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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寺千人鍋與臘八節習俗



  吴孝斌(吴孝斌,曲江縣博物館。)

  【中文摘要】經研究,南華寺内現存的大鐵鍋與我國傳統的佛教節日“臘八節”有關,是用來熬臘八粥用的。而且這口大鐵鍋也爲我們瞭解元代的鑄造工藝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證據。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gigantic cauldron kept in Nanhua Temple is related to Chinese traditional Buddhist festival-the Laba festival. The cauldron was used to make the Laba Porridge. This gigantic iron cauldron provides a precious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es on casting technology in Yuan Dynasty.

  

  曲江南華寺素有禪宗“祖庭”之稱。寺内大雄寶殿後面,至今仍架置着一口弧壁圓底的大鐵鍋,鐵鍋通高1.7、口徑2.1米,鍋壁厚2.5厘米。由於歷時久遠,飽經歲月侵蝕,鍋身已銹迹斑斑,原鑄於鍋沿上的銘文多已模糊難辨,隱約可以看出的有“至正四年(1338)……李鳳喜舍”等字迹。據南華寺前住持惟因法師編《南華小志》記載:民國二十五年(1936)南華寺“建香積厨時,土中挖出千僧大飯鍋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後觀音菩薩座前。”可知這口大鐵鍋鑄於元末,並曾被長期埋没於地下。如果聯繫起《曹溪通誌》“元末群盗蜂起,所至焚掠,南華勝地亦遭兵燹”的記載,這口大鐵鍋極有可能是因那場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戰争而被埋於地下的,不想待它重見天日時,却已匆匆過去600年了。

  面對這口遠較普通鐵鍋大得多的元代巨鍋,有人認爲它能一次煮上數百斤米,可同時供千僧飯食,因而多稱其爲“千人鍋”,並因此而推斷元時南華寺一度極爲興盛,致寺僧達千名之多。如《南華小志》便稱其爲“千僧大飯鍋”,《曲江縣文物志》亦名之爲“千人鍋”。然而筆者對此不敢苟同,認爲這口大鐵鍋並非寺内當時日常所用的炊煮器具,它應與當時寺廟盛行的臘八節習俗密切相關。

  農曆十二月初八是我國傳統的佛教節日“臘八節”。佛經故事説,佛祖釋迦牟尼成佛之前絶欲苦行,餓得骨瘦如柴。一天餓昏於地,恰逢一牧羊女經過此地,便用采摘回來的各種野果和羊奶一塊熬了一碗奶粥給他吃,這才使他恢復了精力。經過一番冥思徹悟,釋迦牟尼終於在十二月八日這一天得道成佛。因而以後每逢這一日,佛教徒們都要拜佛誦經,舉行各種法會紀念,並用果子雜拌煮粥,以供奉佛祖和分食僧衆,這便是臘八節吃臘八粥的來歷。

  煮制臘八粥的配料,不同朝代不盡相同。宋代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載:“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明代,臘八粥的做法乃是將紅棗、粳米、薏米、核桃仁、菱米一起煮成。清代皇宫裏亦極講究臘八粥的熬制,《光緒順天府志》記:“臘八粥,一名八寶粥。每歲臘月八日,雍和宫熬粥,定制派大臣監視,蓋供上膳焉。”至今北京雍和宫内還有六口當時專門用於熬制臘八粥的丈二大鐵鍋。每口大鍋煮臘八粥要用米、豆二石、大棗等乾果百餘斤,乾果主要有榛、栗、菱、芡、棗、蓮子等數十種。臘八粥除了供宫内食用,還要用來供佛和賞賜給身邊近侍大臣。

  清代以前,臘八節熬制臘八粥供佛一直都是寺廟裏的一項重要的佛事活動,尤其是像南華寺這般規模及影響較大的寺院,更是在臘八節裏向香客遊人免費施粥,以廣交佛緣,擴大其宗教影響。

  南華寺千人鍋之所以不太可能爲日常炊煮用具,首先,從實用性來説,要想在一口如此巨大的鐵鍋裏煮飯、盛飯和洗刷一次均非易事,更何况是作爲寺内一日三餐地頻頻使用。其次,鑄於鐵鍋口沿顯眼位置上的長篇記事銘文,亦證明瞭它的鄭重其事,類似的鑄文亦見於寺内的其它具宗教性質的器物上面,如寺内一面高64、寬75厘米的明代大鐵鼓上,亦鑄有相似的銘文:“新會守御千户所金紫衙居住奉佛信女楊妙真喜舍鐵鼓壹面入於南華寺。”此外,從專門記載南華寺歷史建置和規模的《曹溪通誌》和《南華小志》上,都查不到可以證明元時南華寺盛極一時、寺僧逾千的記載。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爲,南華寺的這口元代大鐵鍋,是當時專門用於臘八節煮臘八粥供佛濟衆的器具,具一定的宗教意義。唯其如此,才會有虔誠的信徒舍財鑄造,並銘文記其功德。

