粗變細，勢必引起盤體的變化，爲了補償盤體容積的縮小，而使盤體加深變爲深鉢式（圖一，12、13）。這顯示了石峽人的聰明智慧，同時也告訴我們大圈足盤和高圖足盤之間的必然聯繫。它和大汶口文化的大鏤孔豆有着各不相同的來源。

　　炊具——盤鼎。與廣泛使用三足盤相應的，石峽文化還使用各式盤鼎作爲炊具。石峽盤鼎均爲砂質灰陶、紅褐陶、胎壁厚，形體較三足盤高大。作爲炊具的盤鼎，其使用功能取决於由三足組成的一個牢固的受火的三角形支架，故石峽盤鼎除了有加寬加厚的瓦狀足外，並有鑿形足、鵝頭形足（圖一，14-16）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足部渾厚凝重，而又不影響受火的空間，三足盤中那種三足連襠的形式在盤鼎中不見了。類似的三足盤鼎在清江築衛城，樊城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中有出土［3］；但“清江式”的大量丁字形足在石峽遺址中始終未發現，顯然石峽同前述遺址仍有所差异。

　　炊具——盆形鼎。石峽遺址出土盆鼎可復原者三十多件。這類炊具在第Ⅱ期墓才出現，其特點是侈口，直壁（或束腰），腹下折成淺圜底，盆底瓦狀足外拱（鑿狀足僅見兩件），一般口徑大子腹徑，盆體較盤鼎的盤體高，不帶子口（圖二，1）。

　　盆鼎在山東龍山文化中經常見到，與它們共存的有相類似的陶盆，雖有淺盆鼎、深盆鼎之分，但形態均不同於石峽的盆鼎（圖二，2-4）。比龍山文化更早的一些時候，如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野店、大墩子、王因、大汶口（下層）等遺址所出土的釜鼎、釜形似石峽盆鼎的盆體，但上述釜鼎附加鑿形足，係由早期釜鼎演變而來（圖二，5、6）。可見石峽盆鼎與東方沿海同類器物有一定聯繫，但不可能有直接的親緣關係。

　　在石峽遺址中，未發現與盆鼎相關的陶盆，但在鼎類中發現有介於盤鼎，盆鼎之間的過渡類型器物，如M105、M48分别出土的盤鼎標本（圖二，7、8），盤體已逐漸昇高，但仍保持盤鼎帶子口的特點，這似乎暗示盆鼎是在這類盤鼎加高的基礎上形成的（圖二，7—9）。

　　炊具——釜、釜鼎。石峽遺址出土各種粗砂陶釜，多爲敞口、短頸、鼓腹圜底，口徑均小於腹徑（圖三，1）。除M27出土的一件帶流，飾有細淺繩紋外（圖三，2），其它陶釜以素面居多（圖三，3）。在東南沿海原始文化中，陶釜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而延續到出現幾何形印紋陶的青銅文化。石峽陶釜不同於河姆渡式的折斂口深圜底釜，也不同於馬家浜式的深圜底腰沿釜，但却接近河姆渡文化第三層Ⅵ式敞口釜，第一層Ⅱ式敞口釜（圖三，4、5）。和石峽文化鄰近的曇石山文化相比較，石峽陶釜與曇石山下層出土的Ⅳ式陶釜（圖三，6）完全相同。正是這種陶釜以無窮的生命力，從河姆渡文化開始，經過它的後繼者，也包括石峽文化、曇石山文化、敞口陶釜逐步演變成華南一帶青銅文化中常見的大寬沿圜底釜（圖三，7）。

　　石峽出土的釜鼎，係釜加三足而成，形態與江蘇、浙江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夾砂罐形鼎相類似（圖三，8、），帶子口釜鼎則爲石峽特點的器物（圖三，10）。在石峽遺址中，釜，釜鼎經常同出一墓葬，是同時共存的，這一點在崧澤墓地則完全相反［5］。

