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進黨原主席施明德帶領臺灣百萬民衆掀起了第三波“倒扁”風潮，臺灣的另一個“民主運動捍衛者”龍應臺女士表示她不會向施明德捐出一百元。她説，問題不在要不要“這個威望不到膝蓋高的‘總統’”下臺，而是應該追究臺灣怎麽會“培養了他這種人物，而且容許他苟延殘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後的人民自己腦裏的文化思維。”（龍應臺：《我怎麽上“陳水扁”這一課》，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8月24日。）我不想評論龍應臺這樣做對不對，但我認爲她提出了一個極其嚴肅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民進黨從1986年誕生，到2006年百萬民衆一波又一波的“罷扁”，民進黨爲什麽會迅速發展成長、壯大，以至2000年登上執政舞臺；但又爲什麽會迅速没落，今日民進黨支持率僅達18.1%，而陳水扁支持率僅達18.3%，有54%民衆認爲陳水扁應該下臺，有45.5%民衆支持倒扁，有68%民衆支持施明德倒扁，但爲什麽有59.2%民衆認爲倒扁難以成功……。（臺灣《中國時報》民調，2006年8月18日。）是誰培養了容許陳水扁苟延殘喘的體制以及今日臺灣民衆的思維？這比一味要這不要臉的“總統”下臺以一圖痛快更爲重要。這是兩岸都無法逥避和必須深刻思考的問題，任何幸灾樂禍與盲目樂觀或悲觀，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必須爲臺灣病體找到發病的原因。

　　一、一個背棄初衷而迅速墮落爲名生利死的利益黨

　　民進黨在國民黨威權時代，作爲體制外反對專制獨裁，反對貪瀆腐敗，追求民主進步，要求改革開放，要求臺灣人當家作主，敢於挑戰權威，敢於抗争坐牢，它無論如何曾激動過當年民衆，博得過民衆同情，盡管它是一個街頭黨，盡管它非常草莽，盡管它的“臺獨”主張並非讓多數人支持，但它給過臺灣人民的一個希望，因此它能於2000年擊敗擁有二百萬黨員、一百年黨齡的國民黨，被臺灣民衆視爲“變天”，被西方社會視爲民主的成功範例——一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民進黨許諾將組成全民政府，將走中間路綫，人民無不企盼，民進黨人也躊躇滿懷地説：“執政二十年無敵手！”

　　而登上執政舞臺的民進黨，却没有中間路綫、没有全民政府、没有政績、没有改革、没有進步、没有民主，甚至没有反黑金、没有兑現執政前的一切許諾，反而迅速黑金化，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利益黨。民進黨黨員與支持者，除了“依附、禁聲、犬儒和僞善，對核心價值的沉淪一直只有看着、包容着、體諒着。”（顧家錦：《本土民主主義者的提問》，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6月19日。）它2004年就該下臺了，所有民調反映它的支持度遠遠落後於“泛藍陣營”，而陳水扁依靠“兩顆子彈”繼續執政，民進黨人爲了保住權力向魔鬼妥協了。於是陳水扁一伙變本加厲貪瀆腐敗，從陳水扁身邊人到外戚趙建銘一家到夫人吴淑珍到陳水扁本人，“明也貪、暗也貪、大也貪、小也貪”，“總統府”成了貪污中心，完全到了不知廉耻程度。各種弊案紛紛被揭發，如：高捷案、臺開案、二次金改案，秃鷹案……多達數十個。（臺灣《聯合報》社論，2006年8月1日。）而整個民進黨竟不敢反對，一味爲扁護航，彼此墮落爲一個“共犯結構”，完全背棄了初衷，背叛了人民，只是成了這“利益集團”的一個維護者，喪失了靈魂。在今日民進黨眼裏，“只有權力邏輯”，而没有倫理與價值，“民進黨目前也正以出賣自己靈魂，來固守自己最後的權力版圖。”（社論：《民進黨所摧毁的其實是自己的精神資産》，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8月26日。）

