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芳（黎家芳,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文摘要】本文介紹的是筆者在其他學者對石峽文化的特徵及與其他原始文化的關係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對石峽文化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的關係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hixia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like Dawenkou culture and Liangchu culture in the southeastern costal area of China, based on other researchers'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s of Shixia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primitive cultures.

　　

　　從1978年石峽墓地資料公諸於世和石峽文化命名以來，不少學者對於石峽文化的特徵及其與其他原始文化的關係，進行了探討、研究。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對石峽文化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的關係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一、石峽文化的基本特徵

　　石峽遺址位於廣東省曲江縣馬壩鎮獅子岩。文化層分三層：上層屬西周到春秋時期；中層爲夏商之際；下層屬新石器時代晚期。［1］

　　石峽文化的内涵十分豐富，其基本特徵如下。

　　1．陶係以泥質陶爲主，砂陶次之，分别占出土陶器總數的60％和40％。陶器以素面磨光陶爲主，約占總數的70％，有紋飾的陶器較少，主要用繩紋、籃紋、刻劃紋、附加堆紋、幾何印紋和鏤孔等裝飾。鏤孔用於裝飾器足。盛行圈足器、三足器和圜底器，不見凹底器，平底器極其罕見。器形以鼎、盤、釜、豆、壺、罐爲主，子母口器口發達。子母口淺盤三足盤、圈足盤、子母口帶蓋盤鼎、釜鼎、陶甑等，地方特色顯著，是其典型陶器。

　　2．石制生産工具發達，製作技術較高，多數石器都通體精磨，主要器形有　、鏟、錛、鑿、鏃、鉞、錐等。其中，石錛和石鑿出土的數量大，既有大小之别，又有有段與無段、有肩與無肩的差异。石　和長身亞腰大斜弧刃石鉞，是最富於地方特色的典型石器。

　　3．葬俗盛行單人二次遷葬，並有兩套隨葬品，一套是第一次安葬時放置的，一套是第二次遷葬時放入的，墓爲長方形竪穴，多數墓的穴壁用火燒烤過，形成一層很薄的火燒壁。對墓穴的這種處理方法，爲我國新石器時代墓葬中首見。

　　此外，各墓的隨葬品存在着數量和質量的不同，在第三期大型遷葬墓中，隨葬品多，既有精美的石器，還有“顯然屬於外來形制的陶器”［2］和琮壁禮器。稻穀和稻米已“作爲一種‘祭奠品’供奉死者”。［3］

　　二、石峽文化的分佈範圍

　　石峽文化“主要分佈於粤北偏北部”，［4］這僅是就現有的出土資料而論；嚴格講，“它在嶺南的分佈範圍目前瞭解的還不很確切”，［2］它確切的分佈範圍並未真正解决。

　　迄今爲止，經過正式發掘的石峽文化遺址僅石峽一處，但在粤東和粤東北發現一些出土石峽文化器物的遺址，例如河源上莞墟出瓦足形鼎足，龍川坑子裏有屬於石峽文化的紅陶鬶片。這些遺址尚未發掘，内涵不清，難以肯定它們與石峽文化是屬於同一文化，還是僅受了石峽文化的影響。

　　同時，在與粤北緊鄰的江西“清江築衛城下層和清江三橋樊城堆遺址下層出了子口罐、三足盤、盤形鼎、陶豆、袋足鬶等陶器”，［2］石峽M54和江西修水山背一號房址“兩者共有的器物如陶鬶、陶盤、陶豆、陶器蓋、有段石錛、弓背石錛和石鑿等，形制都很相似。”［2］清江位於贛江附近自古地處粤贛的交通要道之上，而清江以南地區原始文化的分佈和内涵，因工作開展不多，與石峽的關係還不清楚。

　　已經發現的資料説明，石峽文化的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較高，有比較發達的稻作農業和手工業，已經出現等級分化，因此，石峽文化的居民對環境的生活適應能力應該較强，人口也不會很少。氏族部落的分佈，住地的選擇，主要是受人口多少、生産力發展水平和自然條件的制約。粤北地區與贛南、閩西地區的自然條件基本一樣，都適宜於水稻種植，地理上彼此鄰近，並有山口相通。所以，石峽文化完全可能越出今天的廣東，而分佈到贛南、閩西。

