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縣博物館。）

　　【中文摘要】本文就蘇軾兩次經過曲江之事迹作一考證，一來可補正曆史之缺，二來可正傳言之訛。

　　Abstract:This article made a textual research on Sushis two visits to Qujiang,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o correct the rumors. 

　　北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主張變法的所謂新黨重新上臺，新黨人物章悖、安燾等出任宰執大臣。他們抛棄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體政策，把打擊“元祐黨人”作爲主要目標。當時在朝任職的高級官吏30多人被貶到嶺南等邊遠地區，蘇軾以“語涉譏訕”、“譏斥先朝”罪被貶惠州，從而開始其7年頗具傳奇色彩却又倍嘗艱辛的嶺南生活。

　　有關蘇軾的研究論著和文章層出不窮，其中較具影響的有《蘇軾評傳》（曾棗莊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東坡研究論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蘇軾係年考略》（吴雪濤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等。然大多數論著對蘇軾嶺南生活論述過簡，有的甚至對蘇軾在曲江的經歷只字未提，這是極不客觀的。翻讀《蘇軾文集》，其中不乏爲曲江（主要是爲南華寺）而作的詩文題記，如《卓錫泉銘並序》、《蘇程庵銘並序》、《韶州月華寺題樑》、《九成臺銘》、《與南華長老十三札》等，足以證明蘇軾當年在曲江並不僅僅是一位匆匆過客。有感於此，筆者認爲有必要就蘇軾兩次經過曲江之事迹作一考證，一來可補正史之缺，二來可正傳言之訛。

　　有關蘇軾第一次經過曲江的時間，《曹溪通誌》卷五和寺内現存明代餘大成《蘇程庵碑記銘並序》一碑均載“宋端明學士蘇公軾，紹聖元年甲戌八月過南華”。受其影響，曲江縣誌辦吕良棣《蘇東坡與南華寺》和楊志堅《蘇東坡三朝南華寺》等文章均持此論。其實這是不確的。蘇軾度嶺前曾作《南康望湖亭》一詩：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疏。

　　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即匡，避宋高祖名諱）時術已虚。

　　岷峨家萬裏，投老得歸無?”

　　　
長湖即鄱陽湖；這裏的南康乃指北宋時的南康軍，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分洪、江等州置，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地處鄱陽湖北，而非指南康郡或南康縣（今江西南康）。疑餘大成誤南康爲郡縣名，故得出蘇軾八月過南華之論。星子縣距曲江千餘裏，以宋時一般商旅速度，是不可能當月即達曲江的。且據蘇軾《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詩，知其到惠在十月二日。以曲江距惠州350公里計，當不用一個多月，所以蘇軾到曲江的時間應爲九月而非八月。如據《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卷三十三載：

　　　

　　（八月）“二十三日，與王嵓翁同謁（虔州）祥符宫乞簽。”

　　　
虔州治所在今贛州市，距曲江約200公里，約十天左右路程，因而可略推知蘇軾初至曲江約爲九月初。

　　蘇軾由大庾嶺路到廣東境内。至曲江境北之韶石時已是黄昏，遂投宿今曲江縣周田鎮麻坑東北的建封寺，該寺正值上京古道上。次曉登山中盡善亭眺望韶石風光，並題詩三首。其一爲：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嶷。

　　聖主若非直得道，南來萬裏亦何爲?”

　　　
韶石乃因傳説舜帝南巡至此，登山奏韶樂而得名，蘇軾此詩乃感懷身世而作。蘇軾沿湞水至北江，在今曲江烏石鎮蒙浬上岸，遊覽岸邊月華寺。值寺遭火灾重建，應僧之請爲題樑，並有詩。蘇軾題樑曰：

　　　

　　“上祝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宫，皆爲净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蘇軾登岸蒙浬，主要目的欲進南華瞻仰祖師，其動機或出於蘇軾表弟程德孺的影響或介紹。程德孺元祐五年（1090）間曾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當時韶州乃提刑駐地，程德孺因此與南華寺關係密切。寺内有程公庵，爲其入寺修行之所。因了這層關係，蘇軾在南華寺受到熱情招待，與主持重辯長老“語終日”，當下住在程公庵。蘇軾作《蘇程庵銘並序》：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我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