　　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大權獨攬，完全無視現行憲政體制——雙首長制，短短六年，更换“行政院長”五次，而陳水扁一家又讓民進黨深陷風暴之中。但民進黨依然没有反省也不敢反抗，百萬人倒扁而民進黨依然要護扁保扁，民進黨爲什麽心甘墮落？這是一個很難講通的現象，但臺灣《新新聞》1012期楊照《派系解散，惡鬥開始》一文很好解釋了這現象，楊照説：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挾持了從未想像過的這麽龐大的執政資源，”從而“快速馴服了民進黨，把民進黨綁在了自己身後，成爲對他無條件支持的後盾”，而“在民進黨‘陳水扁化’過程中，大部分派系都屈服於陳水扁威脅利誘雙管之下”。李雪莉也有過同樣論述，她説：“民進黨的變調、肇因權力”，2000年民進黨勝選後，“陳水扁向在場人士透露，‘總統有五千多個位子可運用’，權力帶來了許多的喜悦。”（李雪莉：《誰殺了民進黨》，臺灣《天下》雜誌2006年6月25日。）利益使民進黨人與民進黨成了利益的奴僕，使這個黨變成了一個利益黨，無怪稍正直一點的老民進黨人，稍有一點原有理念的老民進黨人，從朱高正、施明德、林正杰、陳文茜、許信良、鄭麗文、林義雄……都紛紛離開民進黨，執政後的民進黨對他們來講變得如此陌生了。一個政黨執政後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只要有反省機制，仍會有活力，但要是棄了理念與核心價值，則萬劫不覆了。

　　説到底，所有的大道理與崇高理念，在執政後的民進黨眼裏變得如此渺小，民進黨對清廉、民主、人權、法治根本没有信仰，自己人的利益才是核心價值，真正的追求目標只剩下一個，即“我們自己人掌權”，一切爲了“繼續保住江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弊案連連也要死命辯，哪需要談什麽最高或最低道德標準。”（社論：《民進黨的危機與風暴才剛開始》，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8月16日。）至此，民進黨不要説作爲一個執政黨是不及格的，連作爲一個政黨也是不及格的。爲了保住權位，民進黨的府院黨使盡渾身解數，這個團隊的前鋒負責“謾駡、指責、硬拗”，它的中場負責宣傳“絶不下臺，有問題去問别人”，它的後衛負責“悲情、懊悔但再給機會”，它的啦啦隊負責宣傳“什麽都没錯，什麽統統對。”（臺灣《新新聞》2006年8月期，第16-17頁。）至於什麽公義、道德、廉耻……統統都棄之不顧了。由此看來，民進黨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先進性而始終帶有太多小農的草根意識，只是在臺灣這特殊的歷史進程中，有着强烈的本土與民主的呼唤，給了民進黨一個機會。這種所謂的“政黨輪替”帶有太多的局限性，民主意識太少，進步動力太弱，充其量是一場“農民運動”，而一旦到了京城，依然當皇帝和魚肉人民。民進黨成立至今不到二十年，從一個追求民主和進步的黨演變成了一個不講民主不講進步的黨，這是一個值得總結的悲劇，是形成臺灣亂局的一個重要組成因素，也是造就陳水扁的原因。

　　二、惡質的選舉制度操弄了族群矛盾和製造了統獨對决，讓臺灣陷入意識形態鬥争的泥潭之中

　　當利益來自權力，權力來自選票，這樣的觀念與制度一旦確立，臺灣便陷入以選舉爲中心的政治生態，整個社會便環繞了選舉走。民進黨成了選舉機器，陳水扁成了選舉怪獸，爲了勝選，他們研究了怎麽煽情，怎麽製造選舉議題，怎麽抹黑抹紅……。民進黨前副秘書長鐘佳濱説：“1996年後，民進黨已經把大部分的力氣放在如何經營選舉，如何取得政權上，最高决策機關中常會裏，少有政策辯論，只剩下初選與提名制度的修改。”（李雪莉：《誰殺了民進黨》，臺灣《天下》雜誌2006年6月25日。）最後他們發現最有效最廉價的選舉工具——就是操弄族群矛盾和製造統獨對决，就是幡弄意識形態將臺灣變成藍緑兩種顔色，緑的代表本土代表愛臺，藍的代表外來代表不愛臺，將“臺獨”美化爲愛臺，將統一醜化爲賣臺。於是陳水扁與民進黨不斷製造族群矛盾和社會對立，不斷毒化兩岸關係，“因爲它相信自己所屬的主流族群的票源占人口多數，只要族群繼續讎視，民進黨就能因爲本土選票的同讎敵愾而勝利。此外，民進黨已没有信心以其他方式得到多數支持。因此，一面不斷戮刺着歷史傷痕，一面在社會切割出更多道傷口，吸吮着臺灣的血液維生。”（臺灣《中國時報》社論，2006年8月16日。）