　　三、石峽文化與東南沿海地區原始文化的關係

　　石峽文化有自身的顯著地方特徵，又有一些與其他石峽文化相同的因素。有的學者認爲“石峽文化與長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有許多共同之處”，“石峽墓地出土的玉璧、玉瑗、玉塊、玉笄等裝飾品，以及有肩穿孔石鉞和浙江一帶良渚文化出土的大同小异”，“石峽墓地出土的盤鼎、鬶、有段石錛、石鏃和形式多樣的鼎足，與江西贛江流域清江築衛城遺址下層、江西修水山背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相比較，有許多相似之處。”［2］又有學者認爲“扁平穿孔石鏟和玉琮、璧、環、塊等飾物和良渚文化相似，與山東大汶口晚期的較接近”［5］還有學者認爲：“石峽文化與東南沿海、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諸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石峽墓地出土的有段石錛、鬻、盤式鼎和各種鼎足等，與清江築衛城下層、修水山背出土的同類器物對比，存在着許多相似之處。尤其集中出在M54和跑馬嶺一號房址的兩組器物，表現出少見的相似。石峽的穿孔有肩石鉞、刻範大玉琮、貫耳圈足壺等，與蘇南、浙北的良渚文化遺物又大同小异”；［6］蘇秉琦先生《石峽文化初論》一文中指出：“它與江西、蘇南、浙北諸文化具有許多共性，説明它們之間的關係特别密切。”將這些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石峽文化與其鄰省江西清江築衛城下層、修水跑馬嶺山背文化有密切關係；與蘇南、浙北的良渚文化關係極其密切；與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關係。這些看法自有依據，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商榷之處。筆者認爲：

　　1.石峽文化與贛南地區，特别與贛江上游地區原始文化的關係，討論的條件尚不成熟，理由前文已述。

　　2．在我國東南沿海諸原始文化中，石峽文化與分佈於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關係密切，而與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之間，看不出有直接的聯繫；大汶口——龍山文化對石峽文化的影響，是通過良渚文化而間接給予的。

　　首先，石峽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稻作文化，經濟形態基本相同，生産力發展水平接近，地理上又彼此鄰近，易於發生交往。從出土資料看，良渚文化已有船，水上交通工具比較發達，沿江湖與石峽文化交往的條件已經具備。相反，石峽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之間，相距甚遠，直接進行聯繫的困難大。

　　第二、石峽文化出土的陶鬶、石笄、與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但不是與大汶口文化交往的結果，不能作爲它們之間有直接聯繫的證明。

　　例如陶顰，它起源於大汶口文化，並爲典型龍山文化所繼承，是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但石峽M54出土的陶鬶，其形制與大汶口文化ⅡA陶鬶相似，但從其肩和板的位置等看，更接近浙江嘉興雀幕橋和江蘇吴興澄湖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鬶的風格，説明石峽M54出土的陶鬶“顯然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間接地受到大汶口——龍門文化系統的影響”。

　　從年代學講，良渚文化早期與大汶口文化晚期時間上大體相同。出土資料又證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龍山文化之間，互有交往和影響，例如，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汶口M4出土的有段石錛，［8］諸城呈子第一期文化出土的貫耳壺，［9］不僅見於良渚文化，而且還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之一；在良渚文化中有“近似大汶口的渦紋彩陶”，“近似蛋殻陶的磨光薄胎黑皮陶，以及在鼎、豆等器形方面，都帶有大汶口——龍山文化的風格”，［10］特别是新近在上海青浦福泉山下T23M2出土的一件彩陶捎壺，［11］亦見於大汶口文化，並屬其典型器之一。而江蘇吴縣澄湖、浙江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的陶鬶，又與大汶口文化有淵源關係。正因爲良渚文化與大汶口——龍山文化關係密切，互有交流和影響，在良渚文化和石峽文化發生交流之後，又將它所受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轉而影響石峽文化，是順理成章的事。