  然而這口具有宗教意義的大鐵鍋又緣何會被深埋於地下達600年之久呢?根據鍋上所鑄銘文,我們知道它在鑄好後還不到30年(元朝滅亡於1368)便因種種變故而埋没地下。普遍的看法認爲是因“元末群盗蜂起,所到焚掠”所致,即該鐵鍋因戰亂兵燹而被瓦礫頽垣所埋没。筆者認爲這種説法站不住脚。在當時南華寺遭到焚掠的情形下,何以這口大鐵鍋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且從它歷時600年後才被後人從地下挖出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其埋葬之深,這决非殘磚敗瓦無意遮埋所致。要解讀這個數百年的謎團,恐怕首先得對當時(元末)的社會歷史背景有所瞭解。

  元朝末期,蒙古族統治者的殘酷腐朽統治,造成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不斷加劇,國内政局動盪,農民起義此伏彼起,且有不斷蔓延昇級之勢,令蒙古族統治者窮於應付。爲加强對廣大下層民衆的控制,統治者對漢人尤其是南人(即原南宋王朝統治地區中的漢人)采取高壓和苛刻的防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條便是嚴禁民間鐵器的流通,不許漢人、南人擁有武器和馬匹,至今民間還流傳着當時規定10家合用一把菜刀的傳説。當然這種傳説或許過分夸張了,但當時蒙古統治者對漢族人的統治非常殘酷却是可以肯定的。據歷史學家吴晗所著《朱元璋傳》中所引用的史料,“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四月,元(統治者)禁漢人、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違者拘入官。”“至元五年四月,元重申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至元六年五月,元禁民間藏軍器。”在官府多次三令五申的嚴禁之下,民間的武器和鐵器無疑是十分缺乏和有限的。

  與對漢人的殘酷高壓統治不同,爲利於統治和麻醉人民,蒙古統治者一向對宗教尤其是佛教采取寬容和保護政策,允許寺廟擁有自己的田産和客户,免去一切差税,有意籠絡扶持佛教中的上層分子,培養了一批寄生於下層僧侣和佃户身上的寺院貴族。我們從南華寺保存至今的元代仁宗皇帝普顔篤頒賜的八思巴文聖旨和帝師公哥羅竹堅參巴藏卜頒發的法旨中,不難看出當時統治者對寺院的優惠政策,其中延祐四年(1317)仁宗皇帝的八思巴文聖旨内容爲:“靠長生天之氣力,托大福蔭之護助,皇帝聖旨。向軍官們、軍人們、城市達魯花赤們、官人們、來往的使臣們宣諭的聖旨:成吉思汗、窩闊臺皇帝、薛禪皇帝、完者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説道:‘和尚們、也裏可温們、先生們不承擔任何差發,禱告上天保佑。’今依已往的聖旨,不承擔任何差發,禱告上天保佑。向廣東道韶州路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廣照禪師在世時所建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廣州路棗樹鄉南華戒院、杭州路南華禪寺等寺廟的福心、弘辯、慈濟大師賜予聖旨。在他們的寺院、房舍裏,使臣們不要住宿,不要向他們索取鋪馬供應,不要向他們征收地税、商税,不要搶奪寺院的土地、河流、人口、園林、碾磨、店舍……(以後缺失)”從此可知這些聖旨、法旨是元朝統治者出於維護寺廟田産權益而特别頒發給南華寺以作爲法律憑证的。

  高壓政策並不能阻擋人民的反抗鬥争,各地農民起義依然風起雲涌。就廣東而言,有史記載的有至元三年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起義,稱大金國。”同年“歸善(現惠州)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與朱光卿相結起義。”到了至正元年(1341)“湖廣、山東、燕南貧民爲盗,多至三百餘處。”可見在南華寺這口大鐵鍋鑄就後的幾年間,暴發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在這種動盪的社會背景下,寺廟求自保尚且不能,更遑論佛教節日臘八節的顧及。且農民起義軍出於武裝鬥争的迫切需要,“焚掠”寺廟,搜求鐵器以鑄造兵器乃當務之急。爲了保護這口頗具宗教意義的大鐵鍋不被銷燬,可能更多地是出於階級立場的不同,不想因此而向農民軍提供打造武器的材料,南華寺和尚將這口鐵鍋深埋於地下。以後由於戰火頻仍,南華寺“三遭兵燹”,祖庭衰落,遂無人記得此事。直至民國二十五年,虚雲和尚應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之請主持重修南華寺時,才將它意外地從地下挖出。然已物是人非,後人亦難知其本來面目了。

  作爲一件文物,這口大鐵鍋爲我們瞭解元代的鑄造工藝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證據;作爲史料,它亦爲我們瞭解元時的臘八節習俗及元末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戰争提供了一段小小的插曲。或許,這就是歷史文物的真正價值所在。

  

  (原載《廣東文物》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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