　　爲了選票，陳水扁與民進黨需要製造讎恨，需要製造危機，需要製造鬥争，他們的邏輯是越獨越愛臺灣，他們用這邏輯刺激大陸作出反彈，而每次反彈又成了他們鞏固基本盤、壓制内部矛盾的口實，從而使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這種以意識形態治臺左右了臺灣政局時，當這種意識形態蓋過一切的時候，當民粹主義主導一切的時候，臺灣社會與人民就没有民族、民權、民生而言了。

　　出現這樣一種狀况，錯誤不在於臺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運動，而在於陳水扁與李登輝將民主化變成了“民粹化”。將本土化變成了“去中國化”。也許臺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來得太快了，而且成了陳水扁與民進黨的專利，他們壟斷了對“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解釋權。今天人們開始意識到“臺灣是民主的暴發户，擁有民主但不懂民主”，“社會與政府看似在民主的機制下産生，但是實際上全是由一群物性（易於驅使、激化、利用）的人所製造的政府。”（黄文奇：《人民力量撥亂反正》，臺灣《聯合報》2006年8月21日。）“本土化”——“本土政權”成了掩飾一切貪腐墮落的盾牌，而“民主化”成了一個貪瀆政權無法無天的護身符。“臺灣雖然已經有了選舉民主，但是追求政治與社會正義的公民文化却仍十分淺薄。”（陳宜中：《龍應臺回答不了的問題》，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8月2日。）“民主政治的真義，絶不是‘統治者無論如何貪腐不義，等到下次選舉再説’，亦絶不是‘不能容忍總統府前交通癱痪，但可以忍受嚴重貪腐不義的政權’”。（臺灣《聯合報》社論，2006年8月26日。）臺灣民衆有了選舉權是好事，選票固然可以表達民主，但選上了不管如何爛，也應該讓他舒舒服服做完，則是反映了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不成熟。憲政民主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而非濫權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當選票成了政治人物最大的目標時，整個社會的政經關係也隨之變化，首先是五花八門的政治獻金正當化，其次是猖獗的黑金政治公開化，最後是政治人物與財團利益輸送合法化。尤其是民進黨執政後，與金主互動無法建立制度化運作機制，而是主要依賴於直接的個人關係互動，金主與大企業家要出入府院，能獲得“緑頂商人”身份，能分得更多利益，則是必須設法巴結上府院的核心人物，通過他們與陳水扁建立起利益互輸的政商關係，於是陳水扁身邊的紅人從陳哲男、馬永成等——到外戚趙建銘到趙建銘一家——到陳水扁老婆吴淑珍，無一幸免地被金主們拖下水，他們從雁過拔毛到直接索取，無一不中飽私囊，一個一個成爲巨貪，這些人固然貪婪，而這種政商機制使他們無一幸免落水，乃制度使然。

　　被臺灣標榜自詡的“民主政治”是一種委托管理政治，但這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一種制度，事實證明，即使是民主選舉産生的政治人物，並不一定會忠誠於選民，他們“利用權力謀取私利是一種小惡。”（高岩：《臺獨必然導致政治腐敗》，香港《廣角鏡》總第407期，2006年8月。）希特勒也是民選産生的，他的罪惡不在斂財，而在於將德國人民引向戰争。今天的臺灣領導，爲了選舉，製造藍緑對决，將“臺獨”贊美成“愛臺”，這就“必然會挑動族群分裂、吸收政治黑金、收買美國政客、收買南美小國獨裁者，從事國際軍火内幕交易，大量涉及軍火傭金案”，就必然會挑釁大陸，“來實現他們黨派私利，臺獨政治最大的邪惡莫過於此，”（黄文奇：《人民力量撥亂反正》，臺灣《聯合報》2006年8月21日。）這才是大惡。正如民進黨原主席許信良所言：“整個黨逐漸變成臺獨意識的俘虜，比起臺獨，過去傳統的價值都不再重要了，這才是問題所在。”臺灣這種變味的民主，這種以統獨爲内涵的選舉可以説是臺灣一切亂源之根，從而衍生出今天的一切問題。