　　玉笄又稱錐形器，爲一種圓柱體或方柱體器物，一端呈鈍尖狀，一端爲短柄，真柄上有穿孔和無穿孔之分。該器雖有大小之别，形制却基本上定形。由於錐形器出土位置不同，其用途不明，在發掘報告中給予了不同的命名，如“笄”、“錐形器”、“鏃形器”、“矛”、“石珮飾”等等。其質地分爲玉、石兩類，但以玉質的爲多。爲了叙述方便，下面稱“錐形器”，對其用途，因篇幅所限不加論述。

　　從目前的資料看，錐形器主要見於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他地區文化也有所見，如石峽墓地，但屬偶見。

　　錐形器在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很普遍，是墓葬中常見的隨葬品之一，出土數量大，“據近九年出土的實物，計不下一百餘件”，［12］出土數量超過大汶口文化幾倍。尤其重要的，是近年發現的一些良渚大型墓中，不僅出土量大（如上海青浦福泉山墓地出土三十一件），而且除常見的圓柱形和方柱形錐形器外，又發現一種新器形，即“圓柱、方柱結合形，似是圓柱形與方玉琮串聯在一起”。在部分錐形器上雕刻有“叠圈紋”和“獸面紋。”［13］

　　大汶口文化中，出土錐形器的遺址也不少，主要有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8］曲阜西夏侯、［14］諸城呈子、［9］安邱景芝鎮、［15］和江蘇邳縣大墩子等遺址。［16］錐形器器形爲常見的兩種，即圓柱形和方柱形，也無紋飾。出土數量約三十件左右。

　　錐形器至遲在良渚文化早期就出現了，最初只有圓柱形，［7］其後才出現了方柱形和圓柱、方柱結合形，並有用獸面紋等紋樣裝飾。發展演變的序列明顯，出土普遍數量也大。因此，我們認爲錐形器的發源地是良渚文化，而不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出土錐形器比較多，是與良渚文化關係密切、受其影響的結果。因此，石峽文化的陶鬶、錐形器，與大汶口文化無直接的關係或毫無關係。

　　第三、石峽墓葬中有用良渚文化器物隨葬的習俗。

　　石峽的發掘情况，只有簡報，尚未發表正式報告。簡報中説共清理墓葬一百三十二座，分四期，一、二、三期屬石峽文化，共六十四座。也有文章説近百座。［18］根據簡報的資料，在六十四座石峽文化墓中，有十二座用良渚文化器物隨葬，其中屬於一期的一座，即M44隨葬一件貫耳壺。其餘十一座墓屬於第三期，即M15隨葬一件玉環，M17一件玉琮，M21一件玉笄，M42一件有肩穿孔石鉞，M43的一件玉璧，M54一件陶鬶，M47一件玉璜，M59一件玉環，M69兩件玉器——玉鳥和玉墜，M104一件玉鍰，M105一件大型多節玉琮。

　　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諸考古學文化中，出玉琮最早和最多的是良渚文化，其他一些文化中偶有所見，如石峽文化即爲其一。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爲圓筒形，後來又有内圓外方形，并且成爲主要的形制，而且還有兩節和多節之分，大小也較極其懸殊。玉琮上一般都有獸面紋，主要有兩種，即“象徵的獸面紋”和“形象的獸面紋”，在分節的玉琮上這兩種獸面紋多共存一器，其布局是形象的獸面紋在上，象形的獸面紋在下。

　　上述墓内出土器物的數字，是依據簡報的圖或圖版統計的，不能代表全部情况。例如：簡報的圖版中只出現兩件玉琮，而文字叙述中是六件；文字叙述中有小玉片，圖或圖版中又不見玉片。以江蘇常州武進寺墩M4：1爲例，“下節的獸面紋，作圓眼、寬鼻、闊嘴的形象。眼爲重圈，……外有橢圓形凸面作爲眼瞼。”“上節的象徵性獸面紋，由圓眼闊組成。眼爲重圈，……兩側還琢出長1.5毫米的三角弧綫作爲眼角。”［13］

　　去年在浙江餘杭反山發現一良渚墓地，共有大型墓十一座，“共發現隨葬品一千餘件，其中平均玉器每墓在百件以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小數玉器上發現刻有“獸麵人形神像”。［13］神像用極細的陰綫刻成，它頭戴華冠，人麵人身爪足，胸以下到臀部位置有一圖象：巨眼、大鼻、闊嘴，是一威嚴、神秘的獸面，所以，稱它爲“獸麵人形神像”並不確切。當我們將神像與玉琮上的獸面紋對比觀察後，發現神像身上的獸面圖象，與玉琮上“形象的獸面紋”基本一樣，而神面又與玉琮上的“象徵的獸面紋”基本相同。因此，我們認爲玉琮上的兩種獸面紋。是神像的簡化，它説明玉琮是一種法器，或最初與法器有關，後來才演變成爲象徵權力的禮器之一。