　　程取之，不爲貪。

　　蘇後到，住者三。

　　蘇即住，程則去。

　　一彈指，三世具。

　　如我説，無是處。

　　百千燈，同一光。

　　一塵中，兩道場。

　　齊説法，不相妨。

　　本無通，安有礙。

　　程不去，蘇亦在。

　　各遍滿，無雜壞。”

　　　
對庵銘中“住者三”句，向來認爲即指蘇東破、程德孺、程正輔三人。非是。按程正輔（程德孺兄，蘇軾姐夫）爲廣東提刑巡視廣州乃紹聖二年初事，且蘇軾與程正輔盡棄前嫌亦是紹聖二年三月事（蘇軾姐嫁至程家後，不久因受虐而死，兩家遂結恨）。故此時“住者三”不可能指程正輔，而應爲蘇軾、蘇過和朝雲三人。因爲蘇軾在南遷途中，將家小安置於陽羡（今江蘇宜興），而獨與幼子蘇過和侍妾朝雲南下惠州貶所。

　　蘇軾在《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中自叙：

　　　

　　“餘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

　　　
可見兩人相見即非常投緣。從蘇軾紹聖二年初至紹聖四年三月底寫給辯長老的十三札，可見兩人關係頗深，相互間常互爲贈物致意。作爲戴罪官員，蘇軾居惠州時與其弟蘇轍（此時居筠州，今江西高安）及家人的通信極爲不便，多由南華辯長老派專人不遠千裏爲其轉送信件。爲此蘇軾深表感激：

　　　

　　“异鄉隔絶，得聞近耗，皆法慈垂恤，知幸知幸。”

　　　
這期間蘇軾先後爲南華寺作有《蘇程庵銘並序》、《卓錫泉銘並序》、《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等碑銘題記，並應辯長老之請重書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蘇軾與南華寺的書信往來，大概維持至紹聖四年四月渡海前。不久重辯長老圓寂（約元符元年（1098）底）。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趙煦病死。因無子，由其弟端王趙佶即位。二月，蘇軾以徽宗登極恩移廉州安置；三月二十一日，又以生皇子恩，詔受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六月二十日，蘇軾離開居住3年多的儋州開始渡海北還中原，經徐聞、雷州、高州、廉州、梧州，於九月底至廣州；再由廣州溯北江而上，途經清遠、英州（今英德）、韶州等，從而再次踏入曲江境内。

　　據蘇軾《書羅漢頌後》及《游廣陵寺題名》上面所題年月日，可知他過清遠境時，分别於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游上述二寺。照此推算，蘇軾至英州時約爲十一月底。蘇軾在英州期間，得旨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離開英州時已爲十二月。

　　蘇軾尚未離英時，韶州同知李公寅、馮祖仁、南華長老已分别自曲江遣專人來迎。蘇軾俱有答簡。馮祖仁紹聖年間曾任河源令，蘇軾居惠時便有往來，此時已罷河源令而居曲江。蘇軾與南華明長老簡曰：

　　　

　　“軾啓：衰病後過南華，深欲一别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惠手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體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頗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不宣。”

　　　
有人將信中“因見仁者”作“因而見到仁者”解，進而斷定蘇軾寫此信時已見過明長老，從而得出蘇軾前後共三進南華之結論。如吕良棣《蘇東坡與南華寺》、楊志堅《蘇東坡三朝南華寺》等均持此説。其實，在古漢語中，“因”字本没有作“因而”解的實例，不同於現代漢語習慣。“因”多作“依靠、憑藉、趁着、沿襲、原因、由於”等解釋。可見“因見仁者”在此應爲“趁着見見仁者您”（即尚未謀面）解，唯如此，方與後面“遽辱專使惠手書，何慰如之”、“不即會見，企望之極”這些意外和客套用語在語意上保持一致。