　　三、混亂的國家認同導致了行爲與價值觀的高度混亂

　　臺灣自“戒嚴時代”結束後，李登輝與陳水扁極力將臺灣作爲一個“獨立國家”加以營造，推行了一條“臺獨”路綫，製造了藍緑對决，致使臺灣廣大同胞對國家認同、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出現瞭高度混亂。即便陳水扁一家涉及這麽多弊案，藍營要“罷免”陳水扁，陳水扁還可以動員族群感情來取代反省，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用“顛覆本土政權”、“賣臺”輕易將藍營置於死地，因爲藍營不管反扁有多少理由，但它早被戴上了“不認同臺灣”、是大陸“同路人”的帽子。認同成了臺灣區别“敵我”的唯一標準，讓臺灣社會處於“認同恐怖”之中。

　　“臺獨”的死忠人物陳師孟説：國家認同重要，還是民主程序重要？當然是國家認同重要，美國公民也首先是認同美國，若認同俄羅斯與阿富汗的“塔利班”，則不會這是信念不同而寬貸，臺灣同樣不應姑息不認同臺灣的人。（陳師孟：《剖視“倒扁”連續劇》，臺灣《自由時報》2006年8月28日。）另一個“臺獨”陣營的陳麗菊説：臺灣的“國家認同的衝突使得一個國家具有兩組的政治領袖”，一個是本土派，一個是親中派，親中派以其多數優勢，杯葛軍購預算，又力圖要求“三通直航”和“積極開放”，形成“多數暴力”，“戕害民主莫過於是”。（陳麗菊：《漂流的認同，脆弱的民主》，臺灣《自由時報》2006年7月28日。）這兩個人的理論很典型地反映了今日臺灣的認同混亂。臺灣本是中國一部分，臺灣人本是中國人，但李登輝與陳水扁要改變這種認同，從而造成臺灣在經歷“本土化與民主化”後陷入了認同混亂，要不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要與中國保持一種什麽關係，成了臺灣民衆的頭等大事。而與這問題相比，民生問題、廉能問題皆不是問題，這樣的社會豈能不出陳水扁這種人？又豈能不出讓陳水扁能够苟延殘喘的制度？！

　　這種混亂對“臺獨”黨是十分有利的，使“貪腐政權”可以享受“本土政權”的專利，使“陳水扁等於臺灣”，使“民進黨等於本土”，於是“司法可以選擇性辦案、大法官可以不卓然獨立、總統可以將要職與企業私相授受、修憲制憲正名可以作爲政争工具……，‘本土’遂成了貪腐者扼殺‘民主’的兇器”，事實“民主應該成爲檢驗‘臺灣價值’與‘臺灣認同’的必要標準，”（社論：《用完整的民主豐富臺灣認同》，臺灣《聯合報》2006年8月28日。）而不是“認同”高於一切的“唯血統論”。

　　事實證明，在“假本土”與“假民主”擁護下，民進黨從一個“使命政黨”變成了一個“掮客政黨”，使整個社會理念崩毁、價值虚無、族群分裂，究其罪魁，是利用“本土化”與“民主化”去實現“去中國化”之結果。

　　四、李登輝與陳水扁塑造的“臺灣主體意識”給了臺灣民衆一個虚幻無望的“國族觀”

　　陳水扁的支持率從登上執政舞臺時的79%已下降到18%，民進黨的支持率也從60%下降到了18%，有半數以上人認爲陳水扁應該下臺，中間選民幾乎都贊成“倒扁”，臺灣“總統府”前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耻”字。陳水扁如稍有尊嚴應羞愧而死，但他並無退意，因爲他還擁有一定的支持者。泛緑的支持者並没有因爲他的操守而解體，他們仍保持了35%的基本盤，而深緑的民衆仍保持在15%左右，比起泛藍的45%基本盤，泛緑略覺微弱與理虧，但比起5%左右的深藍選民，深緑的聲音要强烈得多，陳水扁仍可以躲在深緑選民的保護之下。今日臺灣，大多數民衆對陳水扁當局是不滿的，但他們並没有對民進黨炮製的“臺灣論述”——“新臺灣人”、“臺灣生命共同體”、“臺灣優先”、“臺灣主體論述”、“臺灣主體政權”、“一邊一國論”、“正名制憲”……有所覺醒有所不滿。連馬英九對“本土論述”也很無奈，他雖然穿的是泛藍的外衣，但他不得不常常表示自己心也是緑的，是决不會出賣臺灣的，他會首先連接臺灣的。民進黨控制了臺灣的言語權，控制了人們的文化思維，“愛臺”、“賣臺”仍是劃分臺灣是非的二元論。應該清醒認識到，臺灣民衆不滿陳水扁不等於不滿造就陳水扁的路綫。從這一點講，任何人没有權力譏笑民進黨已潰不成軍了，他們仍有土壤，我們没有理由認爲“臺獨”的威脅已經不存在了，更没有理由認爲解决兩岸關係快了。