　　石峽墓出的玉琮（或石琮），從形制到紋樣均與良渚文化所出相同或近似，石峽“M105出的大玉琮和江蘇吴縣草鞋山上層墓葬出土的大玉琮，從玉料的選擇，内圓孔的對鑽到淺雕花紋幾乎一模一樣。”［19］而石峽各墓出土的琮、璧和裝飾品，與良渚大墓中出的玉器組合也一樣。這就生動地反映出石峽的琮、璧及裝飾品，可能來自良渚文化。

　　從上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1．上述十二座墓中隨葬的良渚器物，與良渚墓中出的同類器基本一樣，其中的貫耳壺、有肩穿孔石鉞、玉琮、玉璧等，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之一。所不同的，主要是在石峽一般是一座只出一件某類器物，在良渚墓中則上述各類器物往往同時出現，或出現上述其中的幾類，特别是上述各類玉器，即琮、璧、瑗、璜、塊環。“笄”、墜、馬形飾和玉片等玉器，在大型墓中多成組出現。玉璧不僅與琮、鉞同出，玉璧在有的一座墓中竟多達五十三件，數量之多，十分罕見。上述情况説明，石峽墓中出的良渚諸器，非當地生産，而是通過交换得來的。它們的産地應是良渚文化。

　　2．石峽第一期墓時期，個别墓中出現良渚器物。到第三期時，已有四分之一的墓葬中出現了良渚器物，其中有陶器、石器和玉器，既有生活用具，裝飾品，又有琮、璧等“禮器”。這説明至遲從石峽墓第一期時，已開始與良渚文化發生了聯繫，到第三期時，這種聯繫有了很大發展，兩種文化之間，交往頻繁，關係很密切，從而使石峽文化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影響。特别是琮璧禮器的出土，反映出兩種文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某種聯繫。

　　石峽文化與福建地區原始文化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問題。因粤、閩兩省有相連接的地區，福建長汀四都遺址又曾采集到一件子母口瓦形足三足盤，它與石峽出的同類器基本相同。長汀屬於閩西地區，與粤東北地區、贛南南部毗鄰，子母口瓦是三足盤在長汀出現，説明閩西地區和贛南部分地區一樣，存在着有石峽文化分佈的可能性。曇石山文化和石峽文化，也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但反映兩者有直接聯繫的資料不多，這種共同因素的存在，可能與它們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有關。

　　總上所述，在我國東南沿海諸文化中，石峽文化可能只與良渚文化有直接的聯繫。由於兩者關係密切，良渚文化的經濟文化又較先進，故給予了石峽文化以强烈的影響。同時，良渚文化受到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影響，轉而又影響了石峽文化。

　　

　　（原載《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文集》）

　　

　　注釋：

　　［1］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7期。

　　［2］蘇秉琦：石峽文化初論，《文物》1978年7期。

　　［3］楊式挺：談談石峽發現的栽培稻遺迹，《文物》1978年7期。

　　［4］朱非素：廣東新石器時代若干問題的探索，《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4年。

　　［5］廣東省博物館：廣東考古結碩果，嶺南歷史開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7］高廣仁、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論，《考古學報》1981年4期。

　　［8］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9］昌濰地區文物管理組諸城縣博物館：山東諸城呈子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0年3期。

　　［10］《山東史前文化在中華遠古文明形成中的地位》，齊魯書社，1986年。

　　［1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期。

　　［12］王正書：良渚文化中的玉錐形器辨析（特刊）。

　　［1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文物》1984年2期。

　　［1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山東曲阜西夏侯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2期。

　　［15］王思禮：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考古學報》1959年4期。

　　［16］江蘇邳縣四户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2期。

　　［17］南京博物院：江蘇吴縣張陵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18］朱非素：石峽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牟永抗等：論良渚——良渚發現五十週年之回顧（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