　　蘇軾在英州接南華明長老信，才知好友蘇堅已在南華相待，遂作《寄蘇伯固》詩先贈。其序曰：

　　　

　　“……昨日又夢伯固手執乳香嬰（罌）兒示餘，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知伯固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嘆不已，故先寄此詩……。”

　　　
將至曲江時，曲江令陳縝（公密）專使來迎。蘇軾在曲江蒙浬上岸後，先與馮祖仁同扺韶州，受到韶州人士的盛情相待，來訪贈物者駱驛不絶。蘇軾莅韶數日後，方得與李公寅同游曹溪。千年古寺，故地重游，蘇軾心中自是一番感慨。在寺内，蘇軾見到友人蘇堅（伯固），並初晤住持明長老。全家瞻禮六祖真身塔，當晚與蘇堅於寺内談妙齋設榻長談。對二進南華，蘇軾在《次韵韶倅李通直》後自注：

　　　

　　與公寅“同游南華，宿山水間數日”；

　　　
他後來在與南華明長老第二簡中亦言及“清游累日”，可見在寺内是停留了一段時間的。其間除了作有《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談妙齋銘》外，還應明長老之請作《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紀念故人辯長老；後來在離開曲江前夕即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春節，又作《南華長老題名記》。至此，蘇軾前後爲南華寺所作的碑銘題記，已有十數篇之衆，正如其所言：

　　　

　　“結緣祖師不淺矣。”

　　　
據蘇軾《書馮祖仁父詩後》和《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後所題“無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判斷，其至曲江的確切時間當爲十二月十九日之前數日。

　　蘇軾離開南華後，又在韶城逗留了一段時間，與當地土人過從甚密，韶守狄成、同知李公寅、曲江令陳縝等地方官員均有設宴款待。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的65歲生日極可能便是在馮祖仁居所度過，故得爲書《馮祖仁父詩後》及《題馮通直（祖仁）明月湖詩後》。在此前後，蘇軾亦爲陳縝祖父隱居先生書作跋（《跋陳隱居書》），爲陳縝收藏的子石硯（端硯中珍品）作《陳公密子石硯銘並引》。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春節，蘇軾離韶，蘇堅因兒子有病，仍留南華。韶守狄咸爲餞行於城北九成臺，酒席間蘇軾作《九成臺銘》。當日，蘇軾還爲太常博士周秉之孫、韶人周超就其祖獲賜御書作頌（《英宗皇帝御書頌並序》），爲南華寺補作《南華長老題名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蘇軾至南雄州；五日至南安（今江西大餘）。正如宋人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載：

　　　

　　“正月，先生自韶至南雄，度嶺，經行南安……”

　　　
有認爲蘇軾離韶在元符三年十二月下旬（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恐未確。

　　縱觀蘇軾後半生，尤其南貶嶺南7年間，可謂歷盡坎坷。正如其《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所言：

　　　

　　“伏以竄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閉生死，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

　　　
然蘇軾畢竟是蘇軾，並未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困頓而對人生萬念俱滅。從釋道中獲取達觀與超脱，便是他戰勝困境的精神法寶。有關這點，可從蘇軾《南康望湖亭》（見前）和《十月二日初到惠州》這兩首詩中見一端睨。蘇軾後一詩寫道：

　　　

　　“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鷄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户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此時蘇軾内心已發生巨大變化，佛老思想日佔上風，不似前那般對遭貶懷抑鬱不平之心，其心情已由憤懣激烈轉趨淡泊寧静，隨遇而安。這期間變化，或與南華之游有關。相似地，宋代僧人釋曉瑩《羅湖野録》卷三亦有提及：

　　“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滸。（慧泉禪師）既迎其至，從容語道。”臨行時“泉復説偈送行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鐘阜臨歧句，説似當年踏碓翁’。”

　　可能，正是由這一刻起，便已注定了蘇軾與南華的這段緣份。

　　

　　（原載《廣東文物》200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