　　面對三波“反扁”風潮，陳水扁雖度日如年，但他在民進黨“全代會”上仍强調他决不會下臺，未來兩年他仍要以“堅持‘臺灣主體意識’，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爲核心價值，要完成“未竟事業”，他的支持者也發動一波又一波的“保扁護扁”運動，這些人的草根性與頑强性以及對“本土權政”的執著，較之温和的中産階級，不知要强烈多少。臺灣“百萬人罷扁運動”，這樣一場嚴肅的政治鬥争，最後演變成一場個别人“創意無窮”的“藝術秀”，這也是今日臺灣中間選民與中産階級實際狀况的寫照，任何人不能超越這樣的現實。臺灣的在野黨也遠遠没有做好執政準備，他們還没有能力提出一個新的代表兩岸民衆共同利益的臺灣論述，也無能力構建一個新型的兩岸關係。以美國爲代表的國際勢力不希望“本土政權”立刻垮臺，而造成一個兩岸構和的格局，從而使自己在臺灣問題上失去控制權。因此陳水扁可以苟延殘喘。

　　臺灣這十八年來，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的精心策劃下，發生的最大變化是製造了一個新的“國族觀”，這個“國族觀”核心是——臺灣是臺灣，大陸是大陸；臺灣過去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天却是事實獨立國家；臺灣人大多數來自中國，但今天是新臺灣人了；臺灣文化也來自中國，但今天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了；臺灣的制度過去也來自中國，但今天已是民主政體了；臺灣的憲法也來自大陸，但今天臺灣人要自己制憲了；臺灣人有權公投了，臺灣人的前途與命運將由自己决定，中國大陸無權干涉臺灣内政……。這也就是李登輝與陳水扁炮製的“臺灣主體意識論”，而在反扁浪潮中，李登輝雖也憎惡陳水扁，但他看到“本土政權”有可能因“倒扁”而受衝擊，因此又提出了“從‘本土政權’到‘臺灣主體政權’，從‘臺灣人’到‘新時代臺灣人’”，來鞏固“臺灣主體意識”。對李登輝鼓吹的這一套“主體論”，我們過去一直很不以爲然，没有看到他正是滿足了臺灣民衆渴求一個合理身份的訴求，他給了臺灣民衆一個虚幻的可怕的無望的“國族觀”，而這種國家觀、民族觀與文化觀，也造就了陳水扁這樣的“本土政權”，造就了這麽多的弊病。但今天多數臺灣民衆並不意識這一點，連“反扁”的龍應臺也陷入困境，到底維護臺灣現有憲政體制——她鍾愛的“民主制度”重要，還是“反扁”重要，這個最有文化的“文化局長”竟也不知怎麽辦才好了，何况一般臺灣民衆呢！

　　龍應臺是反對陳水扁的，但不願捐給施明德一百元，這是對是錯我不予置評，但她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即：臺灣怎麽會培養了陳水扁這樣的人、怎麽會造就這樣的制度、怎麽會産生這樣的文化思維，這是值得兩岸都去思考。我撰此文就想回答她，只要臺灣有這樣變味的民主觀、變腔的本土觀、變調的主體意識觀，就會有權力至上、選舉至上、意識形態至上，就會繼續出陳水扁、繼續毒化兩岸關係、繼續亂下去、繼續沉淪下去……。要救臺灣，要塑造一個正常的兩岸關係，必須走出這樣的誤區，兩岸才有希望、臺灣才會有前途。但這是一個長期、復雜、艱難的過程。唉，這也許是中華民族復興必須付出的沉重和曲折的代價！

　　
　　（寫於2006年9月3日，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06年第10期。）