　　炊具——陶甑。陶甑在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出現很早，裴李崗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中，即有發現，多爲平底圓孔單眼，可與夾砂罐配套使用。到了龍山文化時期，陶甑與三足器如斝、鬲之類複合形成一種大型的炊煮器——陶南瓦。在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中，陶甑多有圈足，形狀作盆或碗形，下置低圈足（圖四，1），武昌洪山放鷹臺清理過一批屬屈家嶺文化早期的墓葬，M4、M7各出一件圈足簋形甑，甑座作盆狀，各有高約5公分的喇叭形圈足（圖四，2）［5］。説明圈足甑瓦是屈家嶺文化有别於其它文化的有特徵性器物。石峽文化Ⅲ期墓葬出士八件陶甑，其中七件壺形甑，子口微斂，折腹圜底，下附圈足，下腹和底部有三周排列整齊的圓孔（圖四，3）；另一件豆形甑，高圈足淺盤，盤底有簞孔9個（圖四，4）。石峽壺形甑外形似屈家嶺文化的扁腹壺，豆形甑則是其它文化所不見者。這些陶甑與釜鼎、盆鼎配套使用，再加用蓋豆，十分嚴密科學，特别是甑底加了圈足，可以加高甑底的位置，當甑由炊具中取出後，圈足對甑體起了支架的作用。在三足器普遍使用的石峽文化中，陶甑不向南瓦的方向發展，顯然是受到來自江漢流域方向的文化因素的影響。

　　酒器、水器——陶壺。共發現三十五件，可分直頸帶子口和直頸高領兩類。前者爲石峽特點的陶壺，形體較大，多作扁圓腹，矮圈足（圖五，1）。後者包括有似良渚文化典型器物的貫耳壺（圖五，2），更多的壺類似屈家嶺文化典型器物的扁腹壺（圖五，3、12）。根據墓葬分期，石峽文化早期高領壺腹部較直，中期腹部圓扁，晚期扁腹明顯（圖五，4—6）。這與屈家嶺文化同類器物有着相同的演變規律（圖五，7—9），説明它們之間關係的密切。同類型的小口高領壺還見於江西修水山背［6］，湖南澧縣三元宫遺址［7］（圖五，10、11）。

　　酒器——陶鬶。石峽M54墓出土可復原陶鬻一件，同墓中殘片至少有兩個體，這是陶鬶在嶺南的首次發現。同墓隨葬品組合有圈足盤、三足盤、豆、蓋豆、壺、罐、盂、釜、鼎以及石琮等。這件陶鬻灰陶，胎粗厚，個體高大，絞紋泥條把手成提梁狀，嘴作鳥啄狀配以衝天流，三袋狀足組成高襠（圖六、1）與江西清江築衛城出土陶鬻相似［8］。山東半島是産生陶鬻的故鄉，從大汶口文化早期開始，陶鬻經歷了復雜的一演變，而成爲山東龍山文化的標準器物，對比大汶口文化陶鬻，石峽陶鬶還保留若干。大汶口文化的色彩，如無腹高襠，袋足肥大，頸與袋足分界明顯等（圖六，2．）［9］。但已難找到可與比較者。與典型山東龍山文化的陶器相比較，後者翹首衝天，頸腹足渾然成一體，與石峽陶鬻分道揚鏢，迥然不同（圖六，3）。浙江、上海杭嘉湖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發現有兩種陶鬻，早期爲長頸帶把、高襠、瘦袋足，晚期爲短頸帶把、高襠、．肥袋足。晚期袋足鬻也有明顯的大汶口文化色彩。石峽陶鬻與馬橋、果園村、雀幕橋同類器物相比較，接近雀幕橋出土的陶絮（。圖六、4）［10］。以上情况説明受良渚文化影響的石峽文化，因爲良渚式鬻來源於大汶口文化，故遠隔蘇、浙、贛的石峽陶鬻仍帶有濃厚的大汶口文化信息。

　　貯盛器——罐。有泥質和夾砂兩種，絶大多數都帶圈足，平底罐僅發現一件（圖七，2）。石峽陶罐有帶子口和直口之分，早期多素面或帶附加堆紋、或帶凸弦紋（圖七，1）。在第Ⅲ期墓M45中出土兩件泥質灰陶罐，一大一小，其中較大的一件火侯較高，直口圓肩球腹，圈底矮圈足，除口沿和圈足爲素面外，通體拍飾曲折紋，紋痕粗深，略有錯叠（圖七，3）。與它們共存的陶器還有石峽文化常見的圈足盤、蓋豆、釜鼎、三足盤、壺等。這種“幾何形印紋陶”在同文化層中也有出土（圖七、4）。這是已經定型了的“幾何形印紋陶”，它的發現填補了華南地區“夾砂陶”和“幾何形印紋陶”之間的鴻溝，爲石峽文化的去向，找到了可靠的跟踪綫索。

　　蓋豆、器蓋。在長江中下游，東南沿海諸原始文化中，出土大量覆碗式喇叭鈕的器盞這種器物在石峽遺址也有出土，這是大地區内帶有共性的器物。石峽文化更多地出土一種類砂質直口深腹作覆碗式蓋豆，它在墓葬中常常做爲三足盤、圈足盤、盤鼎的覆蓋物出土（圖八，1、2），出土數量有兩百多件，是一種帶有石峽特點的兩用器物。直口的蓋豆覆蓋在有子口的盤類上，形成封閉嚴密的子母口套合體，這類食具使石峽文化增添了旗幟鮮明的特色。 

　　在石峽陶器群中，還出土許多小型器蓋，這在諸原始文化中多屬共性的器物（圖八，3-5）。在Ⅱ期基M39出土一件簿胎的器蓋，該器物直口起子母蓋作用，也可視爲直口豆（圖八，6），在Ⅲ期墓M51出土一件直口平底懷形鈕器蓋，器物已由兩用（即蓋、豆）變爲單用（圖八，8）。以上兩種器蓋之間有無演變關係?通過Ⅱ期墓M47出土的另一件器蓋（圖八，7），恰好找到了演變的中間連環。它可代表石峽文化由兩用的蓋豆遞變爲單用器蓋的一般規律。

　　通過上述對石峽文化陶器的分析，可以看出，三足盤、圈足盤、盤鼎、夾砂蓋豆、帶子口圈足壺、球腹圈足罐等是搆成石峽文化獨特風格的陶器群。這個器物群具有的特徵爲：流行三足、圈足、圓底，普遍使用子母口套合；吊盤鼎而衍生出“石峽式”盆鼎；由東方沿海和江漢流域引進了釜、釜鼎、貫耳壺、扁腹壹和甑類；由東方沿海的良渚文化中引進了陶鬶，在更晚時期（石峽中層）出現了帶流帶把壺（圖九，1），這種器物吸取了鬶流、把手的長處，改造了已經出現的寬肩壺（圖九，2、3）。石峽M83出士的鼎、豆、壺明器式的隨葬品組合（圖九，4—6），表明瞭隨着石峽文化的向前發展，南北、東西文化融合統一已成爲主流。

　　公元前三千年代中葉，我國的黄河流域，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正處於急劇轉變的關頭，龍山文化、良諸文化、屈家嶺文化等共同體在文化面貌上呈現了極大的共同性。時代潮流衝擊着瀕臨瓦解的原始社會；這種衝擊也加速了文化間的融合。馬壩石峽地處嶺南粤北間要衝，石峽文化的崛起，除了本身獨特風格外，也吸取、融合了許多鄰近文化的新因素，並不斷給予“石峽式”的改造。石峽文化陶器群中繽紛多彩的色調，充分體現了歷史文明期前夜，我國遠古文化東西互映、南北交融的繁榮圖景，也反映了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諸文化融合統一的趨勢。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2期）

　　

　　注釋:

　　［1］蘇秉琦:《石峽文化初論》，《文物》1978年第7期；安志敏：《略論三十年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2］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

　　［3］江西省博物館等：《清江築衛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6年第6期，清江縣博物館：《清江樊城堆遺址試掘記》，《江西歷史文物》1980年第1期。

　　［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的試掘》，《考古學報》1962年第2期。

　　［5］湖北省博物館發掘材料。

　　［6］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修水山背地區考古調查與試掘》，《考占》1962年第7期。

　　［7］湖南省博物館：《澧縣夢溪三元宫遺址》，《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

　　［8］江西省博物館等：《清江築衛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6年第6期。

　　［9］高廣仁：《試論大汶口文化的分期》，《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

　　［10］淅江省嘉興縣博物館：《浙江嘉興雀幕橋發現一批黑陶》，《考古》197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